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 利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新疆 和田 848000）

2020年，在即将全面脱贫背景下，我国农村工作进入后脱贫时代，中心任务由脱贫攻坚逐步向实现乡村振兴，推动建设农业农村现代化过渡。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基础，探索分析二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找到有效衔接路径，对于解决农村社会问题，推动农业农村建设现代化有着积极意义。

一、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概念的产生过程

（一）乡村治理概念的产生

“治理”与“善治”理论最初是由西方学者根据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提出的,近年来成为备受关注的国家或组织管理理论。治理和善治理论的兴起与政府的失效和市场的失灵现象联系在一起,是补充政府管理和市场调节不足而产生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1]。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随后学者们将治理理论融入国家管理、城市管理等领域，形成了国家治理、城市治理等概念。该理论核心要义在于承认国家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基础上，强调多元主体通过互动、协商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最终实现“善治”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吸了收“治理”理念，提出了“乡村治理”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其核心要义是指在乡村社会场域下,国家权力主体与乡村社会自治主体,在一定制度架构下,依据国家法律和村规民约对乡村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推动乡村政治民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生态良好,实现乡村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与结果。乡村治理为学者们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管理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

（二）乡村振兴概念的产生

“三农”问题是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城乡二元制结构下产生的关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总称。三农问题是否解决直接关系着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总体进程。现阶段随着城乡发展差距拉大，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的矛盾日益突出。同时，农业结构性矛盾愈加凸显，增加了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再者，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仍然薄弱，乡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农业边缘化等“三农”新问题日益突出。[2]基于上述背景，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乡村振兴战略成为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应然选择。

二、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涵比较

（一）概念界定

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就是以基层政府为治理主体整合多个权威机构提供公共物品的一种活动[3]。贺雪峰认为乡村治理就是对乡村社会的管理。肖唐镖和张厚安认为乡村治理就是村级治理。王长安认为乡村治理包括新农村建设、乡村建设、村民自治等内容。徐勇和张厚安认为乡村治理是通过公共权力配置与运作，对村域社会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从而达到一定目的的政治活动[4]。关于乡村振兴，魏后凯认为乡村振兴是一个综合概念，涵盖经济、社会以及文化振兴，同时也包括生态文明进步和治理体系创新在内的全面振兴[5]。张晓山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新农村建设的新发展。刘合光认为乡村振兴战略是把现现代理念融乡村日常生活和管理过程中。文丰安认为要通过产业发展、机制创新、人才培养等方式推动乡村振兴建设。

（二）实施主体

刘丽,刘屹和唐绍洪认为多元主体是乡村治理的一般特征，包括乡镇主体、村民自治主体、村庄精英主体[6]；张艳娥认为乡村治理的主体不仅包括乡镇村干部、乡村精英，还包括农民自身[7]；党国英认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包括乡村社会的中类似于宗族、协会等的非正式权威组织[8]。文新国认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多元的，农民自身是其中的重要主体。从目前其他学者的研究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类：即产业主体、人才主体、乡贤、乡村精英、农村基层组织、农村非正式权威组织、农民主体。因而，从乡村振兴战略的复杂性和系统性来看，乡村振兴的主体模式是应该以政府主导，以农民为主体，农村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NGO、村民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一种主体形态，而且这种形态将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

