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巍，代莹莹

(武警特种警察学院 a.基础部，b.教研保障中心，北京 102211)

谭恩美(Amy Tan)是少数成功打入美国主流文坛的美籍华裔作家之一，1989年处女作《喜福会》在美国甫一推出，即在读者群和评论界取得极好的反响，从而一举成名。这部小说在中国学界也引发了持久的研究热潮，截至2020年5月23日在中国知网以“喜福会”为篇名关键词，可以检索到相关文献近一千一百篇。现有文献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小说作者谭恩美(508篇)、母女关系(161篇)、家庭关系(137篇)、华裔女性(104篇)、中美文化(62篇)、文化冲突(54篇)、东方主义(50篇)、美国华裔文学(46篇)、文化身份(41篇)、女性主义(29篇)等。尚无一篇文献关注这部小说的华人群体形象塑造问题。

据不完全统计，谭恩美的《喜福会》现有七个中译本，即1990年的余人瑞译本、1992年的田青译本、1992年的程乃珊译本、1992年的吴汉平译本、2003年的胡向华译本、2006年的程乃珊重译本和2017年的李军译本。其中，“田青注重译文的充分性与学术性，主要采用直译的方法，忠实地还原了华裔美国文学的原有风貌，将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真实地呈现在读者面前。”[1]

人物是小说的核心。笔者借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视角，以《喜福会》田青译本第一章为研究对象，探讨谭恩美在这一章所塑造的一系列华人角色的形象特点，分析华人形象所展现的东方主义元素。

一、 赛义德与东方主义

“‘东方主义’亦称‘东方学’，是西方在研究东方的过程中所发展起来的学科领域，早在中世纪就已初见端倪。”[2]6在古典东方主义研究中，西方充满敌意、先入为主地将东方臆想为“一个被扭曲的、被妖魔化的东方”[2]6。“现代东方主义始于18世纪”[2]6，随着西方大力推行殖民扩张，汉学家们开始译介东方原著，但却带着根深蒂固的成见，“想方设法证明他们的先人对东方的预判”[2]6。

赛义德于1978年推出专著《东方主义》(Orientalism)，使古老的东方主义在当代人文领域重新焕发生机，“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3]“按照赛义德的定义，‘东方主义’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4]57“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与与接受的关系。”[4]57“因此，基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所谓‘东方主义’便成了西方人出于对广大东方或第三世界的无知、偏见和猎奇而虚构出来的某种‘东方神话’。”[4]57“说到底，东方主义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4]57

“在西方，东方人常常‘被置于由生物学决定论和道德—政治劝诫所建立的框架之中’。因此，东方人与引起西方社会不安的诸因素联系在了一起，像罪犯、精神病人、妇女和穷人等，他们成为‘令人悲哀的异类’，将要被解决、被限定……东方人放纵、懒散、残忍、堕落、愚昧、落后，是未开化的民族。”[5]114

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总结道：“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5]115

赛义德系统梳理了古典东方主义和现代东方主义，倡导超越东西方冲突，建立新型的东西方关系，消解西方对东方的曲解和误读。[2]6

二、 谭恩美与她的《喜福会》

谭恩美于1952年出生在美国奥克兰，父亲曾在中国受过良好教育，母亲出身中国富裕家庭。为了让子女接受良好教育，获得更多的谋生机会，她的父母选择移民美国。在谭恩美成长过程中，他们还是用中国传统方式教育子女，与子女沟通时中英文夹杂。谭恩美从5岁起便开始在父母的要求下学习钢琴；6岁时，父母要求她要立志成为脑外科专家。受成长环境影响，谭恩美认为必须要融入美国文化，并拒绝接受其他文化。谭恩美的母亲常说女儿对自己了解甚少。谭恩美在母亲去世前设法了解了母亲的过去。母亲与她谈到的祖母的生活经历等，也给她留下了记忆。所有这些关于中国的记忆，使得谭恩美最终得以写成《喜福会》一书[6]。

可见，谭恩美的人生经历与《喜福会》第一章中的女儿吴晶妹有非常多的契合之处，将自己经历过、见闻过的东西方在文化和教养上的冲突都投射到了吴晶妹身上。因此，《喜福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传记小说。

第一章是吴晶妹讲述母亲吴宿愿的故事，追忆了她在旧中国的经历。吴宿愿在旧中国经历了日本侵略战争，在战乱中失去了父母、兄妹、丈夫和年幼的双胞胎女儿。而后，才与第二任丈夫一起来到美国开启新的人生。吴晶妹正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移民。

