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

本期客座总编辑

梁鴻：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有《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等，获首届非虚构写作大奖·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等文学奖项。

重返我们曾经逃离的故乡

《检察风云》：二十岁以前您一直在农村生活，就一直在梁庄吗？

梁鸿：实际上21岁之前，我都在以我们老家为中心的县城附近生活，上了3年中专，又回到乡村教书。

《检察风云》：是不是到了北京以后，才对故乡有了强烈的感觉？

梁鸿：其实我觉得“故乡”这个词是比较游移的，我原来去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一两个星期才能回一次家，这个过程中也挺想家的。后来到北京读研究生、定居，不知道什么时候，故乡，变成了你心中一块沉甸甸的地方。它是慢慢形成的，随着距离的增加、年龄的增长，故乡才变得清晰。很难说在哪一个时刻，它变得如此强烈。

《检察风云》：你有篇访谈，题目是《重返我们曾经逃离的故乡》。是不是可以说，你离开故乡时，是“逃离”的？是拼命想要离开农村的？

梁鸿：“逃离”这个词可能太过动词化了。不过你想一个农村的孩子，那么努力读书为了什么？就是为了离开农村，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要逃离农村困苦的生活境遇。一代代的农村人都在试图找到更好的生活。当你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有了家，再回过头来看家乡，这就是重返。

《检察风云》：2008年回到家乡，怎么想到要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写梁庄？

梁鸿：我想很多作家开始写作的时候，第一个想要书写的，就是家和童年。在我心中，对我至关重要的，还是家乡。所以非常自然的，想要写梁庄，想要回到我的童年。其实我每年放寒暑假都会回家，听我们的老支书讲顺口溜，因为他是我们的开心果。我觉得写作是慢慢累积的过程，只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我要去书写它，要进入他们灵魂的深处。这样一年一年的累积是必不可少的。

当时我不想写成小说，当然也不想写成论文，就想了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写。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慢慢形成了这种比较现场化的书写，有点类似于人类学的观察。到了后来才有非虚构的概念。并非是有了非虚构的概念，再去写《中国在梁庄》的。

梁庄有一定的代表性

《检察风云》：因为你用的是“中国在梁庄”这个标题，是不是认为梁庄是可以代表中国农村现状的？或者说它是中国农村的一个缩影？

梁鸿：没有那么大，这只是个题名。不过呢，题目有一定的象征性。实际上，梁庄有一定的代表性，它既不大也不小，既不富也不穷。这样一个村庄的生活，这样一个村庄的境遇，可能会是中国很多村庄的影子，所以我觉得用“中国在梁庄”这个题目也不为过。在中国，像南方有的村庄特别富裕，细究起来，每个村庄有每个村庄的境遇。

《检察风云》：“三农”问题是当今中国的一大课题，你觉得解决之道在哪里？

梁鸿：这恐怕不是作家能够回答的问题。一个作家的职责就是将生活的内部场景非常细致、深入地书写出来，至于解决之道，需要政治家社会学家来梳理、解决。我们能提供的只是一个村庄的场景、状态，很难提出解决方案。

《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现在也是很多大学的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的必读书目，我想他们也是想从真实的场景里面找到他们所要研究和思考的材料。

《检察风云》：虽然都是一个村庄的，但是你去采访的时候，是不是会发现一些跟你原来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家庭？

梁鸿：那肯定会有。就算是自己的亲戚朋友，你真的了解他们吗？乡村农民的很多境遇、现状真的不是你能想象的。像我的亲哥哥早年外出打工，他给我讲他的故事，这些事以前我都不知道，因为这次写书的契机我才了解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值得你去挖掘，值得你去倾听。

《检察风云》：《中国在梁庄》成功以后才写的《出梁庄记》，还是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要写出城的农民？

梁鸿：我在采访写作《中国在梁庄》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他们就谈到了他们的孩子在外面打工。我那时候就想，我应该把那些在外打工的人，他们的故事也讲出来，这才是完整的梁庄。我之前并没有规划好要写什么。

《检察风云》：《出梁庄记》因为记录的是进城的农民，采访的过程中是不是遇到更多的困难？

梁鸿：确实是的，因为要到不同的地方去找人，本身就比较艰难。他们又不在中关村或者上海徐家汇，都在比较偏远之地，找人是比较费劲的事。说农民到城市打工，可是到底他们去了哪里呢？他们住在哪里呢？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所以我在《出梁庄记》中仔细写了我是怎么找他们的，在什么地方见他们的，他们居住的地方是怎么样的，所以也是特别想要构筑一个大的空间地理的感觉，就是这些农民进城之后，他们到底在什么地方生活。

每一个采访都有不同的感觉。比如说到青岛看我的堂叔，他在青岛生活了十几年。我的堂叔在当地的电镀厂上班，说是说青岛，但实际在青岛胶东的一个村，实际上还是农村，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而且，我看到他们住的房子非常潮湿，比我们老家的房子还落后，我去了才发现，原来他们只是从梁庄搬到了另一个村庄，居然也背井离乡这么多年。所谓“打工”，依赖的是工业，而在梁庄，没有工业。这种“打工”有很大的局限性。

《检察风云》：2015年，你失去了父亲。因而写了《梁光正的光》，但为什么不再用非虚构的方式了呢？

梁鸿：我觉得写我的父亲不太适合用非虚构的方式，而且他本人就是个非常戏剧化的人物。他会允许我虚构，另一方面，我也从我父亲的形象出发来挖掘更深层的东西。比如父亲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作为一个农民的存在，作为一个男人的存在，除了父亲，他还有很多身份。我也想通过他把人性的冲突、人性的挣扎表现得更加充分一些，所以我觉得这时候虚构是更合适一些的。

《检察风云》：你的父亲算不算对你影响最大的人？

梁鸿：每个人的父亲对其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和我父亲的关系，早年也有很多争吵，但是总体来说，我的性格受他影响很大。我的父亲很乐观，我们兄弟姐妹也很乐观，会自我调侃，也会面对艰难困苦，坚强地挺过去，这是我的父亲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我的父亲像个刺头，爱发表意见，我们也是。其实我们的大半生，都在努力克服或者摆脱父母的影响，然后到了有一天，你才会发现，这种影响是摆脱不了的，它已深入骨髓，成为你命运的一部分。

重新审视乡土文学

《检察风云》：从鲁迅到莫言、阎连科，你对中国乡土文学怎么看？

梁鸿：我觉得《四象》不是乡土文学，离乡土文学有点远了。现在年轻作家写乡村的确实越来越少了，不过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文学本身也在发生变化。现在很多青年作家写小镇生活，写在城市的打拼，这是时代变迁之后的结果，像莫言和阎连科那样对乡村进行原生性的书写越来越少了，而对乡村进行开放性、与时俱进书写的，则相对多了。因为村庄也在发生变化，时代也在发生变化。你不必亦步亦趋，你要找寻你自己的路，新的方法和途径。

《检察风云》：你一直在写梁庄，是觉得梁庄是你的根？

梁鸿：我只是用梁庄作为一个符号，它是我思维不断发展的原點，它是非常多变的符号，具有不同的意义。它是不固定的，可变形的，但它的内核是与我息息相关的。梁庄是我生命中无法绕过的存在，我就想每十年写五万到十万关于梁庄的文字，假设我活到七八十岁，那我还可以写好几本关于梁庄的书，我想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