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畅

(辽宁师范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叙事的手法是构成叙事型作品重要的因素之一。迟子建作为当代文坛的“叙事能手”，她以其平稳的叙事姿态和驾轻就熟的叙事技巧，在不同文本中呈现出独特的叙事张力。《白银那》是迟子建重要的中篇小说，与《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诸篇一样，在这些中篇小说中，作家以其独特的艺术构思和叙事能力，为读者架构了充满灵性的精神家园。《白银那》所展现的是黑龙江上游沿岸乡村鱼汛来临时的故事，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不止一次描写鱼汛的故事，但这部小说却有所不同，既没有写鱼汛来临时乡民们的快感，也没有写丰收的喜悦。因鱼汛而酿成的悲惨故事是作家别具匠心的设计，这就使得文本具有强大的张力与感染力，从而让读者感受底层人物的悲剧命运与物质匮乏造成的人性扭曲。本文主要从叙事学的角度出发，着重分析小说中叙事视角的切换、内外叙述者的穿插以及人物形象的对立。通过这三方面解读小说的叙事艺术，探究作家在叙事张力的背后所暗藏的文本深意，以及文本所彰显的价值。

一、叙事视角相互转换的张力

《白银那》的叙事技巧独具一格，不同叙事手法的交叉使用使小说形成巨大的文本张力。在不同的叙事手法中，叙事视角的切换尤为明显。视角，顾名思义就是人看事情的角度，这既可以针对叙述者来说，也可以针对文本中的人物来说。在划分不同的叙事视角时，法国结构主义新批评代表人物热奈特提出了著名的“聚焦”理论。即非聚焦型(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三种类型。非聚焦以全知的视角洞悉一切；内聚焦从文本中的人物出发进行叙述；外聚焦类似于零度叙述，由人物自己行动。而《白银那》在叙述上的成功便在于多重视角的自由转换与运用，在错综复杂的视角切换中构建了独特的文本张力。

《白银那》主要运用了非聚焦和内聚焦两种叙事视角。双重视角的自由转换使得叙述者在总览全局的同时又能从人物自身感受出发，从而表现人物内心的动态变化。《白银那》一共六节:A1：冰排过后，B1：女教师日记，A2：焦灼，B2：女教师日记，A3：腐烂，B3：女教师日记。这六节中的A部分采用的是非聚焦视角，小说的开篇就以上帝的全知视角写黑龙江冰排过后的壮阔景象，如“黑龙江在解冻时就像出鞘的剑一样泛出雪亮的光芒和清脆的声响”[1]1。訇然解体的冰排，晶莹剔透的冰块，鲜美的开江鱼，醇美的牙格答酒，突如其来的鱼汛，为鱼汛而忙碌的乡民等。在聚焦自然风貌之后，作者自然而然地将重心聚焦到人物身上。几十年突如其来的鱼汛却盼不到鱼贩子来收鱼，仅有的私营商店马占军夫妇却借机抬高盐价，表现出极度的贪婪与吝啬。乡长夫人卡佳这个俄裔第三代混血儿为了防止鱼腐烂，去山里取冰块最后被熊袭击而身亡的悲惨，其他乡民的焦灼状态等等。在零聚焦的放大下，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鱼汛过后白银那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各种人物的所作所为。非聚焦视角的运用可以使读者置身其中，在将白银那的一切尽收眼底之余，给读者带来强大的震撼和美的享受。

B部分采用的是内聚焦视角，作者将视角切换到“我”，即去乡间考察毕业生在基层情况的古老师身上。如“我是第一次见到鱼汛的场景”[1]8“我决定等卡佳的葬礼结束后动身”[1]47。“我”参与故事其中，成为故事中的一个人物，也就是将叙述视角转换成了内聚焦。“我”到白银那就被鱼腥味所包围，“我”所看到的除了人为了鱼汛忙碌的身影，还有“我”对于白银那的整体感受。若没有B部分日记的插入，读者便有一种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困惑。马立军夫妇为何突然抬高盐价？卡佳死后白银那又发生了什么故事？这一切都会使得文本缺乏可读性。内聚焦根据稳定程度，又分为固定内聚焦、不定内聚焦和多重内聚焦三种类型。B1节一直都是通过“我”的视角呈现，显然是固定内聚焦，读者只能通过“我”这一固定的视角感知白银那发生的事情，这固定视角的运用为读者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B2、B3节既有不定聚焦又有多重聚焦。不定内聚焦“采用几个人物的视角来呈现不同事件，这种聚焦的移动与非聚焦型视角不同，它在某一特定范围内必须限定在单一人物身上”[2]30。B2节主要由三个人物讲述三个事件，首先是“我”与陈林月父亲聊天谈及马占军夫妇，通过陈父的讲述我们知道马占军夫妇并非一开始就吝啬。第二是陈林月找她的恋人马川立劝说父母降低盐价未果，“我”和陈来到乡长家，“我”通过日记将乡长和夫人卡佳之间的故事传达给读者。第三是陈林月讲述卡佳的身世。B3节更多的是多重聚焦，“让不同的人从各自角度观察同一事件，以产生相互补充或冲突的叙述。”[2]30在筹备卡佳夫人葬礼的过程中，白银那人每家每户的门口都出现了久违的盐，对这“从天而降”的盐大家各执己见。“肯定是马家的人。”我说。“不可能，这个人从来不吃后悔药。”陈林庆说。“那也未必。”陈林月说。陈守仁哆哆嗦嗦地说：“卡佳升了天堂，派仙女给咱白银那送盐来了。”[1]53通过固定内聚焦和多重聚焦的交叉使用，给读者提供想象的依据，营造了紧张的氛围。

