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利敏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200234）

颜、谢并称，于时乃然。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爰及宋氏，颜、谢腾声”［1］(P1778)；裴子野《雕虫论》曰：“爰及江左，称彼颜、谢”［2］(P3262)；魏收《魏书·文苑传》曰：“江左文人，宋有颜延之、谢灵运，梁有沈约、任昉”［3］(P1876)。诸多史论，皆以颜、谢并称。作为元嘉诗坛以及刘宋文学的代表，颜、谢二人有过密切的交游，并且有着深厚的友谊。 兹以四个方面具体论证。

一、仕宦交集

（一）义熙十二年八月至十一月

八月，颜延之任豫章公世子中军行参军，谢灵运任世子中军谘议。

豫章公世子即宋少帝刘义符，年十岁拜豫章公世子，即义熙十二年。八月，为中军将军。见《宋书·少帝纪》（卷四）：“义熙二年，帝生于京口……年十岁，拜豫章公世子”［1］(P63)。 又，《宋书·武帝纪》（卷二）：“八月丁巳，（刘裕）率大众发京师。以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太尉留府事”［1］(P36)。 颜、谢应于此时在世子幕府拜官。 此前，颜延之在吴郡太守刘柳幕府任职十余年。 谢灵运则先在刘毅幕府任职，毅诛后转至刘裕幕府，任太尉参军、秘书丞，后免官。 寻为骠骑将军刘道怜谘议参军，又转中书侍郎。 于兹年入世子幕府，为中军谘议，黄门侍郎。 兹为颜、谢首次同府就职。 就其官衔来讲，按《宋书·百官志》，“参军”属七品，“黄门侍郎”属五品。

十一月，刘裕北伐至彭城，谢灵运奉命往彭城劳军。 见《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奉使慰劳高祖于彭城，作《撰征赋》”［1］(P1743)。《撰征赋》序云“仲冬就行，分春返命”［1］(P1744)。可知，灵运劳军时间为今岁十一月①。

十二月，刘裕有宋公之授，颜延之奉命使洛阳，途中作《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二诗，声名始盛。 见《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义熙十二年， 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庆殊命，参起居；延之与同府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1］(P1891)。 又，《南史·颜延之传》（卷三十四）：“周视故宫室，尽为禾黍，凄然咏《黍离篇》。”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4］（P877）。

此次同府供职的时间从八月至十一月，共三个月之久。期间，二者虽无来往的诗文和史料，但亦不排除二者相识的可能性。

（二）元熙元年初至十二月

义熙十四年六月至景平二年，颜延之一直任职刘义符幕府为世子舍人。 元熙元年，谢灵运为世子左卫率，十二月免官。

六月，刘裕始受相国、宋公、九锡之命。 郑鲜之为奉常，举荐颜延之为博士，仍迁世子舍人。 见《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宋国建，奉常郑鲜之举为博士，仍迁世子舍人”［1］(P1891-1892)。 谢灵运任宋国黄门侍郎，迁相国从事中郎。 元熙元年，任世子左卫率。七月，宋公刘裕入朝进爵，谢灵运随宋公由彭城返回建康。 因杀门人而免官。 见《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仍除宋国黄门侍郎， 迁相国从事中郎，世子左卫率。 坐辄杀门生，免官”［1］(P1753)。 又，《晋书·谢玄传》（卷七十九）：“（玄）子瑍嗣，秘书郎，早卒。子灵运嗣。……永熙（案，晋无永熙，应为元熙。）中为刘裕世子左卫率”［5］(P2085-2086)。

颜、谢同府供职的时间当以谢灵运任世子左卫率的时长为限。世子刘义符在元熙元年十二月进为太子，《宋书·少帝纪》（卷四）：“元熙元年，进为宋太子”［1］(P63)。 《宋书·武帝纪》（卷二）：“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进王太妃为太后，王妃为王后，世子为太子，王子、王孙爵命之号，一如旧仪”［1］(P45)。故，可以说谢灵运在整个元熙元年间皆任职世子左卫率。期间，谢灵运坐杀门生免官，应在七月返建康故里至十二月之间。 故，谢灵运任职刘义符世子左卫率的时间至少长达七个月。 即是说，颜、谢第二次同府供职的时长至少有七个月。

（三）永初元年至永初三年

六月，颜延之补为太子舍人，谢灵运为太子左卫率。

永初元年（元熙二年）六月，晋安帝禅位于宋王刘裕。武帝践祚，颜延之补为太子舍人。《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高祖受命，补太子舍人”［1］(P1892)。谢灵运降公为侯，食邑由两千户降为五百户。 转太子左卫率。 《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高祖受命，降公爵为侯，食邑五百户。 起为散骑常侍，转太子左卫率”［1］(P1753)。 “太子舍人” 官七品；“太子左卫率”官五品。

永初三年五月，武帝薨。太子刘义符即帝位。七月， 安葬武帝于初宁陵。 《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五月）癸亥，帝殂于西殿”［6］(P3744)。 “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宁陵，庙号高祖”［6］(P3747)。《宋书·少帝纪》（卷四）：“永初三年五月癸亥，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1］(P63)。颜延之迁正员郎，官五品。《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少帝即位， 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1］(P1892)。兹年七月，颜延之作《武帝谥议》、谢灵运作《宋武帝诔》。

