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华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深圳 518172)

矛盾是一切运动和生命的根源。“跨境学童问题”是一个具有特殊属性的历史现象，背后交织着复杂的社会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的新论断，“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供给和需求已发生结构性变化，更新了“跨境学童问题”思考的语境。当前我国社会发展迅猛，各方面实现跨越，正在向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目标奋进。在此基础上，对“跨境学童问题”重新展开辨析和研判十分必要。

一、“跨境学童问题”界定

“跨境学童”，指拥有香港居民身份，在香港学校接受教育，定居在深圳的低龄适学儿童。包括“单非”“双非”儿童和居于内地的香港人子女。“跨境学童”可以溯至上个世纪90年代，香港回归后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愈益紧密，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选择来粤工作或经商。出于短期或长期的需要，虑及相对低的生活成本和房价，不少香港夫妇选择在深圳居住，而让子女到香港接受教育。这一时期粤港两地跨境婚姻数量剧增，“单非”儿童相应增加。2001年香港终审法院判决父母都不是香港居民的庄丰源赢得居港权，这对于判例法系的香港，意味着一场长达十年的非香港居民夫妇(简称“双非”)通过特定途径到香港分娩的风潮。2012 年4 月26 日，香港医院管理局大会开始叫停，直至2013年1月，香港所有医院无限期停止接收“双非”孕妇分娩，十几年间逾20万“双非”婴儿在香港出生。[1]香港是全球经济和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普遍认为香港的学校资源比大陆精良，拥有香港居民身份的“单非”“双非”儿童能享受政府资助，无须缴纳学费。香港“学券制”的推行，与内地学制的趋同以及两地交通的便利沟联，使“跨境学童”的数量急速增长。

“跨境学童”本身并无问题，而“跨境学童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跨境学童”身后的家庭、家长的选择引起的。换句话说，是这个社会群体的原初性违规做出的从众选择，引发了社会矛盾的典型性爆发。“跨境学童”是一个特例的、阶段性的存在，当时的香港特区政府也只是为了缓解生育率持续走低，幼稚园、小学招生不足的严峻形势，权宜地认同和接受了“双非”儿童，对“跨境学童”当中所占比例较大的“双非”儿童，没有进行长远持续地考虑和规划。深港两地是“一国两制”的缩影，不同制度文化的博弈，考量着“跨境学童”的适应能力，而新加入“跨境学童”大军的孩子年龄越来越小，每天往返两地奔波，辛苦劳顿，过关时间长，很容易造成日常作息的紊乱，影响学习积极性和学业成绩；双城生活模式使他们无法参与部分学校组织的活动，课外活动的时间和伙伴缺少，难以融入，继而在语言习得、人身安全、社会交往及身份认同等方面产生问题；香港的社会服务虽已臻完备，但专门针对“跨境学童”的却没有太多经验可循，所以一旦遇到问题基本求助无门。“跨境学童”父母对孩子殷切的期望和对家庭美好的未来设计遭遇滑铁卢，这便是“跨境学童问题”的症结。

二、“跨境学童问题”新辨析

1. “跨境学童” 凸显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

如前所述，“跨境学童问题”是“跨境学童”身后的家庭、家长的选择引发的。从这个社会群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入手展开分析，不难发现“跨境学童”其实是社会矛盾的聚焦。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我们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一些不和谐的乱象频仍，“跨境学童” 凸显了发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

(1)经济发展迅猛与内生性滞后

新崛起的城市深圳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典范，又尽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力。大量的流动人口以及各种要素迅速向这座城市聚集的态势从改革开放初期延续至今。然而深圳崛起的奇迹在令世人眼羡的同时也并非没有丝毫的诟病，这座城市内生性成长不足，就是它的“阿喀琉斯之踵”。人口增长和城市建设规模井喷，生活节奏飞快，美丽的万家灯火点缀着缺乏温情的人际关系。这座城市的自身造血功能，没能凭着“深圳速度”在这片匮乏人文积淀的土地上发力。相较而言，香港历经150多年英国殖民统治和文化浸染，形成了中西交融的文化模式。香港回归之后，依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享有高度自治和优厚的社会福利，继续以政治廉洁、社会稳定、经济自由、法治完善闻名于世。这些都吸引着“单非”“双非”家庭做出跨境求学的选择。