谭恩美在第一章中描绘的华人形象除了吴宿愿、吴晶妹母女，还有吴晶妹的父亲、苏家的安梅阿姨、圣克莱尔家的映阿姨、钟家的林冬阿姨、安梅阿姨的丈夫乔治叔叔和老儿子、安梅阿姨的宁波亲戚，吴宿愿回忆的抗战时在桂林避难的各色中国难民。吴晶妹作为第二代移民，已经被美国文化同化，代表着西方文化。前述其他华人形象则根在中国或生活在中国，代表着东方文化。女儿吴晶妹口中的上述人物有着怎样的形象？是否存在偏见与歪曲？作为拥有东西双重文化身份的美籍华裔作家，谭恩美在写作时是否有意无意地受到了东方主义的影响？下面借鉴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视角，对这些华人形象逐一加以分析。

三、 《喜福会》第一章中的华人群像

(一)母亲们

母亲形象占据着谭恩美小说的情感中心，表现的是一种从独特的角度观察到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传统。这一创作题材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她作为华裔作家所具有的中国情结和中国文化意识。由于中国人信奉“男主外、女主内”的治家哲学，中国的家庭甚至文化传统往往是靠母亲来维系的[7]107-108。在《喜福会》中，“母亲与历史、记忆是紧密不可分的，是有关民族历史和文化的‘取之不尽的记忆的宝库’。”[7]108

1.吴宿愿

(1)爱炫耀。故事开篇，吴晶妹提到母亲去世前，还在为本该由她做东的下一次喜福会张罗着。

“林阿姨为喜福会做过小豆汤，我要做黑芝麻汤给他们看看。”[8]5

母亲的话里话外透着自豪与炫耀。

(2)爱虚荣。讲到父母1949年背井离乡、登船赴美的情景，吴晶妹提到了一处细节。

“他们只带着一只硬皮箱，里边装的仅有时髦的丝绸衣服。‘根本来不及装别的，’他们上船后母亲这样向父亲解释道。”[8]6

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皮箱的收纳空间本就有限，而母亲塞入的却是漂亮的丝绸衣服，侧面说明母亲相当注重衣着打扮、爱慕虚荣。

(3)残忍的人性。吴晶妹提到，母亲每次回忆“桂林记忆”时，结局都不相同。在最后一个版本中，母亲描述了在日本人杀到桂林前，仓促逃往重庆途中的经历。

“我用围巾系成吊带，一个肩膀背上一个孩子，一手拎着一个包，一个装穿的，一个装吃的。”[8]13

“我到达重庆时，一切都扔了，只剩下三件时兴的丝绸衣裳，我把衣裳一件套一件穿在身上。”[8]13

母亲一路上精疲力竭，手臂勒得血肉模糊，满是鲜血的手上滑得拿不住东西，连年幼的双胞胎女儿都不得已扔掉了，最后只剩下套着穿在身上的三件丝绸衣裳。读到这里，吴宿愿对孩子与丝绸衣裳的取舍，耸人听闻，令人不免在心里咒骂这位母亲的残忍与虚荣。

(4)对孩子的压制。吴晶妹提到有朋友说自己和母亲特别像。她告诉了母亲，母亲却反应激烈。

“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怎么能象我呢？”[8]14(句中“象”——原书用的就是“象”。)

做母亲的竟然对别人夸女儿与自己相像感到恼羞成怒，反映了母亲对女儿的俯视、蔑视和强势，这是十分典型的东方家长做派。母亲长期以来所奉行的这种指责多于赞扬的东方传统教育方式直接导致了女儿的反叛。

(5)迷信。吴晶妹谈到母亲对父亲、朋友们和自己总是存在这样那样的不满，并倾向于用“五行”来解释。

“缺这样东西啦，什么东西得改一改啦，什么东西不对应啦。也许这个人或那个人五行中多了什么，或者少了什么。”[8]18

“所谓五行来自我母亲本人对有机化学的认识。每个人都是由五个元素组成的，她告诉我。”[8]18

西方向来讲求理性，追求科学。谭恩美对东方阴阳五行的描述，迎合了西方对东方异教邪说的猎奇心理，也似乎印证了东方主义者对东方一贯持有的神秘、诡异的印象。

(6)对孩子的占有。吴晶妹回忆十几年前曾运用所学到的心理学知识，劝说母亲不应过度批评孩子，当时母亲是这样回应的。

“‘这正是问题所在，’妈妈说，‘你向来都不要强，懒得起床。根本没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8]19

