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丹，李钢音

（贵州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贵州贵阳550025）

作为民族文化连接过去与现在、并能延伸至未来的重要纽带，非物质文化遗产扮演着“历时性发展的见证物与连接点”的关键角色[1]。人们过去所制造的精神与物质产品，在历史长河中成为遗产物，它不仅言说与表述着历史，也承载着人类知识与创造实践的社会记忆。在全球非遗保护运动日益兴起的背景下，人们不仅关注作为“物”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日益重视“物”背后的“人”，探究人与物的内在关系，以手艺传承人的口述史为基础，关注知识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对待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政策优惠和措施鼓励等手段，以国家手段增强对遗产承载主体的认识与尊重，通过口述史的形式，表达着非遗的“地方性知识”，呈现出当地文化的分类体系，使得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更加具有“活态性”。

建立系统、科学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档案，不仅有利于保存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技艺、文化等，更有利于我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包容和融洽。为建立非遗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我国各地区都作出了自身的积极探索，其中包括云南省与新加坡合作建立的非遗传承人口述档案数据库，浙江省出版发行的《浙江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档案集萃》等[2]。然而，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的建立尚处于起步阶段，各项工作依然缺乏理论指导，其中对少数民族文化口述史的采集和归档更是十分薄弱。如果无法完成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有效、科学、系统的采集，将会妨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进程，削弱我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的先天优势。

截止2018年，作为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大省的贵州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五批共94人。其中，第一批70岁以上的传承人比例是75%，第二批是44%，第三批是75%，第四批是30%，第五批是7.7%①。由于贵州参加评定的全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龄普遍较高，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特性，将他们所承载的传统技艺与文化进行完整的口述记录便成为难题，同时也意味着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走一个传承人，绝一门技艺”的现实。因此要选择高效、科学的方法以及侧重点采集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必须入境问俗，因人而异，在贵州各民族文化的现实存续状况下进行。

一、贵州非遗口述史的价值

贵州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少数民族大省，是中国拥有丰富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的省份之一。然而，除彝族、水族外，贵州省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传统文字。过去，这些无字民族的文化传承大多以口传身授，以歌唱、舞蹈、工艺等方式来完成，绝大多数的贵州非遗传承人都是通过“非文字”的形式来延续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因此，记录这些贵州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对于该民族传统文化技艺的保存显得尤为重要[3]。

从分布特点来看，贵州省非遗传承人大多数是各族群和村落中掌握了杰出才能和技艺的人，或者是该民族内部德高望重的老者。他们往往从事了几十年的文化生产活动，融入了个人的经验和群体的知识，从而成为了非遗项目能够有序传承的载体和保障。但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非遗传承人的日渐衰老和逝去，同时随着民族大融合局势的逐渐形成，学习本民族语言、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的年轻人逐步减少，使得贵州各民族的文化传承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如果没有合适的新传承人的出现，将可能导致该民族大量以口口相传形式传承和记载的优秀民族记忆及传统文化的消失。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少数民族历史记忆的生产者和承载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历史文化资源已处于濒危状态，传承及保护形势极为严峻，要想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对口述史的访谈和研究就显得迫在眉睫。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采集和建立，可以为这些无文字民族留下真实生动的文字记忆，拓展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方式。贵州非遗传承人的口述史，包含了很多随时代变迁而容易堙没的文化记忆，这种文化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历史的演进，沉淀和包含了贵州各民族丰富的精神价值、独特的思维方式、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强烈的文化意识，更体现着民族文化的创造动力和生命活力。采集、整理和研究非遗传承人口述史，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贵州省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采集、整理和研究，可以相当程度地折射出贵州民族的文化传统及历史史实，具有弥补文化史、印证文化史和鉴别文化史的重要作用，也对把贵州民族文化写进人类发展的历史书页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口述史的记录，可以反映贵州非遗传承人所代表的文化基因的特殊性，透视出贵州各个民族独特的文化心态、审美观点、文化取向和表达方式，真实细微地展示出与其他文化的不同，是全球化时代贵州文化多样化的历史重现。口述史能直接体现贵州民族文化的传统因素、民族记忆和文化价值，反映一个民族的内在气质和精神面貌，同时将展现贵州独特的自然生态系统、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日常生活习惯、习俗等等，体现贵州民族文化多元并存和山地文化的特征。

