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触夏衍书信是在1995年，他刚刚去世不久，有杂志约稿希望刊登有关我祖父的佚文遗稿，那时候，《夏衍全集》的编辑工作在他生前已搁浅，何时出版遥遥无期。我觉得，不如先做一些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于是我就从征集书信开始做起，因为当时与我祖父同辈的亲朋故旧还有很多人在世，但也已经风烛残年，这项工作相当于是与时间赛跑的抢救工程。

我的这一想法虽得到一些人的支持，但这项工作没有多久就因故停了下来，非常可惜，很多老人接连去世，大量的线索都中断了。当然，还是有收获的。譬如明星公司老板张石川的女儿张敏玉给了我一封信，是1947年我祖父写给她父亲的信的原件。

苏州的李灏医生是我祖父和乔冠华他们在重庆时的老朋友。我小时候生长在苏州，受到过他们家的很多照顾，我祖父在给李灏医生的信中还特地提及：“那个承你们全家欢喜的长睫毛孙女，金秋已经入学。”这次，李灏医生将我祖父与他的十几封通信全部给了我，写信的时间集中在1975至1987年。

2005年，《夏衍全集》出版。虽然这一次收入书信成为编委会的集体共识，但最后依然有权威人士提出去掉书信日记卷，还好，众望所归，十六卷《全集》终于顺利问世。

这次的书信征集可谓大丰收，总共收到近四百封，经过编委会讨论决定，公开发表三百多封，有一些与其他卷内容相关的信件，也作了个别的分卷处理。

致潘汉年：到新加坡被禁足在海上

夏衍致潘汉年的六封信，弥足珍贵。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的作者尹骐提供的。里面有三封同夏衍1954年的“南印度之行”有关。

夏衍此次访印的时间有多种说法。沈芸《夏衍年表》判断夏衍赴印度的时间是1954年1月，林缦判断的时间是1954年4月等，恐均不确。夏衍在一封写给潘汉年的信里提到了他近日就将出国的事情。该信中日期标为“十一月二十四日”。1949年到1955年这一时间段，夏衍出访的年份只能是1953年（1955年4月潘汉年被捕后，两人间自然就没有通信了）。这一判定和他在《赞颂我的“老大姐”》一文中的说法也是吻合的。因此，夏衍访印的时间可推定为1953年12月至1954年2月初。（陈奇佳《〈夏衍全集〉编纂商兑》）

以上这个结论自有它的道理。但是，对不起，我不能同意。

《夏衍年表》每一稿的修订都是经过反复考证，有据可查的。据我所知，林缦在1992年编撰《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时所做的《夏衍大事年表》，是经过夏衍本人审阅的。

关于《夏衍年表》，我一共做过三稿，我的印象是《全集》这一稿在前两稿的基础上修订增加了三千多字。做年表是个熬工夫的苦差事，不是只凭几份文字的推测那么简单。

我记得，此年表除了与前几个年表作比照外，凡是涉及时间的，都尽量以夏衍本人所填写的简历为参照。为此我想到了一个方法，写了一封正式信函给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请文化部党史办的石雅娟同志给予协助，孙家正部长批复后，石雅娟同志与另外一位处级干部去中组部调档查阅，然后把抄录回来的材料交给我。此外，有关夏衍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任副会长、在中日友好协会任会长期间的出访情况，也是我请示了陈昊苏同志后，对外友协给调的档案。

1975年夏衍出狱后，撰写了一部留给家人的《我的家史》，其后半部分“历程”（未发表）写到，“1954年4月，与丁西林、谢冰心等访问印度。参加了尼赫鲁的家宴，认识了英迪拉·甘地。”

我手头还有一份夏衍自己撰写的简历，关于这一出访时间，他明确写道：“1954，印度、缅甸（1—4）。”

另据《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冰心》中“冰心大事年表”（卓如汇辑）中记载：1954年，1月12日，离开印度，经缅甸回国。2月4日，到达广州。

在此次出访的途中，夏衍写下了一篇散文《南印度之行》，发表在1954年3月12日的《文汇报》上：“这一天晚间，我们又在热烈的欢呼声中离开了这个热情澎湃的城市。下一个目的地，是南印度的最大城市、文化和经济中心马德拉斯。”