时颜延之、谢灵运与庐陵王刘义真、释慧琳等赏好同游，遭时忌。 刘义真德轻于才，非人主。 七月出镇历阳。 与此同时，谢灵运出为永嘉太守①。 谢灵运有诗《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可知，贬永嘉在七月。颜延之于景平二年外放始安太守②。慧琳调往虎丘。 至此，庐陵王以赏知为名的政治圈被顾命大臣遣散殆尽。

永初元年六月至三年五月，在此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颜、谢依然供职于太子幕府中。 与此同时，二者皆见知于赏好文义的庐陵王刘义真，与其情款密致而致祸。 颜、谢二者仕途相似，官品等齐，皆披才华，至此应不仅仅为同僚之情谊，亦有赏知爱好之友情。

（四）元嘉三年至元嘉四年

三月，颜延之起为中书侍郎，谢灵运为秘书监。

正月，文帝以废弒之罪，下诏诛徐羡之、谢晦、傅亮等。 三月，召回颜延之、谢灵运、慧琳等。 先是，在元嘉元年， 文帝下诏恢复庐陵王刘义真先封，迎其灵柩及孙修华、谢妃还建康。 兹年，颜延之、谢灵运、慧琳道人③皆被召回，赏遇甚厚。颜、谢此次分别从始安、永嘉召回，任职京都，有相互赠诗。

颜延之为中书侍郎。 自始安返京途中撰《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此年作《和谢监灵运诗》。 《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元嘉三年，羡之等诛，征为中书侍郎，寻转太子中庶子。 顷之，领步兵校尉，赏遇甚厚”［1］(P1893)。

谢灵运为秘书监。 文帝再三征召，故友范泰敦奖，方出就职。返京途中作《庐陵王墓下作》一首，到京作《庐陵王诔》《初至都》《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文选》李善注：“后有谗灵运欲立庐陵王，遂迁出之，后知其无罪，追还，自曲阿过丹阳。文帝问曰：‘自南而来，何所制作？’对曰：‘过庐陵王墓下，作一篇’”［7］（P432）。 谢灵运之赠范泰、颜延之诗《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云：“夫子照情素，探怀授往篇”，除赠诗之外，灵运亦将出为永嘉太守期间以及辞官归隐东山所作诗篇送于颜、范欣赏。同时，颜延之在答诗中对谢集作了很高评价，其《和谢监灵运诗》云：“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从其互相赠诗、披览诗集的交往可知，颜延之、谢灵运、范泰三人的关系应十分密切。 顾绍柏称其为密友，不为过也。

谢灵运迁自认为是名臣之后，应参时政，才居要任。而文帝惟以文义赏之，心怀愤恨，由是肆意游行。 元嘉四年，赐假东归。 从元嘉三年三月召还，至元嘉四年赐假东归，谢灵运在京一年有余。颜延之、谢灵运由于相同的际遇，初被远放，而今重返旧园，就职京都，相见追叙，良多感慨，相互赠诗。 故而二者之间不仅有同僚之谊，而应当多加一层命运同慨的共鸣。

二、文义赏会

义熙中，谢混、殷仲文乃是文坛之秀。 义熙末，颜、谢振起，孤标一世。 永初中，颜、谢辞藻盛名，已擅当时，是继谢混、殷仲文之后，擅场江左，开启元嘉诗坛的双星。初，颜延之奉使洛阳，写下《北使洛》《还至梁城作》两首五言诗名篇，为时谢晦、傅亮所赏。沈约称之“文辞藻丽”，锺嵘《诗品》称之“五言之警策者”“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谢灵运少有才悟，为祖父谢玄所赏爱。 及长，参加族叔谢混之“乌衣之游”，混甚是知爱，混称之“有名家度”。 谢灵运性豪奢，衣物器服，多改旧制，有名士之风，世人宗之，皆称“谢康乐”也。

武帝时期，二者共同参预两场皇室组织的文学活动。

（一）西池宴会雅集

永初二年三月三日，高祖宴群臣于西池，共为曲觞之饮。 颜、谢预宴赋诗。 颜延之作《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谢灵运作《三月三日侍宴西池》。

《三月三日诏宴西池诗》曰：

河岳曜图，圣时利见。 于赫有皇，升中纳禅。

载贞其恒，载通其变。 大哉人文，至矣天睠。

昭哉储德，灵庆攸繁。 明两紫宸，景物干元。

帝宗菴蔼，惟城惟蕃。 衮衣善职，彤弓受言。

饰馆春宫，税镳青辂。 长筵逶迤，浮觞沿泝。

《三月三日侍宴西池》曰：

详观记牒，鸿荒莫传。 降及云鸟，曰圣则天。

虞承唐命，周袭商艰。 江之永矣，皇心惟眷。

矧乃暮春，时物芳衍。 滥觞逶迤，周流兰殿。

礼备朝容，乐阕夕宴。

二诗同用四言雅体，歌颂了刘裕禅位、政化四方以及暮春物长、宴集和乐的气象。二诗结构、内容与思想皆极其相似，首句上征圣贤，以证禅位之势，中叙宋皇刘裕德化天下、泽披四方，结尾点明宴集之盛，其典雅正则，故为颜、谢二人共同侍宴西池应制之作。

