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祥， 杨清然

(中国海洋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所， 山东 青岛 266100)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新史学”常常被抽象为一套新的史学理论观念，侧重于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分析，但忽略了“新史学”本身所具有的知识生产属性，即缺失了对“新史学”生产行为的社会史和学科史分析。很显然，必须将两种思路融合起来，方能呈现“新史学”的完整画面。当“新史学”被界定为一种新的知识生产典范后，我们的关注点就不再局限于抽象的史学理论主张，而应该聚焦于隐藏在这些新知识背后的生产者群体，考察他们主体意识的形成，所建构的新知识谱系，所借助的传播网络(生产机制)以及被社会大众所接受的程度。本文拟在前人成果基础上对第一个问题提出新看法，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近世史家”：凸显的主体意识和多元的社会角色

所谓新典范指向的是知识体系和生产机制的整体转移，因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学领域所出现的新气象，比如世界史、当代史、边疆史编纂异军突起，以及历史变易、华夷之辨、国家疆域等新观念的贯注等，都只能视作“新史学”典范生成的思想背景。尤其是，史家关于建构史学现代性的主体自觉意识尚未形成。以长时段眼光加以审视，带有典型意义的事件是：1901—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系列文章。其中，《中国史叙论》开篇即谓：

学界在解读这段话时，几乎都把重心放在了新旧史学理论主张的巨大差异方面，恰恰忽略了一个关键词——“近世史家”，以及其背后所隐含的社会变化。“近世”一词在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大致包含与本朝相近的朝代、与本朝相近的时代以及本朝内距今较近的时期等三大含义，属于中国文化内部的模糊性时间概念，在历史书写中通常被作为朝代分期方式的补充而使用，亦即具有内部性、模糊性和附属性。两相对比，梁启超所使用的“近世”概念显然经历了一个“再造”过程，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第一，将定义的语境扩大化，从中国(天下)转向世界；第二，将概念的范围明确化，界定为19世纪以后(1)梁启超指出：“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11—12页)当然，他的看法曾发生变化，1902年撰文称：“泰西史家，分数千年之历史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所谓近世史者，大率自十五世纪之下半以至今日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1页)；第三，将判断标准由朝代更迭转换为社会形态变化；第四，赋予一定的国家主体意识。尽管梁启超所界定的具体范围曾发生认识上的变化，但其试图将中国史纳入世界史范畴的目标则始终未变，而且对未来抱以相当乐观的期许，谓：“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国为中心点。虽日本俄罗斯史家(凡著世界史者，日本俄罗斯皆摒而不录)亦无异议焉。盖以过去、现在之间，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实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与争也……而自今以往，实为泰西文明与泰东文明相会合之时代，而今日乃其初交点也。故中国文明未必不可以左右世界，即中国史在世界史中当占一强有力之位置也。此乃将来所必至而非过去所已经。故今日中国史范围不得不在世界史以外。”[1]2-3他在承认中西已发生文野转换的同时，又对未来恢复中华文明中心地位抱有坚定的信念。饶有趣味的是，作为梁启超知识提取方的日本近代史学，本身就是日本史学传统与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而日本史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又源出中国。

尽管这一问题带有思想源头的复杂性，但梁启超明确用“近世史家”划出与传统的界限，其行为本身就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步入新的阶段。因为，判断新知识典范生成与否的标准并不能简单归于理论主张的提出，而是与之相伴随的新知识共同体的出现，亦即落脚于“人”。换言之，“近世史家”并非仅仅局限于抽象的理论概括和对未来提出的期望，更是指向切切实实正在迅速成长、呈现出一定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特定知识群体(始于戊戌时期)。他们秉承大致相近的史学宗旨和方法(后由梁启超冠以“新史学”之名)，致力于历史知识的再生产，以图书、报刊、翻译、演讲、教育等诸多媒介方式完成历史知识的社会化。当我们突破史学思想的单一考察尺度，会发现“新史学”是面向整个社会的多维扩散，既有史学理论体系的整体更迭，也有具体的编纂实践和成果展示(如通史教科书)，在传播层面又同时涵盖人际传播和新媒介传播两大不同层次，其间伴随着史学的学科化和史家的职业化，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故而，有充分的依据可以得出如下结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民国成立前后十余年间，“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历史知识生产典范已在中国社会初步建立起来。