其实，这趟欢快之旅从一开始就掺杂着不和谐音。夏衍在1953年11月26日致信潘汉年：“开兄：……紧张了几天，明晨一早就启行了，英帝不忘旧事，居然拒绝了我的签证（其他人都签了），交涉后，签了香港过境的‘普通护照，不签‘外交护照，换言之，就是要检查我也，回来不能经星（新）加坡，也是一件麻烦的事，因此，这次不是轻松的旅行，也许是一场剧烈的斗争。当然，今非昔比，很可以斗一下了。”

这里所说的“旧事”和“今非昔比”，是指1947年去新加坡做统战一事。据《懒寻旧梦录》记载，“同年（1946年）7月，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9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戰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并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这样，我就在10月10日从南京回到上海。……然后，于10月30日和潘汉年一起，飞抵香港，当时，正是英国重新接管新加坡时期，所以要拿到入境证非常困难，经过几个月的奔走，才于1947年3月18日，和陆浮乘船经西贡抵新加坡。”

另据《我的家史》记述，夏衍此行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与马共总书记陈平取得联系。

夏衍一生唯一的一次新加坡之行，做了很具体的两件事，应邀出任《南侨日报》主笔和为“香港文化基金”筹款，关于侨领的统战工作，他一方面为广大华侨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另一方面也在《新加坡日记》中写了一句很微妙的话：“华侨领袖的短视与势利性。”

与此同时，他的行动引起了英当局的密切注意，“同年十月，新加坡英国当局要刘牡丹转言要我‘自由离境，10月底飞回香港”（《我的家史》）。

虽然是“今非昔比”，但这一“礼送出境”的记录是永久保留的，使他在有生之年不能再踏上新加坡国土。“慧姊转开兄：我从加尔各答坐船走了21天，除夕到香港，年初二到广州，在新加坡，被英帝特务包围了3天（等于软禁），现在总算是平安回来了。”这里所说的新加坡，实际上是被困于海上，没有让他下船。

这封夏衍致潘汉年信的时间，跟“冰心年表”中记述的时间是一致的，再一次佐证了《夏衍年表》中南印度之行的访问时间是：1954年1月。

关于评价郭老的一封信

××同志：

四月二十日的长信，和七月四日的催问信，都收到了，迟复了，非常抱歉。

我也不喜欢郭老的《李白与杜甫》，对《蔡文姬》的某些场景和对话，我也有些不同意见，但是，我不同意你对郭老的历史研究和他所有的历史剧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好就一切都好，坏就一切都坏，这是形而上学，绝对化，是直接违反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不论对讨论文艺作品或学术研究，都是很有害的。你第一封信中，不是也说郭老受歌德的影响很重么？那么，我就抄一段恩格斯对歌德的评论，来作为回答吧。

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恶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

当然，这只是郭老一个时期的一个方面，而绝不是他的全体。对任何一个人、一件事，我们都要一分为二。我的看法，在郭老的一生中，恩格斯所说的“天才诗人”这一面是占着压倒多数，而后者则只是一时一世的斑痕罢了。在你的长信中所举事实，有相当部分是与事实不符的、“四人帮”的诬陷之词。从抗战开始，一直到他去世，我直接间接地在他领导下工作（当然要除去十年浩劫这一段时期），因此，我认为在学术研究上，一定要认真老实，实事求是，对于现在流行的所谓“文艺小道消息”，是千万不该轻信的。

匆此问好！

1981年9月2日

这封信没有收入《夏衍全集》书信日记卷，而是按分类收入《夏衍全集》第九卷“文学（下）”，由此可见，依据这封信的价值，所给的定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书信。

我问郭老的女儿郭平英，见过这封信没有？她回答：头次看到这封信。在这之前，她曾跟我说，他们当初在编辑出版郭老戏剧集的时候，曾经到我们家请我祖父写序言，郭平英说：夏公很直接地就拒绝了，他说“我不写……”

这让我很诧异。在我的印象里，郭老家来人，他是很重视的，像郭老生前的秘书王庭芳会因为郭沫若故居的事情常来，女儿郭庶英、郭平英也是一样。有一次郭老的儿子郭志鸿带着女儿来，还上了我祖父那天上午的日程。对于郭老的安娜夫人，他更是关心备至。为了安娜夫人晚年从大连回上海住院治疗的事情，我祖父专门写信给上海市委的主要领导，请他们帮助解决。

所以，我在看完这封信后的直觉是，他不写戏剧集的序言，仅是针对郭老的戏剧本身的。郭平英也说，不喜欢某些作品，这是很正常的。

我祖父在悼文《知公此去无遗恨》中写道：“和一位缔交半个多世纪的良师益友诀别，悲痛之情是难以尽述的。1923年，我作为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到博多去访问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一个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1926年他通过许甦魂同志寄给我一张戎装照片，我知道他投笔从戎，成了北伐战争前线的英勇战士。……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克服种种困难，毅然孑身回到上海。党组织给他安排了住所，当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行李时，他笑着做了一个写字的手势说：‘只带了一枝笔。”