从全知的非聚焦视角看到的白银那鱼汛来临时的壮美到内聚焦令“我”倍感压抑与鱼腥气息的乡村，这两者一大一小、一明一暗张力就尤为凸显。在不同的人物的争论中，读者可以发觉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心理状态。贪婪吝啬的夫妇在卡佳葬礼时送来为时已晚的盐，一种哀伤的情绪油然而生，丰富的张力和情感冲突就在叙述中呈现。

二、内外叙述者穿插间的张力

叙述者不同于真实作者，“叙述者则是真实作者想象的产物，是叙述文本的话语”[2]37既然叙述的是故事，那么有的作品故事中仍然存在故事，这样小说文本就出现了叙述层次，即外层叙述者和内层叙述者，《白银那》独特的文本层次正得益于内外叙述者的穿插使用。

《白银那》中的“我”就属于外层叙述者，“我”是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我”作为陈林月的老师，在调查毕业生工作时，自告奋勇选择白银那，于是白银那鱼汛来临时发生的一切通过“我”的讲述呈现出来。“外叙述者是第一层次故事的讲述者。他在作品中可以居支配地位，也可以仅起框架作用。”[2]43《白银那》中的“我”具有支撑故事发展的结构作用，白银那这个小乡村发生的故事和“我”的行动轨迹是相吻合的,读者也跟着“我”的行踪看到白银那发生的一切。这个外层叙述者“我”又起到支配的作用，也就是“我”作为故事的一个人物活动在小说中。如“我”来到这时恰逢鱼汛，并且“我”在江岸边看到了鱼汛来临人的不同状态。在乡民因鱼无法销售而焦灼时，“我”参与到劝马川立家降盐价，帮陈林月家晒鱼干，也加入帮助乡民找乡长的大队伍中。在卡佳遇难后，作为一个和白银那仅有一面之缘的“我”，没有马上离开让故事戛然而止，而是决定参加卡佳的葬礼然后再返城。

而故事中穿插故事的内叙述者则不止一个，这些叙述者大部分都有解说的作用。如通过内叙述者陈林月的讲述，读者可以知道儿子马川立也讨厌父母的吝啬，乡长夫人卡佳传奇的身世，以及卡佳是如何来到白银那又如何安家在此地。经由陈守仁这一叙述者，读者可以获悉马占军前几年的误诊的怪病，需要大笔钱，可是乡亲们却不敢借，这才导致他们如此爱财。经陈老这一交代，读者很清楚地明白由于贫穷而造成的人性的变异。再者，王丙林老汉叙述山上见到的黑熊将小说推向高潮。“我在那一带的矮树丛林中发现了一行新鲜的脚印，这么早进山的人一定是为了打猎。”[1]39在这里为读者设下悬念，这一猎人和失踪的卡佳是否有联系？“脚印倒不大，像是穿三十八码鞋的人。”[1]39就在王老汉平静的叙述中，读者渐渐发现端倪，进山的“猎人”就是失踪的乡长夫人卡佳。外叙述者和内叙述者往往存在一种关联，“我”的种种困惑都是由内叙述者的逐一讲解才把谜团解开，在这里内叙述者具有解释与补充的作用。同时，外叙述者也为内叙述者叙述的真实性提供保证，“我”确实参与到白银那的故事中，并且见证了马占军父母为了利益做的坏事。在故事的最后外叙述者为读者转述卡佳葬礼当天马占军夫妇也来参加祭奠，“马占军父母不由得号啕大哭。大家也随之哭起来，我也流泪了。”[1]59在这里，外叙述者的叙述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乡民们的悲愤情绪。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小说并没有单调地叙述“我”到白银那的故事，在故事中又镶嵌诸多故事，这就促成整个小说有明显的界限和层次。在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的相互映衬中，读者可以从不同层次获得不同程度的认识，进而将故事中人性的善恶和人物的悲剧命运加以凸显，使整部作品笼罩着深痛的哀伤情调。

