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璐 王泽龙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徐志摩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传奇诗人。他短暂的生命书写出了一段中国新诗史上无可替代的篇章。对徐志摩诗歌的研究，从1923年至今，已有将近一个世纪之久。徐志摩的诗歌研究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始发期(1923—1949年)；二是混乱期(1950—1979年)；三是开拓期(1980—2000年)；四是深化期(2000年至今)。新世纪以来，在一种更加开放自由的阐释和接受语境中论徐志摩，徐志摩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徐志摩诗歌研究文献的数量几乎翻了一倍。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思路，主要还是对已有问题的深入和系统化。本文将重点对新世纪以来的研究进行梳理和综合评述。

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学界就徐志摩诗歌思想内容的问题有非常大量深入的研究讨论。新世纪以来的评论文章关于徐诗是否具有爱国主义和反封建的积极思想意义基本持肯定态度。而学界普遍倾向于从徐志摩诗作的艺术价值和在新诗史上的贡献来评判和定位其人其诗，对徐志摩诗歌思想内容的价值判断基本成为学界共识。在新世纪，对徐志摩诗歌创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讨论其诗歌思想渊源以及诗歌形式美的构建。在深入以往研究课题的基础上，开拓了新的研究话题。在翻译与诗歌创作、诗学理论研究，史料研究和文学史书写三个方面均有深入和拓展，同时出现了在传播与接受视角中引入文学活动系统外部环节的新研究思路。针对新世纪以来《再别康桥》作为中学课文篇目，受到广大读者喜爱，成为诗歌经典的现象，出现了大量对这首诗的研究评论文章。

一、中西传统比较研究

徐志摩来自中国传统大家庭，从小在古典文学的浸染中成长，青年时代出国留学。徐志摩的诗歌中表现出与中国传统文化浑然天成的契合，又呈现出对外国文学丰富的借鉴。在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开放视野中认识评价徐诗的独创性，并由此梳理考辨徐志摩诗歌与外国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是徐志摩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到新世纪，这一课题仍然备受关注。

对于五四时期的新诗，80年代以来学术界多着眼于它对传统的革新而关注它与西方诗歌的关系，但是也有学者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传统对五四新诗的内在影响。进入新世纪，在徐志摩研究中回溯中国古典传统已经不是新的研究视角了，这一时期的研究文章主要是对以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马容2002年发表的《徐志摩诗歌中隐现的传统文化精神》是从思想精神层面来探讨徐志摩诗歌中的传统文化渊源，文章认为徐志摩的思想有一个从“入世”到“出世”的转变过程。陈国恩1996年发表了《论婉约词对“新月”诗人的影响》[1]，2003年他又发表了《新月派诗与婉约派词》，更加清晰和深入地探讨了婉约派词对新月诗派的影响。陈文并不是专门研究徐志摩的论文，而是以朱湘、徐志摩、闻一多为代表，探究婉约派词对新月派诗的影响、新月派对中国传统的继承。其中，新月诗派受婉约词派的影响，又超越了婉约词派。文章指出，徐志摩的诗对花间派词的借鉴具有综合性和间接性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重视音乐性和具有“花间味、旧气息”[2]的情调两方面。20年代朱湘在《悼徐志摩》一诗中，就称徐志摩为“‘花间集’的后嗣”[3]。陈文深化了这一观点，认为婉约词是新月诗人所接受的传统影响的一部分。陈文是对徐志摩诗歌中中国传统因素的小切口研究。李怡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新诗讲稿》一书中，用专章对徐诗进行阐释。他认为徐志摩是“一身潇洒的西服之下，掩盖着一个纯粹的传统文人式的灵魂”[4]。徐志摩具有传统文人的生命观和自然观，而且由于他借物抒情式的含蓄的情绪意念表达和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的白话新诗流露出古典意趣。2017年李勇和孙思邈发表的《徐志摩诗学思想的中国底蕴——兼论中西文论跨文化融合的基本方式》[5]，在探寻徐志摩诗学观念中国渊源的时候，不仅涉及到了他幼年时的教育背景，以及日记、抄录、创作中流露的诗体选择和文学审美倾向，还着重探讨了他的“境界”“灵性”等诗论范畴的中国传统诗学底色，而且论证了徐志摩诗学中的主情论特征也是源于中国诗学传统，并从哲学层面探讨了其音乐性，即表现宇宙自然的天籁，又反映社会心理的理念，这与中国哲学传统也是相切合的。