“新史学”生产者主体意识凸显的核心表征是，在新的时代条件和新的社会机制下确立一套有别于传统“良史”标准的新职业规范。而且，这种自我约束、规范和反思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史学传统，每隔一定时期就会出现对整个史学以及各门专史的回顾，亦即广义上的史学史，新的史学典范也常常以此类形式得到确认。事实上，这是史学科学化、学科化、制度化以及职业化的必然结果和突出表现，背后所折射的是整个知识生产机制的时代转移。如戊戌维新变法之后陆续出现的新式学校大都开设历史学课程，确定本学科的知识范围，厘清学科内涵、研究范畴、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并以此为标准培养职业化、专业化历史教师，保证符合新的时代要求的历史知识传播，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就20世纪初期而言，自然以梁启超的《新史学》最具影响力，然孤木不成林，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知识生产行为方能称之为典范。同时期此类作品大致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以中国通史编纂(多为历史教科书)的“导论”形式出现，如吕瑞庭《新体中国历史·叙论》等。一是进行专门探讨的文章，如邓实《史学通论》等，总数约几十种。其中，篇名亦不乏包含“史家”二字者，如1911年《学生文艺丛刊汇编》发表《历史家的任务》一文，称：

既是知道从前的历史家不能担负历史家的任务，而今后历史家的任务，是应当如何呢？我以为凡是一个历史家，须具专门的学识，殚精竭虑的研究历史，不宜作文学家；须持客观的态度，历史是记载的，不是判断的，已经有许多人说过了。他们的作品，要普遍的——历史是人群共同进化的历史，非一人一家的历史——要坦白的——纯粹记载事实，分明清楚——使看历史的人，能够寻出一条人生应走的途径，向光明的道路上走去。那么，历史家的任务就是尽了。[2]

当然，从逻辑关系上讲，上述学风的形成并非中国现代历史教育发展成熟的自然结果，而是在民族主义旗帜下，援引西方史学理论为历史教育和史学建设服务，属于典范先行、行动滞后的文化模式。故而，20世纪初期的中国史学尽管初步建立了新的知识生产典范，但从源头上带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实用主义和激进情绪，一味追求新理念快速而大量的输入，往往忽视了对西方史学本身复杂性的区分，也因此留下了相当大的知识空间，为民国时期新的史学典范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报刊中“历史”专栏的普遍设置(100多种)，几乎涵盖当时主要城市，所论内容多带有近代色彩，尤其是戊戌变法以后，有关进化史观、中外历史比较、反对君史等论述呈现繁星点点景象，印证着一个具有新知识体系的史学群体正在逐步形成，至梁启超《新史学》明确将新的史学理论体系建构起来，则成为这一史学群体的宣言书，犹如巨石投入湖中，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震荡效应，如波纹般连绵不绝。一方面，“新史学”旗帜的树立让更多人主动汇入这一潮流；另一方面，让原本极为繁杂和分散的职业分布日益集中，史学专业化也就水到渠成。诚然，晚清“写史”之风带有相当明显的工具性，背后写作主体的职业分布亦较为宽泛，既有政治家、教育家，也有翻译家、留学生以及报人等，甚至包括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和日本教习，但毋庸置疑的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史家群体正诞生于上述新型知识分子之中，而且在清末十年间已有雏形，并表露出强烈的主体自觉意识。

