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龙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别号青丘子，以诗闻名，生于元末，卒于明初。和封建时期大多数文人一样，高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儒家文化有着忠诚的信仰。其一生虽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然以儒家思想为主。

同乡陈璋为高启文集《凫藻集》作的序中曾言：“青丘子生于吴，当元、明易代之会，兵革乱离，伏处江上，不就币聘，惟潜心于六经百家诸书，日夜含咀之，……”[1]1024高启希望用儒家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以此来济世安民，哪怕是在隐居时期，依然如故，潜读儒家经书。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高启的儒家思想并不是在积极入世的时候才表现出“存”，也不是在消极避世的时候才表现出“灭”，实际上“存与灭”一直贯穿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

然世事变迁，几经周折，高启的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发生了位移。“不占龙头选，不入名贤传。时时酒圣，处处诗禅。烟霞状元，江湖醉仙。笑谈便是编修院。留连，批风抹月四十年。”[2]575这成为了高启对儒家思想产生质疑后的理想生活状态，与儒家提倡积极投身社会的思想是相违背的，是高启儒家思想沦丧后的体现。

一、存——积极入世

高启，“自十六岁辄名闻，隐于至正间者十有八载。年三十四，应明诏入史局，历位侍郎，旋乞归。则仕于洪武朝止二载，俄坐以党罪死，年未满四十也！”[1]1024-1025若按出入仕途来给高启的一生分段，则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饶介之分守吴中被“延为上宾”时期、第一次隐居吴淞江畔的青丘时期、明洪武年间应召入朝时期、第二次归隐吴淞江畔的青丘时期。但如果按照入朝为官才算积极入世，或者定义高启积极入世的儒家情怀只存在于入明朝当职期间，那显然太过狭隘。

儒家一直强调儒道，《论语·泰伯》有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3]136高启在他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没有看到儒道的复兴，但作为儒士，他始终在宣扬这种精神。

高启在《送江浙省掾某序》中谈到：“《诗》《书》 《礼》 《乐》所以明道，律令章程所以从政；不明乎道，则无以知治之本；不从乎政，则无以周辅治之用。古者君子之学，所以通而后成也。”[1]899高启一生极力追求儒家治世之道，在他看来儒家之道，是“治之本”“治之用”，通儒家之道才能成千古之事。正因为如此，作为前朝旧人，当新朝统治者朱元璋欲诏其参修《元史》时，他欣然前往——“宴安圣所戒，胡为守蓬茨。我志愿裨国，有遂幸在斯。”[1]274此时的儒家思想在高启心中被完全激发出来，可以说此次应诏入朝是高启一生中第一次以官员的身份为朝廷做事。儒家强调积极投身社会，高启此举正是对儒家文化与思想的响应。“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编修前朝的历史不仅会彰显当朝统治者的圣德，更是为了以史明鉴，达到更好的治理社会的效果，这种做法自儒家创始人孔子伊始就已经有所提倡，高启的义无反顾正是这种儒家思想的驱使。

洪武三年，“正月，开平王二子侍学东宫，奉命授之经。二月，授翰林院编修”[1]1007，可见高启在《元史》的编修工作结束后，还做过教授诸王、编修书籍等工作。这是儒家文化提倡的积极入世、教书育人的行为准则，高启乐意为之。

高启的儒家思想不仅在他积极入世中可以看出来，在他的文集《凫藻集》的多篇文章中也可见出痕迹，这主要体现在他以儒家经典来阐释自己的儒家思想。《彀喻》有云：“圣人，学者之的；《诗》《书》 《礼》 《乐》，学者之弓矢也。由《诗》 《书》《礼》 《乐》以求至乎圣人，犹操弓矢以求至乎的也。”[1]943高启认为《诗》 《书》 《礼》 《乐》是成为圣人的必经之路，它们与圣人之间是弓矢与的的关系。《礼记·经解》有云：“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礼之失，烦。”[4]1609《诗》《书》 《礼》 《乐》作为六经的组成部分，本就极其重教化之用，高启于三十五岁作此文，旨在宣扬自己以礼乐治国的决心。