在新世纪，除了探讨徐志摩诗歌的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之外，还有许多学者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西方文学对徐志摩诗歌的影响。其中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是：毛迅和毛苹的《浪漫主义的“云游”——徐志摩诗艺的英国文学背景(一)》[6]。文章指出徐志摩深受英国浪漫主义的文学精神的影响，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布莱克、彭斯、华兹华斯、拜伦、雪莱、济慈的诗学渗透。分别分析了徐志摩的诗歌和思想与这几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关系。但是每一个部分都没有充分的展开。刘介民曾发表过系列文章：《不可或缺的“类同原则”——徐志摩和雪莱诗歌的血缘关系》[7](2001年)、《新月下的夜莺——徐志摩与济慈》[8](2001年)、《从“一出戏”到“人生趣剧”——徐志摩与哈代》[9](2002年)。这些文章将徐志摩与几位西方诗人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的创作技巧、思想内容进行了详细比较，使我们更加了解了徐志摩的选择和兴趣。这些文章的影响较大，影响了徐志摩与西方诗人比较研究的思路和方法。2007年陈保菊的《在自然的怀抱中塑造自己的人格——徐志摩与雪莱诗歌自然意象比较》，是通过意象比较来研究徐志摩与雪莱的诗歌，这一角度具有一定新意。两位诗人追求在诗歌中成为“自然之子”[10]，但是又具有各自个性化的风格特征。陶家俊和张中载2009年发表的《论英中跨文化转化场中的哈代与徐志摩》[11]，是跨文化转换视角下的研究，这一研究视角是新世纪以来较流行的。文章试图在新的理论指导下来探究徐志摩与哈代的关系，但是仍然没有完全跳出诗作和思想观念比较的研究套路。

二、格律形式研究

新世纪以前，在徐志摩诗歌研究中，相对于大量的内在的诗意内蕴和美学源流的研究，对志摩诗歌外在诗体形式的研究还不具体、深入，对于韵律规则，更是少有关注和研究。许多研究者对徐志摩的新格律诗歌在新诗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十分了解，而对于新格律的格律特点究竟新在哪里，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研究还并不深入。较早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研究的是2005年张桂玲、姚慧卿的《华美的乐章——论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文章探究了音节中的声母在徐志摩诗中的作用。研究角度有新意。比如，指出徐志摩的诗中常运用双声词，出现声母的前后勾连现象，而且统计发现诗中大量集中地用塞擦音与擦音，“构成了和谐圆滑轻柔的音乐效果，加强诗的灵动柔美之感”[12]。2007年，廖玉萍在《论徐志摩诗歌语言的音乐性特征》中指出，徐志摩善于把韵律、复沓、双声、叠韵、声母、节奏、章法、音调等多种语言因素综合起来，以抒情艺术化为目标，使其诗歌语言具有音乐美的特点[13]。文章涉及到徐志摩诗歌音乐性的许多因素，但是每一方面都是点到为止，没有充分展开。

新的节奏是徐志摩新格律诗学的主要主张与具体实践。2008年李郭倩的硕士论文《徐志摩诗歌的节奏艺术》[14]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为徐志摩对西方诗歌的节奏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和借鉴。文章从音步、韵式和诗行三个方面对他的诗歌节奏艺术进行了研究，在概念分析的同时结合他的诗歌创作进行了文本细读，深入分析了他诗歌的节奏特点以及创造性。在诗歌体式演变的历史视野中定位徐志摩诗歌体式尝试的价值。认为徐诗是诗歌发展定性时期的初步探索，为下一个阶段的现代主义诗风所需要的自由诗体做了准备。文章对徐志摩诗歌的格律分析，以及其对西方诗歌格律的借鉴分析比较细致扎实。李郭倩2012年又发表了文章《徐志摩诗歌的特征与现代音乐美感》，就音步、音节、轻重音几个方面，具体分析了徐志摩是如何在结合汉语语言特点的基础上灵活地借鉴和化用西方的诗歌格律和体式，指出徐志摩的诗歌节奏“更倾向于情绪节奏”[15]。诸雨辰2017年在《融成古韵賦新诗:试论徐志摩诗歌的“音乐性”》中，认为徐志摩在新诗理论上强调诗歌的内在节奏、韵律的和谐，这使他自然地将古典诗歌的音韵形式融入诗中。从用韵的角度来探究徐志摩新诗的音乐性特征，在对具体诗作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其用韵方式是配合整体诗意和情感的，“通过律散相间的句式以及带有特别声情效果的尾韵，实现了其诗歌独特的语言美和音乐美”[16]；还对名篇《康桥再会吧》和《再别康桥》进行了详细的平仄分析，并通过两首诗格律和形式的变化说明徐志摩自身对诗歌音乐性的探究过程。这些观点是在认识到了中国现代汉语本质特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是对徐志摩是如何借鉴古典诗歌音韵形式这一命题的有价值的研究。