二、贵州非遗口述史采集现状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在进行了大量的口述史、非虚构类文字实践后认为：首先，口述史的传承者是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而他们正是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和继承者；其次，口述史存在于传承人的记忆当中，而非遗传承人世代相传的共同记忆就是口述史档案所要发掘的宝藏；最后，由于个人记忆的模糊性和可变性使得光靠口口相传是无法完整地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而以文字性材料为主的口述史档案可以将这种不确定性的人物记忆转变为固定的书面记忆加以保存[4]。作为口述史叙述主体的贵州非遗传承人，大多分布在各少数民族村寨，对这些非遗传承人进行采访，需要克服道路艰险、语言障碍、沟通不畅、时间不对接等各种困难。笔者在进行了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的大量田野工作后，认为当前贵州非遗传承人口述史采集存在如下状况：

首先，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较为碎片化，难以对其背后的宏观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学理性考察与分析。关于贵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所代表的非遗文化类别，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已有专家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和著述。这些研究主要侧重对相关文化背景的讲述，而缺乏对传承人人生历程、情感命运、传承困境等方面的访谈和采集。由于贵州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交通闭塞且与外界缺乏沟通的封闭山区，其所属民族基本是无文字民族，他们的文化记忆基本来自家族世代相传的片段口头传播，因此无法涉及和采集众多而复杂的理论性、学术性问题。

其次，有些传承人口述史中的内容显得过于单薄或篇幅较少，主要因为：（1） 被访谈成员因年迈体衰、久病卧床或记忆退化、语言障碍等情况，难以进行沟通，仅能从只言片语或亲属子女补充中获得资料；（2）有的传承人基本不能说汉语，需要找到翻译进行沟通，因为翻译是当地村民，难以形成流畅的交流和采集；（3）有的传承人住在交通十分不便的高山村落，没有通讯工具，当采集者艰难地寻找到他们时，他们或醉酒、或农事繁忙、或家务应酬等情况，很难进行沟通对话；（4）非遗传承人拒绝访谈等。

同时，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分布在各个民族，存在汉文化教育不足、语言沟通困难、传承人传承工作以及家务农作繁忙等现实情况，难以对其活动轨迹进行追踪访谈，传承人也几乎无法按照大纲式提问进行回答。并且，对传承人的访谈，首先需要与其进行感情沟通和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部分，需要根据其家庭情况、语言表达能力、身体状况、情绪状况等才能确定是否进行，因而根据访谈大纲和提问来形成口述史文本，是不现实的，容易造成文本琐碎和阅读障碍。

此外，贵州省的大多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获得传承人名号后，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业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得以广大农村为市场的非遗文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人文环境、市场环境和时代背景，导致其口述史难以适应这样的巨大变化，需要访谈者从中辨析其口述史包含的历史文化变迁内容。

三、口述史生命历程化个案分析

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史，充分体现出口述史“生命历程化”的显著特点。口述史的生命历程理论强调四个范式：即，（1）时空中的生活；（2） 相互联系的生活；（3） 生活的时间性；（4） 个人的能动性[5]。通过发掘传承人的生命史，可以重建和剖析该项非遗技艺的发展史；通过对个人事件和历史文化事件的交叉分析，运用时间和空间的坐标研究，可折射出口述史生命历程中的规律性及其所展现出来的偶然个人因素；洞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可以为非遗的研究带来新的时空和视角。

贵州非遗传承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交通闭塞、经济自给自足且与外界缺乏沟通的山间村落，这里人迹罕至、多年与外界隔绝，其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极为小众且不可复制和无法替代的非遗类目。他们的文化记忆基本来自家族世代相传的片段口头传播，他们的口述史所体现出的个人生命历程与非遗发展的交替融合的过程，更具备非遗项目所呈现出的文化多样性和不可替代性。如果说世界民族文化是一个花园，那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所代表的非遗项目则是花园中独特的花朵，如果这一项目随着传承人的辞世而无法传承，则这株花朵就面临不复再生甚至是绝种的可能性。笔者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为例，对个案进行分析，呈现贵州非遗传承人口述史采集的“生命历程化”方法。

