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路宏

（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中文系，广西 桂林 541001）

初见刘铁群，她刚博士毕业到广西师范大学任教，一位素雅、婉约、精致、漂亮的女性，言谈举止中不经意间流露出一种学者理性的睿智和鲜活生动的灵性。诚如古人所说：文如其人。刘铁群的文章就像她的美一样，素雅、内敛、耐看、经得起琢磨。她的文学评论虽没有一泻千里的昂扬气势，但却在和风细雨、润物无声的温婉中凸显出一种真挚诚朴的批评热情和力度。质朴无华、睿智谦和、沉实厚重正是她浑然天成、自然流露的风采和格调，感性与理性、微观与宏观恰如其分的交融在其评论中。刘铁群的学术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市民文学与文化研究、女性文学与文化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学与文化研究、广西文学与文化研究。在她的研究中，既有对具体作家作品个案的精准品评，也有对思潮的反思和对史的思考。她的文学评论多建立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读她的文本剖析，你能深刻感受到评论者个体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的融入，这种用心灵和情感去抚摸评价对象的作风使刘铁群的文学评论细腻、婉约、感性，有热情、有体温、有灵魂。这种风格的形成除了和她浓厚的文学情怀有关外，还和刘铁群的悟性和灵性即她对文学的敏锐感受力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使她的文学评论能回到文学本身。刘铁群对文本的感性解读并没有影响到她文学批评的视野和理论深度。反而使她的批评充满了一种理性的激情。因为刘铁群在拥有敏锐艺术感受力的同时，还拥有深厚而坚实的理论积淀和素养、自觉的文学史意识和宽广的文化视野。这使刘铁群具有精准凌厉的学者眼光，能够理性地把握评论对象的定位、价值与分量。

一、回到文学本身

刘铁群的文学评论从文本出发，重视心灵层面对研究对象的直接感知，让自己的心灵和情感沉浸在作品中，有感而发，这样的评论有热情有体温，这种从文本出发，融进个体生命体验和审美感受的评论使她的文学研究能回到文学本身。

在当下实用主义的氛围里，批评的独立品格日渐流失。对于文学研究而言，认真阅读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一现象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在痛斥浮躁的治学之风的同时，呼吁文本细读的回归。童庆炳就严肃的指出：“现在有一些批评家只聚焦于文学事件和文化事件，而很少阅读和研究当代文学作品，有的批评家甚至公开宣称他不读某个作品也照样可以批评，可见这种批评家所关注的不是作品的性质和价值，而是围绕作品周围的世界。这种批评，其目的不过是商业炒作，把人们从作品的思想与艺术引开，这种批评也许对商业有意义，但是对真正的艺术批评毫无意义”［1］。陈晓明也在《众妙之门——重建文本细读的批评方法》的导言中论述了文本细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同时指出了文本细读的尴尬困境：“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一直未能完成文本细读的补课任务，以至于我们今天的理论批评（或推而广之——文学研究）还是观念性的论述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传统的鉴赏批评向现代观念性批评转型，完成得彻底而激进，因为现代的历史语境迫切需要解决观念性的问题。”但是，“在当今中国，加强文本细读分析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甚至可以说迫切需要补上这一课，强调文本细读的呼吁，实际上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不绝于耳。”［2］导言10文本细读应该是文学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因为文本是理论驻足的基础，批评理论必须扎根在文学文本之中，离开了对文本缜密的细读，理论将成为海市蜃楼。

