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攀，刘铁群

（1《.南方文坛》编辑部，广西 南宁 530023；2.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曾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当代广西文学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在全国范围内不断突围。从民族文学到区域文学，从三剑客到后三剑客，从独秀作家群到相思湖作家群，等等，可以说，文学桂军的内部应该是百花齐放的，但也难以避免地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和困境。你曾写过很多批评文章，尤其是关于广西文学的评论，如《〈灵渠〉与岭南世界的浴火重生》《“有我” 的散文世界——读梁晓阳的长篇散文〈吉尔尕朗河两岸〉》《论李约热小说对“恶”的书写》《行走与寻梦——论贺州女作家纪尘与林虹》《孤独地行走执著地追问——读何述强的散文》《回眸背景：“独秀作家群”中的女作家》等。对广西当下文学的发展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在这里我想首先了解你对广西当代文学总体状况的认知和评价是怎么样的？

刘铁群：回到广西工作后，我一直在关注广西作家，也陆续写了一些文章，但真不敢说熟悉。面对当代广西作家巨大的创作量，我的阅读还是非常有限的。在当代广西文化发展的历程中，文学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品牌和亮点。总体来说，1980年代是广西文学蓄积力量的时期，广西作家在凸显民族与地域特色的同时，也显露了反思的品格和开放的姿态。1990年代是广西文学崛起的时期，文学桂军以强劲的爆发力令文坛刮目相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与认同。21世纪之初是广西文学砥砺前行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广西文坛延续了1990年代形成的多元的走向、包容的姿态和开放的格局，50 后、60后作家依然持续推出力作，一批70 后作家也开始在全国产生影响。目前，广西文学整体发展势头良好，但也存在问题。比如各文体发展不均衡，1990年代以来，在全国文坛产生影响的广西作家主要是小说家，虽然也有不少诗人和散文家的创作可圈可点，但缺少拔尖的能在全国文坛产生重要影响的作品。近几年我注意到有些素质不错的广西作家发表作品数量很多，但是基本处于自我重复的状态，没有明显的自我超越，这是让人担忧的，创作力强劲固然是好事，但最终有说服力的不是作品的数量而是质量。我觉得广西作家在已经有良好发展的基础上，应该沉静下来，耐得住寂寞，进一步拓展格局与深度。我期待广西文学能继续繁荣发展并取得突破性进展。

曾攀：接下来请教一下关于桂林文化城的研究状况，桂林抗战文化城在现代中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曾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文学、出版、新闻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启迪着后来的桂林乃至广西的文化建设。你是桂林文化城的研究专家，具体来看，你最主要感兴趣的是哪一部分？当下的文化城研究存在哪些瓶颈，或说接下来桂林文化城的研究还有哪些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

刘铁群：桂林文化城研究是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传统科研项目，也是特色科研项目。林焕平教授、林志仪教授、刘泰隆教授、苏关鑫教授、黄绍清教授、雷锐教授、李江教授、黄伟林教授等几代学者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我是在黄伟林教授的影响下进入这个研究领域的。我硕士期间主要研究武侠小说，博士期间主要研究鸳鸯蝴蝶派文学，转向桂林文化城研究，实际上是离开我自己的舒适区，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完全从头开始，因此最初是比较艰难甚至焦虑的。但是随着查阅史料、阅读作品，我感受到了桂林文化城的魅力，抗战时期桂林的文化名人、文化盛况还有大量的旧期刊杂志都让我流连不已。在桂林文化城研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原始报刊杂志的研究。抗战时期桂林出版了大量的报刊杂志，这些报刊杂志保留了桂林文化城文学最原初的状态，也保留了一批珍贵的史料，这些都是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学的最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只有借助这些报刊杂志，我们才能够触摸当时的历史语境。目前桂林文化城研究存在的瓶颈是重复研究，这既包括文本解读，也包括史料梳理。不少人介入了桂林文化城研究这个领域，但有创新性的成果很少。这主要是因为多数研究者主要依赖前人的史料汇编、论文、专著以及新出版的作品集。我认为，将桂林文化城研究推向深入的重要途径还是深入阅读原始的报刊杂志，在深挖史料的基础上，将考证校勘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将朴学方法与现代意识相融合。当然，研究报刊杂志是一项及其艰苦的工作，没有捷径，要耐得住寂寞。