（一）时空中的生活

时与空讲述的是非遗传承人出生的时代状况、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存的空间地域对于个人发展及轨迹的作用。刘胜扬生于1936年，属鼠，他的傩坛法名叫刘法高。家在文家店镇龙山村②，村里有个庙，庙里供了一条龙，所以叫龙山。他的父亲名叫刘昌凡，光绪2年生人。爷爷是邻县石阡③人，从小被人抱到龙山来的。那个时候，爷爷的几个弟兄被抽壮丁，爷爷还只有八九岁，却占了家里的地份，有人就想把他弄死，丢到田坎脚。可他的命大，被人发现拣了起来，抱到了龙山。

家境是贫苦的，但是刘昌凡聪明，当了傩师。贵州东北的各家傩戏班都有一张“司坛图”，他们尊奉的傩戏祖师，名叫马法记。文家店龙山的傩戏，则奉刘法清为“开教师”。刘法清又名刘子元，号刘太保，是马法纪的师父。他祖籍江西，后来搬至思南塘头的刘家湾居住，到了他的弟子刘法生、刘法全一辈，又搬到长坝乡刘场坪村，文家店傩戏班就是师出其门。各地傩戏班开坛作法时，都要朗声叫刘子元或刘太保大名，事毕之后，还要将“愿主”所奉的猪头、羊头带回家去祭师父，称作“回坛”。刘昌凡做了刘门弟子，可以说，是承续了黔东北傩堂的正宗香火。

刘昌凡没有田土，家计全靠跳傩。他天赋高，掌坛唱戏远近闻名，就不做农活了。刘胜扬没有上过学，戏本上的字全靠一个个地记。父亲教他也是用嘴说，从来不写，就是这样，他也装了一肚子的戏，唱几本大戏都不用看戏本。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贵州黔东北的乌江流域，巫傩之风千年炽盛，支配了乡民们的灵魂安顿、娱神娱人，生老病死。

（二）生活的时间性

刘胜扬两岁死了母亲，跟着奶奶长大。1943年，刘胜扬7岁，开始跟父亲学傩技里的武坛。从那时到现在，他当“老师”当了70多年。跟他一起跳傩的，思南的，石阡的，一个个都相继死去。就剩下刘胜扬一人。

刘胜杨开始跳坛的时候，人很小，别人都叫他“小先生”。父亲天天跳坛，他跟了父亲五六年，专学“武坛”。在乌江，“武坛”就是傩戏，“文坛”则是佛与道。刘胜扬从小就知道，文坛从印度传来，它的“大乘经”就来自印度，从释迦佛那里而来，释迦又叫如来。武坛供的，是傩公，也叫傩爷、傩娘，傩戏是他们传下来的，角色都戴着面具。刘胜扬家传的一套面具，由国家收藏了，还有一套在思南县博物馆，他就用别人换给他的一套。文坛也有案子，供的是释迦佛、如来佛、文殊、大势至。如果死了人，就供文坛，祈愿死者往生净土。活人有了灾病，则开武坛，施法做戏把人救活。

1953年土地改革，龙山人聚会跳舞，刘胜扬记得不是跳当地花灯，而是跳外来的秧歌舞。1958年到1960年，他还在龙井公社卫生院当院长，药盒上有说明书，他就照着说明书给药。1959年困难时期，龙山死了不少人，有的一家人都死了，龙山生产队原来有30多个壮劳力，只剩下了两三个。刘胜扬为了一大家人活命，想尽了办法，甚至去偷粮食，他对自己偷粮食的经历和诸多细节也记得非常清晰。刘家有一个亲戚，媳妇在石阡那边管着食堂，刘胜扬用背篼去偷了两兜粮食回来。第一次他去的时候，用石灰填满偷走的粮食。第二次又去，看粮食的人睡着了，但看粮人把一把刀插在高粱上打了记号，刘胜扬舀走了高粱，重新把刀插好，正在插的时候，人家散会了，他就赶快跑。龙山的人也知道刘胜扬悄悄“搞迷信”，但是没有抓过他，他们替他挡着。