在《懒寻旧梦录》里，“郭沬若回国”是独立的一节。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周恩来在上海通过潘汉年约见夏衍，这是周夏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周恩来给夏衍布置了新的任务，即正式开始从事隐蔽战线的统战工作和协助郭沫若办一张公开的党报《救亡日报》。8月2日清晨，潘汉年约夏衍去见一位从日本回来的“老朋友”。在接触中，夏衍发觉，“为什么会从他（郭沫若）的眼神中看出惆怅的神色呢？我想，他一定是牵挂着仍滞留在日本的安娜和几个孩子吧！”果然，过了几天，郭沫若给夏衍看了他写的诗，其中一首是步了鲁迅那首名诗的韵：“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州三宿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不久，这种“别妇抛雏”的心情，夏衍自己也體会到了。“八一三”事变以后，组织安排夏衍离开上海去广州，复刊《救亡日报》。那时他的女儿刚满6岁，儿子在“八一三”事变后的第二天才刚出生。

“我不能忘记长沙大火前夕的一段往事：广州失守后，我和《救亡日报》同人撤退到桂林，随后立刻赶到长沙向郭老汇报，彼时正碰上长沙大火前夕，我去往水风井，郭老正忙着第三厅的撤退工作，连坐下来谈话的时间也没有。第二天我去见周恩来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你来得不巧，没有细谈的时间，可是，也来得正好，沫若同志离不开三厅，就请你护送于立群同志去桂林吧。当晚，当我和于立群同志等人离开长沙的时候，我满以为可以和郭老见一面的，可是，真的是公而忘私，他连送别的时间也没有。”“我们一行五人（还包括孙师毅、马彦祥及一辆周恩来指派的‘老爷汽车），于立群和池田幸子都是孕妇，池田还带了一只她最欢喜的花猫。崎岖不平的公路上，挤满了达官贵人和军官的家属、‘逃难的大小车辆。真可以说‘步履艰难。”

“几十年的往事是说不尽的……”夏衍感慨道，“1977年，在阔别了十多年之后去探望他，那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可他还是那样亲切、高兴。……大家知道，1974年江青一方面在大会上点了他的名，同时又纠缠着他，妄想拉他当‘梁效某顾问式的角色，他毅然顶住了恶浪，可是愤懑和忧郁使他身心交瘁。于立群同志说：他病情恶化，正是1974年开始的。”

祖父写回忆录之前，曾经有老朋友劝他说，“你们这些过来人如果不把过去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如实地记录下来，立此存照，那么再过一些年，‘文化大革命前后的某些人凭空捏造、牵强附会，以及严刑逼供出来的污蔑不实之词，就会成为‘史实，这是对不起后人和历史的。”

这样的事情，后来果然发生了。好在我祖父把“历史”写了下来，包括这一封评价郭老的信。

周恩来说：杨度女儿“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杨度的女儿杨云慧一直叫我祖父“沈伯”。她大概是杨度的后人里面最了解夏衍和杨度之间关系的人了。

她跟郁风、凤子是好友，她们两位都在北京，来往很方便，经常来我们家聊天。所以，杨云慧晚年在上海的一些生活情况，我祖父总是第一时间就能知道。

1988年底，为了杨云慧的住房问题，我祖父给当时在统战部任职的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写了一封信。

德平同志：

久未晤，甚念，百忙中有件事奉托。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原上海科教片厂编导、文艺七级，已离休），为她的住房问题，来信希望能得到统战部的协助。……杨云慧现任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的丈夫郭有守是起义的外交官，再加上杨度是早期共产党员（周恩来同志单线领导），因此，请您便时向（阎）明复同志反映一下，是否可由统战部向上海市委联系，予以协助？

匆匆致

敬礼，祝龙年大吉。

夏衍

十二，二十九

关于杨度，我祖父先后写过两篇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1978年）及《续杨度同志二三事》（1986年）。在他的笔下，始终称杨度为“同志”，而這一“同志”的称谓长期以来都是一个不能公开的秘密。

