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国平 黄爱军

摘 要：1919年1月《除三害》的发表揭开了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序幕，1919年12月《新青年》宣言的提出标志着这一转变完成，早期建党的思想也由此萌发。随后陈独秀在一系列文章中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则是其为早期建党活动做出的大众化准备，这一时期的实践活动及同时代人的言论也证明了陈独秀建党活动的步步深入。陈独秀的转变与李大钊学理型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有着很大差异性，即直接在实践中与理论结合，在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关键词：陈独秀;马克思主义者;《除三害》;《新青年》宣言;李大钊

中图分类号： B2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5-0044-07

目前学术界对于陈独秀何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时间节点有：①中共创建过程中，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②1920年5月之前;③1920年9月《谈政治》一文发表;④1920年六七月间。徐光寿《论五四前后陈独秀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三步走》认为，陈独秀转变标志是《劳动节纪念号》的刊发;田湘波《陈独秀何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陈独秀转变时间为1920年5月之前;朱洪《论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转变》认为陈独秀转变时间为1921年。结合新文化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语境与阶段性特征分析，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以1919年1月《除三害》一文的刊发作为陈独秀开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到1919年12月《新青年》宣言的发表作为陈独秀完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更为恰当。

一、1919年陈独秀已经完成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主要视角关注青年一代。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其关注重心渐渐转变为工人群众。陈独秀1920年9月1日发表《谈政治》一文，很多学者忽视了陈独秀在第一部分关于谈政治原因表述。《谈政治》发表的原因是陈独秀虽然秉承之前不谈政治的原则，但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过程中已经渐渐放弃了这一主张，并将一段时间的政治思想做一总结，所以现在要详细谈一下。虽然此文章在后来成为其思想转变标志，但是结合各类学术资料和文献研究，陈独秀这段表述并未被学者重视，似乎是被忽略了。陈独秀在1919年刊发的一系列文章和论断，较早体现其思想转变过程与方向，也符合陈独秀所表述的对前一段时间关于政治的见解。《谈政治》一文发表只是针对当时无政府主义以及修正主义做出的批驳，并号召发动工人阶级。对于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都认为需要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的认识之后才能够说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以现代人的思维观点去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过程。这在历史学的研究过程中是一种以今论史的片面观点，对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过程，尤其是五四前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形成过程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做出差异化的评判。陈独秀作为早期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中，因为其具有强烈的实践主义色彩，自然不能与李大钊理论学者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过程相类似，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应该要比当前学界的四种主要时间观点更加提前，即1919年12月陈獨秀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是比较中性化的。陈独秀认为：“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中国似可缓于欧洲，因产业未兴、兼并未盛行也。”这种思想上的片面性主要是旧式知识分子对于国内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不具有客观的判断，同时也因其在社会改良和社会革命的过程中容易忽视发动下层民众的力量来推进改良或革命成功。因此陈独秀在主观上来讲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认同没有持否定态度，只是在当时的情况之下，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但是当有了一定的阶级基础之后，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是可以像在欧洲一样兴盛起来的。正如他在1918年《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所提及的“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1]525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带来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在欧美的盛行，引领了社会的主题。而俄国十月革命所传播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必然也会引领社会发展的主题并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其中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强大生命力在陈独秀看来是可以和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相提并论的，而陈独秀作为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做了极大的尝试，虽然推翻了封建帝制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民初的军阀混战、政党政治的黑暗，也促使陈独秀对于其早期践行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产生极大的厌恶并渐渐地摆脱了一个民主主义者的身份，这在1919年1月《每周评论》第五号发表《除三害》一文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若不除军阀、官僚、政客这三害，国内政治便永无澄清之日。”[1]450陈独秀对于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混战、民主政治制度在民初成为政客争权夺利的手段、官僚政治的失望最终促使其向社会主义靠拢，并提出国民首先要具有政治参与的觉悟度，同时社会的中坚分子要积极地领导并组建以国民为依托的人民性的政党，从而扫除近代以封建残余势力、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国内买办势力为依靠的资产阶级政党，对民主共和的失望而提出组建人民性的政党即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既是陈独秀早期建党思想的萌生，同时也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开始。

