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钦荣

庚子年初，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党中央、国务院统一指挥，英明领导，全国人民一条心，众志成城。经过76天生死奋战和顽强斗争，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胜利。抗击新冠病毒之战，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上明确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1]既然是考试，就有个分数高低，就要有个结果向全国人民交代。这次考试的内容，是国家公共卫生应急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这种能力和体系不仅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体现，也是疫情防控的有力保障。语言应急能力内含于国家治理能力范畴，无疑也在考试之列。人们用语言、文字、图画、表情符号等多种形式传递科学防控信息，彰显了中国自信、中国胸襟、中国力量与中国精神。同时，也应看到，在抗疫行动中，出现了援鄂医护人员同当地人因语言障碍而造成的沟通不畅现象，也出现了防疫宣传标语简单粗俗、火药味十足的语言暴力以及网络谣言、个别文字导向不明等问题。上述成绩与问题，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出应急语言能力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重要性。提升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急语言能力需要从体制机制、人才储备与培养、信息技术支持等方面着手。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长期持续建设。

一、语言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是在2013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这次会议把国家治理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2017年10月，中共召开十九大会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写入党章。2019年10月，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标志着我国进入重要阶段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十九大，“国家治理现代化”一直萦绕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心间，频繁写进党的重要文件中，指引、组织、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健全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的制度及由此衍生的体制、机制，是一个相互协调、有机统一的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这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中，语言与国家治理的关系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视角来认识：国家治理包括语言治理，即语言治理内含于国家治理；国家治理离不开语言工具的支撑和使用，即语言因素是助力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国家治理影响语言的发展和使用。

王春辉认为，语言治理就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语言事务、语言组织和语言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事务有效处理、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2]语言治理的历史波澜壮阔，传承延绵。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彼此交融，密不可分。分封割据、征战不已的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结束之后，秦国完成了大统一，秦始皇将小篆规定为全国通用的文字；汉武帝听从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北魏孝文帝“断北语，从正音”；隋文帝以科举选拔优秀人才；宋代以《广韵》音系为正宗；元代则以《中原音韵》音系为正体；明代又以《洪武正韵》为主流；清代“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民国时代兴起“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大力推广普及简化字、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建立语言文字法律法规体系，颁布微语言治理条例。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语言治理体系，是在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累积、渐进改善、内生演化的必然结果。

语言治理助力国家治理，在国家治理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个方面都得以充分体现。经济发展，语言改革、国家语言能力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提升全球华人文化认同，军事语言学的谋划，语言与安全的系统阐释，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中文教育，融媒体的创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职业技能教育的规划，智能社会的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诸多领域甚至跨领域问题的解决方案中，无不需要“语言之手”的助力。[2]

二、应急语言能力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

语言治理助力国家治理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中的语言能力建设中更为凸显。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语言能力的一部分，国家应急语言能力也是国家应急体制的一部分。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作用。抗击疫情期间，14亿人基本停止流动，武汉封城。千万人口的城市急封，史无前例。宅家的人们对信息极度渴求。舆情潮涌潮落，在一条条讯息背后交织着的是受众的感动、期盼、失落、焦虑等等复杂的情绪。语言作为一个兼具工具性和象征性的复杂动态系统，作为交际的重要工具和信息的重要载体，与广大民众的情绪相交织，既是影响人们情绪的入口，又是人们发泄情绪的出口。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人们用语言、图画等多种形式传递科学防控信息，彰显中国自信与中国力量。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忽视一系列事件中暴露出的语言能力问题。援鄂医护人员同当地人语言障碍造成沟通不畅，网络谣言频现，防疫宣传标语语言粗俗、暴力等问题，凸显了应急语言能力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理中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为了应对不可测的突发事件当中的语言需求，有学者提出“国家应急语言能力”这一概念。国家应急语言能力是指国家用语言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3]突发事件语言应急处置是指在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中，利用语言文字以及语言知识、语言艺术、语言技术、语言标准、语言数据、语言产品、语言相关衍生品来参与应急处置的行为与过程，目的在于避免局势恶化和事态扩大。在这场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语言产品与服务的供需呈现出多样化特点，语言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紧急动员，迅速、广泛普及科学防疫措施。第二，满足多语种、多样化语言需求。突出体现在援鄂医护人员与当地居民语言的互通需求。第三，“通事”与“通心”，缓解公众焦虑情绪，助力正态舆情导向。