三月三日，祓除修禊，乃习俗也。应劭《风俗通》“祀典”卷八载：“按《周礼》，女巫掌岁时以祓除疾病。 禊者洁也，故于水上盥洁之也。 巳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8］（P205-206）。晋代，由修禊之事发展为宴集盛会、曲水流觞之赏心乐事。盛会雅集，往往伴随着文学的产生，催生出流芳的作品。如晋世，则有张华《三月三日后园会诗》（四言）与《上巳篇》（五言）、潘尼《三日洛水作》（五言）、王济平《平吴后三月三日华林园诗》（四言）、 闾丘冲《三月三日应诏诗》（四言）、王赞《三月三日诗》（四言）、阮脩《上巳会》（四言）、孙绰《三月三日诗》（四言）、庾阐《三月三日诗》（五言）与《三月三日临曲水诗》（五言）等，以上诸诗多为应诏而作，歌颂皇德，恩泽溉世，称赞佳时，赏游觥饮。诗歌典雅正统的风格，呈现出嘉宾宴集的富贵祥和气象。颜、谢二诗承袭传统，极尽雍容典则。

（二）颜、谢同为庐陵王刘义真赏会

永初末，颜、谢服官京师，与庐陵王刘义真往来甚密。 颜、谢二人此时已名誉京都，庐陵王又好文义，与颜、谢、慧琳等时时接洽甚欢，共为赏好之友。《宋书·武三王传》（卷六十一） 载：“徐羡之等嫌义真与灵运、延之昵狎过甚，故使范晏从容戒之。 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鲜能以名节自立者。 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故与之游耳’”［1］(P1636)。

1.因性情结交的文学集团。 刘义真称其交游乃出于性情，为赏悟之友。庐陵王聪慧，好文义，颜、谢各擅辞藻，慧琳学通内外，自然志同道合。四者之性情相近，颇好文义，皆又疏狂傲世，追慕名士风流。刘义真风神秀彻，轻动少虑，又好慕古。谢灵运归隐故乡始宁期间作《与庐陵王义真笺》，举王弘之、孔淳之、阮万龄等以为幽栖之志笃者，盛赞其远同羲、唐，继之曰：“殿下爱素好古，常若布衣。 每意昔闻，虚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谓千载盛美也”［1］（P2282）。 可见二者同好隐逸之风流。 颜延之好酒疎诞、忿折袁淑、语激权要、醉怼诏令、裸袒放歌等等，其狂也无疑；谢灵运好车服鲜丽，衣物多改旧制，为性褊激、多愆礼度、放荡山娱、裸身饮酒等等，其诞也可称；慧琳俳谐好语笑、性傲诞，颇自矜伐，无视俗礼等等，其傲也可见。 四者皆有魏晋名士之效慕之心，可惜，四者游宴京师时并没有留下相应的文学作品。

颜延之与庐陵王之间的交情并无其他文献可征，而谢灵运却对庐陵王心存深厚的赏知之恩。 元嘉元年庐陵王卒， 元嘉三年谢灵运被征召京师，过丹徒，作《庐陵王墓下作》诗一首。诗歌悲慨苍凉，音节铿锵百转：“眷言怀君子，沉痛结中肠”表达了谢灵运对庐陵王之早殒的悲痛和沉悼。 而后又作《庐陵王诔》一篇，重陈悲情昭雪、重获封号，以及深深的悼念。《拟邺中集八首》更是寄予庐陵王义真深厚的赏知之情。顾绍柏《谢灵运集校注》：“（灵运）不受重用，意甚不平，盖由此而回忆起永初年间与庐陵王刘义真以及颜延之等朝夕相处的一段美好生活，自不免感慨良多，感往增怆，遂拟诗八首以寄其意。诗序云：‘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 ’这分明是为义真遇害而发”［9］（P137）。

2.政治理想的交织与分离。 晋宋禅代之际，直至刘宋初建，颜、谢供职于太子（宋禅代前当称“世子”）幕府，总体而算长达3 年的时光。 最能表露二人政治理想的当属永初年间与庐陵王刘义真的文学交游，实际上这种交游又颇含政治意味。 沈玉成就认为这场文义赏会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宋武帝践祚不久，便一病不起，因长子不器曾有意传位于庐陵王刘义真。 刘义真十分赏好颜延之、谢灵运，还有当时的沙门慧琳。曾肆言得志时任颜、谢为宰相，正是因为刘义真的赏识器重，颜、谢便将政治怀抱和理想寄寓其身也不无道理。少帝即位，颜、谢便因“构扇异同、非毁执政”的罪名，分别贬往始安和永嘉。 这是其在政权更迭中政治理想的失意。

文帝廓祚，于元嘉四年召还颜、谢。颜延之自此便成为刘宋庙堂文臣，虽然间有对执政者的不满和愤懑，但始终忠于并歌颂着南朝的皇权和王国。 美国汉学家田晓菲称其应诏诗如《车驾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将皇权和王国的表现达到了完美的高度，并且 认 为：“Yan Yanzhi’s poetic vision recreates the south. In this sense, he was the first true court poet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10］. 谢灵运显然不同于颜延之，他自恃名望，渴望建功立业，观其《上书劝伐河北》便可知。 文帝唯以文义相许，不予重用，落实了谢灵运政治理想的第二次失意， 于是寻幽造隐、伐木开径、山泽共游，成为其山水诗的素材与灵感来源，同时其抱负无门的愤懑和反抗，在山水诗中都凝结为玄言的理趣。 心理上进与退的矛盾、性格上的孤与傲，成为谢灵运悲剧命运的催化剂。