2013年，刘胜扬做了七八十堂傩法，2014年仅半年就做了五十堂，大的活路，比如还愿和埋人，占了一半，小的活路，比如隔门、砌土、打替、冲傩，占了另一半。文家店一带，50家仍然有10家要冲傩。冲傩，就是人病了衰了，眼看不行，就请先生去“打替”。“打替”是扎个茅草人，将它烧了，意味着替病人死掉。病人过两年好了，就不再“打替”。从生活的时间性来看，因家境贫寒，学傩可以维持生活，而后傩法不断地影响着刘胜扬的生活轨迹。

（三）相互联系的生活

刘胜扬的婚姻生活也极富人生历程感。他20岁的时候，奉父母之命成家，第一个妻子是邻县石阡人，俩人有点亲戚关系，结婚前就互相认识。妻子体弱多病，长了一个瘊子，但她在石阡读过书。刘胜扬之前并不喜欢她，因父母之命而娶了她。刘胜扬对婚礼仍然记忆犹新，那时不准吹唢呐，但是可以抬轿子，新娘的嫁妆是桌椅板凳和一个衣柜。他们在晚上结婚，因为白天不准抬轿。当时生活困难，刘胜扬当新郎的那天晚上还去大队开会。结婚三年，妻子就生病了，但俩人的感情还好，以后生下了八个孩子。刘胜扬说，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还约着一起去看电影，看电影的时候已有三个娃娃，他们就用竹背篼背着去看“南征北战”。

前妻一生非常辛苦，她一直有哮喘病，不能累，幸好有儿女们帮着她，她五十出头就病死了，那一年天大旱，河里的水都没有了。她去世那天晚上，不少人来帮忙，刘胜扬想给大家每人煮一碗米酒喝。没有水，他去井里挑水；井里也没有，只好去河里挑水。前妻的去世让刘胜扬很伤心，本来她还怀了第九个娃娃，生下来只一岁就死了。

刘胜扬的第二个妻子姓项，是他和徒弟去买鸽子的路上认识的，徒弟们叫她项姨妈。她比刘胜扬小三岁，男人死后守了寡，她也有八个娃娃，死了四个。徒弟给刘胜扬和项姨妈介绍后，俩人没有办婚礼，但是领了结婚证。项姨妈一个人嫁到龙山来，和刘胜扬的儿女们也相处很好，并且跟他生活了20年。项姨妈也是病了三年才去世的，她去世以后，另一个徒弟又给刘胜扬介绍了张姨妈，当时刘胜扬和徒弟们给张姨妈“打替”（巫傩法术的一种：以纸人或器物、植物等代替病魔和霉运，施法后烧毁掉，代表消灾祈福）。徒弟对刘胜扬说，他们拜师学艺，除了有师傅，必须有个师娘，这样他们才好磕头。张姨妈也是一个寡妇，有五个儿女。刘胜扬认她作师娘后，每月拿三百、五百的钱给她。但是张姨妈不跟刘胜扬在一起生活，只是傩坛的名义夫妻。在徒弟们磕头拜师时，坐一条板凳。刘胜扬对张姨妈很有责任感，他和张姨妈相好以后，每月都要拿钱给她，徒弟们也要孝敬她。刘胜扬说，从他八十岁开始要拿一万块钱给张姨妈，这是良心，因为人家的名义已经跟他了，徒弟们已经叫她师娘了。