言谈间，东方家长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心态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东方，很多父母将孩子视为自己的财产，孩子没有任何话语权，甚至在特别年幼的时候，孩子连个独立的个体都算不上。父母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想强加到孩子头上，希望由孩子实现。这与西方价值观所强调的自由、民主是相悖的。

(7)为了孩子牺牲自我。吴晶妹讲到母亲与林阿姨一辈子总拿各自孩子做比较，并提到了母亲培养自己学钢琴的往事。

“起初妈妈试图挖掘我潜在的天赋，她请了楼下一位退休的钢琴教师，教我弹琴，并在他的钢琴上练习，而妈妈则不取报酬地为老师做家务，以此作为交换。”[8]26

母亲为了培养孩子，不惜低三下四地为钢琴老师做家务，以此换取孩子的钢琴课。这一点与东方主义中东方女性温顺恭谦、甘愿为家庭牺牲的形象是相符的。

2.安梅阿姨

(1)“肮脏”的烹饪方式。喜福会的惯例是先吃饭再打麻将。讲到母亲去世后第一次代表母亲到苏家参加喜福会的情景时，吴晶妹描绘了安梅阿姨在厨房为大家烧菜的情景。

“苏宅里飘着烧菜的香味，空气也充满了油腻。小厨房里烧了过多的中国菜，过多的香味已经凝成一层看得见的油污。我记得，妈妈从前到别人家或者进餐馆，抽抽鼻子，高声耳语说：‘我用鼻子也看得见，觉得出这里发粘。’”[8]15

西方饮食文化讲求快捷、方便，崇尚文明、高雅的用餐礼仪。西方人往往直接从超市购买经过预加工的、包装好的食材，到家稍事加工就能食用。西方人虽然喜欢中国菜，但对中国菜耗时、费力、“肮脏”的烹制过程却是不接受的。有过国外生活、工作经历的人，对此都深有感触。

(2)没有主见、行事冲动、温顺恭谦、胆小怯懦的刻板形象。吴晶妹回想起母亲在评价安梅阿姨 “没主心骨”时曾提到一件小事加以佐证。

“上个星期，我想出一个好主意，我对她说我们应该向领事馆给她弟弟要份申请表。于是她就放下手里的活，马上就要去。但后来她又和别人谈起这件事，也不知道是跟谁谈的，那人告诉她，这样会给在中国的弟弟添麻烦。那人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会把她记录在案，她在美国的后半生就会不得安宁。那人还说，如果再申请购房贷款，他们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你弟弟是共产党。我说，你已经有房子了，还贷什么款，可她就是害怕。”[8]18

谭恩美笔下的安梅阿姨随波逐流、沉不住气、害怕惹是生非的形象与东方主义者对东方妇女的刻板印象是符合的。

(3)怪异的饮食习惯。安梅阿姨的饭菜终于做好了，都有什么呢？

“我先是被一大盘杂碎吸引了，杂碎是熏猪肉切成硬币大小的薄片。”[8]19

杂碎是中国人对动物内脏的俗称。在东方，尤其是中国，动物的心、肝、肺、肠、胃等都被制成了食品，这些东西在西方人看来都是不洁之物，此情此景呈现给西方读者的是东方神秘、陌生、野蛮、低级的饮食偏好。