颜延之对刘宋王朝的忠诚和处世的淡薄与谢灵运强烈的仕隐矛盾心理形成对比，这大概可以成为二者在元嘉年间罕见交游的原因之一。

从颜、谢参预的两场皇室文学雅集中，我们可以略知二者辞章之美， 元嘉初已冠名京都。 再者，颜、谢同被庐陵王赏知，而后又同被文帝厚遇，一为性情所赏，一为文义所遇，可谓命运连枝。自元嘉三年被诏回，任职京都，互赠诗歌之后，服命君侧，权当文饰馆臣，不为帝重，各自以“狂”的方式昭示心中之愤懑与不平。颜延之怒怼当权，被黜永嘉太守，作《五君咏》泄愤。屏居里巷，不豫人间七载（以上事皆于灵运卒后不久）；谢灵运肆意遨游，遍历名山，远涉佳水，东归始宁三载。 又为临川内使，不复听政，仍执意访幽，山水名篇，声动内外。“不平则鸣”，正是颜、谢二者对世俗、对命运极力反抗的异样演绎。

三、赠答与切磋

颜、谢已擅名当时，既有同僚之谊，又尝为赏好者游，但考诸文献，其相互赠答诗仅存二首，即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与颜延之《和谢监灵运》两首诗。 二诗作于元嘉三年，时文帝诛徐羡之、傅亮、谢晦等，涤荡阴霾，颜、谢俱被召回京都任职。

（一）诗歌赠答

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二中书》：

辞满岂多秩，谢病不待年。

偶与张邴合，久欲还东山。

圣灵昔回眷，微尚不及宣。

何意冲飙激，烈火纵炎烟。

焚玉发昆峯，余燎遂见迁。

投沙理既迫，如邛愿亦愆。

长与欢爱别，永绝平生缘。

浮舟千仞壑，揔辔万寻巅。

流沫不足险，石林岂为艰！

闽中安可处，日夜念归旋。

事踬两如直，心惬三避贤。

托身青云上，栖岩挹飞泉。

盛明荡氛昏，贞休康屯邅。

殊方咸成贷，微物豫采甄。

感深操不固，质弱易版缠。

曾是反昔园，语往实款然。

曩基即先筑，故池不更穿。

果木有旧行，壤石无远延。

虽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闲。

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

夫子照情素，探怀授往篇。颜延之《和谢监灵运》：

弱植慕端操，窘步惧先迷。

寡立非择方，刻意藉穷栖。

伊昔遘多幸，秉笔侍两闺。

虽惭丹雘施，未谓玄素睽。

徒遭良时诐，王道奄昬霾。

人神幽明绝，朋好云雨乖。

吊屈汀洲浦，谒帝苍山蹊。

倚岩听绪风，攀林结留荑。

跂予间衡峤，曷月瞻秦稽。

皇圣昭天德，丰泽振沈泥。

惜无雀雉化，休用充海淮。

去国还故里，幽门树蓬藜。

采茨葺昔宇，剪棘开旧畦。

物谢时既晏，年往志不偕。

亲仁敷情昵，兴玩究辞凄。

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

尽言非报章，聊用布所怀。

谢灵运回京，被征为秘书监，初不就；再征之，亦不就。 文帝乃遣光禄大夫范泰敦奖之，灵运方出就职。 此诗即谢灵运在京任秘书监，见颜、范二人，返故居乌衣巷时有感而作。谢灵运出仕的矛盾心态亦隐隐约约体现于此诗中。 同时，颜延之则被征为中书侍郎，不久转为太子中庶子，寻领步兵校尉。

结构上，谢诗前四句抒发平生之志，乃慕幽栖。继而述其因蒙泽，出仕庙堂。 接着，自叙遭时乱，乃远黜京师。进而，抒发思归之情，对高蹈品行的坚守以及隐逸之趣的向往；直至文帝扫荡昏晦，涤荡氛埃，自己再次蒙眷出仕，而感慨自己操守易于变更，违背了隐逸的初衷。 今岁回到故园，景致依旧可达生，诸多感慨书于纸上，并诗集一同寄予故交相赏。诗歌的结构大致可提炼为： 述平生志——蒙恩出仕——昏世见迁——思隐愈强——泰时召还——归园写意。 颜延之答诗在结构和写意上，大致同谢灵运赠诗类似， 可总结为： 述志——出仕——见迁——思归——召还——归园写意。

思想感情上，谢诗中曾三次致意归隐，表达幽栖之志。期间，出仕与归隐的矛盾反复，终于在重返故园后得以豁然，从而坚定了“卫生自有经，息阴谢所牵”超脱俗累的人生态度。相比谢灵运之思归幽栖的情趣，颜延之表达更多的是思归之情以及对“年往志不谐”的感慨，少了谢灵运脱俗的秀逸和气度。

艺术风格上，二诗具有抒情兼自叙的特征。 谢诗敷写直陈，蓄意良多，借典自况，对偶成行。抒愤，乃如喷薄之势，流宕激越。 述志，则如云卷舒，开阖自然。颜诗和之，自然亦有异曲同工之妙。相对于谢诗清越秀逸，颜诗稳练有则、沉郁老成，颜诗不比谢诗流响，却也不伤雅调。 二诗皆用五古，铺写情志，成熟流利，浑然气古，谢诗自然清雅，颜诗亦高古浑厚，二者各得其妙。