（四）个人的能动性

刘胜扬跳的傩，跟思南其他傩堂的大体一样，许多也是从他们这里传出的，传到马家、桕家、罗家、陆家、吴家，又分别传给各自的徒弟。德江、松桃④、沿河⑤、石阡县的傩，则从塘头传出，祖师刘法清当年就住塘头。德江县的一个傩师到思南来会演，刘胜扬已经坐下了，他还在那里运气，他法力不强，被刀割伤，就来拜刘胜扬为师。各个傩戏班的师承不同，靠师傅口传心授，师傅死了，徒弟做法事时想不起来，也就自己临机改变了。徒弟再收了徒弟，以为师父的东西是正宗，其实已经走样了，这么传下去，很多内容就不尽相同了。

1953年开始，傩坛就被禁止。傩是千百年的民间信仰，没有了傩，人死后就不知皈依。乡民们趁着晚上来请刘家父子，刘胜扬和父亲就等天黑了才去开坛，只悄悄地做一晚上，收5角钱，那时候的大米是7块2角钱一百斤。后来，就是1块（元）钱一天，又到1块5、3块、5块、8块、10块，现在是150块一天了。粮价提高了，酬劳是跟着粮价走的。若是去救病人，一晚上就算两天的钱，因为是跳一通宵的。

刘胜扬的徒弟大多家境困难，也因此才来学傩谋生。现在，他最大的弟子杨昌权已经年过半百，最小的只有20多岁。他们来了，上台就喊一声师父，也不用搞仪式，刘胜扬的入门很简单。徒弟们跟着他，现场看，现场记，帮着敲锣打鼓，大概背得了就可以上场。刘胜扬也不挑人，笨一点的学得慢，聪明一点的就出师快。有的徒弟早已学会，但师父不开口，就不能自己到外面去跳傩。没有师父的同意，徒弟就没有法力，师父可以说句话把法力收回去。傩师很讲究徒弟忠与不忠，徒弟犯错误，三次、五次尚可，师父就给他讲道理，七次、八次还不改，师父就把徒弟搁在一边，不让他去做法事，徒弟就知道自己有错了。

在刘胜扬的家乡，人们相信树是有树精的，柳树、芭蕉、枫香、白果都能成精。先生的法术之一，就是捉精。很早以前，余庆县靠近石阡的大将军岩有一户人家，男人叫彦祖秋，在合作社工作，他的女人遭了芭蕉精，请刘胜扬去镇，他坐车坐了4个多小时，送了刘胜扬很稀罕的灯芯绒。刘胜扬拿了半丝半棉二尺宽的白布，画了符，让他带回去把那块布烧了，告诉他能现出芭蕉精的原形。彦祖秋的女人并不疯，只是又瘦又黄，成天病恹恹的。那个芭蕉精，已经请了一百零五个先生去看过，就是治不住。到了一百零八个先生，他多少有一点法术，用一根针穿上红丝线缝在病人背上，第二天大家去芭蕉林里察看，想找出哪一棵芭蕉树上有红线，就把那棵树砍掉，谁知到了林子里，发现每一棵芭蕉树上都有红线，也不知道该砍哪一棵，干脆全部砍了，女人的病还是不好。他们又去挖芭蕉树根，将芭蕉的葛蔸砍了，树根又长起来，长得更多了。彦祖秋来请刘胜扬，刘胜扬正在一家做法事，路也太远，就画了符给他。彦祖秋回去烧了画上符的白棉布，上面现出了那一棵附了树精的芭蕉树。后来，彦祖秋女人的病治好了，他给了刘胜扬全家老小每人一份布票。

捉精伏魔，只是刘胜扬的傩法中的一种。作为一方先生，他会的技艺还有很多，包括唱孝歌、打绕棺、跳花灯、唱薅草锣鼓、唱山歌、唱盘歌，还有“悬腕”、“开红山”、“刹铧”、“上刀梯”、“过天桥”、“悬碗”、“粘卦”、“隐身”这样的法术傩技。他的这一行，从古到今有文书传下来，用纸盒装得四四方方的，叫做“书壳”，开坛前向玉皇大帝、灶神菩萨、地府衙门、华山衙门报到。写文书是刘胜扬的必备功课，他还给徒弟们画神案，几百个傩坛的各路神仙画在一幅神案上，每个徒弟都有一幅。