刘铁群的文学研究通常采用文本细读的方式，她的每一个结论和断语，都离不开背后隐含的细读经历。在市民文学鸳鸯蝴蝶派的研究中，她认真阅读了刊载该流派小说的代表性期刊——《礼拜六》杂志的前百期、后百期以及相关报刊，她曾经透露：“我到了上海，每天在图书馆读上海文化史，查阅旧报刊，用手摇胶片播放机看民国的小报。”“那些发黄的虫蛀的旧书籍，那些散发出霉味的旧报刊，那些繁体字的竖排的版本，淹没其中的感觉绝不是阅读金庸小说那般轻松惬意，但这段时间的阅读让我领略了旧书籍报刊的魅力。”［3］28刘老师关于鸳鸯蝴蝶派研究的系列论文如《鸳鸯蝴蝶派作家与市民社会》《鸳鸯蝴蝶派作家的明星风采》、《〈礼拜六〉——民初市民文学期刊的代表作》等以及专著《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礼拜六〉杂志研究》等研究成果都建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她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她的专著成为民初市民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之作，在学界引起很好反响。这种通过文本实证的研究路径避免了那种专断的理论归纳和武断的逻辑推演。在对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中，刘铁群老师延续了她细读报刊杂志的研究方法，她在《美好的缘分——我与新西南剧展中》说：“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了了大量的报刊杂志，这是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学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身居桂林对于阅读这批资料显然具有优势。于是我决定从细读报刊杂志起步，把我的桂林文化城文学研究继续向前推进。”［3］29在她的女性文学研究以及广西文学研究领域，她也一以贯之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完成了一些作家及作品的个案研究。

刘铁群是具有明确女性主义立场的批评家，性别研究视角与女性主义理论一直贯穿在她的研究中。与西方女性研究注重话语和符号层面不同，女性在历史和现实中的生存状态与生存困境更受刘铁群关注，为此，具有扎实性别理论功底的刘铁群放弃了那些高深的理论表述，她怀着对小说文本的深切关怀，以其独到的艺术敏感力和判断力，直指作家与作品的精神内核。如在《行走与寻梦——论贺州女作家纪尘与林虹》中，刘铁群这样评论：“从表面看两位作家的文字风格有较大的反差。纪尘的文字骨感、凌厉而具有穿透力，林虹的文字温婉、内敛而绵密多情。纪尘的作品像色彩浓烈的油画，具有视觉冲击力的色块扑面而来。林虹的作品像着墨清淡的国画，水晕墨章中流淌出云烟渲淡。读纪尘的作品，像进入了冷热分明的冰火两重天，或严寒，或酷热，豪不含混地推向极端，没有折中的可能。读林虹的作品，则像走进了雾气弥漫的南风天，有一种潮湿、粘腻、眩晕、混沌的感觉。但剥开两位作家风格迥异的文字，我们看到的都是女性坚强的生命内核。”［4］刘铁群的评论感性中不乏理性，能切中文本，击中核心，到位而精辟。她的批评既蕴含着批评家个体直觉的审美感知，又有批评家个体的内心世界与作家艺术世界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种批评家与作家、文本之间所存在着的相互依托的对话与共鸣关系凸显出了刘铁群的批评姿态，即文学批评同文学一样是需要生命体验的艺术。大凡优秀的文学批评文章都凝聚着批评者的审美体验和生命体验。只有用真诚的心去评价对象，才会有发自内心的感动和感悟，这样的评论才有体温、有灵魂。刘铁群做到了，她用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真切的生命体验和作者以及文本进行对话和交流。或许是一种同为女性的理解和感知，在她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她总在不经意间表达出一种若隐若现的感伤、困惑、不安、无奈、焦虑与坚韧。如在《寻梦与自救——评杨丽达的小说》中，“解花雨和青娥与杨丽达其他小说中的女主人公一样也在寻找梦想的路途中陷入了悲剧的旋涡。但小说叙述的重点并不是解花雨和青娥如何陷入悲剧，而是她们在困境中如何拯救自我。患抑郁症和发疯也不是解花雨和青娥最终的结局，而是她们拯救自我的具体方式。女性在反抗父权制文化规范、拯救自我的过程中往往被迫采取扭曲的方式，而且往往要付出代价。”［5］她的评论《在烈焰与寒冰中成长——论纪尘的长篇小说〈冰之焰〉》中，“她一生都在烈焰与寒冰中穿行，渴望自我疗伤与精神救赎。然而在烈焰与寒冰交织、碰撞的废墟中，她的疗伤与救赎一直伴随着混乱、仇恨、伤残、疾病、虚无和恐惧，但她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孤独前行。”“行走也是罗烈焰的生命姿态，她的坚强和倔强注定了她无法停止行走，无尽的行走使她必须面对孤独，而孤独的行走的历程让她逐渐实现了女性的成长和对生命的自觉。”［6］作为一个女性学者，刘铁群对女性的境遇的感悟敏感而深切，对女性对自身的悉察和理解使她设身处地地悉心体验作品提供的形象，她书写、挖掘各种细碎的女性个人体验，以此来展现女性真相、女性真相的复杂维度以及女性解放的艰难历程。