(2)户籍制度掣肘与教育资源壁垒

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根据血缘继承关系和地理位置执行严格的城乡二元分割。在社会流动频繁的今天，户籍制度限制了自由迁徙权，影响了教育公平，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掣肘。根据宪法规定，国家、社会、家庭必须予以保证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一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承担主要费用，根据户籍制度进行教育资源的分配。尽管“跨境学童”在内地受教育的问题，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政府都有一些特殊优惠安排，但是由于没有内地户籍，“单非”“双非”儿童，被排斥在内地义务教育体制之外，不能享有政府的教育财政预算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一河之隔的香港教育素质被全球公认，注重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个性，政府不仅承担了“跨境学童”绝大部分教育费用，还为有新录取“跨境学童”的公立学校提供津贴以帮助新学童。学校可灵活运用这些津贴，弹性地为“跨境学童”提供校本支持服务。包括：开设补习班、推出适应课程、设计校本课程、购买教具和辅导教材、筹办迎新活动、辅导活动及课外活动等等。[2]“单非”“双非”儿童在香港所能享有的教育与在内地的境遇形成强烈反差，所以“单非”“双非”家庭便趋之若鹜了。

(3)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偏差

“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这项基本国策制定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资料生产应与人类自身再生产相适的原理，现实依据是当时中国的国情。以国务院批转《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为标志，全国城乡计划生育工作在大陆地区全面开始。计划生育政策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人口质量和教育质量，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过贡献。然而养儿防老的思想在大多数中国家庭中根深蒂固，计划生育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分化结果：二线及以上的城市遵守情况普遍较好，而农村超生、多生、乱生现象普遍，在先富起来的广东地区尤甚。进入21世纪，国家出台了《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选择赴港生子的家庭一般都能支付不菲的超生子女社会抚养费。与内地情况迥异，香港地区的总生育率从1971 年的3.46下降至2005 年的0.96，政府鼓励生育然而收效甚微。[3]持续走低的生育率直接导致幼稚园、小学招生不足，权宜之计，香港政府为“单非”“双非”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内地夫妇选择赴港产子，逃避内地计划生育政策，“单非”“双非”儿童数量骤增致使“跨境学童”队伍越来越庞大。从某种意义上说，“跨境学童”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内地其他“合法性”学童的不公。

2.“跨境学童问题”的实质是美好愿景与现实的落差

以人为本，应该把“跨境学童”及其家庭的真正需要作为思考的起点和旨归。着眼于已经产生的问题进行分析，“跨境学童问题”究其实质是“跨境学童”及其家庭的美好愿景与现实的落差。

(1)孩子的美好生活需要难以得到满足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选择的不同伙伴和群体(同龄人)，相比父母的教育、教养以及学校教育，更能决定成长的高度和质量。受此观点影响，一些“单非”“双非”家庭基于香港地区基础教育优于内地的认同，选择了这条辛苦求学之路。儿童阶段是习得语言、培养思维情感、了解社会、掌握生存能力的关键阶段。这个阶段家庭是第一个基本单位，其后才依次是同辈群体、学校、大众传播媒介等等。“跨境学童”每天往返于两地，课余时间与家庭的互动减少，与同辈群体的交往受限，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和交往。没有自信心的、没有伙伴互动的童年是谈不上幸福的，在美好生活成为一个政治目标的时代，我们应该明白，美好生活也是孩子的真正需要。

(2)家庭的美好未来设计被现实杯葛

选择赴港生子的家庭期望通过这个途径改变孩子以及家庭的生活前景。然而现实却是年幼的孩子们每日舟车劳顿、作息紊乱，难以达到优才教育的预期。此外，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社会制度日臻完善，香港人自豪地视香港为家，本土意识日趋强烈。孤傲将内地人、“新移民”以及受到香港社会福利署“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的人士包括“跨境学童”,视为“他者”。他们认为香港人是靠自己打拼，自力更生，才有了香港的辉煌，不想被“他者”分一杯羮。“跨境学童”及其家庭想要完全融入香港社会很难。