高启在《威爱论》首句便引用《尚书》中的话“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1]847来阐明自己“恩威并施，宽严相济”且“兼施并行而不可偏废”[1]849的政治主张。《四臣论》中，高启引用《诗经》的观点，提出“四臣”（社稷、腹心、谏诤、执法）的重要性，告诫君王“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1]850。这两者都可以看出高启是在借儒家经典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高启虽远居江湖之远，仍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是儒家精神极力提倡的。

除此之外，高启也曾对儒家其他思想有过论述，如“吾终日渔而子以为未尝渔，惑哉！《诗》《书》，吾渔之具也，群圣人之学，吾渔之地也，义理之潜、道德之腴，吾渔之所得也。吾渔视子亦大矣，何名为懒乎？”[1]949“盖《诗》 《书》 《礼》《乐》所以明道，律令章程所以从政”[1]899，皆是在对儒家文化的崇拜、提倡与宣扬。甚至在《送江浙省掾某序》中，他谈到：“儒之振不振，吾于子行卜之矣。夫欲援吏而归于儒者，是吾所望于子也；若云叛儒而入于吏者，岂吾所望于子哉！”[1]900高启告诫掾某时，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希望掾某从儒而弃吏，从中可以看出高启绝对的儒家思想。

二、灭——消极避世

在高启三十五岁的时候，“帝御阙楼召对，擢户部侍郎，辞”[1]1007，究其原因，在于高启本是一名儒士，他认为：“治文书、奉期会、摘狱讼之微、校赋税之悉，儒固或不如吏矣。至于屏邪慝之风，行仁义之说，使上尊而下亲，内修而外服，非儒其孰能之乎？”[1]900在高启看来，儒与吏从事的是两种性质完全不一样的工作，高启奉守着儒家文化的阵营，不肯越界。然而，高启不明白儒也好，吏也罢，都是在为统治者服务，两者共同维护封建统治的性质是一样的。朱元璋为君，高启为臣，高启亦不知，此番的辞官不受，实际上是对传统儒家重“贵贱”、懂“尊卑”的一种叛逆。

高启于至正十八年，戊戌冬日时节出游吴越，吴越乃当时元朝军队与起义军交战之地，他看到的是战乱带来的满目疮痍，《吴越记游十五首》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完成的感时应景之作。在这种情况下，儒士的怜悯、同情之心真实地流露出来了，而儒家的济世之心却被泼了一盆冷水。“长叹复何言，吾生信多滞”[1]129，心中只有无奈。至正二十一年，高启年方二十五岁，写下《赠薛相士》，诗中谈到：“可少喜功名，轻事勇且狂。顾影每自奇，磊落七尺长。要将二三策，为君致时康。公卿可俯拾，岂数尚书郎？回头几何年，突兀将老苍。始图竟无成，艰险嗟备尝。归来省昨非，我耕妇自桑。”[1]270高启弱冠正当年，却已有退隐之心，生得一副好皮囊，空有一腔报国心，历经战乱，到头来只剩下感叹。

《青丘子歌》中高启自我描绘说：“蹑履厌远游，荷锄懒躬耕。有剑任锈涩，有书任纵横，不肯折腰为五斗米，不肯掉舍下七十城。但好觅诗句，自吟自酬庚。”[1]433可以说这是高启一生中最理想的生活状态了，有田可耕，有书可读，有诗可写，还自带一种“天之骄子”般的狂傲之气。可现实却不允许高启这样做，此种思想的流露实则是在揭示高启儒家情怀正逐渐丧失。

“我本东皋氓，偶往住州城。兹来卧农舍，颇惬田野情。如鱼返故渊，悠然乐其生。临来谢主妪，重来自藜羹。我非催租吏，叩门勿相惊。”[1]141-142这是高启在退隐之后的由衷感慨，从中可以看出高启“无官一身轻”后的内心恬淡平静的心态。隐逸非儒家所为，无论社会环境再怎么恶劣，这始终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行为，从中可以看出高启的儒家思想在这时已经沦丧。

