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群

（怀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怀化418008）

不经过（或少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遭受的苦痛”而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条人类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一直以来都是东方国家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度使人们欢欣鼓舞，以为“跨越”已经梦想成真。但历史发展的现实却给了人们当头一棒。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挫折，似乎“跨越”已然不能实现。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的景象，使人们开始重新关注马克思“跨越”理论。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发展的情况下，中国直接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确已“跨越”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然而，中国建设的社会主义还只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国共产党人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跨越的不懈探索从未停止。进入新时代以来，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勇气，继续探索中国如何实现“跨越”发展的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实践和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跨越”理论。

一、马克思“跨越”理论的逻辑内涵

“卡夫丁峡谷”的典故出自古罗马史，原指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城附近战败而受到萨姆尼特人的极度羞辱，是“耻辱之谷”的代名词，后引申为人们在谋求发展时所遇到的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出于对东方人民的关切和解决革命者的疑惑等原因，马克思在晚年通过研究俄国发展的实际状况后指出，由于特殊的国情，俄国在某些特殊条件下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1]436，从而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发展道路。这就是著名的马克思“跨越”理论。马克思“跨越”理论一直颇受争议，其中争议的焦点是“跨越”理论是否具有普适性，即马克思谈的“跨越”道路到底仅针对于俄国而言，还是适用所有落后的东方国家。

必须明确的是，马克思谈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跨越”问题，不仅是对东方落后国家人民的深切关注和同情，更是基于其所创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出的科学分析。唯物史观认为，每个国家应该根据自身国情和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不应该把唯物史观的个别词句奉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曾严正告诫人们，不要教条地理解唯物史观，“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2]18。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更是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寿终正寝”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1]447。可见，马克思“跨越”理论，指的是一种在某种特殊条件下实现的社会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但各国实现“跨越”发展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跨越”发展的内容也是多方面的。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引起的，但“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2]62，然后再进行革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条件下，中国经过革命直接“跨越”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但这种“跨越”所实现的是“不成熟”和“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因此，在社会制度实现“跨越”后，中国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的任务尤其艰巨，而且因为没有可资借鉴的先例，故必须持之以恒地坚持探索。马克思的“跨越”发展是一个具有高度中介性的概念，不仅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的指认，更应是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社会未来发展原则的一种理想设计。因此，决不能纠缠于马克思“跨越”理论到底是否适合于所有落后国家的问题，而无视中国等国家通过革命实现“跨越”发展的选择和探索的事实，要求中国等国家回过头去发展资本主义，从而等到资本主义发展成熟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而言之，尊重、理解和支持各国根据国情和历史条件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的权力，从而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跨越”理论，这才是马克思“跨越”理论真正的逻辑内涵。

二、习近平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继承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依然没有改变，中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正确判断国情世情的基础上，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精神，继承马克思“跨越”理论精神宗旨，坚持以发展为中心，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以夯实“跨越”发展的外部条件，带领中国人民继续探索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跨越”发展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出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一）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实现“跨越”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跨越”理论强调，不能用西方作为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各国应根据自身实际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和历史条件的社会发展道路。而且如上所述，因为马克思“跨越”发展的高度中介性，故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跨越”发展的探索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不断实现的过程，这才是马克思发展辩证法的本义。秉持此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坚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和中国实际情况持续不断探索中国实现“跨越”的发展道路。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莫不如此。进入新时代以来，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分析中国发展实际的基础上，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实现“跨越”的发展道路。

道路问题是党的生命，关乎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在深刻洞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趋势和总结治国理政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习近平强调，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当今中国实现“跨越”的发展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牢牢把握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史为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3]39，从而持续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发展。这要求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认真倾听并及时回应人民群众的呼声，努力总结提升中国改革实践的经验教训，持续探索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模式，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诞生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和历史的选择，绝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新时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改革实践中将会遇到更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面临愈益复杂的风险和挑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习近平一贯坚持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并告诫全党务必坚持问题导向，居安思危，“锐意进取，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分析回答现实生活中和群众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4]21。实践证明，进入新时代以来，党执政的科学化水平显著提高，驾驭各种风险挑战和领导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能力持续增强，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理论。

（二）坚持发展是实现“跨越”的关键

马克思之所以主张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特殊条件下可以实现社会制度的“跨越”，而生产力发展的发展阶段却是不能跨越的，其目的是告诫这些国家必须沿着社会制度“跨越”后开辟的广阔道路，努力实现包括生产力、文化等在内的社会全方位发展和进步，以减少或避免社会发展中的不必要的代价，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由此可见，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探索本国发展道路，要真正实现“跨越”，关键是要实现发展。而要实现发展，必须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全面改变包括生产力发展在内的落后状态，从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坚持不断发展，特别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实现“跨越”发展的关键。

新时代以来，中国社会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但中国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并没有发生改变。中国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的任务依然很重。习近平高度重视发展对于实现“跨越”的重要性，把发展提高到了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高度。他强调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3]38。可见，中国要实现“跨越”，在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必须紧紧抓住“发展”这个牛鼻子。实现发展，特别是持续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努力夯实发展的基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须坚持不断全面深化改革，向改革要动力，“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5]25实践表明，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必定激发中国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在发展中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推动社会逐步实现“跨越”。

（三）坚持深化对外开放是实现“跨越”的外部条件

马克思出于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人民的深情关切，提出了“跨越”理论。他强调，这些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后，要努力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从而避免遭受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切磨难，减少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必要的代价。马克思关于俄国实现“跨越”发展的设想，是建立在俄国社会主义得到西欧国家帮助的基础之上的。虽然这在现实中已不可能，但这却充分地说明了，加强对外交往，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世界发展一切文明成果，是落后国家能否真正实现“跨越”发展的外部条件。因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持续坚持深化对外开放，以夯实“跨越”发展的外部条件。

