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阳 ，沈文辉

(1.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2.湖南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4)

文在寅上任之际，韩国内外交困。一方面，韩国政局剧变，朴槿惠遭到弹劾提前下台。另一方面，朝鲜极速推进核导建设，美国对朝采取“极限施压”政策[1]，将朝鲜半岛推至战争边缘。韩国引进“萨德”，损害了周边国家的战略安全利益，韩国安保不确定性进一步上升。由于安全是国家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文在寅在宣誓就职时承诺：“我将全力以赴实现半岛和平稳定，必要时，将随时访问华盛顿、北京和东京。如果条件成熟，也会访问平壤。”[2]随后，他在介绍新政府将采取何种对朝政策克服朝核危机时强调：“继承对朝‘阳光政策’解决朝核问题是关键。”[3]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随即展开，主要围绕朝核问题来设计和实施，从而在美韩同盟体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两条路径中做出利益最大化的战略选择。

一、美韩同盟体系下的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

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初期以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为主，包括“战略威慑”和“协助制裁”两种措施。一方面，在朝核问题愈演愈烈的环境下，文在寅政府不得不依托美韩同盟体系以获取安全保障，而美国则要求韩国对其半岛政策亦步亦趋，配合美国实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另一方面，文在寅政府又寄望于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能够迫使朝鲜终止核武力建设，避免半岛局势出现失控、战争的可能。可见，文在寅政府成立初期将对朝政策基调转变为“先制裁施压后协商”[4]，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战略的实施，既存在主动迎合的成分[5]，也是美韩同盟体系下文在寅政府获取安全保障的代价。

鉴于朝鲜核武力建设的极速推进，作为朝核威胁的直面者，韩国面临朝鲜的现实威胁是不争的事实。文在寅政府成立初期，为保证足够的国家安全优势，决定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在军事层面采取对朝“战略威慑”的措施，包括“推动美韩联合军演”和“提升自身防御力量”两种方式。

国家以自助原则获取安全的最终途径是建立军备[6]。国家能否实现安全，最终取决于国家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的权力或能力，而这种权力或能力的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国家的军事力量。因此，国家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地增大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1)转引自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186页。。因此，韩国在与美国进行联合军演的同时，还通过加强与美国的军备合作，包括增加军备进口、扩大军事部署，企图在有限的时间内构建出应对朝鲜核导威胁的战斗力，强化对朝鲜的战略遏制力以保卫韩国安全。

基于对安全的焦虑与渴求，文在寅政府采取对美半岛政策的战略“追随”，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这是美韩同盟体系下韩国对朝安全政策的实质内容。文在寅政府通过“协助制裁”推动国际社会对朝实施制裁，压制朝鲜的经济发展：一方面，压缩朝鲜核导开发的资金来源，减缓朝鲜核武力建设的推进速度；另一方面，朝鲜受制裁后亟需经济发展空间，一定程度上能为韩国带来“以经济促和平”的契机。

核导开发是资金的吸纳器，考虑到朝鲜在过去数十年中步履维艰的经济状况，美国认为通过经济制裁切断其资金来源势必使其就范。文在寅上台后，采取对美半岛政策的战略“追随”，军事上对朝实施“战略威慑”，经济上则以“协助制裁”的方式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的实施。

制裁是特朗普政府对朝“极限施压”的主要手段，作为对朝制裁的主导者，美国的制裁特点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文在寅政府在采取追随美国对朝“极限施压”的过程中，作为对朝制裁的助推者，充分迎合美国对朝鲜的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并基于其“中等强国”[7]的身份认知、定位和韩朝经贸往来状况，在对朝制裁方面充当着“协助者”的角色。因此，在追随美国半岛政策的同时，文在寅政府呼吁国际社会落实对朝制裁方案，努力与相关各方达成对朝制裁共识。

文在寅总统执政以来，以美国为主推力，共同促成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4项对朝制裁决议案。韩国不仅积极参与制裁决议的制定与落实，文在寅总统更多次与各国领导人进行通话，协调各方共同采取对朝制裁措施，推动国际社会履行涉朝决议的有关规定。