“关于杨度同志和中国共产党有联系的事，30年代初在上海小报上就透露过，我猜想，认识他的人也可能已经察觉到了，杨度同志逝世，马叙伦先生送了一副挽联，后来搜集在马叙伦的《石屋余渖》中，联云：‘功罪且无论，自有文章惊海内;霸王成往迹，我倾河海哭先生。在当时，应该说是很难得的。1947年在香港，宋云彬同志和我谈起这副对联，问我杨晳子晚年是不是加入了共产党。谈话时潘汉年也在座，我们就作了肯定的回答。”

“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1926年、1927年，而是1929年秋。自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潘汉年同志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周恩来在离开上海时，考虑到潘汉年也即将离开，于是决定由夏衍和杨度单线联系。1930年9月，经潘汉年介绍，夏衍认识了居住在上海旧租界薛华立路附近一座小洋房里的杨度。“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 主要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他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晳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

一直到1976年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几个月，他才将这个惊天的秘密告诉王冶秋：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编写杨度条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据杨云慧儿子回忆说，杨云慧在“文革”中“抄家”时被逼替父低头认罪，她一再声辩，并说周总理也是很尊重杨度的。两个星期后，杨云慧家中突然平静下来，原来是章士钊把情况转告给周总理，周总理给上海方面打了电话。

王冶秋将周总理临终的话写入《难忘的记忆》一文里。夏衍看后，知道这个秘密到了可以公开的时候，于是便把自己与杨度交往的经历写成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地同我谈起过他，解放后当我告诉周总理杨度同志的女儿杨云慧同志已回到国内，在电影厂工作，周总理很高兴，说‘她有困难可以直接找我。”

“八十这一关我是有信心可以突破的”

我祖父特别偏爱他在92岁那年写的《无题》一文，发表在《收获》杂志上。耄耋之年，他在这篇短文中表达了自己的人生观和生死观，“静下来想想，我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经历坎坷的人，居然能活92岁，实在有点奇怪。”

这项纪录是由他自己不断刷新的，尤其是在“文革”中备受折磨，损目折肢之后。

1977年他复出后，开始考虑去上海治病的事宜，主要是要做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和治疗在监狱里被踢断股骨颈的右腿。

我祖父那年9月16日去上海，住在瑞金一路，他的二姐沈云轩家。李子云告诉我，那是她自1962年之后，与我祖父的第一次见面。看着自己原来健步如飞的老领导如今拄着双拐，拖着残腿，她的心中唯有“悲愤”之情。

尽管祖父一再交代“上海熟人太多，又是是非之地，所以想有选择地会见几个老朋友……同时，我留沪时间不长，还想检查一下身体，故请你暂时‘保密，免得惊动那些可见可不见的‘朋友”，但当时上海的老朋友们闻讯还是纷纷去看望他。

他和他的老姐姐一起检查身体，医生讲，两位老人的身体底子都非常好，心脏也很健康，如果没有“文革”，老人家基本上是不会有器质性毛病的。李子云说到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在检查眼睛之前，她特地跑过去跟老人家耳语，问他：要不要换个名字？老人家说：不用，就用夏衍。当大夫护士们看到病历上的名字时，李子云用了四个字形容他们的表情：肃然起敬。

回到北京后，祖父在10月20日给李子云的信中写道：“（瞿）白音、（田）念萱同志的信收到，好在要做手术也要在明春，慢一点也不妨事。”

这里指的应该是股骨颈置换人工骨的手术。31日他再一次致信李子云：“念萱同志来信收到，可能上次写的规格、数量都不够清楚，所以已把原透视片寄给袁宗灿，请陶大夫再开一张单子，详写规格、尺寸……届时仍请你转交白音同志转给田鲁代办（同时，还请你复写一份，因万一香港办不到，郭老的日本夫人说她可以到日本去买）。”

这里提到的袁宗灿是夏衍在上海的外甥。而田鲁，即查良景的笔名，电影编剧，解放初期由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调至香港长城影片公司。

人工骨的购买一波三折。转年间刚到春节，祖父又写信给李子云：“今天是‘年初三，趁没有客来的时候，给你写这封信，祝贺新年。……昨日接念萱同志来信，关于托查君买人工骨的事，一下子搞糊涂了。她说《大公报》的某君已‘买好带京，但前几天《大公报》的罗承勋来看我，说去找过查良景，查说‘没有收到尺寸所以未买，希望赶快把尺寸、图样单寄给他云云，罗在京十天，回港前又来问我尺寸单寄出了没有。我说已由洪遒带去，由洪转给查了。而现在从田大姐的信中看来，查并未收到尺寸图样单，这样，事情如堕至黑雾中，弄不清楚了。我再三思维，只能要袁宗灿再弄一份尺寸规格单，直接寄给我，由我处直接交给《大公报》在京代理人，由他们去办，不必再经过查君转手了。念萱同志两次来信，均未写地址，所以只能托你转告，并致谢意。”