这种组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观点在1919年4月《每周评论》上刊登《共产党宣言》中得到体现，其中重点开始涉及劳工革命的内容，并认为应该重视无产阶级的作用，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其次在《无产者与共产党人》中，陈独秀加注按语称：“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的劳工联合。”他在《纲常名教》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在欧洲盛行之后必然会很快来到东方世界，在当时的东方，符合社会主义实践的国家只有中国[2]70。《新青年》作为以陈独秀为主编的进步刊物，陈独秀思想的转变必然会鲜明地体现在杂志的宣传方向上。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开始大量刊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因此其也被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专号”。这表明陈独秀已经开始在理论上渐渐地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随后在1920年2月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是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开始在中国革命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反映。1919年5月，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一文，在文中其明确地提出“国民应有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并应该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应该征服政府”[2]106。陈独秀在对无产阶级的态度上，已经从旧式民主主义者成功地转变为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重视无产阶级在社会革命中的作用，并主张建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统治。

综上所述，1919年是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一年，陈独秀开始重视十月革命的伟大历史成就，转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是改造社会的利刃，同时也开始重视工人阶级的作用，主张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统治，在理论上，不仅抛弃了民主主义的观点，开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内容诠释中国社会的现象，同时也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之下萌生早期的建党思想，正如1919年1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布的宣言中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2]130。其在1920年与李大钊约定“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然抛弃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那么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陈独秀必然选择社会主义，这不仅仅是其个人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社会的必然选择。所以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应该是1919年1月《除三害》的提出为开始转变的标志，1919年12月《新青年》宣言发表则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完成。无论是早期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与传播，还是后来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利用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进行早期革命活动，都是结合中国历史语境基础上实现俄国式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一种理论构建与调整，以期达到透过表象实现思想文化交流本质性的突破，进而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社会革命。

二、为建党做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传播

陈独秀1919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在分析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问题时开始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作为其理论支撑，并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用相关理论对劳工问题、无产阶级专政进行深入普通民众层面的宣传，扩大马克思主义在社会底层民众之中的影响力，为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奠定群众基础。

（一）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劳工问题

《劳动者底觉悟》对于东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做了鲜明阐述，即中日两国底层劳动者在近代所进行的工人运动，乃追求待遇改善。同时期欧美工人，由于工人运动以及劳工意识酝酿较久，良好的阶级觉悟和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欧美工人开始要求国家管理权，实现工人阶级对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绝对领导与管理权[2]226。陈独秀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分析当时中国工人阶级现状与社会地位，运用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呼吁中国工人阶级积极发挥自身强大阶级力量，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学习欧美工人运动先进经验，完成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历史使命，这预示着在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劳工统治时所涉及的国家“自行消亡”与暴力革命主张。

在《答知耻》与《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文章中，陈独秀利用剩余价值理论，形象地将工资与工人生产效率提升、剩余价值的增值做了比喻。批判中国近十年来资产阶级对于工人工资问题背后所蕴含的资本剥削现象，指出资本家在工作时间、待遇、教育等方面的伪善面孔[2]229。现实所存在的工资与物价增长失衡，加之资本家贪婪本性使然，工人虽然从生产力发展中变相使生活有一定保障，但改变仅是一点蝇头小利。绝大部分劳动者的权利丧失，工人依然是要大呼冤枉的，资本家又有何理由强调工人抑制消费从而增加储蓄[2]234。对于将剩余价值用股本、红利等伪善名义剥夺去的资本家，无权审问工人工作能力与责任心是否存在，这样丑陋的行为也是清平社会的一大社会罪恶[2]231。在《答章积和》中除去剩余价值被剥夺，普通工人在教育上也面临捉襟见肘的局面，越来越长的工作时间挤压了工人受教育的机会，让教育普及无法实现，因为这必将占去工人大量的时间即压缩工人的工资。物价高涨、工人获得的微薄工资仅仅勉强度日，加大了教育普及难度[2]236。所以陈独秀号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对不公待遇作出回应，打破掠夺方式形成的私有制。通过团结大小组织，以组建工会的方式联合工人阶级，壮大自身力量，最终获无产阶级在政治与国家角度上的统治，实现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二）推动工人与知识分子群体的结合

