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元

（河北大学 哲学系， 河北 保定071000）

《周易》中六十四卦，历来获得学者们诸多注解，卦注一方面是对本卦原义的探讨，另一方面也多含有注者自身的诠释。经典之于诠释者所具有的意义“总是同时由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因而也是由整个客观的历史进程所规定的”[1]，经典在不同时期自然也会获得不同的意义。《咸》《恒》两卦作为《周易》下经之首，也获得了后世学者较多的重视，对此二卦之义的解释也关乎学者自身的思想立场。马一浮曾谓“下经首《咸》《恒》，明人道之应乎《乾》《坤》也”[2]359，赋予《咸》《恒》两卦统摄人事之言行的特殊意义。马氏通过对《咸》《恒》两卦的解释，展开了其易学思想，然而学者对此并未予以重视，本文试为辨析，借马一浮对《咸》《恒》二卦的解释，以明马一浮易学之宗旨。

一、马一浮《咸》《恒》释义

马一浮对《咸》《恒》二卦的阐释，不重其原始义，而重其统摄义。以《咸》《恒》二卦统摄人事之言、行二科，是马一浮对《咸》《恒》二卦所作的创发性阐释，这一方面固然有着马一浮自身的易学立场，另一方面也与《咸》《恒》二卦本身的含义相关，考察《咸》《恒》两卦在《周易》中的象义对我们探讨马一浮的阐释有着基础性的助益。

《咸》《恒》两卦乃是下经之首，一般认为，《咸》卦下艮上兑，象征交感；《恒》卦下巽上震，象征恒久，历来对这两卦的解释也多遵从此意。

首先，关于《咸》卦，其卦象下艮上兑，象征交感。李贽曾谓此卦“取象最难，胶于习闻者，读亦未必知”①关于《咸》卦取象，王夫之曾谓：“卦以利用，则皆亲乎人之事，而惟咸则近取诸身，何也？义莫重乎亲始，道莫备乎观成。以始为亲，故寂光镜影，量乍现而性无体者，不足以为本也。以成为观，故滒淖纤靡，视则希而听则夷者，不可得而用也。此圣人之本天道、观物理、起人事以利用，而非异端之所得而乱也久矣。”（参见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77 页。）[3]。然而《咸》卦之难解，并不只在于取象，又常在于后人胶于习闻，因此又多有学者探原此卦本义，并以为后世注解多不可取。当然，我们并不认为所谓本源性的解释就绝对契合于卦义原旨，与其一味地肯定或否定某种解释，不如深入考察前人释义的立场与其得失之处，方是真正考镜源流。关于《咸》卦经文，《经》曰：

咸。亨，利贞，取女吉。

初六，咸其拇。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五，咸其脢，无悔。

上六，咸其辅颊舌。

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言：“‘咸’，感也，此卦明人伦之始，夫妇之义，必须男女共相感应，方成夫妇。既相感应，乃得亨通。若以邪道相通，则凶害斯及，故利在贞正。既感通以正，即是婚媾之善，故云‘咸，亨，利贞，取女吉’也。”[4]26以感释咸，基本符合此卦大义，后世学者也多遵从此意，只不过在孔颖达看来这种相感在于男女婚媾之感，至于宋明则又多被引申解释为天地人心之感，以至普遍的事物感应之理。《彖》辞中曾谓：

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咸》卦卦象为上兑下艮，兑为柔，艮为刚，兑为少女，艮为少男，故此卦应象征刚柔相感、男女相感。至于宋明儒者，则立足易传，多赋予此卦道德色彩，如朱熹言：“咸，交感也。兑柔在上，艮刚在下，而交相感应。又艮止则感之专，兑说则应之至。又艮以少男下于兑少女，男先于女，得男女之正，婚姻之时，故其卦为咸。”[5]128男女婚姻应入于正、得其时，这是宋儒基于理学对此卦的阐发。现代学者也有主张去除解经过程中的理学色彩，以男女身体之交感来复原此卦，然而即便去除以往解释中的道德色彩，也不能摒弃其交感之义。

至于《恒》卦，则被普遍认为是言恒久之道。经文曰：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九二，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四，田无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上六，振恒，凶。

