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梅 Siau Xin Yi 贾胜枝

(1.浙江大学 哲学系/旅游与休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0058；2.浙江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当前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警示我们，保护地球生态刻不容缓。人类发展危机越来越紧迫，包括气温升高、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破坏、灾难频发和粮食危机等等。这次疫情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是，因为人类活动减少,环境变得更好了：意大利威尼斯河上久违的天鹅，印度人30年来首次看到200公里外的喜马拉雅山等等。在此背景下，本文讨论休闲环境伦理恰逢其时。

随着大众休闲时代的到来，休闲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领域对休闲的研究也在不断扩大和深入。作为人们从事与休闲相关的一系列活动时应遵守的价值秩序和行为准则[1]，休闲伦理的建设有利于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许多休闲失范问题。面对当前异化的休闲消费行为引发的诸多环境问题，构建日常生活的休闲环境伦理势在必行。以生态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构建休闲环境伦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有效引导绿色合理的休闲行为，更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保持世界的可持续发展。

一、休闲视域中的环境问题

休闲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高度概括来说，休闲是自由时间、是非强迫性的自由活动、也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和心灵状态。享有休闲是人类最古老的梦想，其程度也成为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2]1。作为整个西方哲学来源之一的古希腊哲学始于休闲。用霍布斯的话来说，“休闲是哲学之母”；柏拉图将休闲视作最高级意义的自由，认为休闲提供了进行哲学研究与哲学对话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休闲看作是一切事物环绕的中心，是德性活动的第一原则，幸福寓于闲暇之中；此后的塞涅卡把休闲规定为支撑哲学生活和治疗人类灵魂的条件之一；马可·奥勒留更是将休闲提高到了与沉思几乎等同的地位；而在葛拉齐亚的哲学中，休闲既是一种“成为的状态”，也是一种“存在的状态”。马惠娣指出，休闲的价值“不在于实用，而在于文化，它使你在精神的自由中历经审美的、道德的、创造的生活方式”[3]。休闲因而和道德、责任、智慧、美好生活和人的本质等相关。中国正逐步迈入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人们的闲暇时间显著增多，休闲能力大大加强，休闲需求也随之急剧扩大。与此同时，政府的休闲政策逐步完善，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休闲场所和设施都日渐增多，休闲产业蓬勃发展，大众休闲需求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人们似乎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休闲时代和更接近美好生活的实现。

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和商业文化肆虐的社会背景下，异化的休闲消费主义却为美好生活的实现带来了阻碍。消费主义致力于将地球视为一个生产商品和服务的资源库，生活美好与否取决于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量。在以消费为基础的“美好生活”中，消费者的欲望代替正当需要被无限刺激，生产者的生产也在不断扩大，两者构成一个恶性循环。马尔库塞指出，“人们似乎只为商品而活，小轿车、高清度的传真装置、层次家庭住宅以及厨房设备成了人们生活的灵魂”[4]10。凡勃伦在一百多年前便论述了有闲阶级是如何进行浪费性和炫耀性休闲消费以显示自身地位的优越[5]。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对物质的执念常常与环境保护原则背道而驰。感性消费、奢侈性消费和炫耀性消费等异化的休闲消费方式已经造成了不协调的人与自然关系，对环境造成了极大伤害。近三年来，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显示，我国大、中城市的生活垃圾产生量呈连年增长趋势。《2018年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目前海面漂浮垃圾、海滩垃圾和海底垃圾中的塑料类垃圾的占比分别为88.7%、77.5%和88.2%，类型主要包括塑料袋、塑料瓶和香烟过滤嘴，主要分布在游戏休闲娱乐区、港口航运区等地①。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恶化之间辩证相关。一方面，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们对资源现状持积极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其所造成的乐观局面事实上边缘化了资源短缺和环境退化的问题，并对经济增长本身设定了限制。