从颜、谢赠答诗中，我们可以得知，二者已然有着密切的交情，也曾共有相同的志趣，加上二者命运与共的仕历，更增深了相知相赏的同情。颜、谢二者共为文帝赏接，自然因其才情。故在京服侍帝周，二者亦有过诗义切磋。

（二）同奉召应制

颜、谢尝奉召共拟乐府《苦寒行》③。《南史·颜延之传》（卷三十四）载：“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辞采齐名，而迟速县绝。文帝尝各敕拟乐府北上篇，延之受诏便成，灵运久之乃就”［4］（P881）。

“北上篇”，即乐府《苦寒行》。曹操《苦寒行》开篇曰：“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陆机亦有《苦寒行》，《文选》注云：“或曰北上行。 ”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三）“相和歌辞·八·清调曲一”“魏武帝《苦寒行二首》”下载《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武帝《北上篇》，备言冰雪溪谷之苦。其后或谓之《北上行》，盖因武帝辞而拟之也”［11］(P448)。 颜延之“北上篇”今已不传，谢灵运《苦寒行》现存十句，云：

岁岁层冰合，纷纷霰雪落。

浮阳减清晖，寒禽叫悲壑。

饥爨烟不兴，渴汲水枯涸。

又：樵苏无夙饮，凿冰煮朝餐。

悲矣采薇唱，苦哉有余酸。

诗中极言行役之苦，层冰、霰雪、寒禽、悲壑、凿冰等一系列冰寒的意象交织，渲染了寒烈煞冷的气氛，在此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诉说着行役中饥寒交迫的悲苦和艰难。谢诗在写作技巧以及艺术风格上实则直接承袭了曹操与陆机。 现将曹、陆二乐府原文摘录于此以作参比：

曹操《苦寒行二首》：

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

羊肠阪诘屈，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 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 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陆机《苦寒行》：

北游幽朔城，凉野多险难。

俯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盘。

凝冰结重磵，积雪被长峦。

阴云兴岩侧，悲风鸣树端。

不睹白日景，但闻寒鸟喧。

猛虎凭林啸，玄猿临岸叹。

夕宿乔木下，惨怆恒鲜欢。

渴饮坚冰浆，饥待零露餐。

离思固已久，寤寐莫与言。

剧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

诗中画直线处，乃是曹、陆、谢三者意象和取意相似之处，曲线处乃曹、陆二者取意相似之处。由此即知，陆机在曹操古辞的基础上，将意象重新组合并添加，形成对偶，连贯成章。 在描述景象处用力，几乎做到了句句对仗，整齐划一，加深了行役之环境的苦寒与气氛的悲戚。 谢灵运径直学习陆机乐府，在意象和风格上并未突破，但是其在句法上作出了一定的发展，合、落、减、叫、煮等动词的运用，增加了意象的主体性，丰富了意象的生命。

《南史》记此本事颇有兴味，其提出了才思迟与速的问题，宋葛立方继书颜、谢之迟速后，以梁元帝之语作为的评，《韵语阳秋》载：“梁元帝曰：‘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虽有迟速多寡之不同，不害其俱工也’”［12］(P79)。方东树《昭昧詹言》曰：“史言灵运居永嘉西堂，思诗竟不就，又与颜延之受诏拟乐府，久之乃就，可见其得之苦艰不易也”［13］(P131)。贺贻孙《诗筏》：“颜、谢二人作诗，迟速悬绝，康乐惟以迟得，故多佳句。然颜集中《和谢监》诸作，颇受板滞之累。 谢诗虽多佳句，然自首至尾，讽之未免痴重伤气。惠连亦有是病，或当时习尚使然耳”［14］(P29)。颜、谢二者才虽有迟速之分，但其诗文在刘宋是齐名的。