二、从“无学”到“无史”：学术转型中的“新史学”地位

清末十余年间，梁启超等新型知识分子通过重构史学理论、更新学术话语、出版历史教科书、发表通俗文章等多元方式，将“现代性”赋予史学这门传统学问，初步建立起新的学科体系和生产机制。史学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学问之一，为何需要重新建构？对于这一问题的考察，除了聚焦梁启超本人思想转变以及史学内部的演化之外，还需扩大视野，将史学置于整个中国学术转型的浪潮之中，发现其中的演进逻辑和史学所处的位置。

道咸以降，西方国家的入侵让此前已萌芽的经世思想迅速成为一股风潮，并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时代任务：如何战胜长期以来被视为蛮夷的西方，维护作为天下中心的帝国地位。尤其是败给曾经的学生日本以后，向西方学习走强国崛起之路成为共识，价值追求中的义利关系发生根本性转换。由于在新世界意识下身份认同发生了由文变野的转换，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让国人对知识的渴求凸显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和工具论倾向，同时也改变着人们对学科体系以及不同学科地位的原有认知。换言之，有用无用几乎成为最高评判标准，时人称之为“经济之学”。吕思勉曾回忆说：“当时之风气，是没有现在分门别类的科学的，一切政治上社会上的问题，读书的人，都该晓得一个大概，这即是当时的所谓‘经济之学’。我的性质，亦是喜欢走这一路的，时时翻阅《经世文编》一类的书。”[3]陈黻宸甚至明确提出：“学无中西，惟求有用耳。”(2)陈黻宸：《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98页。清末类似的提法并不鲜见，如谓：“今国家中外互市，异言蜂舞，则又别其目曰中学，曰西学，维新守旧，龂龂如也。窃谓学无判中西，择取有用而已。”(谢元洪：《兴化文正书院藏书序》，载李希泌编：《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5页)有用无用的指向也不再是个体本身，而是国家和民族，由此带来经学在社会层面的迅速边缘化，与其在统治层面所处的中心地位形成错位奇观。清廷和士大夫虽然拼尽全力维护经学的“中体”地位，却依旧无法避免实用主义浪潮所带来的巨大冲击，尤其是科举制的改革宣告了走出经学时代的到来。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在寻求有用资源的两条路径中，转向西学逐渐形成压倒性态势，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回身传统、呵护传统的国学思潮亦是新的文明参照系下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再强调。

试验在湛江市遂溪县前进农业公司岭东队广东广垦农机服务公司的甘蔗机械化基地进行，面积约为5.33hm2，地形有一定坡度，采用顺坡横种植，地块平均长度在200m左右，地头留有机行道，种植行距100cm和140cm，甘蔗品种为脱毒台糖22号、台糖98-2817、台糖00-236等。全部采用机械培土，甘蔗垄高为25cm左右，甘蔗培土高度平均15cm。机械收获作业时的天气是晴天，土壤水分适中，不陷车，田间没有障碍物。

诚然，走出经学时代的表现之一，是原本在传统学术中处于边缘地位的诸子学等呈现复兴之势，但随着西学为“体”的确立，以现代西方科学观念审视中学，遂有类似中国“无学”等激进主张的提出。这里的“无学”实际是基于西方学科体系下的观察，亦即中学虽包含类似内容，但缺乏现代科学所必备的系统性和进化性。故而，以经学为主体、崇尚博通的中学，开始被分解、统摄入从西方引入的现代学科体系中。从学科角度来说，唯一能与西学产生对接效应的学科是史学，即梁启超所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4]1但传统史学虽具系统性，却缺乏最核心的进化理念，必须经历全方位的更新方能进阶为现代科学。无论是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还是邓实抨击中国“无史”以为呼应，都是基于上述学科认知作出的判断。换句话说，中国“无史”是中国“无学”这一大逻辑所推演出的必然结果，史学转型是整个现代学术转型的一环，而非绝对中心。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学和史学之间的关系并非中心和边缘位置的互换，而是一起衰落，一起被整合到新的学科体系中。