休闲消费经济所造成的环境问题以及罗马俱乐部1972年提出的“增长极限”问题[6]已经逐步展现在人们眼前，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已不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首先是一种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是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等伦理问题，其解决之道有赖于人类环境伦理观念的完善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后者才是导致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7-8]。伦理源于人们反思最佳的生活方式，思考过上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因此，理想的休闲与伦理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从伦理学的视角反思当前休闲领域中出现的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失范的问题也成为当务之急。只有当人们正确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关系，并具体贯彻落实到休闲生活当中时，我们的生活和生态环境才能真正得到保护，人与自然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相处。

二、生态可持续：休闲环境伦理构建的基础

人类活动会导致环境退化在几千年前就被意识到。据《逸周书·大聚解》记载，夏朝时，人们就已经有了保护动植物的意识，比如，人们主张草木生长时节不去乱砍滥伐，动物产卵之时禁止打猎捕鱼等。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开始真正对环境问题感到担忧，并采取了一些尝试性的保护措施。但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才成为一个普遍讨论的话题。“可持续发展”概念首次出现于1980年公布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中》中，其提出源于当时不断增长的环境问题、贫穷和不公平等社会经济问题，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担忧。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一书后，该概念广为人知，意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造成危害”[9]。“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让人们全面意识到社会的发展除了考虑到当前的需求之外，还必须考虑环境的未来承载能力；环境不再只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是发展的保证。

以公平为关键词，Haughton总结了可持续发展的五大原则：一是未来-代际公平；二是社会公平-代内公平；三是跨界责任-地理公平；四是程序公平-公开公平对待所有人；五是物种间公平-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10]。这些原则告诉我们，自然不再是人类外部的事物，环境和发展问题也不再是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内部问题，人与自然更不再是对抗关系。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征服论”已然过时，“和谐论”成为美好生活的保障。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方面，研究者所站的角度不同，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也就不同。“生态可持续发展”指人类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强度以及排放的废弃物没有超过环境的承载能力极限时，既能满足人类对物质和能量的需求，又能保持环境质量，给人类提供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三、休闲环境伦理的内涵

根据休闲伦理的定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休闲环境伦理是在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人们在从事与休闲相关的一系列日常活动时应该遵守的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其主要内涵为：以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为思想前提；将环保意识贯穿于日常生活休闲行为；以追求更简单的生活而不是更容易的生活为目标，最终实现环保意识的普遍化和日常化，促进人的真正自由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人与自然互为主体

“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霍克海默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工具理性思维[11]2。Cohen区别了四种人对自然的功能定位：工具性、领土性、情感性和象征性[12]。工具性指人类将自然视为实现经济和科技发展的资源和工具；领土性指人类将自然视为实现政治性和军事战略性目的的工具，是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绝对区分；情感性指的是人由于出生在某个地方或欣赏某个地方的价值而对其产生的依恋感和归属感；象征性指文化或社会价值观赋予了环境意义，从而环境对个体、群体或社会产生一定的非物质意义，包括美学的、宗教的和道德的。前两种定位与霍克海默的观点相似，主张从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人与自然关系，对应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工具主义、物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等哲学思维，反映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和断裂。在这些哲学思维的指导下，人类在自然面前占绝对的霸权地位，保护和管理环境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各种需求。人与自然的关系，借用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描述几千年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说，就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13]。只有当出现环境破坏和污染问题并威胁到人类需求的满足时，人类道德才会作为一个公正的第三者进行外在性的干预。

马克思打破唯心主义思维，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14]210由此可见，自然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而是独立于人的精神并有自身的规律性。所有的存在物都是自然界不断发展的产物，是自然的存在物。马克思也强调，“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4]161。该观点表明自然对于人类维持物质生存和和精神发展的重要性，明确了人的自然属性及受动性，揭示了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先哲孔子早已认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警戒世人在休闲时对自然要取之以时、取之有度，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自然环境。这其实就暗示着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互为主体的休闲环境伦理。因此，要想应对生活环境危机，关键在于从思想根源上扭转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从休闲环境伦理的角度看，只有人们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的主体间性，才会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绿色环保的休闲行为，自觉保护环境。

