摘 要： 本文从《阿Q正传》文本“格式”的角度，来感受阿Q这一文学形象的典型性。《阿Q正传》中“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序”揭示了中国“一切‘谱上的规则”中的“等级性”规则，阿Q和其他自甘处于这个“等级性”规则中的未庄人“国人魂灵”是一样的。文本中，未庄的众人就如“大起来，和阿Q一样”的小D一样，他们其实都和阿Q有着基本相同的“精神胜利法”——这一病态的“国人魂灵”。文本中也有“和艺术的距离之远”的“艺术”，它应该是鲁迅意图代言“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的泄露之笔。总之，《阿Q正传》文本的这些“特别”的“格式”直观、形象地呈现了阿Q是中国“国人魂灵”的一个不朽典型。

关键词：阿Q “国人魂灵” 典型 “格式的特别” “等级性”

鲁迅创作《阿Q正传》的阿Q这个人物形象，不是出于私怨“是在骂谁和谁” a，而是“已经试做”，“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 b，甚而鲁迅“恐怕”他写出的不仅是“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 c。也就是说鲁迅创作之时以及创作之后，都姑且认可阿Q是中国“国人魂灵”的一个典型。而这样的初衷和效果，自《阿Q正传》发表伊始的20世纪20年代初，就在“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周作人和当时《小说月报》主编茅盾那里得到了印证式的批评。周作人认为：“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没有自己的意志而以社会的因袭的惯例为其意志的人，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沈雁冰先生在 《小说月报》上说 ：‘阿 Q这人要在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阿Q却是一个民族中的类型。” d甚而，在鲁迅20世纪30年代的创作经验谈《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阿Q不是“专用一个人”，而是“尽了他的任务”（写出“国人魂灵”）的一个文学典型——“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e。时至今日，类似以上这样的鲁迅本人、“熟人”，以及同时代批评家的自述和论述，早就成了我们认定、解读阿Q这一“国人魂灵”典型的金科玉律。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鲁迅这样的自述主要是从创作论的角度，来揭秘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成因的，而周作人和茅盾的论述，则是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来验证阿Q这一典型形象的历史和现实的“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真实性。这样，阿Q这一典型形象本身具有的美学方面的特征，其实是反而被忽略了。也就是说，阿Q之所以是“国人魂灵”的典型，它本来就应该是“形象”地存在于《阿Q正传》这一文本当中的。在作于1935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曾自评《呐喊》的小说具有“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 f。依此逻辑，那么阿Q形象对于“国人魂灵”之“表现的深切”，肯定是依赖其“格式的特别”的，所以，本文即拟对“国人魂灵”典型阿Q在《阿Q正传》中的文本“格式”试着做一些探析。

一、“格式”一：“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序”

文学作品的典型形象，必须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也就是一个特殊的人物身上具有一个群体（乃至整个人类）的某些普遍性。那么为什么说阿Q这一个独特的人物身上具有中国“国人魂灵”的普遍性呢？它首先体现在文本的第一章“序”中。