一个经常被忽略的事实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不仅发表了《新史学》这一篇文章，还有《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泰西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东籍月旦》等一系列文章。他所要倡导的不单单是史界革命，而是整个传统学术的革命，核心理念即在于用现代学科体系取代旧有的学科体系。这是科学主义思潮兴起(泛科学化)的必然结果，没有任何一门传统学问能够幸免，包括被儒家视为根本的道德伦理。如谓：“今者中国旧有之道德，既不足以范围天下之人心，将有决而去之之势。苟无新道德以辅佐之，则将并旧此之善美者亦不能自存。”(3)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86页。梁启超以现代科学标准对照中西学术，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占有重要的世界地位，但在近代未能实现华丽转身，进阶为“科学”。如谓：“吾中国之哲学、政治学、生计学、群学、心理学、伦理学、史学、文学等，自二三百年以前皆无以远逊于欧西……惟近世史时代，则相形之下，吾汗颜矣”(《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2年第3号)；“我中国人非惟不知研此学理，且并不知有此学科(指生计学)”(《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新民丛报》1902年第7号)；“朱子之释《大学》也……不让倍根。但……倍根自言之而自实行之，朱子则虽言之，而其所下功夫，仍是心性空谈，倚虚而不征诸实。此所以格致新学不兴于中国而兴于欧西也”(《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新民丛报》1902年第1号)。也正是因为具备了现代分科理念，梁启超等“新史学”家才会专门讨论“史学与他学之关系”这一命题。他们大都延续了晚清“通史致用”取代“通经致用”的思路，反复强调史学在学科体系中的根本性地位。陈黻宸甚至明确提出：“窃谓科学不兴，我国文明必无增进之一日；而欲兴科学，必自首重史学始。”“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5]但当我们跳出史学及学术范畴，以社会史视野加以考察时，会发现在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刺激下，人们更愿意选择能够迅速发挥实效的学科，这从清末学堂的变化中可以得到印证。科举废除以后，经史之学在新式学堂的教学体系中仍被置于首要位置，力图维持中学本位，但大量新式学科的引入直接降低了经史之学的比重和地位，更直接改变了青年学生的职业选择。时人观察到：

自国家创立学堂以来，为学生者皆注意新学，谓知未知、能未能，学成而有用也。至于旧学，久以为无用，且若已知、已能也者……向者新学未兴，科举未废，经史子集各学，精者已无几，今更如此废弃……各高等学堂学生……多不愿升入大学，其愿升入大学者，亦愿升法政、格致、农、工、商、医各科，无愿升文科、经科者……若再迟十年，则……中国旧学将绝迹于天下矣。[6]

文中提到的所谓“知未知、能未能”的“新学”，正是青年学子所体认的让西方走向富强的新式学科，因而备受青睐。值得注意的是，对旧学消亡的担忧并不仅仅出现在旧式学人身上，如张之洞等甚至通过成立存古学堂来与社会新潮对抗，明言：“若中国之经史废，则中国之道德废；中国之文、理、词章废，则中国之经史废；国文既无，而欲望国势之强、人才之盛，不其难乎……至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警察、监狱、农林、渔牧、工商各项实业等事，只须令其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7]；而且在转型知识分子身上亦有激烈的表现，如梁启超谓：“吾恐十年之后，诵经读史之人，殆将绝也。”[8]凡此种种皆从另面印证了旧学衰落、新学勃兴的时代大势。