每当傩坛开坛，刘胜扬戴上面具，就是神灵的代言人，他出入阳世阴间，以桃符调遣天兵天将，他也跳戏酬神，忽男忽女，他的世界，是连通了天地、人神与古往今来的。刘家的傩法传了下来，刘胜扬想，只要还有生老病死，傩法就能继续传下去。

刘胜扬一生的傩法经历十分丰富，他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即使经历了旧社会到新时期的艰苦历程，也能对自己漫长一生的经历有许多十分精彩和奇特的回忆，是一个乌江边的傩堂师丰富多彩的人生读本。其口述史反映出的生命历程的独特性，是其他文本无法取代的。

四、口述史采集方法之侧重

贵州近几年已经开始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口述史采集及传播，但对传承人口述史的采集，过去更多侧重于传承人的简历式记述和其所代表文化事项的概述，未能对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深度的口述史挖掘和整理。同时，随着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年老力衰，相继有人辞世，对他们的口述史实录工作便显得尤其急迫。

针对前文中提及贵州非遗传承人口述史采集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在进行口述史访谈时，除了应准备大量的相关资料和简介以外，尤其应侧重如下方面：（1） 实录的记述手法；（2） 呈现该传承人所代表的文化事项背后的历史演变；（3）着重分析在群体中的个人经历和口述史呈现出的生命历程；（4）创造语境，打开被访谈者的记忆闸门，充分让其畅所欲言；（5）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身体文化，是传承人综合使用身体进行创造与传承的结果。因此访谈传承人要利用多种感知手段，如观察、聆听、体验、感悟、感觉、直觉，在短时间内迅速获得多种信息；（6）如果传承人本身因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和语言不通等原因，出现访谈障碍，则对其师长、亲友和知情人进行辅助性访谈；（7）为保持传承人口述史访谈文本的流畅性，口述史文本成果中，另行整理每一个传承人的事迹述略和文化背景资料。

传承人是特殊的文化持有者，与其他口述史访谈对象相比，他们拥有独特的记忆与叙述规律，尤其是传承人所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延续和传承上的变化，其口述文本对应着独有的思维与表达方式，拥有自己的内在规律，具备特殊的社会史价值，对于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珍贵的一手价值。笔者认为，作为贵州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资料的采集者，应该注重如下几个视角：

（一）平民视角。贵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绝大多数是生活在偏远山区的普通农民。因贵州山域阻隔、交通艰难、封闭的地理状况，才保存了各个独立的文化，而传承人大多是通过家族和师徒传承获得其文化基因的，只有世代生活在当地的传承人才能掌握非遗独特的文化信息，并形成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冯骥才提出的“只有底层小百姓的真实才是生活本质的真实”[6]这一观点中所蕴含的理念，与将贵州民族生活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视作贵州山民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文化的观念是相通的。同时，每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是一方地域文化记录的代表，掌握着解读民族地域文化的密码，具备了无可取代的地位和价值。这些传承人一生中名不见经传，许多人甚至并不识字，在语言表达上与我们熟知的汉文化表达是有距离的，在汉语词汇量上也受到严重限制，更无法以学术语言表述其文化的历史和状况。但作为独一无二的民族文化的平民代表，作为非遗技艺和记忆的承担者，他们的口述都具备了十分珍贵的价值。

采集者应具备平民视角，是因为作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和记忆载体的非遗传承人是平民，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份子。只有具备了平民视角，信息采集者才能设身处地地感受非遗传承人的心境，感受非遗传承人在使用和传承传统技艺和民族文化过程中所具备的心理状态，才能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获得非遗传承人的理解和认同，才能使非遗传承人在信息采集过程中放下心理枷锁，拉近与非遗传承人的距离，使得对非遗传承人口述内容的采集更加顺利；同时，具备平民视角的信息采集者能放下采集者身份，将自己也视为一名普通的非遗传承者，或许更加能理解和感悟非遗文化的灿烂历程和光辉道路，对于日后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整理将大有裨益。