二、宽阔的学术视野与批评的深度指向

刘铁群感性的文学批评风格并不影响其批评的深度指向，相反，深厚的理论素养，宽阔的学术视野使她的批评感性中不乏理论的深厚度。她通常将评论对象放在文学史语境中，进行多维度剖析和论证，这使她在论述作家作品时，能有一个较为深远的文学史背景，这样就能深度触及其所论述的文学潮流、作家作品，能够客观地把握评论对象的定位与价值。例如在她的市民文学——鸳鸯蝴蝶派的研究中，以民初最具代表性的市民文学期刊《礼拜六》杂志为切入点，在细读《礼拜六》期刊的基础上，将杂志放在所处时代的文学史语境以及“文学场”（如期刊通过策划、生产、销售、传播构成新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对作家创作和读者接受的影响等）中进行深入挖掘，经过理论性与实证化分析后，精准切入了该流派小说文本世界的本质与内核：“《礼拜六》杂志是伴随着近代上海都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崛起出现的，是近现代上海社会由农业文明向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转型这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它的出现不是反动，更不是逆流，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7］280“《礼拜六》杂志与五四新文学之间的关系既不是敌对，也不是同路，他们是两个具有不同特点的文学分支。《礼拜六》杂志是现代都市未成型时期的市民文学，它选择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读者，满足了民初市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推动了市民文学向前发展，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不能用五四新文学的标准进行衡量。”［7］283在鸳鸯蝴蝶派的研究中，刘铁群将宏观审视和微观剖析相结合，作品论与作家论相结合，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多角度全方位地对鸳鸯蝴蝶派的真实风貌进行深入挖掘，有理有据、有史有论中完成了对鸳鸯蝴蝶派小说文学史意义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其文学史与理论概括的双重视野。另外刘老师将研究视角投注在五四时期被新文学非议，现在仍存在争议的民国初年影响颇大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杂志上，其对鸳鸯蝴蝶派的真实风貌以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和意义的重新发现，其对文学批评的意义与误区进行的反思体现了一种还原历史的追求、一种大胆探索和开拓创新的勇气和精神，同时也表现出其对批评责任的清醒理解。

刘铁群不仅有文学史语境的整体视野，而且还擅于在具体的问题建立起来的关联语境中，准确、娴熟地抓住这些文学史之间的内在联系，予以准确的意义，这使她的文学批评具有一定的学理的厚度。例如，她在论述《金庸的知识分子写作》时，从汉魏诗歌、唐代传奇、宋元话本一直到清代侠义公案小说文本的“侠”主题入手，论证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一种浓郁的江湖情结——对侠的热爱。她不仅把金庸的知识分子写作放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中进行考察，而且还把中国文学史上“侠主题”的书写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需求联系起来论述，进一步揭示出产生这种江湖情结的原因，然后论述现代文学中金庸的知识分子写作。这样的文学评论既有深厚度，又有新意。另外，刘铁群的文学评论除了追求史的厚度之外，还保持着对批评对象多维度的深度追求。还以她《金庸的知识分子写作》这篇论文为例，她不仅把金庸的写作放在中国古代文学以及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学史语境中做出深入解读，而且还从知识分子的江湖情结、作为知识分子的创作主体、金庸小说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层层深入的剖析论证，并在此基础上对金庸小说进行了客观的定位和评价：“金庸是以严肃的态度和知识分子的良知创作武侠小说的，他在武侠小说中表达的是他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金庸这一努力提高了他的武侠小说品味，使他的武侠小说获得了深刻的内涵。”［8］