虽然恒之道并不易言，但以恒久释恒卦之旨的解释思路却得到普遍认同。《彖》辞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此卦虽是言恒久之道，却不离变，孔颖达正义曰：“恒，久也。恒久之道，所贵变通，必须变通随时，方可长久。能久能通，乃无咎也。恒通无咎，然后利以行正。故曰‘恒。亨，无咎，利贞’也。”[4]47守正处恒，以应人事天道，当为此卦之启示。朱熹亦以常久之道言恒，谓：“恒，常久也。为卦震刚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风二物相与，巽顺震动，为巽而动。二体六爻，阴阳相应，四者皆理之常，故为恒。其占为能久于其道，则亨而无咎。然又必利于守贞，则乃为得所常久之道，而利有所往也。”[5]131天地万物得其所恒，故能长久，人得其所恒，故能无咎，然而得恒之道，在于守正，人如能守正处恒，则可与天道共享长久。故此卦之旨，多被训释为守正处恒以得常久之道。

历来对《咸》《恒》二卦的解释虽多能以相感与恒久训释，但对于相感之理与恒久之道的具体原则却有着并不一致的看法，当然，我们可以把这相同的主旨解释视为对卦义的还原性阐释，而把一些不同的解释视为创发性阐释。但是，考察马一浮对《咸》《恒》二卦的阐释，却能从中得见两种阐释方式的交融。

二、《咸》《恒》与言、行的关系性阐释

观马一浮对《咸》《恒》二卦的阐发，可知其是以《咸》《恒》统摄言、行二科的，马氏谓《易》“以《咸》《恒》统言行”。然而这种创造性阐发并不意味着其对历来学者阐释思路的拒斥，相反，马氏颇深于《咸》《恒》二卦所具有的相感与恒久之道。马一浮曾谓：“合《艮》《兑》而成《咸》，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之感以虚受也。”[2]359此即是以感释咸；又有言《恒》卦：

《易·恒》之《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夫雷风动荡，是变也。立不易方，是恒也。事殊曰变，理一曰常。处变之时，不失其常道。斯乃酬酢万变而无为，动静以时而常定。故曰：吉凶之道，贞胜者也。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2]3

可见，马一浮对于《咸》卦之相感之义与《恒》卦之恒久之义是有着深刻理解的。然而在对《咸》《恒》两卦的解释上，马一浮并未执着于对两卦的卦爻辞进行阐发，而是用《咸》《恒》两卦来统论言行，注重发挥《咸》《恒》二卦对言、行的统摄作用。

这首先需要我们明了言行在马一浮易教思想中的地位。在马一浮的易学思想中，言行占有较高地位，马氏谓：

圣人示人学《易》之要，所以崇德广业者，必以言行为重也。天地之道，所以行变化、成万物者，雷风水火山泽是已。人之道，所以定吉凶、生大业者，视听言动思是已。岂别有哉！六子并统于《乾》《坤》而五事约摄于言行，故圣人重之。[2]358

言行，不仅是人事之重者，而且关涉到个人的进德修业，能统摄人事，是入圣法门。故在马一浮看来，君子对于言行不可不加以重视。其言：

圣人之道、《易》之道皆寄于言行。凡夫、小人，亦有其言行，则为凡夫小人之道。《易》之为教，正在简去此过，使与圣人同得同证而已，非有其他。如此，言行焉得不审？[2]364

通过考察马一浮有关言行的论述，可知其言行观有两方面：一是圣人之道寄于言行，学者要明察圣人与易道之言，识得入圣法门；二是要庸言庸行，做谨言慎行的工夫。因此，言行在马一浮易教思想中也就具有了重要的地位：一方面言行是“易道之所由行”，要善于知言；另一方面言行是“人道之所由立”，应庸言庸行。如此，言行可以沟通人道与天道或易道，马一浮之言行观便具有了基于人事的工夫论面向。