（三）实践困境

欧阳雪梅认为,农民主体意识弱、村委会组织力、凝聚力不够、作用发挥不够、村两委关系协调不顺畅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困境；治权与领导权冲突加大[9]。郑红娥认为国家行政权和村庄自治权的冲突、村干部自身多重角色的冲突以及村民对村集体经济的认同危机是当前乡村治理面临的主要困境。王锐等认为乡村面临城乡发展缺乏整体规划、乡规民俗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乡村无法吸引人才回归、乡村变文化荒漠等问题[10]。刘启英认为，农村青壮年的外流使农村人口结构“空心化”，乡村社会关系利益化，村民从基层组织中游离出来，原子化村庄集体意识和公共精神逐步衰落，进一步加大了乡村治理难度[11]。关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难点所在，魏后凯认为人才短缺是乡村振兴关键难题。刘合光认为城乡发展差距大、农民持续增收动力不足、自我发展能力不够、农业供给竞争力不足是乡村振兴的难点所在[12]。朱启臻认为当前城乡二元制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最大体制壁垒，必须推动其制度性改革；叶敬忠认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坚决克服和杜绝忽视农民主体地位，避免盲目推进产业布局和土地流转。

（四）应对路径

针对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胡渊在顶层设计上可通过制度建设推动乡村治理，如创新经济制度、规范治理制度、完善约束制度[13]。付翠莲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是“村两委＋乡贤理事会”。王翔雯认为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必须融合人才队伍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和乡风文明建设[14]。张会萍等认为，应从发挥多元主体的能动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振兴乡村文化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15]。李莉、卢福营乡村治理的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农民的主人翁精神，最大程度获得农民群体支持[16]；李文政认为建设管理服务型乡镇政府,促进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良性互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路径[17]。王思斌提出要实现乡村振兴，除了经济的转型升级，还需要进行社会基础建设[18]。刘祖云、王丹认为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技术理念，发挥技术手段优势。

通过上述对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在概念界定、实施主体、实践困境、应对路径四个方面的相关文献梳理发现，从概念及其产生过程来看，乡村治理是治理理论被学者深化运用到乡村社会管理问题上的一种实践，乡村振兴正是为系统性解决乡村问题，从国家战略层面制定的一种国家策略，因而从目的性上来讲，二者都聚焦乡村社会问题具有问题导向共性。从二者的实施主体看，乡村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基础，倡导多元主体、公共治理，其包括了基层组织、乡村精英、宗族、村民自身等，而乡村振兴基于国家顶层设计而提出的，其实施主体正是国家与政府，而且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核心，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从二者的实施困境来看，乡村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村级组织力量不足、管理体制运行不畅、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等问题也正是乡村在实现振兴过程中必须破解的难题。从应对路径来看，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有效实践，需要通过制度性改革、人才队伍建设、乡村内生动力激发、乡村生态环境治理等有效途径。因此，从总体来看，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基础部分，乡村有效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经之路，理清二者的内在逻辑关联，有效探索二者融合路径，对于解决乡村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关系

通过对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在概念界定、实施主体、实践困境、应对路径4个方面的研究整合，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具有同质性，具有明确的目的指向性即解决乡村社会管理问题，乡村治理最终的价值取向是实现善治，乡村振兴以善治为关键基础最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治理切入乡村文化、基层政治等微观肌理，乡村振兴为乡村治理提供了系统的制度架构。二者具体关系如下：

（一）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治理取得善治提供制度保障

乡村振兴是关于解决农业农村的问题的国家顶层设计战略，是针对当前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突出问题进行综合化后得出的系统性的乡村发展计划，涉及基层组织建设、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乡风文明建设、产业建设、人口结构等多个方面。国家战略意义下的乡村振兴，其顶层设计的充分和完善，系统的政策机制保障必定为乡村治理的具体实践提供系统支撑。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定需要大量资源输入，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资源，大量资源进入乡村社会一方面推动乡村治理不断升级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相适应，另一方面在具体治理实践上提供了资金、政策、人力等必要的基础支撑。

（二）善治意义上的乡村治理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坚实基础

乡村振兴最终要实现生态宜居、产业兴旺、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目标。其中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谓治理有效即是在当前形势下，坚持依法治理，构建完整的由党的领导、政府牵头、社会协同和村民参与，最终能够形成自治、德治和法治三者结合完善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其主要特征是多元主体融合、利益关系顺畅、农民主体性意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激发[18]。有效的乡村治理通过对乡村基层社会的秩序规范，推动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实现，缓和基层社会矛盾，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极大的减少了梗阻，有力提高了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实效。