(4)爱炫耀。三位阿姨一边打麻将，一边有的没的聊天。

“安梅阿姨则吹嘘她给路丝的新生儿织的毛衣。‘路丝还以为是从商店买来的呢，’她骄傲地说。”[8]22

安梅阿姨同母亲一样都有着爱炫耀的毛病。

3.映阿姨

(1)爱占小便宜。映阿姨在聊天时提到了一件小事。

“映阿姨提起她在大街上什么地方花半价买了纱线。”[8]22

这个细节会给西方读者留下这样的印象：东方女性喜欢贪小便宜、小家子气。说到底，东方女性的日子过得还是不算富裕。

(2)八卦、嚼舌根子。在麻将桌的气氛暂时安静下来时，映阿姨主动打破僵局。

“‘哦，我有新闻，’映阿姨大声说，吓了大家一跳。”[8]23

“‘上周末，警察把爱默生太太的儿子抓走了，’映阿姨说，仿佛把这么个大消息首先发布出来，她颇引以自豪。”[8]23

将别人的家丑作为谈资公之于众，这种做法是十分卑鄙、八卦的。

(3)爱炫耀，爱攀比。在牌局尾声，映阿姨又发声了。

“‘你们知道吗？琳娜搬到了伍德赛德，’映阿姨带着明显的傲气说道，低头看看她的牌，也不知话是说给谁的。旋即她敛起笑容，换成谦恭的表情。‘当然，与左邻右舍相比，那还不是最好的，不是价值百万的房子，还不是。为房子投资划得来，比付租金核算，比寄人篱下受气强。’”[8]26-27

琳娜是映阿姨的女儿，也是吴晶妹的朋友。琳娜的近况其实是映阿姨专门讲给吴晶妹听的。映阿姨与其他几位母亲一样，爱炫耀、爱攀比。

4.林冬阿姨

(1)为小事生气。林冬阿姨聊天时提到一件令她极其生气的事。

“林阿姨讲她买了一件衬衣，可拉链坏了，售货员却不给她换。‘我上当了。气得要死，’她说着，仍然是一脸怒气的样子。”[8]23

林冬阿姨为一件小事斤斤计较，不能自已。

(2)含沙射影、挖苦讽刺。林冬阿姨接着映阿姨的话茬，描述了自家中国亲戚的生活现状。

“‘现在中国差不多人人都有电视看，’林阿姨转了话题。‘我们在那儿的亲戚都有电视机，不光是黑白的，还有彩色的，带遥控的。他们应有尽有。所以，我问应该给他们买些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需要，我们能回去看看就够了。我们还是给他们买了各种礼物，给孩子买了放像机和索尼牌微型录音机。他们说，用不着，不要给我们买礼物，但我想他们是会喜欢的。’”[8]23-24

乍一看，林冬阿姨对自家中国亲戚的描述颇为正面、积极。但读到下文吴晶妹转述的安梅阿姨一家三年前中国省亲之行的惨痛遭遇，就会明白林冬阿姨的这段话是有所影射的，与安梅阿姨家中国亲戚穷酸、贪婪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这番话无非是为了挖苦安梅阿姨，触碰她的痛处，令她下不了台。

(3)爱攀比。吴晶妹提到林冬阿姨和母亲既是最要好的朋友又是最主要的对手，他们一辈子总是把各自的孩子放在一起比高低。即使吴宿愿去世了，林冬阿姨依然本性不改，打探吴晶妹的情况。

“‘我说，晶妹呀，你现在还念书吗？’林阿姨问道。”[8]25

“‘我不上学了，’我说。‘那是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8]25

林冬阿姨与吴晶妹母亲“相爱相杀”的关系，其实也是不坦诚、不真诚的表现。

美籍华裔作家大多受美国的精英教育，但在成长过程中又受到来自家庭和华人社区的传统中国文化的影响，从而具备双重文化身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直是美籍华裔作家们感受最为强烈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大多数华裔文学作品都表现了华裔作家们复杂而矛盾的“边缘文化”心态[9]86-88。

在《喜福会》中，由于文化和代沟上的差异，女儿们与母亲们产生了激烈的冲突。母女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对东西方二元文化对立的一种隐喻。由于东西方关系在近几个世纪中一直处于西强东弱的状态，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代表着“他者”，而比照东方，西方才得以确立自我[9]88-89。所以，“西方文明的中心地位和权威意识恰恰是建立在东方这个他者的屈辱之上的，它是通过压迫东方，描述东方，将自己同东方对立起来以从中获得力量，进而确立起自己的权力和自信。”[9]91受西方认知结构下的权力意识和对中国持有偏见的西方文化传统的影响，小说中浸润于美国文化的女儿们对母亲们的认识自然成了曲解东方文化的一种单向活动[9]89。

(二) 父亲与儿子

“美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上对外来民族，尤其是亚洲移民的歧视，着重体现在对亚裔男性的态度上。”[10]79“在西方，男性气质的传统定义为：男人是文明、理智和富有进攻性的代名词。”[10]79而亚洲移民温顺、从不闹事，具有女性般的品质，甚至获得了“模范少数民族”的雅称[10]80。华人男性在文化与政治领域的缺席，也是华人缺少男性气质的表现[10]80。

