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高强

(1.辽宁大学 文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 2.辽海出版社， 辽宁 沈阳 110003)

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此语是以文体的交替更迭，来诠释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史，历来被视为一个经典性概述。而这种以社会时代加文体类型的描述，正说明了特定文学形态往往与具体社会时代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每个时代只有一种文学类型，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或者时间段的文学都具有足够的丰富性”[2]，所以，王国维先生强调的只是某种文类在适宜它成长的时代更易于发展至鼎盛，从而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标志，进而形成一种学术导向。骈文自东汉末年初兴，经历魏晋南北朝400余年的发展，进入一个统领文坛的鼎盛时期，之后由于形式的僵化，逐步走向创作的末路，虽有唐宋骈文的蜕变，但很难再推其前进，至元明两代，骈文更是到达濒于衰亡的绝境。然而到了有清一代，尤其在乾嘉时期，骈文得以再次复兴而来，影响着整个学术发展动向。骈学这一由衰而兴的转变，除了与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有关外，自然亦与清代社会的特定时代形态相关联。

一、社会转型下的文化高压专制

在清朝统治期间，自始至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而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尤其在清代的中前期，这种矛盾冲突更为显著。面对这种矛盾，清朝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在政治和文化上往往施以怀柔与高压并存的政策，虽于各个时期的侧重点和表现形式有所不同，但残酷的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则是统治者主要的治国手段。据文献记载，仅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就有80余起。文士行文之中凡触忌讳之处，不管有意无意，轻者重遣、革职，重者弃市、立斩，甚至开棺戮尸，株连亲族。当时人梁诗正则言：“笔墨招非，人心难测，凡在仕途，遇有一切字迹，必须时刻留心，免贻后患。”[3]如康熙二年(1663年)的“明史案”被杀害的多达70余人，而受株连的则近二百人。此外又如沈天甫之狱、戴名世《南山集》之狱、汪景祺之狱、吕留良之狱等等，都使文人士子噤若寒蝉，战战兢兢，所以龚自珍说：“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4]清朝统治者在文化上的高压专制政策，必然对文化学术和文学创作带来巨大的重创，使得众多文人学子缄口不言，抑或言不尽意。他们为逃避文字之祸，或不问政事，或退居山林，避而不出。然而这一令人窒息的文化氛围反而给骈文的复兴提供了发展空间：当时很多文士在文网森严的社会环境下，不得已而沉溺于故纸典籍之中，追求训诂、考据之实学。到了乾嘉时期，考据之学则成为盛极一时的专门学问，从而使落寞已久的汉学重新发展起来，最终占据着学术的主流地位，进而为骈文的中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朴学为主的学术思潮

清朝特殊的文化环境，使得乾嘉时期学术界崇尚朴实无华的治学风格，这种学术文风并不注重文采和理论性的发挥及阐述，只是重视资料的收集以及证据的罗列，因此称其为“朴学”或是“考据学”。“无证不信”“实事求是”是其根本治学方法和原则，它以经学为中心，由此延及小学、史学、音韵学、金石、校勘、典章制度等其他学术领域。这种考据之学在乾嘉之际达到了鼎盛，成为当时的一种治学风尚。梁启超在总结清代学术时便指出：“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并进一步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5]由此可看出朴学在乾嘉之际的风靡程度，以及它对清代学术史的重要性。

正是这种实证的学术风尚，使得文人志士更为注重培养扎实的学问功底，也使得讲究文字运用、使事用典的骈文受到学者文士的青睐。这种学术氛围给骈文的复兴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袁枚对骈文的征典特色予以赞赏，指出：“古圣人以文明道，而不讳修词。骈体者，修词之尤工者也。六经滥觞，汉、魏延其绪，六朝畅其流。论者先散行后骈体，似亦尊乾卑坤之义。然散行可蹈空，而骈文必征典，骈文废，则悦学者少，为文者多，文乃日弊。”[6]他认为骈文在修词和明道方面两者并不矛盾，而且骈文的征典和考据的实事求是两者是相通的。