四、颜、谢优劣论的肇端——余声

（一）颜延之的自负与对谢灵运的称许

颜延之对自己的文辞是颇为自负的。

武帝时，傅亮主表策文诰，可谓名擅一时。 《宋书·傅亮传》（卷四十三）载：“亮博涉经史，尤善文词……高祖登庸之始，文笔皆是记室参军滕演；北征广固，悉委长史王诞；自此后至于受命，表策文诰，皆亮辞也”［1］(P1336)。 颜延之时任太子舍人，自认为可与其比肩，《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时尚书令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延之负其才辞，不为之下”［1］(P1892)。颜延之孤傲自负，不肯居人之下，亦不顾年辈。 袁淑少富才学，《宋书》卷七十载袁淑十余岁便“博涉多通，好属文，辞采遒艳，纵横有才辩”［1］(P1835)。元嘉年间与颜延之俱事东宫，袁小延之二十余岁，故不甚推服，延之乃于众忿折袁淑。 《南史·颜延之传》（卷三十四）载：“延之既以才学见遇，当时多相推服，唯袁淑年倍小延之，不相推重。 延之忿于众中折之曰：‘昔陈元方与孔元骏齐年文学， 元骏拜元方于床下，今君何得不见拜？ ’淑无以对”［4］(P878)。 孝武帝时，南平王铄献赤鹦鹉，诏群臣为赋。时袁淑文冠当时，见谢庄赋而隐己赋，尝叹：“江东无我，卿当独秀。 我若无卿，亦一时之杰也”［4］(P553-554)。 可见，谢庄文赋颇美。颜延之亦有轻语，唐·孟棨《本事诗》嘲戏第七载：“宋武帝尝吟谢庄《月赋》，称叹良久，谓颜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谓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昔陈王何足尚邪？’延之对曰：‘诚如圣旨。然其曰美人迈兮音信阔，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为然。及见希逸，希逸对曰：‘延之诗云，生为长相思，殁为长不归。 岂不更加于臣邪！ ’帝拊掌竟日”［15］(P22)。其孤傲由此可见。颜延之秉承诗三百篇的雅正精神，其《清者人之正路》曰：“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2］(P2637)。 又借荀爽之言，主张雅声与弘丽，盛赞曹植之作兼美。与鲍照齐名之惠休，多民歌之制，抒儿女之情，钟嵘谓之“淫靡”“情过其才”，故颜延之直斥薄惠休之诗为“委巷歌谣”“贻误后生”（《南史·颜延之传》）。 傅亮、袁淑、谢庄、惠休等皆词义善美之人，颜延之皆不钦服赏接，可见其正如庐陵王刘义真所言“隘薄”，且恃才孤傲。

考现存文集中， 颜延之称赞的共有两位文人，一则陶渊明，其作《陶征士诔》称之“文取指达”；二即谢灵运，其诗《和监谢灵运》称谢诗文曰：“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清越芬芳”的评价可谓是抓住了谢诗的精髓。“芬馥歇兰若，清越夺琳珪。”李周翰注：“兰若，香草；琳珪，美玉也。 言灵运之诗芬芳清越，可以夺美玉香草之音气”［7］(P483)。

（二）颜、谢优劣论的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颜延之曾问鲍照自己与谢灵运的优劣，《南史·颜延之传》（卷三十四） 载：“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 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缋满眼”［4］(P881)。

刘宋时期惠休曾对颜、谢二人诗歌的艺术风格做过类似的评价，见钟嵘《诗品》“颜延之”条：“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顔如错彩镂金。’顔终身病之”［16］(P351)。 惠休指出了颜、谢二人诗歌的根本性差异，颇为准的。 鲍照与惠休交好，亦有相似的论断。评谢诗“初发芙蓉，自然可爱”，评颜诗“铺锦列绣，雕馈满眼”，恰如其分地指出了颜、谢诗风的差异所在。休、鲍二论主要从颜、谢诗歌艺术风格的总体特征评价，即自然与雕饰，可以作为同时代刘宋时期对颜、谢诗歌评价的代表。因而，我们可以说颜延之是十分赞赏谢灵运的， 所以才会有此优劣之问，从而开启了著名的颜、谢优劣论。

南朝齐·高帝萧道成主张写诗要学颜不学谢。见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五：“曅刚颖儁出，工弈棊，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上，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 安仁、士衡深可宗尚。 颜延之抑其次也”［17］（P624-625）。 萧道成称“灵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主要还是从谢灵运诗作的艺术技巧来评价。谢灵运文章舒缓萧散，结构散漫不谨严，有佳句但少佳篇。于此，清汪师韩《诗学纂闻·谢诗累句》指摘谢诗中“不成句法”“拙劣强凑”“了无生气”之处多达五十余条。因此，对于初步学习作诗的诸王来说，谢灵运不宜法，而潘、陆、颜等诸家体裁明密的诗人可以作为学习对象。

南朝梁沈约《宋书》有意识将颜、谢二者并举，曰：“爰逮宋氏，颜、谢腾声。 颜延之体裁明密，谢灵运兴会标举，并方轨前秀，垂范后昆”［1］(P1778)。沈约公允地提出颜、谢诗歌发展中并肩的地位，并且指出颜公“明密”、谢公“兴会”的诗体风格，成为后世颜、谢之评的重要术语。

系统地进行颜、谢优劣论当属钟嵘，其《诗品》称谢灵运为元嘉之雄，颜延之为辅。 且其将谢灵运列为上品，颜延之列为中品。 钟嵘对谢灵运的评价极其高，谓其“才高”“辞盛”“富艳”，且将其与建安以来曹植、陆机等并驾齐驱，同为上品，代表了元嘉诗体的最高成就。 钟嵘《诗品》诗品上“谢灵运”条：

“宋临川太守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爲累。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然！ 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16］(P201)。

曹植是钟嵘推崇备至的人物，子建之诗亦是其标举的理想诗风，即“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16］(P117)。 钟嵘谓“曹植”入室，“景阳、潘、陆可坐于廊庑之间”，可以看出曹植、张协、潘左等虽同在上品，实则在钟嵘人物品评中有地位的高下之分。 升之师《诗品集注》谓：“为了显现优劣，钟嵘采取了很大的灵活性，三品区别对待：在上品中，对不同世代的诗人，‘略’变动诗的排列次序；对同一世代的诗人，则基本上‘以优为铨次’；因为上品诗人已可以代表时代的优劣，中、下品则用了不同的原则”［18］。 其中称张协“旷代之高才”“词彩葱蒨，音韵铿锵”等，故谢灵运秉承曹植、张协之脉，其兴多，其才高，其华茂，其巧似，其声丽。但谢灵运亦有其“逸荡”“繁芜”，此与上文齐高帝斥灵运“放荡”可互作印证。就此，钟嵘亦有回护，以“未贬高洁”四字为灵运之品评作结，足以诠释为何有宋一代独有灵运居上品。