1.吴晶妹的父亲

(1)父(夫)权制。在故事开篇，吴晶妹描述了母亲讲述桂林经历的场合。

“母亲有时候烦闷，有时候没事做，洗完碗，再把弗米卡式桌子擦两遍；父亲一边坐着看报纸一边一支接一支地抽佩尔魔牌香烟，表示不许打扰。于是母亲便给我讲她的故事。”[8]7

这段叙述说明，父亲在家是不做家务的，而且拒绝与母亲交流，即便母亲“烦闷”“没事做”也不理会。对此，母亲没有反抗，已经习以为常，于是才讲起在桂林时的经历。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传统，“中国的家族也是以父系为根基的”[7]108。短短两行文字体现了东方男性在家庭中的支配性特权。

(2)毫无特点、平庸、压抑、难以捉摸的东方男性。吴晶妹在讲述第一次代表母亲参加喜福会的情景时，还有一处关于父亲的描述。

“然而我父亲似乎根本未看那张照片，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大同小异，没什么特别的。他从不把喜怒哀乐挂在脸上，但又不失礼貌，你看不出他的表情变化，‘漠然’一词在汉语该怎么说呢？”[8]14

长期以来亚裔男性在主流话语中处于“失语”状态[5]116。“在非常受主流文化欢迎的亚裔作家创作的文学文本与电影当中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边缘化亚洲男人。”[10]81《喜福会》的主要角色就不是男性。与此处田青译文中的“漠然”相对应，原著中使用的是“indifferent”一词。“indifferent”除了表示“漠然”，还有一个重要的义项是“平庸”。可见，谭恩美笔下的东方男性形象强化了西方人眼中东方男性平庸、无能、压抑的刻板形象。

2.乔治叔叔

尽管谭恩美对男性角色着墨不多，但还是通过吴晶妹之口对安梅阿姨的丈夫乔治叔叔做了一处细节刻画。

“喜福会的叔叔们已经坐到牌桌旁。乔治叔叔在发牌，动作非常麻利，就像受过赌场的专门训练。”[8]20

吴晶妹用“赌场”中的赌徒来形容乔治叔叔的发牌动作，反映了西方对东方男性的抵触与偏见。有意思的是，吴晶妹的父亲与乔治叔叔恰恰成了西方视角中东方男性的两种典型代表：要么平庸无能，要么神秘邪恶。

3.安梅阿姨的老儿子

吴晶妹在讲述阿姨们的聊天内容时，有一句话提到了安梅阿姨的老儿子。

“我觉得这话也是为安梅阿姨打圆场，她的老儿子两年前因为卖偷来的录音机被捕了。”[8]23

安梅阿姨老儿子的不轨行为又进一步印证了东方男性的龌龊形象。

(三)安梅阿姨的宁波亲戚

听了林冬阿姨对自家中国亲戚的正面描述，吴晶妹回想起了母亲跟自己讲过的安梅阿姨一家中国之行的惨痛遭遇。

“当他们的中国之行最后抵达杭州时，宁波的亲戚都在那迎接他们呢，不单是安梅阿姨的小弟弟，还有他妻子的同父异母的兄妹，远方的堂妹和堂妹的丈夫，以及那丈夫的叔叔，而且他们又全带着岳母和孩子，甚至还有他们同村的没有海外亲属炫耀的朋友。”[8]24

“妈妈的猜测是对的，没有人要那些汗衫，那些没用的衣服、摩摩糖抛到空中，没了。所有的皮箱都倒空了，亲戚们还追问苏氏两口带没带别的东西。”[8]24

“安梅阿姨和乔治叔叔真的被敲了一笔。不只是花两千美元买了电视机、电冰箱，还有二十六个人在望湖宾馆住了一夜的宿费，在为阔绰的外宾准备的餐馆开的三桌席，送给每位亲戚的三件别致的礼物，最后还借给一位堂兄所谓的叔叔五千外汇券，他说要借钱买台摩托车，后来他带着钱和礼物跑得无影无踪了。第二天，火车离开杭州后，苏氏夫妇发现为表示他们的友善已经耗尽了近九千美元。”[8]24-25

