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鑫鑫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制度。制度的变迁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大特色。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当代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等角度梳理了已有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经济学理论;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F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12（b）--04

制度一般是指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动准则或办事规程。在经济的发展中，制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国家制定了符合国情的较好的制度，那么能够推动经济迅猛发展;反之，如果国家制度的政策不符合国情，制度的经济发展反而起着反作用。多年来，学术界一直致力于制度与经济的关系探讨，也有着诸多成果。本文首先总结了研究制度经济的相关理论的文献，其次从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角度梳理了相关文献，最后梳理了当代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文献。

1 制度经济学理论

早期，经济学界对于“企业”这一词一直没有明确的定义，直到Coase （1937）才定义了经济学中企业的定义。在这篇文章中，科斯提出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当然价格机制能够替代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利用价格机制组织生产是有成本的，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交易费用和谈判费用，这是建立企业的原因。企业的引入基本上是由于市场运行成本的存在，如果无限扩大企业的规模是否更加节约资源呢？那为什么还会存在市场交易呢？那是因为企业还有组织成本。为了确定企业的规模，需要考虑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和不同企业家的生产成本。总之，Coase对于企业的定义与现实中的企业非常相近。

对于社会成本问题，Coase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Coase （1960）在认为庇古提出的解决外部侵害的方法是不完善的，因此，科斯又从新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分析。科斯认为外部侵害问题具有相互性，要避免更为严重的侵害问题需要从总体和边际两个角度来考虑。科斯从市场交易成本的角度重新考虑外部侵害问题，科斯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那么不管损害方是否会对其引起的损失负责，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权利的最大化。当交易成本不为零时，对于权利的初始界定就会对经济的效率产生影响。最后，从中总结出科斯定理，即只要产权是清晰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那么无论开始时将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Coase关于企业性质的那篇文章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Cheung （1983）从合约研究工作中受到启发，认为Coase的关于企业的文章实际是与合约的选择有关，而所谓企业一词就是在各种合约安排下组织生产活动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接着，Alchian和 Demsetz （1972）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生产、信息成本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专业化的合作能够生产效率，而经济组织能够减轻合作的困难。团队生产不是将每一个合作资源产出分别加总，而是对所有投入要素的共同协作使用。只有在团队生产的产出大于分别生产产出的加总并且这个产出收入能够覆盖组织和训练团队成员的成本时，我们才会选择团队生产模式。然而，在经济组织中，总会存在一些团队成员偷懒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有监督者，监督者通过检验团队成员的绩效来降低偷懒的现象。但是，谁来确保监督者不偷懒呢？作者认为这就需要给予监督者一定的所有权。当这个团队的利益与监督者的利益息息相关时，监督者就不会存在偷懒的现象了。总之，作者将经济组织看成是收集、分配和出售投入品信息的专业化的代理市场。

2 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这部分是制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法律制度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肯定的、巨大的。Berkowitz等 （2003）研究了国家制度法律的执行力对国际贸易的影响。Berkowitz建立了一个模型来衡量在复杂和简单生产市场上，出口国和进口国制度对国际和国内交易成本的影响。通过研究，Berkowitz发现好的出口国法律制度对复杂产品市场的贸易非常重要，因为这可以抵消出口商毁约的动机。这个分析表明制度影响出口商在本国市场上外包并且将其在世界市场上出售的能力。进口国制度的质量对简单产品的市场最为重要，因为它可以降低掠夺的风险。总之，国内贸易成本对复杂品和简单品的影响不同，从而就改变了比较优势。具体来说，出口商所在区域的法律制度越好，在复杂商品的生产上就越具有比较优势，但在简单商品的生产上就越不具有比较优势;而进口商所在国的良好的法律制度会导致从复杂商品转向简单商品。

除了法律制度之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Dittmar （2011）研究了印刷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者通过使用在15世纪欧洲采用的可移动式印刷机的城市级数据来估计打印机技术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5世纪后期采用印刷机的城市在1500—1600年经济至少增长了20%，有些城市多达78%。这意味着印刷机对于1500—1600年欧洲城市增长的贡献度至少18%，甚至达到68%。这些发现表明移动式打印机技术通过对城市，进而对欧洲经济历史有着深远的影响。

改革对于制度和经济的发展也是巨大的。拿破仑时代，法国占领了德国的莱茵兰，并对当地进行了激烈的改革，包括废除贵族统治和封建残余，并给当地带来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即使法国大革命最终失败了，但是法国给德国带来的制度改革被大部分保存下来，并对其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Acemoglu等（2001）就使用了德国统一之前的19个政体的城市化率的变化来衡量法国带来的制度改革对这些地区的影响。结果表明，法国给德国带来的制度改革为德国之后的發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有利于德国工业化的发展。拿破仑对德国的占领和入侵，虽然短时间内不低于德国的经济，但是他所传播的制度观念却给德国经济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这说明，一个国家制度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历史因素，但保留下来的，往往是时代的精华。