语言的战斗力在上述几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语言帮助民众建立了高度统一的防疫认知，多语种、多形式的语言救援，满足了受众的不同语言需求。社会借助语言的力量，凝心聚力，共克时艰。但在一些动员普及防疫措施的口号、标语、打油诗等语言产品中，出现了语言粗俗、简单粗暴、不近人情等现象。现在信息流多元爆发，信息获取速度更快，渠道更加复杂多元，公众情绪变迁与焦点事件的变化紧密相关。如果呈现方式不当，表达不合理，就很容易使公众情绪和态度起伏无定，造成公众情绪阈值的大波动。比如，有些外媒对新冠肺炎翻译不当，引发舆情。随着疫情恐慌情绪的蔓延，网络上出现了一些言语冲突。在这些言论刺激下，一些网友报复性言语回击导致事态升级，甚至有些内容还涉及地域歧视，引发信任危机。另外，一些言语表达引发了公众的深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与“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孰优孰劣，武汉某大嫂的“汉骂”，都引发了公众的普遍讨论。有鉴于此，人们应该深思语言背后的公德、人性、秩序、法制、规章等一系列社会要素。

三、建设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急语言机制

应急语言能力，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备能力，是文化治理的必要组成部分。国家要有能力应对当前情况的需求，同时也要有能力应对未来不可预测的情况发生，在需要语言救援时，以充足的人才储备为基础，以先进的语言技术为支撑，再加上强大的支配能力，高效提供相应的语言支援和服务。李宇明等指出，语言应急体系应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规划：其一，制定“国家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机制和预案”，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相关法律、条例、预案中加入语言应急内容。其二，设立“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语言服务团”。应急语言服务团应依法开展各种应急语言服务。其三，加强突发公共事件语言应急研究。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类型设立应急语言研究基地，培养应急语言服务等相关专业人才。[3]这些建议深中肯綮，又富有建设性。综合上述学术研究成果，我们提出如下举措，以提升应急语言能力。

首先，建立健全语言应急机制，建设应急队伍。这是有效解决突发事件的根本保证。任何突发事件管理，都存在着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恢复等环节，这些环节都应编制相应的语言应急方案，用以提升应急语言援助的响应速度和执行力。一方面可以将语言能力细化，分为通用语、外语、方言、少数民族语等语言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按照行业领域编制医疗、航空、海事、网络多语种应急科普读物和应急指南。

只有专业人员才能干好专业事情。我们应当重视应急语言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提高应急语言应用能力。具体来说，应当建立应急语言人才库和应急语言智库平台，充实各类应急语言人才储备；应当制定语言应急规范。处理突发公共事件，往往时间紧、形势急，如果有规范、有预案，有充足的语言人才储备，那么在需要语言救援时，政府和社会组织就能提供高效的语言支援和服务。比如这次在全国积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中，《抗击疫情湖北方言通》(以下简称《方言通》)火速上线，包括微信版、网络版、融媒体口袋书、即时翻译软件、在线方言服务、视频软件等多种形式，高效帮助外地援助湖北省的医疗团队解决医患沟通方言障碍。这个《方言通》以及同样发挥重要作用的《疫情防控外语通》《疫情防控“简明汉语”》等语言产品由来自北京、湖北、广州等地的语言专家和学者组成的“战疫语言服务团”制作而成。他们用专业知识助力抗疫，把语言服务做在抗疫主战场。

其次，树立语言资源理念，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做好语言服务。语言学理论和生活实践告诉我们，语言矛盾易于由少增多、由隐转显、由缓变锐。尤其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短时间内各种尖锐问题交融并发，语言矛盾很容易激化，甚至容易形成语言冲突事件。这个时候，语言矛盾与社会矛盾相互交织，一旦处理不好便会引发社会矛盾。责难无以成事，抱怨徒增忧愁，语言冲突与语言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解决好社会交际中的语言问题，构建和谐语言生活，做好良性语言生活引导服务，是提升语言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再次，大力推动语言信息化建设，推动高效快捷解决突发问题。这是“互联网+”时代赋予我们的新课题，我们必须正视并迎头赶上。互联网已走入平民百姓家，渗透于各行各业。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充分利用大数据、语音合成、智能翻译等现代技术手段，让信息化技术在语言治理与语言服务上发挥更大作用。这次疫情中，《方言通》就提供了有效示范。《方言通》利用大数据、云平台等各种信息技术支持，开发多种版本，通过信息语言技术的智慧化融合，实现了即时有效的语言救援与语言服务。

总之，在突发公共事件中，公众情绪构成较为复杂，情绪波动大，具体叙事、具体报道中，言语稍有不慎，就很容易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消解政府治理的积极效果。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需要依据法规，精心研制急语言服务预案、机制及相关任务行动方案，组建应急语言服务队伍并开展扎实有效的工作，充分利用现代完善科学的技术储备和语言数据储备，发挥“互联网+”的优势，为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和语言应急学科建设做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