除推动国际社会对朝制裁外，韩国自身也实施了对朝制裁。韩国外交部也参与了对朝单边制裁。内容包括：从2017年11月6日起，将就职于朝鲜金融机构的18名个人追加到制裁名单中[8]。至此，韩国对朝单边制裁名单增至97人。此次制裁无疑是配合美国9月26日颁布的对朝单边制裁方案，韩美均对朝鲜的金融从业者进行制裁，且被制裁的对象皆是在世界各地的朝鲜银行代表，目的在于切断朝鲜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资金来源。文在寅执政后，韩国对朝单边制裁仅此一例，其根源在于：其一，韩国对朝经济制裁战略效能已达触底状态；其二，韩国对朝制裁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展现韩国追随美国以及配合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的意志，同时保留韩国“以经济促和平”的对朝战略选择空间。

总的来看，文在寅政府成立初期的对朝政策主要以“战略威慑”和“协助制裁”的方式配合美国对朝实施“极限施压”，此时韩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面临严重威胁，捍卫国家安全利益是文在寅政府的第一要务。韩国在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过程中，相比较对朝战略威慑，对朝制裁稍显次要，“新阳光政策”的实施更没有可操作空间。这是因为：其一，韩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朝鲜的常规武器，对朝经济制裁固然可以压缩朝鲜的经济空间，减缓其核导开发速度，但朝鲜的核武力并不能当作对韩国的直接打击能力使用。因此，对朝威慑和加强军备成为文在寅政府在有限时间内保障自身安全的最优先战略选择。其二，韩国对朝制裁的战略效能已达到触底状态，只能响应美国，推进国际社会落实对朝制裁的实施，制裁这件“武器”已不在其手，韩国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其三，自朝鲜战争爆发以来，朝鲜一直处于被国际社会或单一国家所实施的各种制裁的状态，然而国际社会对其制裁的有效性并不高[9]18-28，其抵抗制裁的能力可能比任何国家都强大。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谈道：“对朝鲜制裁没用，如果朝鲜感觉不到安全，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核计划。”[10]显然，从韩国的角度来看，对朝制裁并非见效快的良策，能否迫使朝鲜进行核冻结也尚未可知，制裁并不能满足韩国对安全的迫切需求。

基于上述几点，在美韩同盟体系的作用下韩国应对朝核危机时无法实现政策实施的完全自主，只能以捍卫国家安全利益为第一要务，从各层面配合美国对朝“极限施压”，美韩同盟体系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实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也反映出美韩同盟体系下韩国对朝政策的偏向性与被动性，更体现了在美韩同盟这一显性体系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只能对半岛的安全困境带来表面的缓解，无法解决其根源性难题，这与美国在美韩同盟中的主导性以及美、韩长远战略目标的偏差性密切相关。

二、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下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

2018年以来，半岛局势的逐步缓解使文在寅政府借助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实现其对朝“新阳光政策”成为可能。“新阳光政策”的逐步落实反过来推动了半岛局势的转圜以及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首先，文在寅实行对朝政策促进了朝鲜无核化的意愿；其次，实现了韩朝关系的相对缓和；再次，促成了有史以来美朝首次和谈，朝核问题的解决出现了契机；最后，进一步提升了东北亚区域经济整体合作的可能性。尽管“新阳光政策”实施的限制条件是多方面的，但它确实使半岛问题呈现出和平解决的态势。

文在寅政府以推进韩朝和解合作为突破口，迈出了实现半岛和平的第一步。“新现实主义认为，有些时候国家会选择谈判而不是战斗，因为‘合作’可以避免高代价的冲突并有利于保持和平与解决经济问题。”(2)转引自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4版，第54页。2018年伊始，朝鲜半岛局势出现转圜契机。为缓和半岛军事紧张状态，释放对朝外交空间，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文在寅政府调整对朝政策重心，将推进韩朝和解合作作为此时对朝政策的方向，当然这也离不开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中各国对韩国多方面的支持。这种政策调整包括“改善韩朝关系”“促进韩朝合作”两个层面。

(一) 改善韩朝关系

文在寅执政后多次表示要将发展韩朝关系与解决朝核问题并行推进，并提出诸多举措，韩国统一部发布的《文在寅的朝鲜半岛政策》将发展韩朝关系作为对朝战略和目标之一。由于2017年半岛紧张对峙的局势以及文在寅政府对美国“极限施压”政策的亦步亦趋，使对朝“新阳光政策” 缺乏实施的空间，而《板门店宣言》的签署为韩朝关系的改善带来了契机。