三、翻译与诗歌创作

徐志摩不仅是一个诗歌创作者，也是一个诗歌翻译者。翻译活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而对外国诗歌的翻译也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对徐志摩的译诗和其翻译过程的研究开始被重视。这一方面的研究，都主要将徐志摩作为融汇中西的典范来加以肯定，突出强调了翻译过程对其新诗品格构建的价值。

2009年陈琳、张春柏的《翻译间性与徐志摩陌生化诗歌翻译》关注到徐志摩同时作为译者、诗人、读者的特殊身份。徐志摩的译诗往往在措辞、形式、结构、韵律上，偏离原诗，存在作者所说的“间性与互文性”[17]。文章通过阐释徐志摩译诗中不同形式与语言的“间性与互文性”，呈现了影响徐志摩译诗的复杂因素，以及诗歌翻译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徐志摩这种翻译间不对等的现象隐藏着他对诗体、格律、语言的尝试与选择，也是探讨他诗学思想形成过程的聚焦点。2017年陈历明的文章《中国现代诗歌创作与翻译——以徐志摩为例》对徐志摩的翻译与创作进行梳理论证，表明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内容，均通过翻译获得了有别、甚至超越原作的存在，并成为汉语文学的经典；其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生成的；徐志摩通过多方位的创作与翻译的互动，不仅使现代新诗收获了文体的繁荣，也部分扭转了新诗的非诗化发展趋势；徐诗在格律上、句法上、取材上是相当欧化的，但是在词藻和情调上仍深具中国风味，是“欧而化之”[18]的成功典范。文章引用详实，论证充分，较为清晰地诠释了徐志摩创作与翻译的关系。总体来说，这些研究文章对徐志摩研究空间有开拓之功，但是大多停留在现象的呈现上，有待进一步深入。

四、《再别康桥》的赏析和研究

在徐志摩诗作的单篇研究方面，学界在新世纪以前关注的都是徐志摩政治思想比较明显的诗作，如《秋虫》《西窗》等；还有比较具有争议的性爱诗，如《别拧我,疼》《深夜》《两地相思》等。50年代至70年代末，对这些文章有过集中的批判；80年代以后，又展开了对这些诗歌的再认识研究。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言说空间的拓展，文学探索的多元化，白话诗歌内在的诗性问题受到重视，新诗作为一种新的传统被发现”[19]，那些曾经备受关注的诗篇不再受到重视，而《再别康桥》这首一开始并不受读者好评的诗作成为文学经典,甚至被选入高中教材。

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对《再别康桥》的研究和评论文章。2000年吉旭的《〈再别康桥〉艺术特色的层面分析》[20]主要是着眼于诗作的语言形式研究，从音韵、语言、象征意义三个层面肯定了《再别康桥》的艺术价值，指出独具匠心的节奏、旋律、押韵成就了它的音乐美；华丽而内涵丰富的语言使这首诗在意义单元上极富表现力；大量运用比喻表现意象，使诗具有象征意义，呈现出伤感惆怅的基调。还有2002年王小风的《徐志摩〈再别康桥〉一诗的再解读》[21]主要肯定了《再别康桥》流露出真性情，但又具有含蓄美；而且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构建了较高的艺术价值。在这一时期，这样的研究思路和观点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很多其他的文章是在此基础上的深入和细化。但是许多文章停留于感受式的评论和印象式的批评。