对于《阿Q正传》的序言，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说：“因为要切‘开心话这题目，就胡乱加上些不必要的滑稽，其实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g这里的“滑稽”是指作者用戏谑的笔调来交代“文章的名目”h（为什么要叫“正传”）和阿Q的姓、名字、籍贯情况。对于这种写法，现在论者一般认为不是“不必要”“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而是认为其因为“游戏模仿”的手法，而具有“解构性”，它“解构”了史传文体的“等级性”，消解了人们对史传的“崇拜意识”i。先不管鲁迅在这序言中是否有意，是否成功“解构”史传文体的“等级性”，但是显见的是，鲁迅是客观地揭示了中国史传文体，包括每个人的姓氏、名字、籍贯的“等级性”的。先说史传文体，“列传”是“排在正史里”的“阔人”用的，“内传”是“神仙”用的，“本传”必须是“大总统上谕宣付国史馆立”的，“别传”则须是“文豪”方可“做过”，“家传”应该是其“同宗”“子孙”为传主拟写，“小传”又必须是已经有“大传”的人才可兼有。接下说姓、名字、籍贯，一个人姓什么本来由血缘带来，但是却有配不配的问题，能不能说的问题——“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名字呢，阿Q没说过自己全名是什么、号是什么（他这样的人很可能就没有“号”），也没在“生日征文的帖子”上写过他的名字（他不会写字），而别人也不知道这些。籍贯呢，因为其姓什么“不甚可靠”，因此也就“有些不决定”，即使居住地也是不稳定的，“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鲁迅对中国这些东西的“等级性”的揭示，在整个文本之中还客观地具有其他的“必要性”，甚而有很大的“相称”作用。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鲁迅表明，“《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迫害”j，而周作人也在上文提到的同一篇文章中说过：“阿Q……他像希腊神话里的‘众赐 （Pandora）一樣 ，承受了噩梦似的四千年来的经验所造成的一切‘谱上的规则，包括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 1因此，鲁迅在这篇小说序言中揭示的这些“等级性”其实是同样“暴露”了中国“一切‘谱（包括‘家族制度和礼教）上的规则”中的一条主要“规则”，那就是中国人身份、权利、尊严等等的“等级性”。而这种“等级性”是和19世纪末以来外来的自由平等的社会思潮相背离的，是鲁迅深恶痛绝的。在1919年的 《“圣武”》 中，鲁迅说：“秦始皇很阔气……刘邦说，‘嗟呼！大丈夫当如此也！羽说，‘彼可取而代也！……何谓‘如此……便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氛，互助共存的气息，在我们这单有‘我，单想‘取彼，单要由‘我喝尽了一切空间时间的酒的思想界上，实没有插足的余地。”！ 2在1925年的《灯下漫笔》中，鲁迅说：“但我们是自己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所谓的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席。”！ 3而阿Q显然就是这“吃人”的“等级”中的一员。总体来说，他是处于最低级的一层，甚至游离于整个“等级”之外，因为他几乎就是一个无家无室、无名无姓、不知籍贯、无财无权的流民。不过，如果结合后边的几章，可见阿Q也是曾经“优胜”，可以“优胜”，进而“取彼”，进入“人肉的筵席”的高一点的“等级”上的。但是不管是处于“人肉的筵席”中的哪一个等级，所有人的“魂灵”都是一样的，因为每个人都是自甘居于或将流动于上下的等级之间。低级者可以“取彼”但都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而高级者如若被“取彼”，用鲁迅1924年的《论照相之类》中的话解释，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变成奴隶，所以威力一坠落，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临下骄者事上必谄”！ 4。也就是不管居于哪个“等级”，他们的“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都是一样的。

通过以上分析，阿Q身上之所以具有“国人魂灵”的普遍性已经合理地呈现在文本的看似“在全篇里也是不相称”的“序”之中了，因为在“序”中，鲁迅是把阿Q放在中国“一切‘谱上的规则”中的“等级性”上来考量的，不管他处于哪一层，他都具有放之各层而皆准的“国人魂灵”，有机地具有“国人魂灵”的普遍性。

二、格式二：“和阿Q一样”的“优胜记略”

鲁迅在1934年的《寄〈戏〉周刊编者信》中，在谈到“小D”的名字时说过：“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 5的确应该是如此的，因为如上文分析，小D也是自甘处于中国“一切‘谱上的规则”的“等级性”规则之中的，他“对于生命幸福名誉道德的意见”自然和阿Q是一样。推而广之，《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等未庄人，其实也是“和阿Q一样”的。他们的“一样”的特征，同样不管鲁迅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刻画，也是客观地体现于文本之中的。

小D、赵太爷、假洋鬼子、王胡等未庄人和阿Q“一样”的核心，当然是他们的“魂灵”，是“中国人品性”。其中最主要的，在《阿Q正传》中是作者从第二章开始“记略”，并且贯穿文本始终的阿Q的“优胜”方略。因为既然始终处于“等级性”之中，总是要“取彼”方可获得“欲望的满足”。而同时发生的，就是难免会被“取彼”，难免“取彼”失败，甚至永远处于被“取彼”之中，而这时候，能发生作用的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了——以精神上的“取彼”，来获得“欲望的满足”。