可持续发展观最本质的创新点就在于推翻了长久以来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错误观念，将环境与社会经济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生态可持续观下，人类在星球上的位置被重新摆放，一些应该全球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也被明确。落实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就是指人们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将道德的考虑范围扩大到整个自然界，承认自然界具有高于工具性的价值，包括情感性和象征性。就像病与药物的关系一样，人防止生病的关键在于预防，而不是药物治疗。休闲环境伦理正发挥了预防的作用，将错误的休闲思想扼杀在摇篮状态。因此，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主体与他者的关系，而应该是互为主体、融为一体的和谐关系。

(二)日常生活休闲行为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提出是20世纪哲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转向，代表了人类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15]。以胡塞尔、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等为代表的哲学家们对长期以来受到忽视的“日常生活”命题进行反思，呼吁哲学需要回到生活本身。胡塞尔指出：“最为重要的值得重视的世界，是早在伽利略那里就以数学的方式构成的理念存有的世界开始偷偷摸摸地取代了作为唯一实在的、通过知觉实际地被给予的、被经验到并能被经验到的世界，即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16]58著名日常生活哲学家赫勒对“日常生活”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即“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17]3。休闲作为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重要构成部分，毫无疑问需予以重视。同时，日常生活所造成的环境危机也在警示人们，社会、垃圾和自然这个功能性链条已经发生严重断裂。全球变暖、大气污染、海洋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在当前有关环境问题的讨论中，人类生活方式对环境造成很大危害已成为一个普遍共识[18]。以全球变暖为例，其与车辆尾气排放、使用空调、砍伐树木制造各种生活用品等息息相关。因此，在环境问题上，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形而上的、宏观的哲学范畴问题，而更应该将视野转向日常生活领域，关注生活主体之有差异性的人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问题。杰弗瑞·戈比曾明确指出：“休闲领域在不久的将来将要发生的所有变化都将与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关，那就是，我们延续多年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19]404

面对不健康的休闲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人们的生态意识逐渐觉醒。诸多学者从实践角度提出了“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生态休闲”和“绿色休闲”等概念。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是“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当地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我国学者卢云亭认为，“生态旅游是以生态学原则为方针，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取向，所展开的一种既能获得社会经济效益，又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边缘性工程和旅行活动”[20]。总的来说，生态旅游具有三个特点：依托自然环境资源；具有环境和文化教育功能；可持续发展式管理[21]。考虑到生态旅游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又提出了“生态休闲”的概念。Ron将生态休闲定义为一种个体或群体在自由时间内从事的、以自然为主题且以环保为动机的可日常性户外运动，致力于改善物理环境和人文环境[22]。“生态旅游”和“生态休闲”获得了个体、企业和政府的多方重视，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两者均忽视了大量非自然情境下的日常休闲行为，而这些行为对生活环境也造成了很大的污染，不容忽视。比如，从2005年至2007年，针对挪威群众的休闲消费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就发现，尽管度假旅游是能源消耗最高的休闲活动，但是拜访亲友、使用电子设备的家庭娱乐、户外娱乐、家庭装饰、体育运动和健身、传统家庭娱乐、下馆子等休闲活动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23]。而这些活动基本上属于日常休闲行为，不能被囊括在生态旅游和生态休闲的范围之内。生态可持续发展观倡导将环境保护意识注入日常生活休闲行为当中，使之成为日常生活操守。

(三)追求更简单的生活

古今中外，大部分的哲学家和道德家都倡导简单朴素的生活。崇简抑奢是我国的传统道德。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论语·述而》)；孟子曰：“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向人们呼吁应尽可能地简单生活，不要在物欲中迷失自我。韦斯特科特著《简朴的哲学：为什么少就是多》一书探讨节俭与朴素的好处。生态旅游和生态休闲之所以能够盛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也在于人们想要逃脱异化、环境污染严重、没有温度的城市，回归自然，与大自然建立直接联系。例如，住在耶路撒冷城市里的许多人就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在城市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申请一份地作为自己的生态休闲活动场所，以此抗议城市化带来的环境恶化及其给人们生活带来的许多困扰[24]。