曾攀：既然桂林文化城在广西的现代史上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当代的广西文学如何延续桂林文化城的文学与文化传统呢？或者说，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应该以怎样的研究方式和呈现方式，让当代广西的文学文化发展能够有迹可循？

刘铁群：桂林文化城不仅在广西的现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它还具有全国乃至世界性的影响。我一直认为桂林文化城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应该成为广西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宝库，但遗憾的是，广西作家的创作并不关注桂林文化城题材。这一方面戏剧界比文学界做得好，比如桂剧《龙隐居》《破阵曲》都是桂林文化城题材，演出效果很好。另外，实景演出也可以关注桂林文化城题材，桂林的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主要凸显山水歌舞之美，吸引了大量的观众。抗战时期，桂林的奇山秀水间曾留下旅桂文人不屈抗争的身影，正如丰子恺在桂林写下的诗句：“独秀峰前谈艺术，七星岩下躲飞机”。如果以山水岩洞为背景，结合抗战时期旅桂文人的故事，策划有情节的实景演出，应该别具风格。与《印象刘三姐》的抒情唯美相比，这样的实景演出将是叙事的、震撼的。

近几年来，我也在思考桂林文化城的研究方式和呈现方式。我逐渐意识到，要打破传统的以论文、专著为成果的研究与呈现方式，拓展文学研究的言说空间。对现实介入的不足和在公共视野的缺席的确是当下文学研究的缺憾，文学研究者不应该把研究仅仅当作谋生的手段，不应该把自己降低为工匠，但也不能把文学研究作为远离人间烟火的自说自话和自娱自乐。文学研究者可以尝试走出局限在圈内的交流，走出相对自足的文学世界，去拓展更开阔的言说空间，去介入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去影响观众和读者的审美倾向，从而在文学艺术的实践活动中有所作为。黄伟林教授带领广西师范大学的团队策划新西南剧展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新西南剧展活动始于文学研究，又突破了文学研究的小圈子，在文学教育、文化传承和文化导向三个层面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传统的论文和专著显然无法达到这样的研究效果。

曾攀：近些年你将很大一部分的重心放在了史料整理与研究上，如《沈从文〈芸庐纪事〉的相关史料问题》《关于茅盾“雨天杂写”系列杂文的史料问题》《凤子的回忆录与桂林版〈人世间〉的前身后世》这是不是在深入研究桂林文化城时的发现及延伸的结果？可以说一下你这方面具体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机缘和思考促使你沉浸于史料的世界？