1920年5月1日《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刊登的陈独秀几篇文章，全面结合中国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分别利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观点和唯物史观，从剩余价值角度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方面阐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改变政治与国家现状的必要性。也预示着无产阶级为争取自身解放，必然要选择阶级斗争和劳工专权的斗争方式，促使社会革命目标转变与实现。《劳动节纪念号》之出版，一方面获得工人阶级的呼应，简洁的语言在工人群体中迅速有效扩散了无产阶级专政思想，推动工人运动大发展。另一方面大量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不断尝试的知识分子开始正视和吸收马克思主义，萌生了一大批具有马克思主义意识的早期知识分子。此外，知识分子开始重视一直所忽视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整体上使得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国家和社会改革的视野从上层统治阶级下移到工农阶级。蔡和森曾说，《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实际上是积极宣传美国等欧美国家民主思想，其俨然成为歐美思想在中国宣传的机关刊物。但是自从仲甫同志接触和吸收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思想之后，《新青年》宣传主导思想也同仲甫同志一起发生了转变，开始宣传社会主义[3]7。

从上述分析判断，相比《谈政治》一文，1920年上半年在陈独秀相关的文章和论述中，较为准确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思想与理论，并开始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学理层面开始转化为社会大众化传播阶段。虽然呈现出分散化的特点，但已经摆脱了早期知识分子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范畴，转而通过对社会问题的剖析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内化到自身的思想主张上。关于政治的见解，在很大程度上他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利用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工人的红利应分配给工人，对于社会的改造必须打破私有财产制度。号召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利用公会组织壮大自身力量与剥削阶级进行斗争，获得工人阶级自主权，建设劳动阶级国家。陈独秀用阶级分析法，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国家与政治的全盘否定，并承认资产阶级在当前存在的客观性。

虽然他在认识上还存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些误区，但并不妨碍陈独秀作为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传播活动的文化需求者的角度视之，根据各自的立场、知识、爱好、兴趣、心理，通过重新解释、估价、过滤等方式，在形式和意义上改变文化的客观性而使其符合自己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无法保证对于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解读的准确性，即使出现误读也是合理之事;退一步说，即便具备了传播者的高素质和文本的正确性，乃至符号的共通性和媒介的有效性等必要条件，仍不能确保文化的接纳性和沟通性。可见，马克思主义这种新理论能否广泛传播并被接受，不是由个别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来实现的，而是取决于拥有绝大多数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选择，特别是通过在精神、心理层面上的接受来证明。陈独秀自1919年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确立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后，到1920年期间的一系列思想活动，正是其为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大众化所做出的努力，并非如学界所认为的是陈独秀在1920年才形成完善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三、1920年相关实践活动及人物言论佐证

個人的知识背景、目的、立场、角度以及对时局的主观反映等的不同，决定了传播马克思学说内容认识理解的差异性。陈独秀属于积极的革命派巨擘，始终活跃于时代潮流的前面，堪称时代的弄潮儿，各种西学知识都囊括无余。应该说，陈独秀介绍马克思学说的目的是由他强烈的爱国思想决定的。从历史条件来看，当时阶级条件和思想条件都还不成熟，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很弱小，封建主义思想如积水深潭，还没有受到整体上的批判和讨伐。因此，当时的中国还缺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实土壤，早期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群体虽然属于当时的“激进人士”，但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这决定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所预测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还只能停留于表层，不能真正理解其科学的深刻内涵，也决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只能是一种前奏和先声。在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接受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或多或少受到陈独秀个人思想的引领与启迪，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陈独秀早期思想转变的时间节点与具体的转变过程。

（一）将工人运动与改造社会结合

1920年2月陈独秀在武汉发表《改造社会的方法与信仰》演说，提出对阶级制度、继承制度、遗产制度的三个打破。平民社会主义、共同劳作、田地公有化的三个实现，总的信仰应是“平等和劳动”[4]119。“三打破”改造中国之法，表明其否定私有制，且在社会基本问题政治倾向上摆脱欧美民主思想和改良思想的色彩，进而主张社会主义思想论断。用阶级观点来分析社会政治问题，认清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罪恶，主张由无产阶级来管理社会，这一切正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基本的思想政治观念。汉沪之行使得陈独秀思想转变不仅体现在言论宣传主张上，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也与陈独秀一拍即合，也成就了他在工人群众中工人组织工作开展。陈独秀广泛接触武汉上海两地普通工人，积极了解两地工厂、工人及其生活现状，倡导和支持工人运动，通过撰文和通讯形式提出开展中国工人运动的主张。