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具体表现和实施方略是什么样的呢？未庄人如何“和阿Q一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依仗祖宗”。鲁迅在1925年的《论“他妈的！”》 中指出：“晋朝已经是大重门第，重到过度了”，“中国人至今还有无数的‘等，还是依赖门第，还是依仗祖宗”！ 6。像这样的“门第”方面的“等”，显然就是“家族制度和礼教”的“等级性”的表现之一。一个人如果袭有高贵的门第，即使不能在利益上得到“余荫”，也能在“精神”上成为“上等人”——由此可见，“依仗祖宗”的“门第”观念无疑是“精神胜利法”之一种。在“序”中，阿Q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而赵太爷则叱问阿Q“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你怎么会姓赵！——你那里配姓赵！”这说明阿Q和赵老太爷都有这样的“精神胜利法”。只不过，赵老太爷觉得自己配姓赵的“精神胜利”，似乎还有一定的现实依据，而阿Q也许只是生发于纯粹虚无、猥琐的精神层面罢了。他或者只能假托“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或者只能预支“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而在假托和预支不能起效用的时候，就是如鲁迅也在《论“他妈的！”》 中说过的，他只能通过“国骂”去“瞄准他的血统”“硬要去做别人的祖宗了” ！ 7——“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可是即便是如此，在“许多年里”，未庄人“大家也仿佛格外尊敬他”。这就更说明，未庄人都是服膺这样的“门第”观念的。

二是“合群的自大”。“门第”观念是假借“祖宗”和“儿子”的高贵来获得自己“精神的胜利”。从心理学角度来质言之，这就是鲁迅在1918年《随感录三十八》里指出的：“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自大”，“胜了，我是一群中的人，自然也胜了；若败了时，一群中有许多人，未必是我受亏”。！ 8也就是说，“祖宗”只是因为血缘发生关系的“群”之一罢了。而阿Q这样通过“合群的自大”，来获得“个人的自大”的“精神胜利法”，在文本中还有多处体现。比如对“城里人”和“未庄人”的比较，阿Q是既“鄙薄”未庄人又“鄙薄城里人”的，前者因为自己“进了几回城”，后者是因为城里人对凳子的称呼、鱼的做法等和农村不一样——前者，他是假借城里人的“合群的自大”来获得“个体的自大”，后者他又反过来，则是假借未庄人的“合群的自大”来获得“个体的自大”。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他们都是因为地缘而结成的群体。阿Q的“合群的自大”意识，“登峰造极”的表现，就是在他妄想“革命”的时候了。“革命”的“谣言”传进未庄后，在听说“举人老爷有这样怕”、看见“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时，阿Q“便又飘飘然起来。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这种时候，他是假借因身份而结缘的“合群的自大”，而获得“个体的自大了”。这样的“合群的自大”意识，在未庄显然不只是阿Q独有，而是众人皆然。尤其同样是在“革命”风潮中的时候，看见“革命党”得势，小D、赵司晨、赵白眼、赵秀才、假洋鬼子等人莫不是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对“革命党”的归顺，赵秀才还买了一个象征“革命党”身份的“銀桃子”，而假洋鬼子更是和“洪哥”攀上了关系——这时候，他们也都想借助，或者已借助“革命党”的“合群的自大”来获得“自我的自大”了。