其中也有一些比较有学术价值的文章，比如2004年，孙绍振在《再谈“还原”分析方法——以〈再别康桥〉为例》的文章中，用“还原”分析法来赏析《再别康桥》，即“想像出未经作者处理的原生的状态，原生的语义，然后将之与艺术形象加以对比，揭示出差异/矛盾，进行分析”。作者逐字逐句分析诗作，认为这首诗是表露一种秘密的个人化的“甜蜜”，“是诗人的默默的回味，自我陶醉，自我欣赏”。这种分析既来源于文本，又贴合于徐志摩的精神气质，也符合人类的一般情感体验，是比较客观合理的。文章的分析论证对一般的印象式批评有所突破。而且学界普遍认为《再别康桥》是以伤感、惆怅为基调，但作者认为“徐志摩式的潇洒和沉重、沉痛、哀伤不能相容”[22]。还有贺仲明2014年在《论〈再别康桥〉的自然与节制之美——兼谈文学审美的传承与接受因素》[23]中指出：《再别康桥》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中自然和节制的审美思想，也蕴含着徐志摩纯粹个人书写的文学观。而徐志摩这种真诚的内心坦露，很切合读者的接受心理，使作品既能感染和打动读者，又能超越具体情境，实现了更普泛的审美影响力。这篇文章涉及到两个比较新颖的问题:一是文学审美对民族审美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二是文学审美与读者大众接受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2016年刘传菠的《细品〈再别康桥〉的音乐美》[24]是从平仄相间、声韵和谐、章法表现多样几个方面来解析这一诗作的音乐美，分析详实细致,较好地展现了《再别康桥》中诗人构建音乐美的独特之处。

五、诗学理论研究

徐志摩是一个创作型的而非理论型的诗人。历年来，对徐志摩诗论的专门研究较少，一般都是将徐志摩的诗论包含在新月派诗歌理论中，或者是在与闻一多诗论的对比中展开研究。新世纪以来，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这一情况，但也有一些深入和拓展。

2010年，程国君在文章《从“音乐的美”到“纯诗”——论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深层理论与实践》[25]中，分析了闻一多《死水》和徐志摩《再别康桥》两首诗中的诗美追求，从而展现新月派 “音乐美”追求的美学理想。其对徐志摩诗作情绪、音节、语调的提炼概括有独到之处。2017年，王冬冬的文章《重评徐志摩：民主诗学的可能与限度》另辟蹊径，从民主诗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徐志摩诗歌创作中的美学思想和政治思想，指出徐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并对比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革命浪漫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是原生型的民主，缺少实践的机会和强有力的思想，在创生型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攻势下只能节节败退，是一种有限度的民主诗学，而革命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无限度的民主诗学[26]。这篇文章不仅在思想的对比和提炼中加深了对徐志摩诗学思想的认识，还在文学史的视野下加深了对五四时期文学思想流变的探讨。

2017年，龚刚的《中国现代诗学中的性灵派——论徐志摩的诗学思想与诗论风格》[27]是较为系统的徐志摩诗论研究。作者通过详细分析徐志摩的诗论文章，认为徐志摩崇尚“性灵”的诗歌创作观，反对教科书式机械分析的文学批评观，具有独抒性灵、激情四射的散文体诗论。文章还将徐志摩的诗歌创作观与英美新批评、蒂博代的“职业批评”对比，认为他的诗论观与传统的妙悟式批评和西方的唯美印象主义批评交相辉映。文章兼具中西诗论的视野，引用材料充分，论述也比较严谨。