（二）陈独秀自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逐步完善

毛泽东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早年他在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时，其很多思想受陈独秀启发。如：1920年4月毛泽东与陈独秀在上海见面，二人深刻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展革命的相关问题。毛泽东个人思想在这段时间里迅速发生变化，开始在理论与实践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正如毛泽东后来回忆所说，在上海与陈独秀的深谈，一方面帮助其更透彻地了解所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中所蕴含的理论，另一方面作为青年人精神领袖的陈独秀，更向其展示了自身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伟大信仰。这对于接触各式思想洗礼的青年毛泽东有很大触动，也间接帮助其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世界观[5]148。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是在陈独秀影响下完成的，如果没有陈独秀指导，毛泽东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时间上或许会更晚。从这次会晤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开始将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掌握和认知影响传播给进步青年，以此来扩充早期党组织建立的干部基础。张国焘1920年5月与陈独秀在上海会晤，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与党组织创建的关系上，陈独秀已经领先同时代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而将目光放在党组织创建上，实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理论到革命实践的质变过程。1920年魏金斯基一行于4月底5月初在上海与陈独秀会晤，魏金斯基首先与陈独秀商议同上海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陈独秀按其要求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0年五六月间，经过多次活动魏金斯基提出，中国当前思想界之景象，未有复杂混乱可以形容，是由于缺乏统一组织领导。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想各行其道，相互论战，看似社会思潮活跃，实则缺乏统一与实践，陈独秀对此高度认同。只有在思想理论达到基本水准之后，才能够认同魏金斯基的提议，并在思想界开始建立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建立早期的共产党组织。基于局势如此，陈独秀汲取共产国际正确建议，筹划党组织建立事宜，以实现社会革命新鲜血液的注入与生机焕发[4]125。这比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对于无政府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批判要更早。

（三）《新青年》杂志主导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

在1920年5月—8月期间，陈独秀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宣传以及创建早期党组织的活动，间接影响了《新青年》杂志正常刊发，期间《新青年》暂时停刊[6]171。早期党组织于上海成立之后，《新青年》成为早期党组织机关刊物，这二者的转变，除去陈独秀已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因素外，也表明陈独秀在这一时期政治立场转为社会主义以救中国。《新青年》作为陈独秀主编的杂志，必然代表着陈独秀思想的转变的过程。认识到实践转化过程需要时间沉淀，亦是思想外化过程。这种转变滞后于陈独秀本人思想转变，结合早期党组织筹建过程中实际情况，《谈政治》主要是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号召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团结起来。

综上所述，陈独秀对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已然于1920年8月之前完成，进而开始筹划正式建立中国共产党，那么1919年應是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正是因为在这一时间段其完成个人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1920年他才能够有足够的理论体系支撑其在文章、言论中将马克思主义与民众结合起来，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众化传播，进而培育进步青年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为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奠定干部基础。相比《谈政治》一文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总结，1919年这段时期作为转变完成的过程，更具有逻辑与时间序列上的合理性。

四、陈独秀转变途径的特殊性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国人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和立场，其强有力的示范效应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向往，马克思主义开始迅速传播，并由此产生了以李大钊为代表的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的传播者不但是极具影响力的学者文人，而且有相应的报刊学社支持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有力的载体。资产阶级学说和变革手段经过历史的验证证明已经失败了，面对俄国革命的胜利和民族危机的压力，中国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他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主体。与其说因为他们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纪元，倒不如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使他们成长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也差异化地形成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方式与途径。在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规划与努力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也逐渐形成体系。

（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标志

早期知识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于信仰层面上都具有高度统一的目的性，即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俄式社会主义国家。充当翻译与传播媒介的这些人代表着当时先进的思想潮流，他们不仅是知识分子进步文人，还是积极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传播者尽管翻译与传播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是并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可见，部分翻译与传播者不是因为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会完全信仰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才翻译与传播其学说。早期的理论翻译与传播，只有将异质化的思想内化为自身的思想体系，才会成为该思想的信守者[7]36-38。李大钊之所以领先同时代知识分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日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且早于同时代知识分子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尽管在这之前，他针对俄国革命胜利已发表多篇文章，探讨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的胜利经验。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刊出，尤其是“我的”二字出现，虽然李大钊在文中观点来源于河上肇《社会问题研究》连载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但李大钊将之纳入自己思想体系之中，公开宣布其马克思主义阶级立场并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由此可见，翻译与传播者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内化为自己的思想主张才有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早期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群体的共同特点。