文在寅与金正恩共同签署的《板门店宣言》将朝鲜半岛的和解气氛推向了新高点。在此环境下，文在寅政府将《板门店宣言》的后续落实、韩朝和解的持续推进作为新阶段韩国对朝政策的努力方向之一。鉴于韩朝双方已组队参加平昌冬奥会并借此实现韩朝对话，接下来文在寅政府将继续推进“柏林构想”中尚未落实的倡议。作为不容易受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影响的地缘文化关系，加强地缘文化的相通、相容，可以进一步促进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与联合[11]。文在寅政府秉持这一思想和“南北诚意互动效应”[12]的理念，以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和加强文体交流建设为主，推进韩朝关系的改善。

首先，韩朝领导人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往往基于民族同质性和认同感，将人道主义问题的解决作为改善韩朝关系的探路石(3)据资料显示，1970年，韩国总统朴正熙发表宣言，试图改善韩朝关系，提议举行离散家属团聚活动，1972年正式举行了红十字会谈。韩国总统全斗焕执政时期，由于韩国发生洪灾，朝鲜对其援助救援物资。双方为改善关系，于1985年互派故乡文演访问团，代表韩朝第一次的离散家属会面。韩国总统金大中执政时期，为改善韩朝关系，签署了离散家属团聚协议，在2000年8月15日光复节举行了韩朝首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其后直至卢武铉执政时期，“阳光政策”被持续推进，离散家属团聚活动逐渐常规化。韩国总统李明博执政时期，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历经波折，最终中断。朴槿惠执政时期，为推行其“朝鲜半岛信任进程”中改善韩朝关系部分，于2014年2月20日重启离散家属团聚活动。。鉴于朝鲜半岛长期的分裂状态，以及离散家属重聚活动的紧迫性，文在寅总统早前在其“柏林构想”中就提出解决此问题，而其解决所需的外部环境已得到满足，韩朝双方迅速推动其解决方案的实施。其次，2018年初，韩朝共同组队参赛平昌冬奥会，《板门店宣言》的签署促使双方迅速开展文体交流合作以推进韩朝关系的改善，而加强双方文体交流建设兼具天时地利人和。透过近期韩朝在足球、篮球、兵乓球等体育领域的合作可以看出，双方组联队参赛将逐渐常规化，进而推进韩朝体育合作项目常态化。此外，双方就文化领域交流合作也展开了行动。韩国通过推动双方文化领域的交流，充分展现了对朝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在文化领域交流合作的诚意。朝鲜在推进双方文体交流合作方面与韩国持同样的积极态度，显然，这既是对文在寅政府“新阳光政策”的积极响应，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朝鲜与韩国双方和解合作政策的相向性和同质性。

(二) 促进韩朝合作

迄今为止，文在寅政府在促进韩朝合作的路线上先后从三个层面进行落实，包括：第一，维持合作共识；第二，营造合作环境；第三，创造合作条件。这三个落实层面均是在东北亚各国的支持以及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这一隐性体系下的共同合力，使文在寅政府对朝缓和政策及韩朝间合作的推进成为可能。

首先，经济增长缓慢、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一直是韩国难以摆脱的经济难题[13]，而东北亚地区尤其是朝鲜半岛的经济互补性强[14]、合作经验丰富等特点，为文在寅政府制定的“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提供了可行性空间，其“新北方政策”的落实也将韩朝合作包括在内。《板门店宣言》的签署意味着文在寅执政后韩朝双方首次就经济合作达成一定共识，但基于朝鲜半岛的特殊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国际经济环境，当前韩朝合作的实施条件尚不成熟。

保证朝鲜的合作立场不动摇、维持双方的合作共识是当前文在寅政府促进韩朝合作的重要课题，而《板门店宣言》的后续落实和韩朝双方的持续对话是文在寅政府使韩朝合作共识得以延续的根本保障。在促进韩朝合作上，文在寅政府与朝鲜有着共同的愿景，在国际制裁框架范围内韩国仍与朝鲜保持紧密的联系和沟通，合作虽进程缓慢但双方始终维持着推进合作的共识。