再看《诗品》对列为中品颜延之的品评：

“宋光禄大夫颜延之，其源出于陆机，尚巧似，体裁绮密，情喻渊深，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 又喜用古事，弥见拘束。 虽乖秀逸，是经纶文雅才。 雅才减若人，则蹈于困踬矣。 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顔如错彩镂金。 顔终身病之”［16］(P351)。

颜、谢皆博文高才，但颜延之五言诗与谢灵运风格迥异，除却“尚巧似”为刘宋时期诗人共同突出的风格特征之外，其差异性是相当突出的。 灵运之“逸荡”，颜延之“绮密”；灵运之“酷不入情”，颜延之“情喻渊深”；灵运之“芙蓉出水”，颜延之“错彩镂金”等。

南朝梁萧子显在《南齐书》中将时下的文章略分为三体：

“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 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 此体之源，出灵运而成也。

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全借古语，用申今情。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当今学者认为亦有颜延之、谢庄一脉）。

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 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 斯鲍照之遗烈也［17］(P908)”。

针对当下学习元嘉体的诗风，萧子显在指出流弊的同时，亦恰恰说明了颜、谢、鲍等各自擅长的艺术技巧。萧指出谢诗辞华巧绮，而有疏慢阐缓之病，虽曰典正，但酷不入情。相比钟嵘偏爱之评，萧子显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谢之所短，虽然有些许苛刻，但不得不说有独具慧眼处。就如钟嵘所评其“繁富”所言“兴多才高，寓目辄书，内无乏思，外无遗物”［17］(P201)，所任笔墨，泼洒自然，着力于寓目之物，自然书写外景之繁，写意处不免匮乏。而对于钟嵘言颜延之“喜用古事”的特征，萧子显亦进行了补充，事对、物对、借古语等修辑辞藻之事，皆为颜延之诗歌突出的艺术表现手法。可以说，钟嵘、萧子显之评是代表了南北朝以至后世对颜、谢文章的整体观点。翻阅颜、谢本集不难发现，二者诗歌对偶、用典均大大超越了前代。 据陈桥生统计，以《文选》录元嘉三大家之诗以及李善注为据，颜、谢、鲍用典比例各为：61.5%、49.6%、60%［19］(P159)。 而颜延之则为开启用典之博的风气，宋张戒称：“诗用事之博，始于颜光禄”［20］(P2)。李光哲《谢诗用典之探析》称：“用典是灵运作诗的重要技巧之一，他又刻意经营典故而把他们别出心裁地布置于诗里， 以此形成其 ‘富艷难踪’ 的风格”［21］(P202)。 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称：“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 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22］(P67)。尚巧似、善对偶已经成为刘宋时期共同的诗歌特征，目的就是追新猎奇，用典则是其中相当重要的方法。加之同时代谢瞻、鲍照、谢庄等诸人的努力，显然成就刘宋一代突出的诗风。

综上可知，颜、谢重返京都，互赠诗歌，诗中抒发了真挚的情志与怀抱， 以及流露出珍贵的友谊、尊重与知赏，让具有同命运的两颗巨星更加熔铸了相惜的诚挚交情。而后，俱以才华文义见遇的颜、谢二者，进行文义切磋，更是充实了元嘉时期的诗坛佳话。谢卒后，颜延之以谢来作比照对象，一方面是对谢灵运取得的诗歌成就的认同，另一方面，颜、鲍之问答，开启了文学史上著名的颜、谢优劣论。

五、结论

颜、谢二人同时仕历四帝，即晋安帝、宋武帝、宋少帝、宋文帝。同时，二者供职同一幕府长约四年之久，同宦期间虽无交游的记载，但二者的名声当时已然远播上下，可谓是相互知晓的。武帝时期，二者俱就职在京， 因文义之美并为庐陵王赏好同游。从其交友，我们可知颜、谢又同是性慕名士风流，俱心存幽栖之志与隐逸之趣。 颜、谢性子里都存一个“狂”字，然二者之狂各自迥异。灵运之狂在于不羁，在于言语行为上的强烈表达与释放，在于对俗世生活的不屑一顾与刻意无视，还在于对名士风流的自我认同与执着相守。 颜延之虽然言语上清狂，行为上醉酒，但实则是对俗世一种凝重的反思与偶尔的嘲讽。 颜亦追慕名士高风，但其更重在俗世人格的完善与礼义的恪守。 作《庭诰》以训子弟，作刘宋政权的宫廷文人，赋赞铭诔策文，其典雅堂皇，富丽明密，歌功颂德，宣誓忠诚，士大夫的强烈正统精神顽固地占据着颜延之的性情。“狂”而有羁，是其真正的性情所在。永初、景平各自被黜，直至元嘉召还，二者之间的情意，因命运同慨而又大大增深，从其赠诗中流露的相互尊重与赏鉴， 可知二者的友谊得到了升华。 元嘉年间的文义切磋以及后来的颜、鲍之问，使我们对颜、 谢二者异彩的诗歌精神得到高度的认知和关注，为后世进行颜、谢优劣论奠定了基调。