但是在一项从2008年至2011年针对挪威人所广泛从事的三种休闲消费活动(户外运动、划船休闲、乡下小木屋休闲)，以及从家到上述三个休闲活动目的地的通勤手段的调查进行研究后，Aall 等人发现，他们的休闲消费活动发生了许多变化，包括：无论在金钱还是数量上，消费的量逐渐增多；消费的科技化程度提高；休闲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多样化；对环境有不利影响的产品和科技使用率上升。由此他们总结出，尽管人们仍是抱着体验大自然的心态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但他们前往大自然的方式已经改变，其休闲思想实质上已经从过一种“更简单的生活”转变为过一种“更容易的生活”[23]。社会生产效率的提高使人们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然而在消费主义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下，人们的休闲时间遭受商业化的侵蚀。人们在单位时间内从事着多样休闲活动，减少了耗时休闲活动的参与，出行更加依赖交通，每年多次出门旅行，消耗了更多的休闲产品[25]。这实际上是打着“简单生活”的名义过着“更舒适”“更便捷”“更不可持续”的生活。

生态可持续发展观鼓励人们追求更简单的生活。从休闲环境伦理的视角出发，简单的生活主要在于构建理性的休闲消费伦理观，即理性消费和适度消费，反对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物质依赖，在进行消费时要考虑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价值观念。但必须指出的是，简单生活并不意味着禁欲主义，并不要求人人都要过苦行僧般的日子。简单生活者也可以拥有大量财富，重要的是不能被物质和科技绑架。“自愿的简化生活，或许比其它任何伦理更能协调个人、社会、经济以及环境的各种需求。它是对惟物质主义空虚性的一种反应。它能解释资源稀缺、生态危机和不断增长的通货膨胀压力所提出的问题。”[26]

(四)实现人的真正自由发展

自由是休闲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马克思认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闲，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27]280-281这里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表达了休闲的内涵，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休闲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所谓休闲，就是人的自在生命及其自由体验状态，自在、自由、自得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休闲是人的一种自由存在方式，是人的创造能力和个性精神得以充分发挥的一种生命状态，是一种“成为人”的过程[28]。

但休闲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人们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当中，受到一定的社会规范、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约束。“自由时间是自由的、随意的时间，也是检验道德和伦理判断的基础。这一点表达了我们对环境和未来的关心，也表达了对生物和整个人类的关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也是对自己的关爱。这些都是我们选择休闲活动时作出价值判断的标准”[2]261。由此可以发现，休闲的自由并不能跨越伦理道德的边界。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休闲的自由应该建立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只有当人们的休闲行为符合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保护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时，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

被商业化所侵袭的休闲并不是真正的休闲，因为在消费主义的束缚和困扰下，休闲的主要内容变成物品的占有与支配，造成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异化和环境的破坏。弗洛姆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生存和占有。他指出，重“占有”的生活方式导致人的物化和生命力的丧失，重“存在”的生活方式是创造性地运用人的力量，对自我的价值的追求和渴望[29]。占有式的休闲下，人们无暇顾及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平衡，休闲的自由被干扰和侵蚀。以生态可持续发展概念为基础构建的休闲环境伦理，将人们的休闲行为始终规范在道德伦理的框架之内，既突出了人们的自我关心、自我发展和自我存在，也包含了个体对社会和自然的关切和责任，是对自由的积极运用。

四、结语

当前，我国在新时代所面临的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休闲生活造成的环境危机问题，成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的一个重要挑战；以生态可持续发展观为基础的日常生活休闲环境伦理，则成为我们应对环境危机挑战的秘密武器，成为每位地球公民的休闲伦理规范和道德准则。从根本上意识到人与自然互为主体的关系，关注日常生活当中的休闲行为，追求更简单的生活，这既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也是人获得真正自由的必要条件。

注 释

①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2019年5月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环境状况公报》，http://hys.mee.gov.cn/dtxx/201905/P02019052953219773656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