其次，经济问题与安全问题的重合一直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焦点与难点，同时也是朝鲜半岛地缘经济合作的特点之一。近年来，朝核问题固然是朝鲜半岛区域合作不可忽视的沉疴，但地区政治矛盾与冲突错综复杂，相关国家缺乏互信基础，也是制约韩朝合作机制构建的痼疾[15]。同时，政治、军事安全等非经济因素可以说是朝鲜半岛地缘经济合作的前提，如果没有政治、军事安全保障，没有经济安全，没有互信基础，就很难谈得上地缘经济合作[16]。

目前，鉴于国际社会对朝制裁的存在以及构建韩朝政治互信的复杂性(4)由于朝鲜半岛的历史沉疴及大国长期博弈所带来的影响，该地区地缘政治因素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在此情况下，半岛地缘政治纷争的“霍布斯”状态使得韩朝之间建立政治互信基础的难度偏高且更为复杂，它取决于多方利益的诉求。，建立军事互信、消除战争风险成为了韩朝间为了维持半岛和平和营造合作环境的理性战略选择。一方面，国家间互信一旦形成，国家间关系就不易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更容易维持长久和平[17]，有利于当前半岛和平的延续和地缘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另一方面，以军事互信为主建立互信基础更有利于延伸至其他领域，一旦无核化进展陷入长期僵持，半岛局势再反复的可能性则成倍提升，此时韩朝建立的互信基础则为彼此留下缓冲的余地。新自由主义强调，国际合作的成本与风险的降低，能够使国家间的合作成为可能，并产生稳定的效果预期[18]。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韩朝为推进双方合作所采取的建立军事互信的举动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可见，在半岛无核化进程持续推进的现状下，消除战争风险，构建互信基础，以此维护韩国的经济安全，营造合作环境是文在寅政府对朝经济政策至关重要的一环。

再次，文在寅执政后就当前半岛地缘经济格局，制定了将朝鲜包括在内的“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和“新北方政策”。金正恩表态朝鲜将以实现半岛无核化为目标，同时宣布朝鲜由“核武器与经济建设并举”路线[19]到“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发展”路线[20]的战略重心转移，这一转变为韩朝合作提供了战略实施空间，创造了合作氛围。显然，建立半岛地缘经济优势，促成韩朝经济合作能够满足双方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半岛的军事紧张状态。构建韩朝互信基础，提高相互依赖程度，使半岛和平状态得以维持，进而延续韩美朝三方对话解决问题是正确的路径。因此，维持半岛和平对话氛围为文在寅政府促成韩朝经济合作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为保持双方合作的活力与动力，文在寅总统还通过推动以韩朝俄三边合作为主的“新北方政策”，为韩朝双边合作创造外部条件，加强其对接内在空间。2018年6月21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演说，他强调：“朝鲜半岛正发生历史性转变，地区安全环境在韩美朝三方推动下逐渐趋于稳定……韩朝经济合作展开后，将扩大为韩朝俄三边合作，三方已在铁路、天然气管道、电力网领域开始了准备工作……通过开展三边经济合作维持半岛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全面发展，为建设东北亚经济共同体奠定基础。”[21]次日，文在寅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首脑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内容包括：双方关于推进韩朝俄三方合作项目达成共识，在东亚峰会机制框架内推进包括韩朝俄三方在内的多边区域合作建设，维持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通过多元化手段构建朝鲜半岛地区合作平台。

总的来看，文在寅政府“新阳光政策”的推进落实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互为推动。韩朝经济合作的和解政策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的带动下正逐步发挥积极影响，而韩朝中俄四国合作的实际落实也将使东北亚经济区域合作这一隐性体系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如果半岛无核化进程进一步推进，半岛安全得以保障，韩朝中俄四国完全可以通过电网合作、连接铁路、天然气管道、“一带一路”倡议等经济合作对接途径，共建繁荣的经济共同体，促进东北亚地区的共同繁荣。正如文在寅总统曾表示的，“韩朝经济共同体充当着使半岛和东北亚维持一个永久和平体制的作用。” 俄罗斯总统普京对此也积极回应，认为俄罗斯与韩国立场相同，支持韩朝铁路、天然气管道连接等项目。同时，“半岛新经济地图构想”将韩朝经济版图重新划分为三大经济圈[22]，并且谋求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的“新东方”政策实现对接。