那么，马一浮是如何将言行与《咸》《恒》二卦相配的呢？这其实在于马一浮观象尽意的解卦方式。马一浮之易学汉宋兼采，既重视义理又兼顾象数①龚鹏程认为，马一浮“整个象数观，正是不拘汉宋，而‘数在象后，理在象先’的。序说附语云：‘数在象后，理在象先。离理无以为象，离象无以为数。物之象即心之象也’，尽道宗旨”。（参见龚鹏程《马一浮易学管窥》，《中国文化》2013年第1 期，第80 页。），对王弼得意忘象之论并不赞同，其谓“学易之要，观象而已……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卦固象也，言亦象也，故圣人立象以尽意……然则观象者，亦在尽其意而已，何事于忘？”[2]338因此，马一浮在对易卦之解析上，亦由观象始。然而，马氏又言，观象必先求于《乾》《坤》，然后“观于《乾》《坤》六子之象，而六十四卦之象可知”[2]344。马一浮认为观象须从易卦生起之序起，即由数入，“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重卦六十四，即此八卦之行布阴阳、刚柔、往来、上下、进退、消息、变化之象也”[2]343。因此，在马一浮看来，欲明六十四卦之义，首先即在于观六十四卦之象，即观其卦象如何由八卦演变而来。故欲明了一卦卦义，必先明白此卦的卦象是如何因数理、经八卦而生成的，然后再因其卦象明其卦义②王汝华从观象角度讨论马一浮易学思想，认为：“就观象言，马一浮强调象是《易》的基础，象是意之寄托，因此学《易》未可略象，而观象重点在契会阴阳、掌握乾坤、观求‘十翼’，会参‘四句’等，至于观象目的则在尽意，观象旨要在于观心。”（参见王汝华《观“象”玩“辞”、观“变”玩“占”——由四个面向观马一浮易学》，《周易研究》2012年第6 期，第46 页。）。马一浮这种观象明义的解卦方式即见之于各卦的解析，《咸》《恒》二卦也就是由此获得了马一浮新的解释。

首先，马一浮以《咸》卦统“言”。咸本为感，其卦之能统言在于《咸》卦之卦象。《咸》卦之象乃上兑下艮，艮为止，兑为说，马氏通过对此卦象数的分析来解释卦义，谓：“《艮》以一阳止二阴于下，所以为止……《兑》以一阴居二阳之上，阴说于阳而为阳所说。”此言合于艮为止，兑为说之义。又言：“《兑》是有言之教，《艮》是无言之教。”兑为说，可解释为言说之义，艮为止，能解释为静默之义。由此马一浮将《艮》《兑》两卦之象与言语之教结合起来。故而以上兑下艮为象的《咸》卦自然统于言教。因此，《咸》卦之对应于言，并非是因为《咸》卦卦爻辞中所具有的感应之理，而是因为《咸》卦之卦象的缘故，这也与马一浮观象明义的解卦方式相符合。

其次，以《恒》卦统“行”。《恒》卦之义为恒久，而其能统行亦在于《恒》卦之象，《恒》卦上震下巽，震为雷，巽为风，皆为变动之象，雷风相与，其象为恒。故《恒》卦虽为恒久，而恒久之道在于合理的变动，唯变为恒，所谓“四时变化而能久成”（《易传·彖》）。朱熹也曾言：“恒，常久也。为卦震刚在上，巽柔在下。震雷巽风二物相与，巽顺震动，为巽而动。二体六爻，阴阳相应，四者皆理之常，故为恒。”[5]131动与恒看似对立，实则统一，动是恒之表象，恒是动之属性。帛书易传《衷》中言“恒言不已”[6]，不已即是不止、不停止，也可以说是有恒心的行动。故可知，“动”为震、巽二象之特征，动即为行，故《恒》卦之可以统“行”，亦在于是。

因此，马一浮以《咸》《恒》二卦统言行，即在于此二卦所具有的卦象，言用《艮》《兑》，行用《震》《巽》，马氏以为“此先儒所未言，然求之卦象，实有合者”[2]359。故而，马一浮谓：“或语或默，《艮》《兑》之象也。《艮》止，《兑》说。或出或处，《震》《巽》之象也。《震》起，《巽》伏。言出乎身，加乎民，山泽通气之象也。行发乎迩，见乎远，雷风相薄之象也。”[2]359《艮》《兑》象征山泽，山泽相通便有语默之象，成为《咸》卦之义；震、巽象征雷风，雷风相薄便有动静之态，成为《恒》卦之义。由此，马一浮通过解析《咸》《恒》二卦的卦象，将其卦义与言行联系起来，并以此二卦统摄言行。因象取义，人之言行二科便统于《咸》《恒》二卦，又因为言行乃人事之大者，故《咸》《恒》二卦又可以说能统摄人事。

