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

一

庄灵先生把他的名片递给我，名字是手写体，端庄秀美。

我脱口而出：“瘦金体！”

徽宗的瘦金体，我独爱的一种书体。我在《故宫的古物之美2》里，把它当作一种很险的字体，只有很少的人能够险中求胜，宋徽宗这位输掉了江山的失败者，在书法上却是独步古今的最大赢家。

端详着名片上的瘦金体，我问庄灵先生：“您写的？”

庄先生回答：“家父写的，庄灵两个字，是我从家父的书法中集的字。”

原来是庄严先生的字。庄严先生，本名庄尚严，字慕陵，号六一翁，1924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进清室善后委员会做清点故宫文物的工作，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宣统出宫我入宫”。

庄严先生的书法，在他的公子庄灵先生的名片上，我是第一次见到。我曾读过蒋勋先生对庄严先生的书法的评价，写到这里，找来一看，原话是这样：

“他写瘦金体，执笔很紧，笔笔出锋，笔锋尾端却不像宋徽宗那么刚硬锐利，少了帝王的富贵华丽，多了一份文人的飘逸潇洒。”（蒋勋：《手帖》，第224页，九州出版社，2017年版）

那一代故宫人，几乎个个是书法家。马衡先生，字叔平，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1924年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故宫博物院成立后任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易培基被迫辞职后，任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电报公文上，我经常可以看到马衡先生的行书手迹，流畅中见静穆沉稳，但作为金石学家，他最钟情于篆书，王国维、钱玄同、刘半农纪念碑上的碑额篆字，皆为马衡先生亲题，气息古雅，线条工稳，如他自己所说：“不朴不华是谓真。”难怪周作人一篇回忆马衡先生的文章里称赞他待人谦恭，“既衡且平”，人如其名。

名片上小小的瘦金体字，令庄严先生一身长衫、瘦削温静的身影如在眼前。我没有见过庄严先生，只见过他的旧照片。他的影像里，藏着那代人特有的儒雅与风度。

他很瘦，让我感觉他手无缚鸡之力，但就是这瘦弱书生，在抗战时期，把一万多箱故宫古物從北平一路搬到大西南，其中就包括马衡先生、庄严先生最看重的十件石鼓，使它们免于战火之患，为中华文化保存了血脉。他们的身体里，藏着无法估量的力量。

与庄灵先生相遇，是在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的宝蕴楼。这座1915年建成的西式楼房，曾用作“古物陈列所”的文物库房。1933年开始的文物南迁，许多古物就是从这里出发的。2018年，我们在宝蕴楼开“国家记忆—— 故宫文物南迁史迹调研成果交流汇报会”，来自台北的庄灵先生是受邀嘉宾之一。1938年出生于南迁路上的庄灵先生，2018年刚好80周岁。但他身板很直，声音洪亮，说标准国语，性格开朗。从那以后，我们多次见面，成了忘年交。

我们开会的宝蕴楼，二楼已被布置成故宫博物院院史陈列室。里面有庄严先生的照片，也有庄灵先生的照片。那是1947年在重庆南温泉，故宫博物院南迁人员和他们的家眷们，闻听抗战胜利的消息，知道回家的日子终于到了，兴奋之余，拍了一张大合影。那时的庄灵先生只有9岁。80岁的庄灵轻轻走到照片前，与9岁的自己对视，默然无语。

二

博物院成立之初进入故宫的，如李宗侗先生（故宫博物院秘书长）、马衡先生（古物馆副馆长）、沈兼士先生（文献馆副馆长）等皆为北大教授，庄严先生、欧阳道达先生、张庭济先生、单士元先生等则是学生辈。这两代人的到来，一扫旧宫殿里的陈腐之气，把考古学、文献学这些“五四”以来的新兴学科带入刚刚成立的故宫博物院，成为故宫博物院学术事业的奠基人。从那时起，筚路蓝缕，薪火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