三、双重体系下韩国对朝政策的现实困境

通过对处于双重体系下文在寅政府在不同时期的对朝政策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逐渐由韩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需求转向建立朝鲜半岛地缘经济优势，从而改变半岛地缘政治导致的安全困境。初期，以协助美国对朝“极限施压”为依据，以韩美联合军演和加强韩国军备合理化、常规化为重点，进而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对朝进行威慑与压制，同时辅以对朝制裁延缓其核导开发速度，获取军事武装的准备时间。中期，通过推动韩朝、美朝对话和谈判，实现朝鲜半岛局势缓和。当下，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的背景下，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繁荣成为文在寅政府的第一要务。只有半岛核问题得以解决，韩国安全才能获得持久的制度保障，才能摆脱发展空间的束缚，进而使经济、外交等领域的国际交流合作得以持续、稳定、有序、有效地运行。这说明，在半岛局势缓和的前提下，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在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中起决定性作用，长远来看，其政策收益远远大于美韩同盟体系影响下的对朝政策收益。显而易见，文在寅政府正逐渐从通过美韩同盟体系获取安全保障逐步转变至建立半岛地缘经济优势，从而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中获取安全依托，追求更多利益。

韩国所处的双重体系在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不同，而两者的独特性以及内在的矛盾性决定了它们难以平衡的特征。总的来看，美韩同盟这一显性体系在韩国的对朝政策中拥有更大影响力，原因包括美韩同盟体系的长期留存以及美国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虽为隐性体系，但它对半岛和平的作用以及对半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正与日俱增。虽然美韩同盟体系拥有更大影响力，但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确是发挥更多积极作用的一方，长远来看，双重体系的显性与隐性间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朝鲜半岛局势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的助力下产生了一系列向好的“化学反应”。 对比2017年朝鲜半岛剑拔弩张的紧张局势，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的和平发展态势表明，在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影响下，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转变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成果。然而，由于朝鲜核问题与美国以及中、日、俄等周边国家的利害关系交织在一起，因此东北亚地区安全与稳定的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 “美主韩从”的美韩同盟体系战略目标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的战略目标存在深层次的利益对冲，这使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境。半岛无核化进程中阶段性僵局反复呈现，即是双重体系的内在矛盾所导致韩国对朝政策的难以平衡且无法自主实施的直观外在体现。

具体来说，韩国将美韩同盟视为国家防卫的根基，是一种生死攸关的国家安全支柱，同时评价其为最成功的同盟(5)参见郑京永：《特朗普新政府安全政策的前景与应对》，韩国军事学会“第25届国防·军事研讨会”论文，2017年6月23日，第30页。。纵观韩国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美韩同盟作为韩国外交安全的基轴是毋庸置疑的。文在寅总统上任之初亦强调，将以稳固的美韩同盟为基础开展对朝外交政策[23]。然而，美韩同盟的存在实际上是导致韩国安全困境的根源之一。同时，“美主韩从”的美韩同盟体系也成为了实现半岛和平的难题。

朝核问题随着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已日趋复杂、牵连甚广。对朝鲜来说，核武器是“免遭敌人攻击的唯一有力保证，同时也是对付外来的、讹诈性的核强权巨大压力的唯一可靠保障”[24]。以美国为首的相关国家的制裁已使朝鲜日趋压抑，长期以朝鲜为假想敌的美韩军事同盟的强化以及大规模联合军演更加剧了朝鲜的不安全感。显然，朝鲜半岛反映了边缘地带国家——朝鲜，同边缘地带国家——韩国及其海洋国家霸权国盟友——美国的对抗，实力差距的悬殊迫使朝鲜追求核武器这一终极自助手段来捍卫国家安全，企图通过极速推进核武力建设以平衡美韩同盟的威胁，摆脱国家安全威胁的现实困境，这是地缘政治所带来的朝核问题的症结所在。然而，美韩同盟作为朝核问题的诱因之一却始终被韩美两国视为有效应对朝鲜的方式加以强化，致使半岛安全困境一度逼近战争边缘。可见，美韩同盟的持续强化对韩国借助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实施对朝缓和政策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冲击，使当前半岛现状偏离了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构想中的“和平共存、共同繁荣”这一目标，这表明了双重体系的内在矛盾及其对冲性质和难以平衡的特点。