三、马一浮释卦的哲学致思

以《咸》《恒》统言行，是马一浮的创造性发挥，这种观念背后有着马氏自身的易学思想。若究论何以用《咸》《恒》统言行，其原因除了《咸》《恒》二卦本身之象义外，还与《咸》《恒》二卦的卦位和马一浮六艺之教的理论相关。

首先，《咸》《恒》二卦处下经之首，在马一浮看来，这种卦位具有其独特的意义，即与《乾》《坤》为上经之首相应，马氏谓：“下经首《咸》《恒》，明人道之应乎《乾》《坤》也。”[2]359故而，在马一浮看来，易之上经与下经具有不同的指向。虽然孔颖达曾言：“先儒皆以上经明天道，下经明人事。然韩康伯注《序卦》破此义，云：‘夫《易》六画成卦，三才必备；错综天人，以效变化。岂有天道、人道偏于上下哉？’”（《周易正义》）然而，马一浮并不持这一看法，他仍旧依从前言，以为上经在于《乾》《坤》二卦，下经统于性、命两字。故言：“效《乾》《坤》之用者，莫大于《坎》《离》，顺性命之理者莫要于言行，故上经终《坎》《离》，下经首《咸》《恒》。”[2]358马一浮曾言“《易》以天道下济人事”[2]95，因而，在马氏看来，易之上、下经的分别正应于天道与人事的判别。然而，马氏又谓“隐显不二，天人一理”，虽有天道人事之别，然又全系于一心。故而，天人之别乃系于人心之理，言行之教皆为开权显实，以人事合于天道者。

马一浮做这样的阐释与其自身的易学思想密切相关，借由对天道－人事的判别阐发，马一浮所要辨明的其实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天理乃是对本体的彰显，人事则开工夫的向度，天人一理的观念则透显着对本体与工夫的综合。马一浮谓：

三材之道所以立者，即是顺性命之理也。凡言理，与道有微显之别。理本寂然，但可冥证，道则著察见之流行。就流行言，则曰三材；就本寂言，唯是一理。性命亦浑言不别，析言则别。性唯是理，命则兼气。理本纯全，气有偏驳，故性无际畔，命有终始。然有是气则必有是理，故命亦以理言也。顺此性命之理，乃道之所以行。不言行而言立者，立而后能行也。顺理则率性之谓也，立道即至命之谓也，故又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此《易》之所为作也。知圣人作《易》之旨如此，然后乃可以言学《易》之道。[2]341

虽然马一浮仍判上下经以应于天道、人事，但人事之穷理尽性的工夫本身即是对天道的复归，马一浮对学易之道的阐释也从工夫论的维度实现对本体的彰显，“顺性命之理”即是实现本体－工夫合一的大易之旨。郭齐勇认为，“由本体论进入工夫论、修养论，马先生讲‘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乾坤合德，故‘性修不二’。……着意于本体－工夫论。”[7]6因此，《咸》《恒》二卦作为下经之首，一方面因言行统摄着人事，另一方面也是本体与工夫相综合的关键。