(3)焦虑的中产阶级逃离与坚守两难

对于一个正在和平崛起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言，理想的中产阶级应对社会责任有着自觉和担当，对政治民主、政治诉求、政治参与有着相对一致和稳定的认同，而且立场偏保守。我国的中产阶级绝对数量较多，但存在的绝对时间并不长，大致包括体制内、与体制有关联和纯粹体制外三类。在全球经济形势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级敏感、自危且茫然。污染加剧、食品不安全、房价高企、社会阶层固化缺少上升通道的无奈等等恶化了中产阶级成长的生态环境。明哲保身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们开始表现出改变现状的目标诉求。香港优越的人文环境、保障的社会福利、高度的国际认同度使其成为最近的庇护、最佳的选择。30多年间，香港抓住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契机，迅速发展成为国际商贸、金融和航运中心。循着这个势头，香港最佳的发展路径应是跟随国家经济升级转型和“一带一路”策略的实践，继续加强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建立更大的市场。然而由于历史原因，沦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与祖国大陆隔绝了百余年，缺乏共同的文化底蕴和公共的权力机构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化趋势对领土主权概念的弱化，对民族国家管理和干预社会职能的影响日甚一日，“去国家化”的声浪在国际政治生活中此消彼长，香港“占中”事件的爆发典型性地体现了少数香港居民政治认同的现实式微。本应是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层的逃离，不仅仅是知识和财富的外流，更是一个逃离与坚守的两难境地。

三、新语境下“跨境学童问题”的破题思路

“跨境学童问题”不是一个单一的存在，它牵涉到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政治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社会供给和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为我们思考“跨境学童问题”提供了新的语境和实践遵循。

1.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理顺了“跨境学童问题”的内在逻辑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为今后一个时期内的国家发展方略做了基本导向，也为我们理顺了“跨境学童问题”的内在逻辑。对于一个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政党来说，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所有诉求都无可厚非，关键要致力于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拥有香港居民身份，求学在香港，定居在深圳的“跨境学童”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实际上就是对高质量的物质产品、服务产品、精神产品以及各种公共产品的需要。以需求为供给发展导向，以大力补短板为抓手，逐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让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才是解开“跨境学童问题”的钥匙。

三十多年GDP年增长速度近10%，这样的腾飞已经使社会供给和需求的匹配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料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已从1978年的57.5%和67.7%，分别降至2016年的29.3%和32.2%。[4]在供求关系中需求侧的深刻变化表现在人们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显著提升，拉动需求结构的不断升级和需求层次日趋高端，这一点在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表现尤甚。从供给侧角度来看，按照世界银行统计，2016年中国GDP总量为11.2万亿美元，人均GDP达到8113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GDP第二大国、贸易第一大国。[5]一个崛起的大国应有能力也已有能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的制度优势足以彰显在教育、医疗、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等各个方面。

2.跳出思维局限：“跨境学童”是未来深港重要的人力资源和社会力量

“一国两制”是一场成功的国家制度实验，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完全统一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跨境学童”是“一国两制”最醒目的注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是一场逆袭，以深圳为重点，向世界展示了建立在广泛政治认同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制度优势、领导睿智和道路优选。深圳这座年轻的城市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各项指标上赶超香港。“跨境学童”每日在深港两地往返，随着他们的成长成才，将会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超越。我们用发展的事实、增长的数据廓清西方鼓吹的所谓普世价值的虚伪性，我们应该有“四个”自信。“跨境学童”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不会再现也不能重演，随着祖国大陆的日益强盛，深圳的发力，他们完全可以成为未来深港重要的人力资源，成为一股拓展政治认同的社会力量。

3.在社会融合的各个领域凝心聚力

当前社会组织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在我国内地尚属新鲜事物，群众认可度及其作用的发挥有待增强。香港的社会组织结构成熟，大致分为两类，一类由政府直接管理，另一类由非政府组织(NGO)间接管理。在解决“跨境学童”问题上，虑及深圳资源有限、负担过重，一条思路是在符合中国国情的前提下拓宽与香港NGO的合作领域，积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利用深港两地同类型社会组织为平台，构建枢纽型社会组织体系，通过项目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社会化推进，不断壮大服务基础和实力，以务实行动助推“跨境学童问题”解决，真正惠及数万“跨境学童”及其家庭。此外，继深圳公办学校试点开设港人子弟班之后，又增加了民办教育与民间资本投入作为有力补充，我们欣喜地看到了各个方面努力的生长。无论是深圳市将“跨境学童”纳入义务教育保障体系，还是变“跨境学童”为“跨境教师”，让香港生源不足的学校来深圳办学，都可以纳入议事日程,有操作可能性。

一条深圳河如血脉般联结着深圳与香港，陆路相邻的亲情地理位置，从一开始就寓意着这两座城市的融合。解决好“跨境学童问题”将会有力地促进两地的社会发展与稳定。“跨境学童问题”不是一个拘于基础教育领域的问题，早已受到深港两地政府的关注，触动了教育改革的神经。然而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在社会融合的各个领域凝心聚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