三、由存到灭的原因

高启曾以儒士自居，多年后他回忆起当年的治世之心，他自言：“顾余虽腐儒，当年亦峥嵘。”[1]145可见高启本有报国之志，到头来只剩下壮志未酬的感慨。他也曾言：“好生恶死，人之至情”[1]848，可以看出高启已由隐居者逐渐转变成了宿命论者。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悲剧？归根结底在于他的儒家思想找不到立足之地。

高启儒家思想由存到灭是由社会因素造成的，这主要表现为整个社会对儒士的轻视。元代统治者将人分为十等，徐乾学的《资治通鉴后编》对此有过记载：“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5]345-225在被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儒士被元人列为第九等，儒家的传统地位受到严重的削弱，在这种情况下，儒士是没有地位可言的。到了明代，特别是明初时期，这种现象并未得到可观的改变。钱穆对此有过陈述：“元政大弊，端在重吏而轻儒。明祖之起，其敬礼而罗致之者固多儒，且亦以儒道而罗致之。然其所以录用之者，则仍未免循元之弊。盖以旧之用吏者用儒，儒有不能吏事者，亦有不愿自屈为吏者。方其未仕，敬礼之，优渥之，皆所以崇儒也。及其既仕，束缚之，驰骤之，皆所以驭吏也。在上者心切望治，有其可谅。而在下者之不安不乐，宁求隐退以自全，亦有未可一概而议者。”[6]133纵有济世之心，却无用武之地，明初儒士的困境大多缘于此。

明初无论文人还是武将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其原因在于“明祖惩元季纵弛，特用重典驭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7]680。他们整天过着担惊受怕的日子，像高启一类的前朝文人更是如履薄冰，退隐则成了他们最佳的选择。况且“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8]7328。在这种情况下，伴君如伴虎，抽身离开才能活得更久。

明初，虽然“明太祖兴礼儒士”[8]7623，而且朱元璋也曾表态：“天下甫定，朕愿与诸儒讲明治道。”[8]21但朱元璋生性敏感、多疑，逐渐对儒士产生出了一种怀疑的态度。他认为：“上古圣贤之言，册而成书，智者习而行之，则身修而家齐焉，万世之用不竭，斯良之至也；今之儒不然，穷经皓首，理性茫然。至于行文流水，架空妄论，自以为善者矣。及其临事也，文信不敷，才愆果断，致事因循，将何论乎？”这表明了他认为今儒不如古儒的看法[9]1223-102。朱元璋甚至认为明初的儒士连妇人都不如：“乏人矣！昔唐太宗繁工役，好战斗，宫人徐充容犹上疏曰：‘地广非久安之道，人劳乃易乱之源。东戍辽海，西役昆丘，诚不可也。’今所答皆顺其欲，则唐妇人过今儒者。”[10]1445这让高启之辈的儒家信仰者备受打击。他们的儒家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步步走向凋零。

由此观之，高启儒家思想由存到灭，人生态度由积极入世到消极避世，对儒家文化持矛盾、质疑的态度，并不是一时发生转变的，而是在内心徘徊下做出的不得已的选择。可以说高启是元末明初儒家文化被搁置与曲解下的牺牲品。高启短暂的一生经历了前朝末年的战乱，新朝初年的纷争，想要以一腔儒士情怀济世安民，却没有良好的社会土壤。他的儒家思想的存与灭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存——存灭交替——灭。《孟子·尽心章句上》曾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1]2765，这成为了古代众多儒士的人生选择，高启的人生之路也犹如此般。

高启一生中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宣扬儒家思想，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说高启是儒家思想与文化的维护者，他看到了元朝末年儒士的生存苦境，希望新朝能承袭自古以来的以儒治国传统，可最终未能如愿以偿。正是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社会背景之下，高启的儒家思想存灭交替，经历了积极入世到个性独立，再到全然的宿命论者。如果说前一个转变过程是主动的，后一个转变过程则完全属于被动，高启的儒家思想最终被消磨殆尽。以个人的力量想要拯救岌岌可危的儒学思想，高启还做不到。如果说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封建统治者们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那么明初像高启之辈本对儒家文化由衷信仰的文人“不得好死”的现象，实则昭示了儒家文化在当时已经出现了生存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