我们进一步探究历史因素与经济制度发展之间的关系。Iyer （2010）就以印度为研究对象，比较英国直接统治和间接统治对当今印度经济发展的差异，来研究殖民统治国对被统治国的长远影响。作者使用415个区县的农业生产和投资以及公共品供给作为研究数据。研究结果表明，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对印度1956—1987年农业的总产出产生正的影响，也就是说，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给印度未来的经济带来了好的影响;而对于公共品，英国是否对印度进行直接统治不影响后来印度公共品的供给。总之，殖民地的兼并政策具有选择性，殖民国家总是偏好于选择那些生产潜力较大的国家;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的直接统治或间接统治对被殖民地国家长远的影响取决于是否对管理者有约束或激励。

究竟什么才是影响不同国家人均收入不同的根本原因呢？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曾经是殖民地国家。欧洲在不同的殖民地采取了不同的殖民政策，因此也就产生了不同的制度。Acemoglu等（2005）认为欧洲殖民国家之间的差异化制度影响这些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衡量制度差异的变量主要是反征收保护指数，这个指标是不同类型国家政策制度的差异性。OLS的结果表明，制度与人均收入之间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现在的制度与早期的制度高度相关，早期的制度与是欧洲的殖民地相关，而殖民地的选择与当地的死亡率相关。因此，最后可以使用死亡率的不同来估计不同制度对经济的影响。最后，实证结果表明，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较强的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制度对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一篇比较有趣的研究则是从农产品土豆的视角来研究其对人口和城镇化的贡献。Nunn and Qian（2011）利用是否适合种植土豆的区域差异和从美国引入旧世界的时间差异来估计土豆对旧世界人口和城镇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土豆的引入是18世纪和19世纪人口和城镇化增长的重要原因。

3 當代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

公有制企业是中国经济的一种特色。周其仁（2000）着重研究了尚未完全发生市场化改革的公有制企业的性质。公有制企业作为一种“所有者缺位”的组织，是否真的在现实中存在其他的产权主体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本文研究发现，由于公有制企业不具有市场合约性，资源的所有者没有对各种市场合约的自由选择权，公有制企业相比非公有制企业的效率低下而且更加容易出错。作者认为，即使在公有制企业内部，也存在着名义上属于国家和集体，而实质上属于个人的人力资本。个人凭借对其劳动力的事实上的控制权影响着公有制企业的效率。因此，公有制企业也一样无法避免激励问题。但是公有制企业的激励措施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范围上都比不过非公有制企业，因此公有制企业的效率相对而言较低。最后，作者提出，公有制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应该界定为个人产权的改革。

周其仁（2000）从理论上概括了企业的产权对其效率及激励措施等的影响。我们注意到公有制企业的生产效率总是低于非公有制企业，而公有制企业内部的权利斗争往往要比非公有制企业严重得多。张维迎（2000）研究了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发生内耗的问题。作者的观点是国有企业内部的权利斗争是产权安排的结果。作者建立模型来说明产权安排与企业内部斗争的关系。得到的结论是，在内部成员经营能力相同的情况下，企业内部成员占有的股份越大，该成员从事权利斗争的积极性就越小。因此，作者认为要解决国有企业的内耗问题，必须从改革产权制度入手。

之前的两篇文章都是聚焦于公有制企业且写于改革早期，如今我们回顾改革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时，需要引入更多的文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改革开放30年时，改革给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带来的得与失。王永钦等（2007）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分权式改革给中国经济既带来了正面激励，又带来了负面激励。正面激励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实行的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管理模式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之一，中国以GDP为政绩考核目标的制度也成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但是，这种分权式的改革导致官员仅仅关注短期的增长目标，而不关注地区的长期发展，这往往会导致以牺牲环境等来刺激经济增长。作者认为，可以在考核中引入环境保护等社会发展指标，地方官员进行详细评估。

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中国城市体系的调整。陆铭等（2011）总结和梳理了有关于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文献。通过梳理，作者发现先天的地理条件和地区的规模报酬递增效应是产生经济集聚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仍然较低，中国需要继续进一步加大城市化的力度，以此来带动经济的发展。最后，作者提出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来推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除了分权式的改革之外，中国政府管理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官员的流转制度，那么这一制度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Li and Zhou （2005）研究了官员流转制度和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使用在1979—2005年中国省部级领导的流转数据来分析人员控制的激励作用。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省部级领导晋升的可能性随着其经济绩效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其停止晋升的可能性随着经济绩效的减少而增加。研究表明，省部级领导的流转与他们在任期内的平均绩效更为相关。因此，地方官员为了获得晋升会努力在任期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省部级的领导相当于一家大型企业的中层管理干部，他们在其职业生涯的流动性与其在任期内的经济表现息息相关。

综合以上文献，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在内的多种制度都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而言，产权制度的变革、城市体系的调整、官员的流转制度等对我国的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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