刘铁群：对，这正是我在研究桂林文化城文学时的发现及延伸的结果。我前几年的主要精力花在桂林文化城文艺期刊研究上。在对一个个期刊做深入的个案研究的时候，我发现不少史料汇编对期刊的描述有错误。在对期刊中的文学作品进行细读的时候又发现，不少研究资料对作品刊发过程及相关信息的描述有误，而且不少文集，包括一些权威版本的文集在收录作品时对内容的处理也有错误。我对这些史料问题进行了梳理与考证，比如关于茅盾在桂林创作的“雨天杂写”系列杂文，我发现很多版本的茅盾全集、选集、年谱、词典在收录或表述中都存在史料错误。这也就导致数量颇多的研究者在论文或专著中引用了错误的文献。还有沈从文在桂林发表的《芸庐纪事》，目前不少关于沈从文的“年表”“年谱”以及研究资料对《芸庐纪事》刊发过程的描述存在明显的史料错误。与此同时，不少收录《芸庐纪事》的文集在对该作品内容的处理上也有比较严重的错误。不仅后世研究者在史料处理上有错误，当事人的回忆也会发生错误。凤子在1979年第3期的《新文学史料》上发表了回忆录《〈人世间〉的前前后后——回忆叶以群同志片段之二》，这篇文章对桂林版《人世间》的回忆就有明显的错误，而她的错误又导致很多史料汇编出现了错误。同时，我发现秦似、骆宾基的一些回忆也有错误，很多史料问题我还在陆续梳理，今年也会相继完成一些论文。做期刊研究发现的这些史料问题对我有很大的触动。现在多数研究者都依赖新出版的文集和经过二次整理的研究资料，那么，如果作品和研究资料都存在问题，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建立在哪里？我对现代文学研究中史料问题的严重性有了切身体会，也更进一步意识到史料梳理与研究的重要性。我还有一个重要的感受，史料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精神上的危机。在高校工作二十多年了，出于爱好，也出于职业需要，断断续续地在写论文。但我常常陷入一种困惑，我写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但是沉浸于史料的世界中，感觉不一样了，每一个史料发现，每完成一篇文章，都伴随着欣喜，我能确信自己做了一点对文学研究有意义的事情。另外，我对史料感兴趣，与我的导师吴福辉先生有关。吴福辉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史家，他高度重视史料，要求我看原始期刊，我在读博士期间就培养了对期刊研究的兴趣。现在，先生年过八十了，还跟我讨论史料问题，而且我有了史料发现，他跟我一样高兴，还对我的文章提出建议。

曾攀：从话剧《秋声赋》到《花桥荣记》的改编以及演出的成功，可否请你谈一谈作为文学研究者、文学批评家与作为话剧编剧和导演之间的差别？两者之间是否有相通之处？你也曾写过《桂剧〈破阵曲〉的编剧艺术》《新西南剧展与文学教育之美》《文学研究与公共视野——从新西南剧展看文学研究介入现实的可能及意义》，你认为大学应该如何更好地开展话剧活动？话剧对文学教育能起到什么作用？

刘铁群：你说的《秋声赋》等话剧改编、导演，也就是新西南剧展活动。在新西南剧展中，我们组织学生演出话剧，并不仅仅是为了推动校园文化活动。新西南剧展是科学研究、教学改革与服务社会的三位一体。演出剧本的选择标准、改编过程的内涵挖掘、导演过程的美学思考都属于桂林文化城研究的内容，我们是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将文学研究与话剧舞台实践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当一台话剧呈现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校园话剧，它也是我们的科研成果。虽然在学校的科研考核中无法登记这样的成果，但我觉得它的价值并不低于论文或专著，而且可以在学生和市民观众中发挥远远超出论文和专著的影响力。文学研究者与编剧、导演是不同的身份，而且往往各司其职、互不越界，这并不是好事。现在很多名著改编被观众吐槽，认为是糟蹋名著，如果能有高水平的研究者介入，也许这一现象会得到改观。学者朱栋霖参与改编评弹《雷雨》获得的成功就是很好的启示。目前很多高校都在上演校园话剧，但多数校园话剧相当于是学生自己组织的课外娱乐活动，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要想让校园话剧得到实质性的提升，需要专业教师的介入和专业课程的主导，这样能实现教师与学生、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的多赢。对于文学教育来说，话剧演出具有重要的意义。文学是艺术，文学教育应该是美的。同时，文学也是语言的艺术，文学之美需要通过阅读、想象的过程去间接体会。借助话剧的形式将经典文学作品搬上舞台，可以借助音乐、舞美、表演、台词等综合手段使文学之美得到更生动、更直观、更全面的呈现。因此，学生参加演出或观看话剧的过程也是接受文学教育的过程。只是受教育的场地由课堂转向了舞台，形式由单纯的讲授转向了综合的审美。这种转变实际上是使文学教育以美的形式传达美的内容，也使学生学习的过程变成审美的过程。