终于，在月底，此事有了着落。“人工骨已由费彝民带来，昨日散会时碰到他，他说此件是罗承勋买的，是查良景把尺寸型号交给了罗，罗买后交费带回的云云，费并说，罗不肯收钱，为了‘略表敬意，这当然不好，会后我当再和费讲清楚。东西现在费处，他说会后送到我家。此事请告白音、念萱同志，谢谢他们的帮助。”1978年2月28日，祖父赶紧写信告诉李子云。

手术定在上海做，所以一个月的工夫，“人工骨已带给袁（托柯灵带沪的），如尺寸型号符合再考虑去沪时间，还有，请田（念萱）再写信问查良景，请查了解一下人工骨的价钱，因罗承勋不肯说，我无法还债也”（夏衍致李子云，1978年3月23日）。

碰巧同年，在“文革”中跳楼摔断左腿的罗瑞卿将军，赴德国做人工骨置换手术，术后因心肌梗塞于8月3日去世。这件事使我祖父彻底放弃了做人工骨置换手术的念头。

这是祖父第二次放弃腿的治疗。第一次是在监狱里，因为给他吃橡子面，导致胃出血，问他是治胃还是治腿？他选择了保胃弃腿。

大病了一场后，祖父于1978年12月16日写了一封信。从其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决定以残腿为伴，拄杖而行，并下定了以老而彌坚的信念，度过余生的决心。“据说，78岁是一个关，总理是78岁去世的，今年，又死了阿英和周贻白，也都是78岁，所以许多人都为我担心，来客不断，今天上午就来了七八个人（包括周扬夫妇），其实，我相信80这一关我是有信心可以突破的。”（夏衍致李子云）折肢，暂且搁下。损目，还是要解决的。

“我的眼镜，原答允两星期可取，但一再拖拉，仍未用上，我的眼睛如旧，未恶化，也未好转。”（夏衍致李子云，1977年10月31日）

“文革”中，在监狱昏暗的光线下，不断被逼迫写检查和“自传”落下的眼疾，是困扰祖父晚年生活的一大难题。1980年6月，由陆道炎医生在上海主刀，做了眼切除白内障手术。但这一现在看起来并不复杂的手术却不是很成功，祖父的视力始终没能恢复。一年以后，他写信给李子云说：“你的那篇文章，《读书》已于上周转来，希望早日看后退回，我看了几页，因为墨水太淡，加上我视力衰退，看起来实在吃力……所以只能退给范用，不必再看了，实在对不起，看来，我的眼睛不久就会失明了。友协正在设法让我去日本再做一次手术，但尚未最后决定，问过陆道炎，他回信说‘没有把握还是保守一些为好，而实际上已‘保守不下去也。”

最后，在日本的检查治疗依然是“保守”的，配了一副特制的放大眼镜。

病腿、眼疾、年老、体弱，都没有挡住祖父向前走的步伐。晚年，他迎来了次写作的高峰期，除了撰写大量的文章外，还在1984年出版了自传《懒寻旧梦录》。

他在1987年6月11日写给老友李灏医生的信，显然要比10年前信心满满：“灏兄：……去冬以来，好几位比我年轻的同志相继去世，领导和亲友一再要我做一次体检（我因自我感觉良好，去冬一次感冒也没有犯，所以已经两年未去检查了），事后北京医院发来了‘总结，居然各种老年人有的病无一不有。‘北医是一家老牌保守医院，我对它们的‘保守系数一直持保留态度，加上‘结论中的许多行话、术语又看不懂，所以只能向您这位专家和顾问请教了，请您看看是否各种毛病都有？以及今后应注意事项，据我自己评估，按我的年龄（今年满87岁），应该说是不错的了，发没有白，牙没有坏，除眼睛做了白内障切割手术外，耳也没有聋……”

关于长寿的原因，祖父在《无题》一文里，更多地归结为自己的性格：“话说回来，一个人的健康，要从生理、心理、适应能力这三个方面来决定。我能活到现在，大概是总结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卸下思想包袱，不生气，不悲观。”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我祖父来自于一个有长寿基因的家族，他享年95岁，他的姐姐享年102岁。

（选自《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沈芸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