马衡先生很幽默，周作人回忆他的一件事：马衡在北大讲“金石学”，带学生去故宫看商周青铜器。学生问他：“何以知道是真的？”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先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学生又问：“那么，又何以知道什么是假的呢？”马衡说：“若要知道什么是假的，先要知道什么是真的！”（余世存：《非常道Ⅱ·循行廿九》）

1928年9月，《故宫博物院组织法》公布，故宫博物院直属于国民政府，内部组织分“两处三馆”，即：秘书处、总务处、古物馆、图书馆、文献馆。10月，故宫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名单公布，除蔡元培、李煜瀛、易培基、马衡、李宗侗这些故宫博物院创始人员以外，还包含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政界要人，他们是：蒋中正、汪精卫、宋子文、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胡汉民、何应钦、于右任、李烈钧、熊希龄……

故宫博物院成立后的第六年，日本人侵占中国东北。

1933年元旦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就在这天夜里，日军向山海关发起攻击，次日占领山海关，全面入侵热河省。

1月8日，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签署行政院训令，决议故宫古物运送上海保存。31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下达第四六五号密令，令故宫博物院迅速起运古物。[《行政院密令（字第四六五号）》，《故宫博物院·古物保管类》第62卷第7—8页]

宋子文说：“国亡尚有复国之日，文化一亡，则永无补救。”（刘楠楠、蔡全周、庞璐：《故宫博物院古物南迁各方来往函电一组》，《民国档案》2004年第3期）

古物装箱的责任，落到了庄严先生身上。回忆当年为古物装箱的经历，他觉得最难装的，就是那十件石鼓。

那十件先秦石鼓，又称陈仓石鼓，原本藏在国子监的两庑，身为金石学家的马衡先生，对这十件石鼓有着特殊的责任感，后来写了一本《石鼓为秦刻石考》，认为不应称其为“石鼓”，而应称为“秦刻石”。但“石鼓”之名，已约定俗成。石鼓共十只，每只皆为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的花岗石，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有文字，因铭文记述了当时游猎、行乐的盛况，所以又被称为《猎碣》。

石鼓文以四言诗写成，记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内容涉及政治、外交、祭祀等，风格情调与《诗经》相似，是《诗经》之外的又一叙事史诗，上面刻写的“石鼓文”（大篆）是中国最古老的石刻文字，它上承秦国书风，被称为篆书之祖，与同时期金文（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相比，动感更加强烈，康有为形容它“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须整就，自有奇采”。石鼓上原有七百多字，目前仅存二百余字，一字可抵万金，所以康有为称它为“中华第一古物”。

第一批古物运走以后，庄严先生得到密令，让他将十件石鼓装箱，与故宫文物一起南运。

庄严先生后来回忆说：“装箱最困难的事不外三种：一是大;二是重;三是薄。”“石鼓兼有了此三大困难，每鼓重逾一吨，鼓的本身，虽不甚高，可是包裹以后，木箱高过人身。关于薄的问题，不要以为既称石鼓，决不至于薄，岂知鼓上有文字地方，经过数千年来，风吹、日曬、雨淋，已经侵蚀不堪，受创最重者，为千百年来长期打拓，以致刻石之处，石质表面多凸裂有缝隙，如受外面压力磨擦过大，就有脱落可能。”（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192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版）

庄严先生面对石鼓冥思苦想，他看到石鼓出土千年来历代人士捶打拓片，已有许多裂缝，再不能受力，实在是不敢下手。他于是去了达古斋，去找北平著名收藏家霍保禄先生，霍保禄先生面授机宜，他学到了包装石鼓的密方。

石鼓打包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要用极薄极软的棉纸蘸水浸湿，然后用镊子把湿软的棉纸塞进石鼓的裂缝里，这一步就花了近一个月。然后再用薄棉花层层覆裹，一直包上四五层之多;再用浆糊黏好，用细麻绳捆扎停当;而后外面再用厚棉纸裱糊妥贴，用粗麻绳捆牢，最后再在外面包上三四层之多的棉被，并且用粗麻绳扎紧。这时候，每一个石鼓已经变成了比原来体积大上一倍有余的庞然巨物。完成了这一步工作之后，再把每一包大石鼓装进定做的木箱，塞紧钉牢之后，外面再用稻草覆盖，然后用钢条绑扎封死，这样才算完成了石鼓的包装工作。