尽管朝核问题的解决困难重重，但半岛问题的解决并非毫无思路。首先，韩国需要保障自身安全，在美韩同盟体系与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难以平衡的前提下，提升自身安全自主能力是韩国的首要目标。同时，以中国的朝鲜半岛无核化、不战不乱的立场作为政策基础，将半岛无核化与半岛和平机制的构建作为平行政策目标，而不是当前将两者挂钩的状态，这样才能有效平衡双重体系的内在矛盾，并行发挥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构建的相互促进作用。其次，身处双重体系下的韩国也需要谨防在处理半岛问题时采取的措施使双重体系失衡，从而发生与中国、俄罗斯、日本等周边国家交恶的情况，导致朝鲜半岛和平态势受到消极影响。此外，韩国对朝政策的自主实施离不开东北亚区域大国的协调，中美两国在韩朝问题以及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中所要建立的新型大国关系和战略信赖框架也是关键因素之一[9]28。

当前，由于美韩同盟体系对比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仍处于显性优势地位，半岛的安全阀并非掌握在韩国手中，而美国对朝鲜的施压与制裁，更大程度上是美国推行全球战略的需要，企图借此证实驻韩美军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为美国加强在韩国的前沿军事存在寻找借口，以此增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影响力与作用力[25]。因此，在美韩同盟体系仍将在韩国对朝政策实施中发挥主要影响力的情况下，半岛“冷和平”[26]的状态将被维持。

结 论

首先，在地缘政治上，韩国的“边缘地带”国家困境使其对朝政策存在难以弥合的逻辑缺陷。朝鲜半岛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他们是某些大国控制的对象，安全自主某种程度上是他们的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在半岛分裂的局势下，南北双方形成一种水火不容的竞争关系，双方互相敌视，互视对方为直接的安全威胁，双方都希望通过拥有战争的终极武器(核武器)来实现安全自主，而这恰为某些大国的深度介入提供了空间和契机，同时也使得各自更加失去了安全的自主性。

其次，韩国长期以美韩同盟为对外政策基轴，这也使文在寅政府对朝“新阳光政策”推进十分艰难。这是因为，在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美韩同盟体系下，韩国的角色、地位同以地缘经济为基础的东北亚经济合作体系下的韩国角色自相矛盾，这是文在寅政府“新阳光政策”存在的固有内在缺陷。

再次，在目前的地区和国际格局下，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可能避免核战争，但是它不可能解决朝核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半岛的安全钥匙首先掌握在美国手里，其次掌握在朝鲜手里。换言之，美韩围绕半岛无核化路径初期的相向而行虽令人鼓舞，但双方的貌合神离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目标与韩国自身在美韩同盟中的角色、地位不匹配，短期内能够实现半岛局势的缓和，但朝鲜半岛安全困境仍存，韩美联合军演反复以及局势骤变的可能并没有完全消除，朝核问题的最终解决以及半岛永久和平的实现不是韩国能够决定的，边缘地带所带来的的决策困境是文在寅政府对朝政策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最后，当前阶段，文在寅政府应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才能在双重体系的决策困境中探索出合理解决半岛安全困境的出路。其一，推动“双暂停”的常态化，将朝鲜停止核导试验与美韩停止联合军演同步推进，并将其推至“双停”模式；其二，促成韩朝经济合作与美国极限施压的脱钩，有效发挥“以经促政”的效应，优先将韩朝经济交往与韩朝安全互信进行挂钩；其三，在韩朝关系正常化、军事互信常态化的基础上，双方同步落实削减美韩同盟的威慑力与朝鲜核导及常规军事力量，将半岛的整体军事力量维持在一定的和平限度内，以此达成构建半岛和平机制的硬件基础。总的来说，这三方面的考量需秉持三位一体的思路，全方位、同步性地给予持续推进，从而最大限度确保各方在无核化问题上相向而行，这也是保持半岛和平、实现共同繁荣的根本道路。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的实现注定是一个曲折、坎坷、长期的过程，文在寅政府的对朝政策目标任重道远，韩国只有转向更加独立的外交，才有可能引导朝鲜半岛走出安全困境，实现半岛的持久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