注 释：

①谢灵运赴永嘉，诗作颇丰。 七月赴永嘉途中，作《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邻里相送至方山》《过始宁墅》《游岭门山》《富春渚》《初往新安至桐庐口》《七里濑》《夜发石关亭》《答弟书》。《宋书·谢灵运传》（卷六十七）：“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民间听讼，不复关怀。 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焉。”。八月十二日至永嘉，恣意遨游，主要诗作有 《晚出西射堂》《登永嘉绿嶂山》《游岭门山》《斋中读书》等。

②颜延之出始安太守，作《祭屈原文》《祭虞帝文》。 《宋书·颜延之传》（卷七十三）：“少帝即位，以为正员郎，兼中书，寻徙员外常侍，出为始安太守。领军将军谢晦谓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为始平郡，今卿又为始安，可谓二始。 ’黄门郎殷景仁亦谓之曰：‘所谓俗恶俊异，世疵文雅。 ’延之之郡，道经汨潭，为湘州刺史张纪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案，缪钺《颜延之年谱》将颜公出始安记于永初三年；季冰《颜延之年谱》记于景平元年；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考证为景平二年，谌东彪《颜延之研究》从之。笔者亦从“景平二年”说：1.颜、谢因与刘义真款密，谢永初三年外放永嘉，并有作品为证。其时颜之外放并无文章佐证；2.延之《祭屈原文》：“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吴郡张邵，恭承帝命，建旟旧楚。 访怀沙之渊，得捐佩之浦。弭节罗潭，舣舟汨渚。 乃遣户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闾大夫屈君之灵。”而，《宋书·武帝纪》（卷三）：“（永初三年）又分荆州十郡还立湘州，左卫将军张纪（案：应为‘卲’字）为湘州刺史。 ”缪钺先生认为“有宋五年”当为“有宋三年”之误，故系于与灵运同时。 案，祭典不必非于张卲任荆州刺史当年不可，亦可在百业俱兴，修缮完成之若干年内。 景平二年据湘州之建有二年，颜延之放始安途经，恰可参预祭典及祭文的撰写；3.延之《阳给事诔》：“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宁远司马、濮阳太守彭城阳君卒。 ……景平之元，朝廷闻而伤之，有诏曰：‘……’逮元嘉廓祚，圣神纪物，光昭茂绪，旌录旧勋，苟有概于贞孝者，实事感于仁明。 末臣蒙固，侧闻至训，敢询诸前典，而为之诔。 ”可知，景平、元嘉初，延之在建康都城内；4.庐陵王刘义真此年先被废庶， 六月被杀。 《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灵运，玄之孙也，性褊傲，不遵法度，朝廷但以文义处之，不以为有实用。灵运自谓才能宜参权要，常怀愤邑。延之，含之曾孙也，嗜酒放纵。 徐羡之等恶义真与灵运等游，义真故吏范晏从容戒之，义真曰：‘灵运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谓‘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者也；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于悟赏耳。’于是羡之等以为运、延之构扇异同，非毁执政，出灵运为永嘉太守，延之为始安太守。”案，延之被贬，当与徐羡之谋杀刘义真同时。曹、沈二先生以此则材料作为延之外放于景平二年之论据之一，实有不妥。 若是，灵运出为永嘉太守，亦于兹年乎？ 不知《资治通鉴》录于兹年，是追述刘义真之性情，抑或其他，不甚详明；5.颜延之外放晚于谢灵运、慧琳两年，可谓是众家认为外放于永初三年的矛盾所在。 本谱认为，颜延之外放之所以晚两年，一方面是因为其在少帝刘义符幕府任职时长达六年之久（自义熙十二年至景平元年），少帝有所庇护未为不可；另一方面，少帝、庐陵王于兹年相继被降废、谋害，颜延之随之被贬始安太守，亦顺理成章。

③案，颜、谢受诏拟乐府的时间，应于元嘉三年同被召回京都，文帝赏遇之时。 自元嘉三年至十年广州弃世，谢灵运在京都共有两次，期间，颜延之始终在京。第一次，在元嘉三年召回至赐假东归之前。元嘉四年，灵运因朝廷惟以文义赏之，不居要任，由是心怀愤恨，不闻政事，肆意游行，经旬不归，次年便赐假东归。 第二次，便是谢灵运进京辩诬之时，即元嘉八年。兹年，谢灵运求决湖以为田，会稽太守孟顗不肯，遂构仇隙。孟顗因灵运横恣，乃表其有异志。灵运奔京辩诬，文帝知其见诬，不使东归，乃为临川内史。十二月便往临川。此次回京，乃为辩诬，文帝不罪，且任为临川内史，一方面是爱其才，另一方面则是防止其在东山恣意妄为。 另，元嘉三年五月，文帝派使巡行四方以观民风，诏曰：“夫哲王宰世，广达四聪，犹巡岳省方，采风观政。 ……今氛昆祛荡，宇内宁晏，旌贤弘化，于是乎始。 可遣大使巡行四方。 ……博采舆诵，广纳嘉谋，务尽衔命之旨，俾若朕亲览焉。 ”“采风观政”则如汉朝采诗以讽上的社会功用一致。文帝励精图治，有此举措，敕颜、谢拟乐府便顺理成章。综合来说，颜、谢受诏拟乐府，时在元嘉三年赏遇之初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