其次，马一浮借由对《咸》《恒》二卦的解释展开了其六艺理论。其一，是以《易》为六艺之原，“六艺之教，终于《易》而已”[2]337，以《咸》《恒》二卦统言行，也即是为了说明《易》如何为六艺之原。马一浮谓：“《易》以《乾》《坤》统礼乐，以《咸》《恒》统言行，则《诗》《书》《礼》《乐》之旨在焉。亦要存亡吉凶，居可知矣，则《春秋》之义在焉。故《诗》《书》《礼》《乐》《春秋》之教，皆统于《易》，所以为六艺之原。”[2]376马氏既言《易》以《乾》《坤》统礼乐，那么在其看来《咸》《恒》也就统摄《诗》《书》二艺。若析而论之，则《咸》卦统《诗》，《恒》卦统《书》，马一浮言：“《诗》以道志而主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以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而出以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皆《诗》之事也。”[2]15又“《诗》以感为体，令人感发兴起，必假言说，故一切言语之足以感人者，皆诗也。”[2]65可知在马一浮看来，《诗》主言，又以感为体，而《咸》卦以感为义又统言语，故《咸》卦能与《诗》教相配。至于《恒》卦，马一浮似乎在处理问题上遇到了困难，按照上文《易》以《乾》《坤》统礼乐，《恒》应被用于统摄《书》教，然而按马一浮思想，“《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2]57。《书》教与《恒》之统行并不相配，反而《礼》教之主行却可配于《恒》卦①马一浮谓：“《书》以道事。事之大者，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书》之事也。《礼》以道行。凡人伦日用之间，履之不失其序，不违其节者，皆《礼》之事也。”可知礼教当主行，而书教当主政事，在与《恒》卦的统摄问题上，《礼》比《书》具有与之更为紧密的关联。（参见马一浮《复性书院讲录》，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 页。）。故可知，马一浮虽以《咸》《恒》统摄言行，但如何借此将六艺之教终归于《易》，马氏之阐释仍可商榷。当然，我们仍然可以为马一浮进行辩护，毕竟无论《书》《礼》，都是对应着人事之维度，而且作为道政事的《书》也未尝不与人的行为实践相切，又马一浮曾谓：“《书》教之旨即是立于礼。……学者渐濡于《书》教之久，必能有见于此，而后知立于礼之言，与《书》教相通也。”[2]72无论如何，马一浮在阐发《易》为六艺之原的问题上并非全然无碍。其二，马一浮这种阐释是为了阐发其六艺之教，他以易教统摄六艺，又以六艺统摄一切学问。马氏不唯以六艺统摄诸子与四部，且以六艺统摄西来一切学术，以为自然科学统于《易》，社会科学统于《春秋》，文学艺术可统于《诗》《乐》，政法经济可统于《书》《礼》。马一浮认为，六艺之能统摄一切，即在于六艺本是人性分内所具的事，是具有普遍性的。故而，“一切道术皆统摄于六艺，而六艺实统摄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体大用也”[8]。

总而言之，马一浮对《咸》《恒》二卦所做出的解释乃是应于其易学思想。从阐释方式上来说，马一浮以《咸》《恒》统言行，是出于其观象达意的解经方式，通过这种解释，马一浮展开了其易教思想；从易学要旨上来说，马一浮赋予《咸》《恒》二卦独特的意义，马氏认为易之旨在于沟通天人以及本体与工夫的统一，而《咸》《恒》两卦正是易以人事合于天道的关节点；而从易教本原上来说，马一浮借由对《咸》《恒》二卦的阐释，完成以易教统六艺的理论系统，又以六艺统摄一切学术，最终又都归摄于一心②关于马一浮之六艺心统论，成中英认为：“马氏此说最大的特色是只谈六艺的精神面貌，而不问此一精神面貌如何得来。也就是不问六艺每一经的德性如何建立起来，不问一个心灵对德性内在的体会与融通的诠释。”（参见成中英《马一浮的“六艺心统说”与儒家经学的哲学意涵：从“经典诠释”到“本体诠释”》，《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 期，第30页。）然而，通过考察，我们可以看出马一浮是试图用其易教理论对六艺加以融通的，但其所遇到的问题也正在此。。当然，马一浮在阐释时也遇到一些困难，比如《恒》卦之何以统于《书》，仍是值得商榷的，但我们也能从中看出马一浮对其自身易学思想的坚守，有着儒者承继道统与挺立民族文化的理想。故而可以说，马一浮对《易》卦的解释是与其自身思想相结合的，马氏以解卦来展开自身思想，又以自身思想统摄易学，呈现出双向的互动。这种知通统类的经典诠释方式，也成为马一浮思想的一大特色，成为我们深入研究马一浮思想的一个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