出发前，郭葆昌先生请马衡、徐森玉（时任古物馆馆长）、庄严几人到秦老胡同的家中吃火锅。郭葆昌先生曾是袁世凯的亲信，当时北平著名的收藏家，他的宅邸，名叫觯斋。饭后展示了他收藏的两件书法珍宝，一件是王献之《中秋帖》，另一件是王珣《伯远帖》。当年乾隆在养心殿三希堂存有三件晋人法帖，分别是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和王珣《伯远帖》，万暇之机，常常伏案把玩，爱不释手。没想到子孙败家，到溥仪手上，一部分被转出宫外，一部分被卖到宫外。《中秋帖》和《伯远帖》是被瑾妃偷取，遣人卖给后门外的古玩店—— 品古斋，后来纳入郭葆昌先生之手。庄严先生说：“三希帖为人间至宝，人世间众生芸芸，几人能有机缘亲临目睹一面，而他个人居然独拥其二，实在值得自负。”（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248页）唯一遗憾的是，乾隆至爱的“三希”，从此分家。

三

庄严先生和故宫同仁一起，带着所有不可能搬走、又必须搬走的古物，去了上海，去了南京，入藏专门为故宫修建的朝天门库房，又在南京大屠杀之前把它们抢运出来，分北、中、南三路西迁，庄严先生走的是南路。他和同事们带着古物，与头顶的日本轰炸机抢时间，经武汉、长沙、桂林，一路搬到贵阳，庄严先生第四子庄灵先生，就在此时出生。

庄灵先生在遥远的贵州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他回忆说：“贵州原本穷困，战时物资缺乏，人民生活更是艰苦。那时父亲和同事的薪水常常无法按时汇到，为此母亲还得每天走好几里路到城外黔江中学去教国文（母亲是北平女师大的毕业生），以贴补家计。”“当时吃的都是掺杂着谷壳稗子和石粒的‘八宝饭，下饭的菜主要是靠辣椒粉和酱油;穿的衣服全是补丁;书籍都是用发黄的毛边纸印的;而晚上全家人看书和做功课，桌上只有一盏燃烧菜油和灯芯草的‘灯碗……”（庄灵：《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中国科学探险》，2005年第9期）

我看过他们在异乡拍下的照片，生逢乱世，人若飘蓬，表情却是那么静穆端庄，内心那么笃实坚定，看不出丝毫的仓皇疲惫、怅惘伤感。他们运载的那些古物，沉沉地压在他们心底，给了他们信心，让他们的内心变得沉实安稳。他们衣履简陋，捉襟见肘，表情里却蕴藏着无限的骄傲。他们知道，这样一个创造出灿烂文化的民族，是不可能被打败的。

他们从长城脚下的北京城出发，过黄河，过长江，又溯长江而上，到岷江，到云贵。他们从江河到江河，从平原（华北平原）又到平原（成都平原），十年八载，千里万里，他们的生命力，并没有在道途中有所减损，而是仿佛得到了山河大地、历史文明的滋养，使筋骨血肉变得愈发坚韧茁壮。

其实，他们在护佑古物，古物也在护佑着他们。庄灵先生说：“天气好的时候，父亲和故宫同仁常会开箱，把容易受潮的字画分批取出，在广场上摊开晒晾;这时我们都会好奇地在一旁观看，父亲便乘机将有关名画的内容和作者，讲给我们听，让我们对于这些历代名迹，开始留下深刻的印象……”（庄灵：《父亲庄严与南迁国宝的故事》）