朴学家往往都是饱读经史的博学之士，并精于经史的考证，而骈文的写作又要求有深厚的学识功底，所以骈文在朴学家手中得到了发展的契机，甚至朴学家以骈文的形式做考证。如董祐诚的《五十三家历术序》、洪亮吉的《钱献之九经通借字考序》即是如此。骈文的特点之一是铺张直陈，而朴学家在做考据之时往往直陈其事，这一点两者较易契合。最主要的是朴学家将古文家的义法视为蹈空，而骈文则讲究用事征典，所以朴学家往往提倡、推崇骈文的写作。从客观上讲，朴学的风尚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骈文的发展。

三、文学领域中的骈散之争

乾嘉时期，愈演愈烈的汉、宋之争表现在文学领域中，可以说即是文章的骈散之争。桐城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或桐城散文派，是清代最主要的散文流派，从方苞开始便对骈文予以排斥、反对。他在维护古文的正统地位时指出：“(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7]并于《书韩退之学生代斋郎议后》中言：“自魏晋以还，尚浮言，别流品……于是乎学者舍其所当习，而鹜于无实之文词。”[8]由于方苞是桐城派的领军人物，再加上他在清代古文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所以他排斥骈文的文学观念和态度自然对后世之士产生巨大的影响。刘大櫆在《祭望溪先生文》中便对方苞“卑视魏晋，有如奴隶”的观点表示认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也提出“古而对于桐城派日趋空谈心性、空疏不学、不近人情的弊端，乾嘉学者则在文学领域中以使事征典的骈文予以抗之。由此古文家和骈文家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了学唐宋者与宗六朝者互为鄙薄、相互斥责的这种水火不容之势。自此骈文便被推上了文学领域的最前线，有了长足的发展。

对于骈文的推崇，有的乾嘉学者主张骈散并尊，以争取骈文与古文对等的地位，如孔广森认为“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合，一与散体文同也”[10]，指出了骈文与散文同为一体。曾燠则认为“高语秦汉，次称韩柳，岂知秦汉传薪，实在晋宋；韩柳树帜，不薄庾徐。大抵骈体之兴，古文尚存；古文寝失，骈体亦亡矣”[11]。指出了骈文与古文之间是共存共亡的关系。在骈文与古文方面他们认为二者无所谓卑尊，应一视同仁、共同存在。

有的主张抑古崇骈，以骈文为文章之正统，进而对古文文统进行彻底的颠覆。如凌廷堪反对古文正宗，曰：“盖昌黎之文，化偶为奇，戛戛独造，特以矫枉于一时耳，故好奇者皆尚之；然谓为文章之别派则可，谓为文章之正宗则不可也。”[12]贬斥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只能称为文章别派，而不能称为文章之正宗。而阮元则更进一步将古文排斥在“文”之外，连“别派”都不予称之，并且极力推崇骈文的正统地位。他指出“今人所便单行之文，及其奥折奔放者，乃古之笔，非古之文也”[13]。阮元极力提倡“文笔”之说，进行“文笔”之辨，其目的就是要确定“文”之含义，从而进一步把古文排斥在文统之外，将骈文推至文章之正统。

还有的主张调和骈散、骈散合一。主要是要将二者打通、融合，并不是“骈散并尊”，将二者分别对待的文学态度，而是“亦骈亦散”相互融合的文学观点。如梅曾亮云：“文贵者，辞达耳。苟叙事明，述意畅，则单行与排偶一也。”[14]而刘开更提出：“夫文辞一术，体虽百变，道本同源。经纬错以成文，玄黄合而为采，故骈之与散，并派而争流，殊途而合辙。……故骈中无散，则气壅而难疏；散中无骈，则辞孤而易瘠。两者但可相成，不能偏废。”[15]在骈与散之间，他们都不偏执一端，认为骈散应该同体而同一。

由此可见，无论是骈散并尊、抑古宗骈，还是骈散合一，在与古文的争论中，骈文的地位都逐步被提高，并逐步被重视、推崇，使得骈文在文学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与繁荣，可以说骈散之争与骈文的复兴有着密切的联系。

四、“超宋迈唐，宗法六朝”的骈文中兴

刘麟生在概括清代骈文的时候说到“其所谓骈文，亦往往能推陈出新，俨然有中兴之势焉”[16]，钱钟书也说到“骈文入清而大盛，超宋迈唐”。骈文可谓在经过元明两代消沉、衰落之后至有清一代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勃然兴之。而乾嘉道期间的骈文发展又是清代骈文发展的重要环节，奠定了清代骈文的复兴基础。在这个时期骈文作家林林总总，骈文创作丰富繁多，而且形成众多不同的风格流派，骈文理论批评意识也逐步增强。骈文发展蔚然成风，呈现“汉魏六朝之坠绪”的盛状。