三是“瞒和骗”。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文本中最明显、最频繁的表现应该是“自欺欺人”了。这种“国人魂灵”，用鲁迅在1925年的《论睁了眼看》说的就是“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在这路上，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9。阿Q这方面的“精神胜利法”，体现在他不敢“正视”自身上的“癞疮疤”，因此忌讳、痛恨别人提起——只要没人提起，就好像是不存在了，这显然是“怯弱”的“自欺”；还体现在他偷了静修庵的萝卜，却狡辩说：“我什么时候跳进你的园里来偷萝卜”，“这是你的？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这则是“巧滑”的“欺人”；更体现在他被当成抢劫犯抓进牢房，并且很快被执行死刑时，“他以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圈圈的”，“似乎觉得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这更是“怯弱”“懒惰”的“自欺”了……而在文本当中，最具有阿Q这样的“瞒和骗”的“精神胜利法”的就属假洋鬼子了。这位钱太爷家的公子，虽然处于“家族制度和礼教”更高的等级上，但是他可以说是一个留过洋的“阿Q”。他的撒谎辫子“被坏人灌醉了酒剪去”，他需安装一条假辫子，他的忌讳、恼怒于阿Q说“秃儿。驴……”他虚构的“洪哥……再三再四请我湖北”，这些“瞒和骗”的“优胜”的方略，和阿Q都是如出一辙。还有，最后阿Q被当成抢劫犯审判、枪毙，那个带兵的把总所使用的方略，不也是昭然若揭的“巧滑” 的“瞒和骗”吗？——阿Q伏法，案件了结，他不用发愁“我的面子在那里？”了。

四是“估量了对手”。阿Q要“优胜”，可以“依仗祖宗”，可以假借“合群的自大”，还可以“瞒和骗”，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和对手正面“战斗”的，只不过，这时候阿Q的方略是要先“估量了对手”——其实就是“专捡软柿子捏”了。对于阿Q来说，这样也是很可以获得“精神胜利”的。因为阿Q不像“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只要是胜利，他就“飘飘然了”，而且他还可以借此转嫁被强者凌辱的耻辱了。这一点，就体现在Q为什么会挑选小D进行“龙虎斗”，为什么在被王胡碰了头、被假洋鬼子打了棍子后，会去欺侮小尼姑，为什么会把静修庵当作其“革命”的首选对象了。而这种“专捡软柿子捏”的斗争哲学，可以说是未庄人最为信奉的生存信条了。比如未庄的那些“闲人”们，不就是在“估量了对手”之后——那时候阿Q没“革命”呢，才“愈喜欢玩笑他”，“还不完，只撩他，于是终而至于打”，而在阿Q“革命”之后，他们就都“惊惧”“怃然”了。还有王胡，在碰阿Q的头的时候，是如狼似虎的，等到阿Q“中兴”回未庄，他就“瘟头瘟脑”了。最典型的还是假洋鬼子，在“革命”的时候，他和阿Q是多么“英雄所见略同”地“估量”静修庵为“革命”的首选对象了。这就是上文提到的鲁迅说的“临下骄者事上必谄”。

五是“自轻自贱”。阿Q在“估量”对手时，有时也是会失算的。但是这还是难不倒他的“精神胜利法”，他的应对之策就是“自轻自贱”。比如，在打不过别人时，他就哀求“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吗？”而“自轻自贱”之所以能转败为胜，是因为 “他觉得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这其中包含的阿Q自己的“心理学”就是，首先能“自轻自贱”，他就获得了自我的“主宰”权，其次他还是敢为天下先地“第一个”能这么做。正因为有这样的心理建设，所以在“未庄赛神的晚上”，阿Q稀里糊涂被众人打了之后，回到土谷祠通过“自打”来获得“心满意足的得胜”，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但是，这样天下第一的“自轻自贱”“自打”的“精神胜利法”，其实也并不是阿Q的专利，未庄的很多人都会的。首先是小D，他在“估量”自己可能还打不过阿Q的时候，便提前告饶：“我是虫豸，好么？……”此话和阿Q“自轻自贱”时真是“异口同声”——怪不得鲁迅会说他“大起来，和阿Q一样”。接下来是赵太爷，在“估量”了阿Q是参加“革命”之后，他立刻收敛起了骄横，“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老Q”了—— 一副“自轻自贱”的巴儿狗样穷形尽相。而未庄的其他人，在强势的“革命”面前，莫不都是在上演着一出出“自輕自贱”的好戏。