六、史料研究和文学史书写

这一时期，在徐志摩研究史料的整理和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成果。比如2004年胡博的论文《新月派前期的 “文学梦”》[28]，指出徐志摩与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在新月派形成前期就有交集，而且文学追求并不相和。早有诗名的徐志摩后来更多是受到了以闻一多为代表的清华文学社的“新月”同人的影响。徐志摩的期刊资源加上以闻一多为主的思想蓝本，早期新月派才得以形成。文章整理呈现了很多新月派前期的历史细节和发展脉络，也披露了一些徐志摩与新月同人结社前以及创社初期的交往细节，具有史料整理之功，为徐志摩和新月派的研究充实了材料。2008年废名和朱英诞的《新诗讲稿》出版，丰富了徐志摩研究的史料。这本书是编者拜访朱英诞遗孀之后，将朱英诞自己私藏的讲稿合订本整理出版，最大程度上保留了讲稿的原貌。朱英诞曾在北大任教7年，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研究新旧诗歌的学者，和废名在北大中文系先后讲授新诗。废名讲稿已经有很多版本出版，但是朱英诞讲稿却鲜为人知。其中，朱英诞有一篇讲稿是专讲徐志摩的，他尖锐地指出：“我最不喜欢的还是他们的格律或音乐性”[29]，还认为华丽的辞藻使得内容空泛，反复这样的形式尝试也是没有必要的，也对徐志摩很多作品有详细的点评。这对当代徐志摩的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也对还原新诗发生期的历史现场提供了更多史料。2011年邵华强编写的《徐志摩研究资料》[30]是一个集中汇总型的工具型材料，资料较为系统而丰富，为徐志摩研究奠定了材料基础。其中包括徐志摩传略和年谱简编；徐志摩生平、思想和文学活动自述；徐志摩研究、评论文章；徐志摩著译系年、书目；徐志摩研究、评论资料目录。这方便了其他学者进行研究。

在传记方面，有2004年出版的韩石山的《徐志摩传》[31]。此传记最具价值的一点是体例的创新。韩石山放弃了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的常用写法。全书分为本传、交游、家庭三个部分，并附有著作和生平年表。本传记述了徐志摩的生平故事，交游部分分别记述徐志摩和其他人的交往经历，家庭部分是叙写与其双亲和妻儿的故事，是一部具有创新意义的传记。

在新世纪的文学史著作方面，影响较大又颇具学术价值的，当推由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人合作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32]，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98年，但是在新世纪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众多高校首选的现代文学史教材。而自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话语不断高涨以来，文学研究倾向于文学审美品质的内部研究。此本文学史也是从艺术创造和提升读者审美能力的层面来肯定徐诗的价值，代表了新世纪以来对徐志摩及其诗歌主要的价值判断。

七、诗歌传播与接受研究

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也开始尝试在传播与接受角度下进行徐志摩诗歌研究，追求回到其诗歌发生的历史现场中，引入了对文学活动系统中外部环节的讨论，如发表、出版、读者阅读、诗集编撰和文学史的建构等；倾向于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角度，关注到文本的生产、销售、接受和传播等因素。进入新世纪，文学研究者愈加发现期刊作为一种外部因素，对文学思想的形成、诗人的创作、诗歌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徐志摩诗歌研究在对旧范式的反思下产生的新研究思路。

樊亚平和吴小美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于2000年发表了《“‘晨副’，我的喇叭”——论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文章考察了《晨报》副刊的传播特点及其与徐志摩本人思想、个性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晨报》副刊很大程度上就是在传达徐志摩的文学理想，表现徐志摩的个人性情，“这时期的‘晨副’是徐志摩的‘晨副’”[33]；分析研究了徐志摩时期《晨报》副刊的内容、版面、作者群、传播特色和政治倾向，肯定了它作为新式副刊对浪漫主义文学、浪漫理想的推动作用，同时也指出了个人色彩浓厚、缺乏现实关怀、品类少、文体单一等局限性。这是对徐志摩时期《晨报》副刊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在五四时期，期刊对于文学思想和创作的传播和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对期刊的研究，为徐志摩研究打开新的研究思路。徐志摩既是期刊主编，又是文学社团的领头人。在徐志摩研究中容纳传播和接受的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研究思路比较类似的还有2006年覃宝凤的《为新月找一个坐标——1925—1926年徐志摩与〈晨报副刊〉》[34]。文章探究了《晨报》副刊与新月派的关系，涉及到“志摩报”独特的编辑原则 ,为新月的升起造境蓄势；徐、闻携手《诗镌》,促使新月派创作群的形成；《剧镌》的绽放与凋零 ,新月派文学事业的一次集体拓展等问题。文章具有史料的梳理和整理之功，这有利于我们靠近历史真实，回到历史现场。但是只停留在现象的呈现和梳理上，没有深入挖掘现象背后宏大的价值观念以及文学转型的问题。

