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

放学后，随同学校分配给我的三位精准扶贫帮扶学生一起前往家中摸底调查、政策宣讲，开展教育精准扶贫工作。接到此任务时，内心很茫然，“不知如何开展此项工作？到了学生家里该如何跟家长说明我此行的目地？如何回答家长向我提出的一些刁钻问题或一些过分要求？”等等许许多多的问题。但为了不影响学校的整体工作，在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下，贸然前行。

我带着阿美先到其他两位学生家。一小时后，同阿美一起前往她家。阿美是位沉默寡言性格内向的女孩，只要你不主动找她说活，她是不会主动与你说一句话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局面，我没话找话问她，但这也仅限我问一句，她答一句。当我问到今天家里谁在家时，她答：“没人”。我问你爸爸妈妈呢？她答：“爸爸带着妈妈去西安看病了”。我又问啥时候去的？她答：“开学就去得”。听到此，我没在继续问了，我已经预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岔开话题，此时我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路，渐渐地天色越来越暗，距离与我们学校越来越远，前面的路越来越窄，行人越来越少。说心里话，我当时心里有些惧怕，为我和她的安全而惧怕，还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惧怕，但又不能让她觉察到我不安的内心，我强装镇定，继续与她聊着别的事。

终于到了她家，在她打开房门的瞬间，平静而有些欣喜地回头对我说：“家里有人呢。”我跟着她径直来到厨房旁的一间屋子，只见七八个人围着电炉子坐着正在聊着什么，见我去了，一下子都很热情地站起来招呼我坐。我亮明身份后，他们更加热情，有的连忙向我介绍自己，有的连忙给我倒水，我有点儿受宠若惊的不知所措。我赶紧向他们说明我的来意，很快阿美的父亲从二楼下来了，我又向他说明我的来意，也说明了时间的紧张（不能影响阿美上晚自习）。经过简短的交流后，带着阿美随着他父亲一起上了二楼，我再次向他说明我此行的目的。 他父亲是位热情好客而又忠厚有责任心的中年男人，无论是我很不专业地给他宣讲扶贫政策，还是例行公事地给他讲我们学校在扶贫攻坚上的一些做法，他都很认真地听着，并很配合的不时答着“好”“我知道了”。当我问他妻子得了什么病？现在怎么样，好些吗？坐在我旁边的这位七尺男儿，只见他张了张嘴，欲言又止。这时我心里已有了明确答案，正如我来时的预感一样，阿美母亲的病情很严重。于是以让阿美给我倒杯水为由，支走了阿美。赶忙向她父亲了解她母亲的病情，并获取病历资料，这期间只要说到妻子病情时，这位七尺男儿就会泣不成声。这样的情景我也是第一次遇见，真有点手足无措，我只能简单地安慰他几句，又担心阿美马上会来，见到此时父亲的样子，她会识破家人一直未告诉她的真相，她又会怎么做？因此，在阿美上楼之前，我已基本了解了她母亲的病情和拍取了她母亲的病历资料。

一边喝着阿美端来的水，一边向阿美父亲承诺我将要为阿美做的事 。看看窗外，天色已暗，我提出我们需要拍张老师、家长和学生的合影照，阿美父亲提出在一楼照。我们一起下楼，就在将要下楼的拐角处，我看到隔壁的屋子有着昏暗的亮光，里面似乎有人在小声说话，我心里很快想到：“阿美病重的母亲肯定住在那间屋子。我要不要进去看看？我去了会不会人家有啥讲究？”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占据了我的脑海。囊中羞涩又使我清醒过来，快步跟着阿美下一楼拍照合影，但是，这时我哪有什么好心情拍照，“沉重”已填实我的内心，“忧伤”已笼罩我的全身。我心不在焉地露出僵硬的笑容配合着拍完照，草草与阿美的父亲及家里的客人道别后迫不及待地走出阿美家的大门。此时，满脑子都是阿美和她母亲的事，这个可怜的孩子将要失去还需要呵护自己成长的母爱，很快就会失去为她遮风挡雨的母亲。这个被病魔痛苦折磨着的可怜女人将不久于人世。不知不觉地我与阿美默不着声地走了一段路程，忽然回过神来似的，要打破这种寂静，千万不能让阿美觉察到什么。我又开始与阿美找话说，并说了很多安慰她的话，其实，与其说安慰她，倒不如说也是在安慰我自己，因为我与阿美同病相怜。不到两年前，一辈子任劳任怨，用他那钢铁般的不算高大的身躯支撑着那个虽不富裕却幸福的家，用他那如大山般的父爱呵护着他的儿女的父亲被病魔无情地夺去了生命，这种丧父之痛，痛心痛骨。我真不愿意眼前這位女孩在不久也会经受这种痛。“在学校与同学闹矛盾没？有谁欺负你没？”听了我的问话后，阿美回头对着我莞尔一笑说：“没有，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看到她的笑，我轻松了许多，兴许是这个孩子太坚强，也许这个孩子还没意识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不管怎样，孩子现在这种状态总是好的。看着阿美高高兴兴地进了校门，而那种复杂的思绪又涌上我的心头，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通过这次家访活动，我认识到扶贫攻坚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通过这次家访活动，拉近了我和阿美的关系;通过这次家访活动，进一步明确了我自己的责任。我将尽我所能，为阿美做点儿事情，哪怕只能让她感受到我为她送去一点温暖。扶贫攻坚，不只是一句空话;扶贫攻坚，更不只是一种形式;扶贫攻坚，我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