六是进行“寇盗式的破坏”。在实力弱、不得势，或者要被“革命”时，未庄人能“自轻自贱”。但是在“参加”了“革命”后，他们想做什么，做了什么呢？阿Q是幻想着“白盔白甲”的“革命党”“叫道，‘阿Q！同去同去”，然后“要什么就是什么”，而假洋鬼子和钱秀才则是先下手为强“革命”了静修庵，拿走了“宣德炉”。而城里人呢，则是“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把总”，另外一帮不知道哪里的人，竟然在一个晚上在阿Q眼前像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一样把赵太爷家给“洗劫”了。凡此种种人，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如鲁迅在1925年《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中说的，这是一种“寇盗式的破坏”@ 0。这种破坏，就是“格式一”中分析到的“取彼”，都“只是纯粹兽性方面的欲望的满足”，都和鲁迅倡议的必须掀翻等级分明的“人肉筵席”的革命是毫不相关的。更为可怜可悲的是，阿Q的“寇盗式的破坏”，还只停留在臆想当中。比起“兽性”的“欲望的满足”，更只是一种“奴性”的“精神的胜利”了。

七是做“戏剧的看客”。阿Q想参加“革命”而不可得，而且竟然做了“革命”的牺牲品。对于“牺牲”，鲁迅在1924年的《娜拉走后怎样》中说：“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 1鲁迅对“牺牲”的这种看法，也是体现于《阿Q正传》之中的。之前阿Q进城看见“杀革命党”，但是这一出“悲壮剧”，只是成为阿Q回到未庄在那些闲人面前炫耀的谈资罢了。而在最后阿Q要被枪毙，一路上跟随的“蚂蚁似的人”，竟然“多半不满足”，认为只是“滑稽剧”——“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啊，游了那么久的街，竟然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也就是对自甘处于“等级性”规则中的阿Q似的人们，不管是真革命的“杀头”，还是替罪羊的“牺牲”，只能成为他们“精神胜利”（“仿佛颇愉快”）的无谓的“戏剧”。

上面分析的“精神胜利法”的七个主要表现，其实质正也可以用周作人在《〈阿Q正传〉》中说到的两点来概括——“写中国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 @ 2。（其中，前四个主要是“缺乏求生意志”的表现，后三个主要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这样的“国人魂灵”，如上文分析在《阿Q正传》中，是未庄的众人所普遍共有的，只不过阿Q因为处于“等级性”的底层而表现得更明显、更集中、更严重罢了。因此，阿Q作为“国人魂灵”的典型，其实是非常具体、直观地体现在《阿Q正传》的文本当中的。

三、格式三：“和艺术的距离之远”的“艺术”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交代了他弃医从文的原因是意识到“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并且还透露了他写作小说的起始是来自“正办《新青年》” 的钱玄同的推动，因而他就“呐喊几声”，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助力他们唤醒“铁屋里”“熟睡”的人们。但是鲁迅同时声明：“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3这样的小说创作的“艺术”观，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有进一步的阐述：“自然，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的别号。所以我的选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4由此可见，鲁迅创作小说，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有明确的现实功利目的——就是要服务其“启蒙”“不幸的人们”，其中包括“改变他们的精神”，也就是改变“国民魂灵”。 而在“启蒙”过程中，因为要“听将令”，即使“用了曲笔”，而使“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是应该和可以接受的。因此，回到《阿Q正传》这个文本，通过其“艺术”，哪怕是一些“和艺术的距离之远”的“格式”，也是可以以果溯因地呈现出鲁迅塑造的阿Q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鲁迅意欲创造的“国民魂灵”的典型。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列举了两个“曲笔”的例子，“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 5。这两个“曲笔”是否、如何“和艺术的距离之远”另当别论。但是，在《阿Q正传》中，确实有一“笔”，是似乎是“和艺术的距离之远”的。