（二）陈独秀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特殊性

陈独秀早期对封建制度的批判，后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开始接受欧美民主思想，在不断寻求社会救亡的过程中，异质思想内化转变为陈独秀各个时期政治主张与思想。不可否认的是，其早期在对抗封建制度过程中所形成的激进主义成分一直影响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及早期党组织创建活动中的指导思想。这种激进主义成分在天然的角度上使得陈独秀更容易汲取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学说理论，同时更偏向吸引一些带有激进主义成分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6]167。从撰文对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陈独秀更多体现着其“学以致用”，有着强烈的实效性。陈独秀从时代要求出发，以中国的变革和启蒙国民为目的，并不讲究学问上严谨的论文。因此，陈独秀虽然以新知的形式为启蒙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但其更多是从“自身”的要求为出发点的;而且他还将马克思学说融进自己的思想中，综合性地传播了苏俄暴力革命式的社会主义思想，并借以发挥，倡导自己的观点，从而作为启蒙国民的武器。

早期活动中这有利于组织和宣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长远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入研习。后来中共早期党员在汲取此经验基础上一步步筑就科学社会主义。陈独秀在1919年开始确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他对资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无情批判和否定，标志着他曾经尊崇的西方式民主已被抛弃。此后陈独秀着手建立早期党组织、发动工人，正是这种思想上的激进主义色彩，迅速帮助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本土化问题上，陈独秀结合理论与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较早地将传播与实践结合起来，利用理论指导社会革命实践。从学说体系的角度上看，陈独秀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解并不如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其原因主要是在意识形态上未能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残余思想彻底剥离出去，加之自身接受的思想斑驳复杂，所以对陈独秀转变的研究标准不能依循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旧例，这也是本土知识分子与早期留日分子研习马列主义的区别。日本学者石川祯浩的《共产党成立史》一书中，提到陈独秀与研究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时说过，陈独秀比较深入地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时间应在1921年1月之后[6]50。

因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在接受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将接受异质思想的过程与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较早的开端和代表，因此我们必然要将陈独秀及其影响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辩证地看待与研究。

五、结语

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更多地还是始于间接、无意、零碎传入，很多思想附着于作品、述评、转述、编译等方式之中。正是这样看似间接与零碎的输入方式，奠定与建构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立足，用特殊文本形式选择性地引入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8]280。早期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继承了这样的特点，带有明显的零碎性与不系统化，这并不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接受与实践。关于陈独秀在早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过程也是明显带有零碎性与不系统化的，转变属于渐进式、分散式的，是对原本民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实践中的“扬弃”。面对异质思想输入时，除了李大钊为代表的早期翻译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理论基础上吸收转化，以公开方式宣布站在马克思主义之阶级立场的途径之外。陈独秀则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的转变途径在实现最终目的上也达到异曲同工之妙。这种先天性的传播特点影响了早期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造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形成过程中的非完整性及误区。随着党组织发展以及与共产国际的频繁接触，这种思想学习与吸收的过程也不断系统化。早期知识分子及时更正理解误区，最终丰富完善系统与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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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January 1919， the publication of Eliminating the Three Evils witnessed Chen Duxius transformation into a Marxist， and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completed by the declaration of New Youth on December 1919， which also gave the birth to the idea of early Communist Party construction. After that， Chen Duxiu extensively used Marxist theory in a series of articles for the mass preparation of the early Communist Party construction. The practical activities in this period and the opinions of contemporaries also proved that Chen Duxius party building activities are developed in-depth step by step.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en Duxiu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i Dazhao who is a theoretical Marxist. He directly combined the theory with the practice， promoting the spread of Marxism in practice.

Key words：  Chen Duxiu; Marxist; Eliminating the Three Evils; Declaration of New Youth; Li Dazhao

编辑：邹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