只不过，新型知识分子在主张保存国粹时，并非简单的复古，而是以复古为解放，以现代科学眼光重新挖掘、阐释传统学问的价值。诸如“专以新理、新法治旧学，故能破除旧时一切窠臼障碍”[9]“于泰西学术其有新理精识，足以证明中学者，皆以阐发”[10]等言论在清末开始涌现，说明整理国故的口号虽然迟至五四时期方才正式提出，但具体的学术实践早已开始，唯在价值倾向上导出了保存国粹、全盘西化以及学无中西等三大学术路径。钱玄同的概括极具卓识，认为：“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4)钱玄同：《刘申叔遗书·序》，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近年来，黄兴涛等学者对“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这一重要命题展开了系统论证，详见《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具体到史学领域，“新史学”家不仅依托西方现代科学话语如进化、民族、国家、世界等提出一整套全新的史学理论，而且呈现出跨学科治史的思维方式，关注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以长时段眼光来看，戊戌时期是中国学术整体转型的酝酿阶段，20世纪最初十年是新典范确立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为深化阶段，而“新史学”典范的酝酿、形成和发展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史学从边缘走向中心”(5)参见罗志田：《清季民初经学的边缘化与史学的走向中心》(中国台湾《汉学研究》1997年第15卷第2期)和《通史致用：简析近代史学地位的一度上升》(《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2期)。的结论只是相对经学地位而言，若从整个学科视野下观察，则是以经史为主干的传统学术一齐衰落，而衰落的含义是指逐步被纳入现代科学体系。所谓“通史致用”取代“通经致用”，实际是发挥了史学特有的载体功能。晚清士人之所以由经转史(尤其是外国史)，是希望通过中西历史对比触摸到西方富强的奥秘，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确立新的世界观念和科学观念。当人们普遍经历了“我不如人”的文野转换之后，中学为体的本位意识逐渐淡化，西学传播遂一发不可收，史学所扮演的媒介角色亦不得不渐次退场，政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以及光、电、化学等自然科学皆不再需要通过“史”的形态来维护其正当性，纷纷独立为新的现代学科，史学在概念上仍然无所不包，但在学术实践上表现为收缩状态，更倾向于带有整体性的规律探讨，成为文化意义上的基础性学科。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整个中国学术转型过程中，清朝政府同样是十分重要的背后推手，其在富强目标下被迫做出的改革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等举措，事实上对青年学子的学科选择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比如，清末新政期间的科举改革就直接刺激了史地类书籍的热销，书商公奴曾指出，他在1902年金陵乡试期间共卖出历史类书籍8 993部、政法类书籍533部、地理类书籍337部，原因在于科举考试内容发生了变化，迫使应试学子不得不对世界各国政事“略求其端绪”[11]。事实上，当洋务运动兴起以后，经世文编体书籍就已经备受青睐，背后所折射出来的仍是学术实用化倾向。

三、民族本位：“新史学”外来输入的核心意图

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对传统史学的集体反思和对“新史学”的系统理论建构，毫无疑问是以20世纪初为节点、以东邻日本为直接知识来源的，但以长时段历史眼光考察“新史学”传播者群体的知识形成即阅读世界的改变时，则呈现为脉络的阶段性以及源头的复杂性，并始终贯穿着或隐或显的民族本位意识。

以往学界在描绘清末“新史学”的日本输入时，总是习惯引用梁启超所谓“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12]等话语，并以文献比对方式得出“选择性移植”“缺乏创见”等结论，进而否定20世纪初新型知识分子在“新史学”典范确立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在整体上偏重于形象思维，在史学上表现为偏重于历史叙事，诸如《文史通义》等系统性理论著作可谓凤毛麟角，往往采取“寓论断于叙事”[13]的方式，虽有浓厚的史学批评意识，但仍以历史编纂为基础。这一文化属性进入近代后并未发生根本性转移。综观整个近代史学史，鲜有能真正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史学理论体系者，要皆以西方史学理论统摄中国历史。书写中国史学史，厘清学术源头自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但更应把目光聚焦到某一思想主张进入中国场域后所发挥的实际效应，亦即立足接受视角来加以考察。故而，即便从人类文明视角被判定为照抄照搬者，如果其对本土文化发生重大影响，仍应给以客观评价，不必过于追究外来知识传播过程中所出现的“失真”。更普遍的现象是，真正能够对本土文化发生重大影响者，必定是从本土文化出发吸收外来文化。那些不考虑文化适应性，流于简单移植的人，绝不可能担负起推动民族文化进步的重任。梁启超等新型知识分子对“新史学”的建构无疑属于前者，“所有的引进和输入都是基于‘中国视角’而且伴随着浓重的‘中国情结’进行的”，亦即“从中国历史自身的继承性和中国文化的自身规定性等方面，来审视西方学术文化”[14]。郑振铎的概括可谓恰切：“运用全新的见解与方法以整理中国的旧思想与学说。这样的见解与方法并不是梁氏所自创的，其得力处仍在日本人的著作。然梁氏得之，却能运用自如，加之以他的迷人的叙述力，大气包举的融化力，很有根抵的旧学基础，于是他的文章便与一般仅仅以转述或稗贩外国学说以论中国事务的人大异。”[15]从中西知识体系中广泛吸收、为我所用，是清末中国学术转型的一大特色，此种实用风气甚至延续到民国时期。