七大姑八大姨壮观的接站阵势是西方读者无法想象的，他们并非为亲情而来，而是如同饿狼一般，不想错过这到手的肥肉，人人都想揩一把油。苏氏夫妇的箱包被一抢而空，几十个人蹭吃蹭喝蹭礼物，被那位关系牵强的远亲借去的五千外汇券恐怕也是有去无回，苏氏夫妇有了这次遭遇，一定不会再对中国亲戚怀有任何念想。谭恩美为西方读者展现的东方贫困奇观，与东方主义者对东方持有的贫穷、落后、野蛮的成见是吻合的。

(四)抗战时在桂林避难的各色中国难民

1.愚昧、落后、未开化

母亲回忆当时在桂林躲避战乱时，街上充斥着从四面八方涌入的各色难民，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外国人。其中，对中国难民的描述是这样的。

“上海人跟北方的乡下人，银行掌柜的跟剃头的，黄包车夫跟缅甸来的难民，谁也瞧不起谁。大家同在道边上吐痰，说拉肚子就拉肚子，这还算不得什么。我们人人都有一身臭气，可谁都抱怨别人臭。我也是吗？哦，我讨厌美国飞行员冲我叽哩哇啦乱说，羞得我直脸红。更糟的是那些北方来的乡下人，他们擤完鼻涕又用手推旁边的人，让大家都染上乱七八糟的病。”[8]8

在这段描述中，中国难民被描绘成自负、不讲卫生、没见过世面、混乱无序、猥琐的形象。

2.恶劣的生存状态

吴宿愿说办喜福会的念头是在桂林时的一个夏夜萌生的。当时，不仅天气闷热得连蛾子都热昏在地上，连暂住的楼下也是一番令人压抑的情形。

“到处都是人，一丝新鲜的空气也没有。阴沟里发出的气味真难闻，从二楼的窗口飘进来，直钻我的鼻子。什么时候都能听到凄厉的叫声，不分昼夜。不知是乡下人在杀一头挣脱绳索的猪，还是军官在殴打挡在路上要咽气的乡下人。”[8]9

人满为患的桂林生存环境堪忧，不绝于耳的惨叫分不清是猪叫还是将死之人的哀嚎，这番地狱般的东方景象令人绝望！

3.可怕的食物

提到在桂林办喜福会时被人批评这样做“有些过分”，吴宿愿列举出许多难民吃的食物加以对比。

“有人觉得城里许多人忍饥挨饿，吃耗子，后来吃耗子都不希吃的垃圾，而我们却每周摆宴，这么做有些过分。”[8]11(句中“后来吃耗子都不希吃的垃圾”——原文即是如此。)

难民用老鼠、垃圾果腹，实在骇人听闻，令人作呕！

谭恩美呈现的抗战期间在桂林避难的各色中国难民形象，可以说变相佐证了东方人在西方人眼中的一贯形象——穷苦、愚昧、落后、未开化、亟需拯救，衬托了西方在地理和种族上的优越性。

结 语

通过上文的分类列举，不难发现，谭恩美在刻画《喜福会》中的华人形象时，的确迎合了古典东方主义和现代东方主义的视角，这与谭恩美的双重文化身份、希望获得美国主流文坛的接纳无不关系。

但难能可贵的是，谭恩美对古老的东方主义成见进行了消解。例如，在第一章尾声，吴晶妹从喜福会其他三位阿姨口中了解到，母亲始终没有忘记寻找在中国遗失的两个双胞胎女儿，刚刚得到两个女儿的通信地址就去世了，非常遗憾。这也是谭恩美赋予吴晶妹母亲“吴宿愿”这个名字的隐喻。三位阿姨给中国的地址写信，与对方取得联系，并为吴晶妹凑齐路费，促成她到中国寻亲。吴晶妹此时对母亲、对三位阿姨都有了新的认识，开始理解她们的良苦用心，并“看到了美国文化的缺陷和不足，进而达到母女之间的和解，消解了母女之间，即中美文化之间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9]91。三位母亲也从吴晶妹的话语和反应中看到了“中国文化在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边缘性”[9]91。由此可见，中美文化从对立走向融合的情节设计，恰恰体现了萨义德当代东方主义的本意。所以，对于谭恩美及《喜福会》这部作品，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

本研究可为考查美籍华裔作家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深入发掘美籍华裔作家的写作特点与其社会文化身份之间的关系。因篇幅所限，本研究对《喜福会》中华人形象的讨论仅限于第一章的范围。《喜福会》共分为十六章，其余十五章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另外，由于与本研究相关的、可借鉴的文献数量极少，本文见解还有不完善之处，有赖其他学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