作家和作品的“经典化问题”是传播与接受视野下的一个重要问题。2013年，吴思敬发表了《风雨过后见彩虹——徐志摩的历史定位及其诗歌的经典化问题》。文章提出了徐志摩诗歌经典化的问题，指出诗歌经典“是以诗歌文本为基础，在读者的反复阅读中，在批评家的反复阐释中，在政治体制、新闻出版、学校教育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建构而成的”[35]。但是并没有就这些问题展开研究。2018年钟怡雯的《徐志摩诗歌的经典化与再诠释》通过评析文学史和评论家的言论，甚至是徐诗被谱曲的现象探究徐诗被经典化的过程，认为“‘文本徐志摩’成了徐志摩新诗研究的最大遮蔽和盲点”，试图重新构建一个被遮蔽的更完整的徐志摩；指出研究者常采用“时代、传记加诸作品的三位一体”的研究方式，将“徐志摩的浪漫生活等同于他的诗艺，也同时形成他作为‘浪漫主义诗人’的历史定位”[36]。这遮蔽了他的创作面貌，忽略了其后期批判现实和社会的诗风。徐志摩后期现实主义色彩浓厚的诗作才是其代表作，它们是在诗的技艺上比较成熟的作品。作者的研究思路具有创新价值，研究观点也具有启发性意义，但是观点仍然需要更丰富的研究和史料来充实和证明。

有的学者是着眼于徐志摩新诗生成的某一个环节展开研究。比如，2015年余蔷薇的《徐志摩诗歌的文学史评价与读者基础》梳理了文学史不同时期对徐志摩及其诗作的不同评价，指出“徐志摩诗歌宽厚稳固的读者基础具有相当的耐时间性，这使他成为民国诗人在当代最具读者基础的一位。这一情况值得玩味”[37]。其中，文章关注到了出版、销售环节，统计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徐志摩诗集出版种类、版印次数和以“徐志摩”为主题的发文数量。文中用数据展现了徐志摩诗歌的读者群体，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方长安2018年发表的文章《读者视野中的徐志摩》[38]主要是研究专业读者是如何通过批评阐释引领大众读者对徐志摩的阅读理解与表达，近百年来徐志摩形象的生成演变史是如何形成的。此文打破了以往从观念到观念、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模式，绕开了几乎已经接近饱和的徐志摩作品的分析，而是着眼于读者阅读这一外部环节。因此，许多经常被引用到的材料，在作者眼中也会有不一样的意义。文章指出胡适和茅盾为徐志摩新诗读者建构出两大阅读言说逻辑，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评述逻辑和社会主义评述逻辑。这两大逻辑使徐志摩获得了正面和负面两种形象。这篇文章让我们看到了一种不断开拓历史与文本研究的可能性。在方长安2018年的著作《中国新诗(1917—1949)接受史研究》中，还通过选本研究对《再别康桥》的经典化问题有过专章研究。在“选本与《再别康桥》经典化”这一节中，作者整理统计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三个阶段重要选本收录《再别康桥》的情况，为以后的研究者留下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材料。《再别康桥》是当下读者心中的经典，但是并不是一开始就受到读者的好评。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再别康桥》在当下成为经典的原因：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对西方文化的憧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对文人精神和中国人新的文化性格的塑造，为徐志摩地位的提升和《再别康桥》经典化提供了契机[19]。

这些文章打开了徐志摩研究的视野，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是现存的文学史料和研究成果大多都是为传统的徐志摩研究准备的，仍然需要重新发掘、收集、整理文学史料。於可训也曾说过“读者的接受反应大都是分散的、即时的、随机的，很少见诸确定的文本”[39]。在诗歌的传播环节史料收集的难度更大。而且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方法论和相对定型的论述体例支撑。需要调动分析的手段，综合运用统计调查、实证分析和文学批评等方法。因此，传播和接受视野下的徐志摩诗歌研究存在很大拓展空间。

新世纪以来徐志摩诗歌研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各个不同领域新观点的加入和新视野的开拓，使得徐志摩诗歌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总体来看，徐志摩的研究有待进一步开拓空间，追求深度。比如：徐志摩和他的诗作本身就充满多元的碰撞，中西文化传统对他的综合性影响，他对中西诗歌艺术的融汇与借鉴；诗人、译者双重身份并存的徐志摩对徐志摩诗歌写作的影响；他既是期刊主编，又是文学社团的领头人，诗人与传播的关系。诗人在新诗文体、语言、节奏、音韵诸多形式上的实践与探索的研究，均有待具体而深入的探寻。徐志摩诗歌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对新诗经典研究的深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