还原到整体语境中可知，梁启超在使用“无选择”和“派别不明”等词语时，所指向的是整个新型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具体到史学领域，内容虽繁杂，但不仅“有选择”，而且主流派别十分明确，即日本文明史学，尤其是以中国为书写对象的东洋史学，这可以从当时书籍翻译情况找到依据。(6)参见杨鹏：《中国近代史学兴起发展中的日本影响因素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其目的在于将中国置于整个人类文明史视野下，依据进化论从学理上论证中国崛起的可能性，故而在吸收文明史学理论内核的同时，严词驳斥了日本史家所炮制的“轮流统治”和“中国停滞”等错误观点。当时比较流行的《东洋史要》和《支那通史》等在历史分期上都带有明显的种族视角，弱化了汉族的主体性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连续性，并倡导所谓“秦汉以下，二千余年，历朝政俗，殆皆一样。文化停滞，不复运动，徒反复朝家之兴废而已”[16]。清末国人之所以转身向东学日本，大量翻译日本书籍(以文史和社科类著作为主)，是因为甲午战争宣告了在同步向西方学习实现国家富强的竞赛中日本胜出，而日本在文明属性上与中国极为相似。思想转变后的张之洞曾明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17]这里一方面承认了日本已经吸收了西方文明的精髓，同时也折射出在中西文化调适方面的焦虑。知识分子输入文明史学在内的日本文化，是为了缩短国家崛起的时间，因此必须剔除日本书籍中因日本崛起而贬低中国的相关内容，重新书写中国的文明进化史。时人谓：“以外国人而编中国史，则又病于太略，且多舛误，有志者能自为一书则善矣”[18]；“此事终非可以望诸他山也”[19]。一场以“新史学”为旗帜的国史重写运动就此拉开序幕，知识分子在对日本史书展开批评的同时，主动承担起重塑国民历史记忆、培育爱国精神的时代责任，立足中国本身创造出新的历史分期和书写模式，标志着史家主体意识的形成以及中国史学进入了新的阶段。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日本文明史学源出西方，而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在输入文明史学时并非完全翻译日文书籍，间或以外文书籍如《英国文明史》等为蓝本，相关外国人物传记亦有涉猎。这提示人们，作为输入西学的路径之一，直接取资西方并未因转向日本而彻底消失。颇具吊诡意味的是，新型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大范围接受文明史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维新时期历史知识生产的大变革，有关“新史学”的核心理念如进化、民史等实已进入青年人的阅读世界[20]，并在重新发现日本的过程中得到激活，而所谓重新发现的背后含义是，将日本视为兼容中西文化的成功典范(新文明)，彻底消除异质文化适应性的困扰，最终在中西文明大战中胜出。从言说者的角度来看，所谓文明的高低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国家实力，日本史家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其实与西方传教士并无二致：从推崇中国到贬低中国。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历史古老一面，彻底改变了世界历史的长度，并借助世俗历史观念弘扬了人本精神。但随着西方国家实力的提升和现代进步意识的确立，中国的历史悠久反被视为停滞的代名词，杜赫德和伏尔泰等都认为中国几千年间没有整体文明的进步。(7)西方曾就中国古史是否可信等问题展开过长期的讨论，详见吴义雄：《十九世纪前期西人对中国上古史的研讨与认识》，《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故而，中国新型知识分子从来华传教士所翻译的史书(魏源等中国史家所传播的世界史地知识也大都来源于此)中提取并接受了基本的现代文明理念，如以世界取代天下；以国别取代夷夏；以进化取代崇古；以民主取代专制等，反过来借此证明中国完全可以通过改革(如开民智等“学战”)跨入现代行列。换言之，他们要从传教士手中夺回新知识生产的主导权，转向日本寻求“速成”正是这一民族主体意识的另类表现。表面看来，梁启超等“新史学”家是在批评日本文明史学，实则终极目标是西方文明，渴望打破传教士所建构的“西方中心论”，为中国文化在人类文明体系中争得应有的位置。清末此类史学批评几乎成为一种风气，梁启超所论最为典型：