他们的成长环境，是那样的艰苦，又是那样丰饶，那样得天独厚。他们的少年心，也会变得像王羲之的书法一样舒展自如，健壮丰美。庄严先生的四位公子—— 庄申、庄因、庄喆、庄灵，后来皆卓有成就—— 庄申先生成为享誉国际的中国艺术史专家、香港大学艺术系的创始人，庄因先生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著名作家，庄喆先生是著名画家，庄灵先生是著名摄影家。艺术四门类，四兄弟各持一门，相得益彰。少年苦寒的岁月里，故宫文化的滋养是寂然无声的，却在他们的精神里注入了超凡的品质，足以让他们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传奇。

马衡、庄严先生最牵挂的那十件石鼓，则跟随那志良、梁廷炜、吴玉璋等先生踏上文物西迁的北路，先由火车装载，由津浦线转陇海线到宝鸡，在宝鸡换汽车，在大雪中翻越秦岭，经过48天，北路古物全部被运到四川汉中，再进入成都。

车过剑门关时，那志良先生看到古栈道残迹，忽然间想起五代曹伯启的《南乡子》，词曰：“蜀道古来难，数日驱驰兴已阑。石栈天梯三百尺，危栏，应被旁人画里看。两握不曾干，俯瞰飞流过石滩。到晚才知身是我，平安，孤馆清灯夜更寒。”

1945年10月10日，华北日军投降仪式在太和殿广场举行，华北日军最高指挥官根本博中将等行至受降台前肃立，向中国军队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行礼，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并交出了他们沾满中国人鲜血的战刀。这一天，刚好是故宫博物院成立二十周年。

1949年阳春三月，随着北平市军管会接管故宫博物院，这批留平古物也回到人民怀抱。

接管仪式也是在太和殿举行，罗歌宣布请军代表尹达讲话，尹达疾步登上皇帝寶座，大声说道：“几百年来，只有皇帝才能登上这个宝座。现在，我作为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故宫博物院的军代表，也登上这个宝座。有人说，老百姓登上宝座，会头晕，会掉下来的。今天，我的头并不晕，也掉不下来。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民当家做主了，人民成为主人了。现在，我宣布：正式接管故宫，马衡院长还是院长，全体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从今天起，故宫新生了……”（马思猛：《金石梦 故宫情—— 我心中的爷爷马衡》，第241页）

1980年，庄严先生在台北荣民总院谢世，享年82岁。临终前，他有一个欣慰，一个遗憾。欣慰的是，自从1948年与石鼓分手后，他一直惦记着石鼓保存的情形，后来儿子庄申自香港转来一篇叶恭绰先生的文章，说石鼓回到北京开箱时，“毡棉包裹多重，原石丝毫无损”（叶恭绰：《石鼓归京在故宫》，转引自庄严：《前生造定故宫缘》，第194页），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那石头，就是石鼓;而他遗憾的，是没有让“三希”重新团圆。

庄严先生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微弱含混，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先生凑到他的口边，反复聆听，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

北平。

五

2018年5月，庄灵先生从台北飞到北京，参加故宫研究院故宫文物南迁研究所和影视研究所共同举办的“场所精神：故宫文物南迁遗址保护与活化的实践之道”学术研讨会。会议之余，他执意要去石鼓馆看看，我知道，他是代他父亲去看。他要走很远，从举行会议的建福宫，一直走到宁寿宫的石鼓馆。但他走过南迁路，又跨海而来，这最后一公里，物理距离无论如何谈不上远，只是由于某些因素，他等待了大半生。

遗憾的是，那一天，石鼓馆闭馆，老人的脸上写满了遗憾。11月，北京最美的季节，我们举行了关于故宫文物南迁的第二次学术会议，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会议，庄灵先生又如约而至，这一次，我和南迁所副所长徐婉玲一起陪同庄灵先生去了石鼓馆，一进馆，就看见那十件粗朴的石鼓，仿佛自天外陨落的巨石，亿万斯年，一直在这里等候。苍老的字迹，还停在秦穆公的时代里，带我们回到了我们民族文字的初始。

庄灵先生在石鼓前站了很久，表情静穆如石。

我猜，他可能会想他的父亲，他自己的童年，或者，更久远的岁月洪荒。

（选自《中华读书报》2020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