曾攀：你与黄伟林教授一同总主编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可以说一下当时你们一起策划的情况吗？最初的愿景是什么样的？《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丛书共18卷，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史料等。你负责的是散文卷和诗歌卷，这也是整套丛书最为繁琐细碎的部分，你当时遇到的最大的困难在哪里？

刘铁群： 这套书主要是黄伟林教授策划的，在策划的过程中我们一起讨论、商量过。我们最初是先策划了《广西多民族文学经典（1958—2018）》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史料七卷。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18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60 周年，黄伟林教授希望在这个时间节点编一套最完备、最系统、最规范的广西当代文学选集，他将这套书的编选目的概括为七个方面：一是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多样性、区域性和多民族性的文学样本；二是展现广西壮族自治区60年的文学实绩；三是为广西当代文学经典化提供基础文本； 四是为广西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夯实基础；五是为广西高校中国现当文学学科建设培育特色方向内容；六是为广西本土文学阅读配置专业化导读； 七是为广西当代文化积累提供建设性工作。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参照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也融入了很多自己的想法。我觉得黄伟林教授在编选体例中设置的文学史评价、创作评论和作品点评几个板块特别有创意，这就使这套文学作品选集不是普通的作品汇编，它还具有了学术的价值，展示出了广西文学的影响力。2019年，我们在这套书的基础上补充了1919年至1957年的内容，修订了1958年至2019年的内容，也增补了一些2019年的内容，编辑了《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

在我负责的部分中，我感觉难度最大的是对1930年代的广西文学的挖掘。关于1930年代的广西文学，不管是文学史还是相关论文，基本上都是简单提一下1938 之后，也就是桂林文化城初期的创作。这似乎意味着1930年代广西文学极其薄弱，本土作家更是极其稀有。但实际上，1930年代是广西现代文学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广西刊载文艺作品的期刊和报纸明显增多，这些报刊都刊载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等，这说明广西籍的作家和读者队伍都在壮大。但遗憾的是多数作者的信息目前无法考证，而且这些报刊没有数字化，查阅过程非常困难。不过，有困难的问题往往意味着它有价值，在艰难的查阅中，还是挖掘出了一些作家作品，这些作品可以改变我们以往对1930年代广西文学的看法。也正是因为完成了这些基础工作，我觉得这一阶段的文学有挖掘和研究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广西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我目前已经开始做1930年代广西文学研究的课题，希望能在细读1930年代广西的报刊杂志的基础上，挖掘被忽视的重要作家，还原1930年代广西文学的真实面貌。

曾攀：《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 丛书将百年广西文学的起点移至了1919年，事实上是将广西文学的传统回溯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文学实现对接，你觉得这样设置的依据何在？广西文学的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来应该是多元的与丰富的，对此，如何看待广西文学的多重回溯与延伸？

刘铁群：《百年广西多民族文学大系（1919—2019）》 丛书是对一百年来广西文学的创作进行系统的检阅与整理，在时间上回溯至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五四文学实现对接，这符合广西文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五四时期，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在文学的发展上明显滞后，这是事实。但五四时期是广西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也是事实。五四时期，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广西作家不多，他们主要是异地求学，接受新文化、新文学、新思潮影响的文学青年，韦杰三、梁宗岱等是典型的代表。他们的创作带明显受到五四新文化的影响，有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些作家的创作让广西的现代文学有了一个虽然稚嫩，却充满生机的开端，预示了广西文学无限的可能。如果我们把目光回溯到五四时期，再梳理每个时期广西文学的创作，就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以来广西文学如何在新文学、新思潮的影响下逐渐建立起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现代性，看到百年以来广西文学如何经历了从落后到崛起，从单一到多元的艰难而又曲折的发展轨迹，也可以看到广西多民族作家的执著奋斗与积极进取。如果想具体了解这个发展过程，可以阅读黄伟林教授刊载于2019年《南方文坛》第6 期的论文《广西文学百年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