在阿Q在被枪毙前，鲁迅对他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

这刹那中，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的在脑里一回旋了。四年之前，他曾在山脚下遇见一只饿狼，永是不近不远的跟定他，要吃他的肉。他那时吓得几乎要死，幸而手里有一柄斫柴刀，才得仗这壮了胆，支持到未庄；可是永远记得那狼眼睛，又凶又怯，闪闪的像两颗鬼火，似乎远远的来穿透了他的皮肉。而这回他又看见从来没有见过的更可怕的眼睛了，又钝又锋利，不但已经咀嚼了他的话，并且还要咀嚼他皮肉以外的东西，永是不近不远的跟他走。

这些眼睛们似乎连成一气，已经在那里咬他的灵魂。

“救命，……” @ 6

这一段话，如果小说一创作完先把它抽离出来，然后再让读者来读，读者很可能不会认为其中的“他”和在剩下部分里读到的阿Q是同一个人吧。文本中其他地方的阿Q因为其惯用“瞒和骗”的方略，他的“思想”常常处于稀里糊涂、模棱两可的混沌、麻木状态。所以鲁迅在描写他的“思想”时使用的大都是类似这样的词语：“似乎”“似乎确凿”“仿佛”“大约”“忽而似乎”“胡里胡涂”“惘惘”等。而这时候，阿Q竟然对“狼”、对围观的群众的“眼睛”，对自己的“灵魂”进行了这样一番深入、犀利的剖析。即使是因为人之将死，阿Q也终于清醒片刻，可是这时候运行其思维的这些词语，也不应该是被判死刑要画押才第一次拿笔的他所能想到的吧。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鲁迅曾提到郑振铎感觉“大团结”的阿Q和作者“最初写作时”的阿Q，“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对此鲁迅是不以為然的。@ 7而从上面这段话来看，我们也是疑窦顿生：“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的吧？这一个似乎更像是同鲁迅一样，具有“启蒙”思维的“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8的文化人，而不是阿Q这样目不识丁的流民。

当然，从上面文本的这段话中，生发出鲁迅描写的阿Q “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的困惑，并不是意在、也不足以批判《阿Q正传》整个文本“和艺术的距离之远”，而是从这样的“缺陷”式的“格式”中，我们反而可以直接、确凿地捕捉到鲁迅是有意地、功利地把阿Q当作一个“国民的魂灵”的典型来塑造。这段话中，鲁迅正是在“揭出”“解剖”“国民的魂灵”，只不过无意之中，作者把自己对阿Q、对群众的“解剖”，误写（或者说拔高）成阿Q在自我“解剖”、“解剖”群众了。这种无意，其实也很可能来自于鲁迅在表现“国人魂灵”时身为代言人的无奈。在《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中，鲁迅写道：“我们人人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心无从象印。这就是古代的聪明人，即所谓的圣贤，将人们分为十等……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一种难到可怕的方块……至于百姓，却就默默的生长，萎黄，枯死了……要画出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 9正因如此，在这样的“误笔”中，鲁迅 “依了自己的觉察”，“画出（阿Q）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并进而“改变他们的精神”的热忱之心可鉴，当时“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孜孜“启蒙”的时代风貌，也焕然在眼前。

总之，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探析，可以看见《阿Q正传》的文本“格式”的美学特征，与鲁迅自己的创作论和其他人社会学、文化学的批评相比，更直观、形象地呈现了阿Q是中国“国人魂灵”的一个不朽典型。

acg@ 7 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第397页，第396页，第394页。

b@ 9 鲁迅：《鲁迅全集》（第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第83页。

dk@ 2周作人：《〈阿Q正传〉》，《晨报副刊》 1922年3月19日。

e@ 4鲁迅：《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7页，第526页。

fjo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页，第247页，第155页。

hlmnpq！ 8 st@ 1 @ 3 @ 5 @ 6 @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2页（本文的《阿Q正传》引文皆出自此处），第372页，第227页，第193页，第246页，第247页，第327页，第254页，第203页，第170页，第439页，第441页，第551页，第300页。

i曹万生：《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

作 者： 林铭祖，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基础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