骈文作家人数众多，名家辈出。乾嘉道期间不仅有胡天游、汪中、阮元等特别突出的骈文大家，还有袁枚、邵齐焘、吴锡麒、孔广森、刘星炜、洪亮吉、孙星衍、曾燠等骈文八大家，及被称为“骈文后八家”的张惠言、王昙、乐钧、刘开、王衍梅、李兆洛、董祐诚、金应麟。同时还有王太岳、彭兆荪、杨芳灿、杨揆、方履篯等也为一时之杰，为世人所称道。其他虽不是名家，但有佳作传世者亦不可胜数。

这些骈文作家不但创作繁富，佳篇如林，而且有了较强的骈文尊体意识。与此同时骈文批评理论话语也进一步确立，他们从骈文正名，到骈体辨流、骈文创作以及骈文风格等方面都进行了研究论述，并且均有一定的建树。如有研究清代以前骈文作家作品的，像李调元的《赋话》、孙梅的《四六丛话》、彭元瑞的《宋四六话》、张惠言的《七十家赋钞目录序》等；另有研究本朝骈文作家作品的，像袁枚的《胡稚威骈体文序》、曾燠的《国朝骈体正宗序》、吴鼒的《八家四六文钞序》等，都是叙理翔实，抉发精微；或有论说骈文源流以及演变过程的，如李兆洛的《骈体文钞序》、吴蔚光的《骈体源流》、刘开的《与王子卿太守论骈体书》等；还有一些是探讨骈文写作以及艺术风格的，像王太岳的《答王芥子同年书》、汪士鋐的《四六金桴》以及吴鼒的《问字堂外集题词》和《思补堂文集题词》等。这些骈文批评理论有的以单篇存在，有的以专著而存，并且大都用骈体写成，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文学性和文学价值。

正是众多文人在骈文上的创作和理论上的批评，才使得乾嘉以还骈文逐步兴盛、繁荣起来。

在此期间，骈文批评的另一种特殊方式，即骈文选本也兴盛起来，从而对骈文传播以及骈文创作都产生重要的影响。像彭元瑞所辑的《宋四六选》、马俊良所辑的《丽体金膏》、彭兆荪所辑的《南北朝文钞》、陈均所辑的《唐骈体文钞》、李兆洛所辑的《骈体文钞》、吴鼒所辑的《八家四六文钞》、曾燠所辑的《国朝骈体正宗》等。这些骈文选集或以往代骈文为选择，或以本朝骈文为依据，虽然有着不同的选文宗旨和标准，但都通过选本这一形式表达自己的文学意图和批评观念，不仅反映着时人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判断，而且在彰显作家风格、总结创作经验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骈文作家林立，作品繁多，形成了清代骈文的不同风格流派，金秬香在概括清代骈文风格时写道：“其体格不能一辙，有汉魏体者，有晋宋体者，有齐梁至初唐体者，流别各异，其骨格韵调，则皆超轶流俗，同为专门名家之作也。”[17]另有刘麟生将清人骈文分为“自然派”“博丽派”“常州派”“六朝派”和“宋四六派”五种。大体概括起来，从风格划分为“自然派”“博丽派”；从地域上划分为“常州派”“仪征派”；从文学渊源上划分为“六朝派”“三唐派”“两宋派”。而贯穿清代始终的是宗法六朝的“六朝派”。尤其在全面学古的乾嘉道时期，为提高骈文的文学品位，以抵抗古文家的偏见，从而宗法六朝。因而乾嘉道时期，无论学习还是评论骈文都是以六朝骈文为一个重要的标尺。

由以上论述可知，骈文经过元明两代的衰落后，在清代骤然突起，多是受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所影响，而骈文所具有的文体特征，则更符合当时语境下文人的创作和接受心理，从而广泛兴盛开来。所以，特定的社会时代与具体的文类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一种时下的社会审美文化、社会审美心理结构与特定文体类型之间共生的关系。而当这种特定的文体形态与特定的时代审美文化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精神结构、心理结构达到最高程度的契合时，则其自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化主流和学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