三、人物形象对立间的张力

《白银那》中的叙事张力除了表现在叙事视角的不同和内外叙述者的穿插两方面，在人物形象的对立之间也存在张力。文学作品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迟子建的小说中塑造了诸多经典的人物形象。在作家的精心构思下，人物形象之间往往存在着反差和对立关系。这种反差和对立不同于革命历史叙事中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而是在展现人性的丑恶方面构建独特的文学内涵。

《白银那》这部中篇小说故事情节十分清晰，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却复杂真实。人物形象对立间的张力不仅表现在不同人物身上，同一人物前后不同性格也存在着矛盾。在《白银那》中较为明显的人物间的矛盾冲突就是马占军夫妇和乡民间的对立。马占军夫妇是乡间私营经济的独一份，占有“垄断”乡间经济的地位。在鱼汛来临的第四天，“马川立的双亲率先结束捕捞活动，收网回家，而白银那的人一直以为即使鱼汛过去了，他们也会守着江再过一夜。”[1]8在乡民的眼中只有拼尽一切贪婪地赚钱才是马氏夫妇的一贯做法。没有守着江打鱼的马氏夫妇是去城里拉盐，因为他们已经谋划好需要盐这一“事实”。白银那鱼汛来临后，乡民们最盼望的就是鱼贩子会嗅着鱼腥味儿来收鱼。可是贪婪的夫妇却告诉小贩一周以后才来鱼汛。他们从未想过焦灼的乡民们在此刻盼望鱼贩来临的急切心情。乡长想给鱼贩子打电话，但是却不曾想到电话线已经被马占军掐断，马占军可谓机关算尽，自私至极。没有了鱼贩子，又和外界失去联系，白花花的盐无疑成了乡民的救命草。这时马占军夫妇趁火打劫借机抬高盐价。故事发展到这里，人物的矛盾冲突逐渐加剧。面对着即将腐烂的“丰收的果实”，乡民们想方设法希望马家降低盐价。当乡长出头调解时，马占军理直气壮地说：“我倒要看看，咱们谁能挺过谁。一周之后盐还是盐，放个十年八年也不变质，可一周之后所有的鱼都会烂得连骨头也剩不下。”[1]19在利益面前，马氏夫妇失去了人性的温存，他们尽可能地守住自己的“财富”，置乡民情感与邻里和谐于不顾。“迟子建的小说往往是在为我们构筑一个冰冷苍凉的现实的世俗世界的同时，又为我们构筑了一个温暖欣慰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正是寄托感情的精神家园。”[3]小说中，马氏夫妇自私贪婪的行为令读者愤恨，但儿子马川立是善良的，他知晓父母的做法是错误的，一直在劝告父母，但最终也无济于事。卡佳是勇敢的，她为了减缓鱼的腐烂，独自上山挖冰块。这些人物和马氏夫妇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对比中形成巨大的张力。在现代文明的关照下，人的精神却逐渐扭曲。

此外，人物形象前后性格的矛盾也尤为突出。在《白银那》的故事中，有众多乡民形象中，最突出的前后性格矛盾冲突表现在马占军身上，小说的张力也在人物性格的反差中体现。马占军前期的形象是一个贪婪吝啬、睚眦必报的小人。但是经过乡民们的劝说及马立军儿子因不满父母做法惩罚自己并以命抵抗、卡佳去世等事情的发生，使马占军一改以前的做法，把盐按照人头送给大家，被掐断的电线也修好了，并且提着纸叠的鱼来祭奠卡佳。马占军的形象完成了从自私自利到纯朴和善的转变，张力就在这相反的性格中构建，这一构建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迟子建深知现实社会的丑恶与无情，人性的自私与贪婪。她却将这种丑恶赋予她笔下的人物，“在她的作品中，她会让作了恶的人良心发现，让他得到原谅。”[4]在小说《雾月牛栏》中，继父由于一时的恼羞成怒把善良的宝坠打傻，但是作者没有让继父将恶延续，而是善良的本性使他始终处于愧疚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虽然人性有残缺，但迟子建以其独特的叙事策略，最终为我们营造了温暖和谐的世界。

四、结束语

《白银那》是迟子建对传统文明和现代文化的再思考，在文本中，作家对叙事角度和叙述者做了巧妙的安排，同时人物的矛盾对立也促成了文本意义的生成。作家以敏锐的笔触和精巧的构思，呈现出当代丰收成灾的现实图景，作家以小见大，从乡村人物出发进而对人类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在作家充满张力的叙事背后，小说悲剧的人物命运和人性的扭曲得以再现，同时也暗含了作家对人类良知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