对外开放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新时代，我国是否开放、如何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关系到中国能否持续实现“跨越”发展。对此，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4]71，而且“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闭”[6]276。几年来，在对内持续深化改革的基础上，我们对外提出了诸如“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深化扩大对外开放的有力举措，成功举办了世界进口博览会，并颁布实行了《外商投资法》，极大地提振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持续实现“跨越”发展的信心。不仅如此，习近平还指出，对外开放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保障社会“跨越”发展始终走在正确的道路上。简而言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推动社会实现“跨越”发展，必须要坚持深化对外开放，努力吸收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和世界人民一道勠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世界共享中国发展红利，从而造福全世界。

三、习近平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创新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实践进程中，习近平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等思想及其贯彻实施，从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跨越”理论。

（一）实施新发展理念，是实现“跨越”的不竭动力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从而实现了社会制度的跨越。但由于生产力极其落后，在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的任务异常艰巨。因此，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实现“跨越”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为了真正实现“跨越”，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一方面必须破除一切阻碍和限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解放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要想尽一切办法调动全体国民投身建设新社会的热情和积极性，发展生产力。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两个任务尤为艰巨，实现“跨越”之路尤为漫长。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袖，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莫不深知发展对于中国实现“跨越”的极端重要性。从毛泽东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以较快速度发展社会主义，邓小平利用国内外市场，把生产力发展作为根本任务，江泽民大力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到胡锦涛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一直都在探索如何实现“跨越”发展的问题。

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中国实现追赶式的“跨越”发展的历程。举世瞩目的伟大历史性成就表明，我们已经站在了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进入了新时代。为此，不能再满足于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而实现的追赶式“跨越”发展，而且必须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比较优势，从而真正实现“跨越”。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新常态。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不足、结构欠优等深层次矛盾开始不断凸显，机遇和挑战并存。在新常态下，要实现和保持经济社会长期高质量发展，转变发展的理念已经势在必行。面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机遇新挑战，习近平准确而深刻地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大势，坚持问题导向，适时地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从而为实现“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习近平强调，正确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破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必须严格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把创新摆在第一位……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3]201，牢固树立“抓住了创新，就是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3]201的意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持续深化对外开放，努力“提高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自觉性和能力，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3]211-213，对内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对外共建“各国共享的百花园”。历史和现实证明，新发展理念的贯彻实施，已经并将继续破解中国改革实践过程中遇到的一切难题。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革。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理论成果，新发展理念强调，要实现高质量永续发展，必须通过创新激发内生动力，内外联动共谋世界成长，从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中国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从而实现了对马克思“跨越”理论的创新。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实现“跨越”鲜明的价值取向

“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是一个政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的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坚持坚定的人民立场，以为人民谋求幸福为己任。一切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实现发展，发展成果由广大人民共享，这是实现“跨越”发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刻表征着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始终，历久弥新。毛泽东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决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始终坚持以人民“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为工作的落脚点，明确提出了一切发展要以“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江泽民强调，党要始终做人民的忠实代表，必须为了人民而不断实现发展。胡锦涛认为，坚持科学发展，就是“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确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实际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7]11因此，“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8]789。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在深入分析理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深刻内涵，正确认识把握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切实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新要求，深刻地体现了实现“跨越”发展鲜明的价值取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充分尊重和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创造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良好条件，逐步真正实现社会“跨越”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随着精准扶贫、户籍制度改革、公立医院改革、教育制度改革、司法改革、城乡养老并轨、“全面二孩”等一大批关系民生的改革措施深入推进，公平正义的阳光已洒遍神州大地，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可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的重要论断表明，党是实现“跨越”发展的坚强政治保障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现生活过程。”[2]17因此，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不断通过实践改变现存状况的实现运动。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没有一种适合任何国家固定不变的社会主义模式，各国都应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更应如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不断探索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国如何实现“跨越”发展的问题。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习近平，党的历届领袖都非常重视党的领导对于实现社会“跨越”发展的重要性，在关于党的领导和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论述。毛泽东强调，要实现“跨越”，必须坚持党的核心领导地位，“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9]303。邓小平指出，要实现“跨越”，必须始终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因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10]391。习近平在长期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中，努力探索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3]18的重要论断。这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将党的领导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论断，科学地揭示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内在的有机统一。实践证明，党的领导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而且只有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才能继续不断向前推进。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进入了深水区，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困难逐渐凸显，社会主义事业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挑战和风险愈益复杂。因此，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根本上说要靠党的坚强领导。诚如习近平所说：“坚持中国共产党这一坚强领导核心，是中华民族的命运所系。”[3]18坚持党的领导核心，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开展党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就是社会主义中国不断实现“跨越”发展的过程，这将在中国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由“不成熟”、“不够格”到“成熟”、“够格”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论断，阐明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要实现“跨越”发展，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坚持党的坚强领导。这个重要的科学论断，表明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是完全符合“跨越”理论的中介性特性的——“跨越”是一个从实现指向未来的发展之路。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实现新的历史性变革。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科学论断，深刻地揭示了党的领导和中国实现“跨越”发展的有机联系，阐明了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前进和中国社会实现“跨越”发展的坚强政治保障，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跨越”理论。

四、小结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鲜明特征是，中国等东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直接进入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关于对中国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经过革命而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跨越”后，实行的符合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的争论，始终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既不能教条地理解“跨越”理论的内涵，也不能片面地理解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精神。马克思的“跨越”理论不仅是对东方落后国家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关注，更是唯物史观的具体表达和运用。在实践中，我们应该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精神，正确理解马克思“跨越”理论的真正意旨，独立自主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实际的社会发展道路。如此，现实中发展着的社会主义必将拥有非常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