（二）历史视角。贵州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中，80岁以上的有12人，70岁以上13人，60岁以上12人，他们的个人记忆反映出贵州在半个多世纪中的历史变化和文化变迁，每一个传承人的个人记忆都是十分独到的，尤其是与其所代表的非遗文化相关联的记忆。贵州开展了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但关于传承人个人记忆的记述，只是零星散见在各研究文献中，多流于传承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简单表述，没有与传承人的人生经历相联结。同时，由于传承人的个人记忆终究是有限的，基于身体、情感、情绪、见识、经验等各方面的原因，其口述内容一定程度上会有失客观性，但也因此更加接近传承人个体的人生真实和历史记忆。再次，传承人都生活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贵州山地分散的民族和族群）中，他们的行为受到时间和空间的塑造和限制。时间指向是传承人口述历史活动的特性，传承人口述中回忆部分的内容，正是以时间来表示现在和过去的区别。传承人的口述，是山地民族表达包括个人生命轨迹在内的族群文化历史记忆的主要形式，但这种口述会呈现出零星状态，更加需要深度挖掘与整理。传承人不仅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的执行者、创造者和承载者，更是通过口述方式将这些文化保存下来并留传的主要个体，口述史采集将极大地丰富贵州非遗传承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化记忆文本，有助于从传承人个人经历中研究贵州山地民族文化的历史和变迁。

（三）整体视角。一般情况下，由于受生理、心理状态和语言环境、社会语境等各种因素影响，传承人很难完全还原客观真实的过去，而且其口述还可能会掺杂不同程度的回避、虚构、误差成分。从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普遍情况来看，他们自从获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后，不断地受到政府、媒体、学者的影响，许多传承人已经形成一些固定的谈话内容来应付此类情况，这些准备好的固定的谈话内容由于反复述说也成为他们的思维定势。笔者采取和传承人贴近追踪、拉近情感的方法，以接近他们的语言和表达方式的问题进行沟通，让他们放松戒备，放下心里固有的表述模式，因而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一手资料。贵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绝大多数秉持山民质朴、真诚的品性，往往用最淳朴简单的方式表述自身。他们对个人人生经历的口述，充分反映出贵州从解放前后至今，各分散而居的文化群落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变迁，印证了“人民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6]。

口述史不仅是对过去记忆和传统文化的陈述，也是对当下文化变迁中非遗传承所发生变化的一次讲述。面对贵州省非遗传承人口述史采集过程中的碎片化、材料单薄、缺乏深度等困境，应结合非遗传承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人生际遇，采用实录的记述手法，以多种视角呈现该传承人所代表的文化背后的历史演变，着重分析族群或群落中的个人经历和口述史呈现出的生命历程化；创造语境，让被访谈者充分表达，着重记录传承人的多重感知体验；如果传承人本身因为年事已高、身体状况和语言不通等原因，出现访谈障碍，则对其师长、亲友和知情人进行辅助性访谈；为保持传承人口述史访谈文本的流畅性，口述史文本成果中，另行整理每一个传承人的事迹述略和文化背景资料等等，使得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采集更加高效、科学和系统。然而非遗传承人口述史的收集必然面对路途艰辛、条件艰苦、理解困难等现实困境，需要采集者和政府合理进行解决，为建立贵州乃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打下坚实基础。

注释：

①参见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心：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第一批至第五批名录，http：//www.gzfwz.org.cn/，2019年1月14日访问。

②龙山村：位于贵州省铜仁地区思南县文家店镇境内，龙山村拥有丰富的物产资料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龙山村人主要从事农业种植业，在龙山村新农村新社区建设过程中取得了丰厚的成果。

③石阡县：是贵州省铜仁市下辖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思剑高速公路纵贯县境南北、江瓮高速公路横穿县境东西。

④松桃：松桃苗族自治县（简称松桃），贵州省铜仁市辖县。成立于1956年，是国务院批准成立最早的自治县之一。

⑤沿河：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北部，地处黔、渝、湘、鄂四省（市）边区结合部，乌江中下游，是重要的物资集散地，素有“黔东北门户，乌江要津”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