日本人所谓世界史、万国史者，实皆西洋史耳。泰西人自尊自大，常觉世界为彼等所专有者然。故往往叙述阿利安西渡之一种族兴废存亡之事，而谬冠以世界之名。甚者欧洲中部人所著世界史，或并美国、俄国而亦不载，他更无论矣。日本人十年前，大率翻译西籍，袭用其体例名义。天野为之所著《万国历史》，其自叙乃至谓东方民族，无可以厕入于世界史中之价值。此在日本或犹可言，若吾中国则安能忍此也。近年以来，知其谬者渐多，大率别立一西洋史之名以待之，而著真世界史者，亦有一二矣。(8)梁启超：《东籍月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91页。梁启超曾发愿编纂一部《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虽均未成功，但核心的史学旨趣被继承者发挥并付诸实践。如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编纂和周谷城的世界通史编纂等，皆受到梁启超的直接影响。

这一结果多少出乎传教士意料，也与其终极目标(传教)相背离。西方传教士最初采取“耶稣加孔子”的传教方式，试图打着“耶儒会通”的旗帜消除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敌意，但终因儒学的非宗教性未能取得规模化效果，故开始借助历史这一载体传播西方文化，大量翻译出版历史类书籍，希望通过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为传教扫清障碍，传播结果超出预期，迅速在中国旧知识体系上撕开口子。(9)1880年之前，主要是器物层面的书籍，之后则主要为史地、社科类书籍，转向日本后也同样如此。这主要得益于历史的包罗万象(尤其是“万国史”等)，极大满足了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的知识需求，但中国文化的包容性服务于主体性，奉行一切皆可为我所用的知识实用主义，则是传教士始料未及的。(10)王家俭曾在《十九世纪西方史地知识的介绍及其影响》(中国台湾《大陆杂志》1969年第38卷第6期)一文中说：“历史知识，如各国的起源、历史的演变、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民情、学校教育、商业活动、国家间之战争交涉、分析离合等，几如百花齐放，纷呈眼前。其增进国人之世界知识，自可概见。”

必须指出的是，在这场充满曲折和复杂的史学转型过程中，传统史学所扮演的并非简单的对立者角色，“冲击——反应”模式具有整体的合理性，但所谓“反应”其实包含相当程度的主动性和连续性，并不存在“断层”。正如陈其泰先生所言：“传统史学中固然有大量糟粕，同时又蕴藏着许多精华，传统之中有近代因素的孕育。当外来文化大量输入的历史关头，这些宝贵的近代因素被当时敏锐的学者所重视、所发扬，成为他们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内在基础，并在与外来成分相糅合的过程中得到升华。这些近代因素的孕育及其发扬，便成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中介。”[21]尽管“西学中源”说是一种文化自大式的简单比附，但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守旧者固然继续鄙视西学，而趋新者则通过反身传统寻求与西学对接的资源，进而为中西方文化的猛烈撞击提供了足够的缓冲空间。这在“新史学”典范的建构过程中亦有普遍表现，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人们在阐述“新史学”某一概念或主张时，总是习惯性地与传统史学作类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