三、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自觉的史料意识

新时期以来，由于西方理论的大量涌入、商业化的侵蚀等原因，“以论带史”、重阐释、轻史料的学风盛行，体现出一种浮躁的治学心态，它给现当代文学研究带来的伤害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了史料研究在学术整体结构中的重要地位。如王瑶、陈平原、严家炎等。王瑶曾呼吁：“在古典文学的研究中，我们有一套大家所熟知的整理和鉴别文献材料的学问，版本、目录、辨伪、辑佚，都是研究者必须掌握或进行的工作；其实这些工作在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关于史料的整理结集和审定考核的工作，也是现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予以必要的重视。”［9］一些学者也开始身体力行地将这种理念贯穿到他们的文学研究实践中，如陈平原的近代小说研究，金宏宇的现当代文学版本研究，范伯群的通俗文学研究等等，他们在对史料的挖掘与掌握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制高点。

在当下急功近利、学风浮躁的学术生态环境中，只有本着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才能具有对史料本质的认识，才可能对史料有独到的见解，即“史识”。研究者只有具有自觉的史的意识，他才会在研究中下工夫气力搜集原始的史料、可信的史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辨。刘铁群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严谨的史料规范意识和史料鉴别能力的学者。她的学术研究建立在阅读“原文”“原刊”的基础上，客观分析历史语境，力求还原文学真相。在研究中，把对史料的关注和及时掌握放在重要位置，对其加以充分运用，拓展研究界面，推进研究深度。在“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的研究中，刘铁群在细致阅读抗战时期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的同时，对一些史料的考证有了重要意义的发现，并书写了相关论文，如《沈从文〈芸庐纪事〉的相关史料问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8 期。《关于茅盾——雨天杂写——系列杂文的史料问题》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4 期。《凤子的回忆录与桂林版〈人世间〉的前身后世》发表于南方文坛2018年第6 期。在《沈从文——〈芸庐纪事〉的相关史料问题》中，刘铁群指出：“目前不少沈从文的年表、年谱以及研究资料对《芸庐纪事》刊发过程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史料错误。与此同时，不少收录《芸庐纪事》的文集在对该作品内容的处理上也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基于上诉问题，本文对《芸庐纪事》的相关史料问题作出考证与梳理。”［10］刘铁群在对曾刊载《芸庐纪事》的《人世间》《文聚》《益世报·文学周刊》等报刊进行阅读、梳理的基础上还原了《芸庐纪事》刊发过程的事实真相。并经过进一步考证分析指出，《动静》是独立的作品，有些版本不应该把它随意拼接在《芸庐纪事》 的内容中，《益世报·文学周刊》由于补充了被删改的内容，细节描写上更饱满生动、结构更有立体感，所以沈从文的全集或文集应以《益世报·文学周刊》刊登内容为准。这个史料考证是很有意义的，因为《芸庐纪事》是标志着沈从文“湘西叙事”转型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在沈从文创作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其内容、版本的考证将直接影响着小说的内涵和创作初衷。史料的发掘和考证将给文学史叙述带来深刻的影响。在《关于茅盾“雨天杂写”系列杂文的史料问题》中，刘铁群指出：“雨天杂写这组杂文，很多版本的茅盾全集、选集、年谱、词典在收录或表述中都存在史料错误，包括内容残缺、标题与正文张冠李戴、最初刊载信息混乱等。这些普遍存在的错误导致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在引用雨天杂写系列论文时陷入了史料的混乱。”［11］刘铁群在考查抗战时期文艺期刊《山水文艺丛刊》《阳光》《人世间》《野草》《笔阵》 的基础上，纠正了相关史料错误，以避免相关史料的使用持续陷入混乱的局面。在《凤子的回忆录与桂林版〈人世间〉的前身后世》中，刘铁群通过梳理查阅相关史料，经过细致的考辨，纠正了现存史料对《人世间》的初刊和复刊等描述中存在的错误和不严谨之处，对存在的各类史料差错给予了纠正。在学术研究中，这种不是臆断推理演绎，而是经过实证、贴近史实的可靠性考证的史料才可能有价值和说服力。研究者对文学史料的态度正是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基础，刘铁群在严谨务实的史料考辨研究工作中完善了她的学术素质，只有具备这种学术人格和学术品格的学者，才能做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研究。

刘铁群以她的才情、执着和勤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努力耕耘。在学术研究中，她以深入的文本细读回到文学本身，以宽阔的学术视野获得批评的理论深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建构自觉的史料意识。她的批评实践与研究成果能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