（三）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融合必将加速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

无论是乡村治理还是乡村振兴，立足点都是聚焦破解乡村社会发展问题，本质上是弥补乡村社会发展短板和不足，实现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均衡发展，推动城市乡村融合，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问题。善治意义上的乡村治理所提供的发展基础（乡村微观环境改善：治理有效、生态改善、农民增收、组织管理机制顺畅、乡村人才队伍充实、乡风文明等）和建立善治基础上的乡村振兴的系统机制之间（城乡二元机制的破解、农村生产要素的释放、市场经济机制的完善、产业发展的系统规划、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方面）的有效融合，宏观层面的系统科学规划和深入乡村社会肌体的有效实践，二者之间的有效融合必将有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步伐。

四、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有效融合的实现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乡村振兴的推进过程中必然是乡村社会逐步实现善治的过程，也是治理具体实践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机制逐步融合适应的过程，实现有效治理基础上的乡村振兴，必须立足当前，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强化组织引领，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乡村治理，激发激活农村内生动力和农民主体地位。

（一）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持续巩固好脱贫攻坚成果

要主动适应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的现实需要，推动农村体制机制改革不断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契合，要着力打破城乡二元制的束缚，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激发农村生产、生活要素，激活农村发展的内动动力。要坚决破除妨碍到城乡要素间平等交换和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壁垒，一定程度上使农村要素单向流出的格局得到改善，推动其他资源要素向农村流动[20]。引导和支持人才、资金、技术、科技等各类发展要素向农业农村流动和集聚，释放农村发展潜力。同时，要高度重视脱贫攻坚成果巩固。当前脱贫攻坚的成果来之不易，绝对贫困的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但从目前脱贫攻坚的整体形势来看，部分地区、乡村返贫风险依旧比较高、产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市场冲击存在着高风险。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返贫预警机制，持续保持脱贫攻坚帮扶政策平稳。当前，在全面推动乡村振兴的形势下，需要统筹谋划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有效衔接的问题，着力吸收和汲取以往脱贫攻坚的成功经验，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聚焦乡村振兴目标探索有效方法，才能确保农村问题中心任务转移的有效衔接[21]。

（二）大力推进乡村治理，激发农民主体地位和农村发展内生动力

加大乡村社会的科学治理，要重点瞄准乡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重点治理领域，凝聚多元主体，推动乡村治理组织协调机制不顺畅、乡村空心化、老龄化、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文化凋敝等问题的解决，要加大顶层设计的力度，从宏观政策制定上实现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统一，坚持目标与问题导向，补齐短板，全方位推进乡村政治、文化、经济发生新变化，不断与乡村振兴各项要求相适应，与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相适应，为乡村振兴的顺利推进提供良好的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同时，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和调动农民的生产创造性主动性，建立健全农民权益的系统性保障机制，畅通农民参与决策的机制渠道，推动完善公共资源配置和投入的科学方式，妥善处理乡村振兴多元主体之间的参与关系，使农民成为参与者的同时保障其受益者的权益，最大程度上激发和激活农民全体的主体意识，从而形成农民自主参与的善治局面。

（三）强化组织引领，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党对基层组织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基层两委班子建设，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力、组织力、凝聚力建设，推动形成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五级书记”齐抓共管，村民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的领导局面。同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乡村社会的人才队伍建设起来。要激发农村农民主体性主动性，加强乡村技术农民、致富带头人等中坚力量的培养；要加大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工作，提升农民科学文化素养；要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顶层设计，制定乡村人才队伍建设计划，着力从从制度设计为乡村人才引进来、留得住提供政策优势；要广泛吸收乡村建设的内生力量，重视发挥返乡大学生、退伍军人等群体作用，吸引各类人才投身乡村建设，涌现出更多乡村建设的人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