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礼权

（复旦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上海200433）

比喻不仅是语言表达中一种有效而常用的修辞手法，而且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因此，在世界的任何一种民族语言中都有比喻现象的存在，都有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汉语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少数几种语言之一，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汉民族人民运用比喻手法的修辞实践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口语中汉民族人民的比喻修辞实践的真实情况，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了。但是，透过现存最早的汉语诗歌总集《诗经》，我们至少还可以对先秦时代诗人的比喻修辞实践的情况略有了解。

对于《诗经》的比喻研究，学术界早就开始了。根据中国台湾学者李丽文的调查，迄于2009年中外学者对《诗经》中各种修辞现象进行过研究且留下相关学术成果的就有84 家之多。[1]20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些研究中，其中以比喻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瞩目。如最早对《诗经》修辞问题进行研究的日本著名汉学家诸桥辙次，在其所著《诗经研究》（东京目黑书店，1912年11月出版）中曾将《诗经》中所出现的修辞手法概括为16种，其中就有对《诗经》中“譬喻法”的专门论述。又如中国学者中最早对《诗经》修辞进行研究的学者程俊英，在其所著《诗之修辞》（刊于1922 年12 月《学衡》第12期）中曾将《诗经》中所运用到的修辞法概括为14种，其中专门论述到《诗经》中的“直喻”“隐喻”“活喻”“讽喻”“声 喻”“提喻”“换 喻”“张喻”“引喻”等跟比喻有关的内容。再如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唐圭璋，在其《三百篇修词之研究》（刊于《国学丛刊》第2 卷第4 期，1925 年10 月）中曾将《诗经》中所运用到的修辞手法概括为18种，其中专门论述了《诗经》中的“明喻法”“隐喻法”。[1]10-20其他如日本学者目加田诚、杉木行夫、松本雅明、古田敬一，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如张西堂、叶龙、邢济众、谢无量、于维杰、刘仪芬、黄振民、罗敬之、周满江、彭丽秋、石晓林、黄素芬、郑郁卿、胡子成、魏靖峰、王瑞莲、夏传才、郑军健、王忠林、唐文德、崔锡臣、安秉均、王树溥、洪丽娣、潘柏年、林淑贞、李丽文等，都在其相关研究论著中论及《诗经》比喻修辞手法的运用。[1]10-20

应该说，中外学者有关《诗经》比喻修辞手法运用的研究成果不少。但是，大多着眼于对比喻结构类型的分类，最多的则是对不同类型的比喻修辞文本的表达效果进行分析。而对《诗经》中的比喻修辞文本建构如何实现“本体”与“喻体”的有效匹配问题，则一直未见有学者展开过研究；对先秦诗人比喻修辞文本建构在“喻体”选择的意象认知上所体现的审美倾向，以及对后世中国人审美观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就更未见有学者展开过探讨。

笔者认为，《诗经》的比喻修辞实践不仅鲜明地表现出先秦诗人高度的创意造言智慧，而且体现了其鲜明的审美倾向，特别是在喻体选择的意象认知上所展露的审美倾向，对后世中国人的审美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不拟对《诗经》中的比喻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而只拟对其比喻修辞实践中的喻体选择的意象认知所展露的审美倾向进行透视分析，探讨其对后世中国人审美观的形成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一、比喻及比喻修辞文本的建构

比喻（又称“譬喻”），是一种“通过联想将两个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事物由某一相似性特点而直接联系搭挂于一起”[2]77的修辞手法。以比喻手法建构的修辞文本，一般说来，“在表达上有增强所叙写对象内容的生动性和形象性的效果；在接受上，有利于调动接受者的接受兴趣，使其可以准确地解读出文本的意蕴，而且可以经由接受者的再造性想象，扩添文本所叙写对象内容的内涵意象，从而获得大于文本形象内容的解读快慰与审美享受”[2]77。

比喻，从形式上可以将之分为“明喻”“暗喻”（或称“隐喻”）“借喻”三类。[3]59明喻，是一种结构完备的比喻形式，“本体”“喻体”与“喻词”三者皆备。如：

（1）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像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钱锺书《围城》）

例（1）就是一个“明喻”修辞文本。这个比喻的本体是“唐小姐不笑的时候，脸上还依恋着笑意”，喻体是“音乐停止后袅袅空中的余音”，喻词是“像”。

暗喻（即“隐喻”），是一种省略了喻词，或是以“是”等为喻词的比喻形式。如：

（2）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孟子·滕文公上》）

（3）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例（2）是两个“暗喻”修辞文本。其本体分别是“君子之德”与“小人之德”，喻体分别是“风”与“草”，喻词被省略。例（3）也是一个“暗喻”修辞文本。其中，本体是“雨”，喻词是“女性”，喻词是“是”。

借喻，是本体与喻词一并省略，而只出现喻体的一种比喻形式。如：

（4）妈妈又在翻爸爸的陈年老账了！老小老小，真是不错。想从前，我小时候常向妈妈告姐姐弟弟的状，如今，倒过来了。（丘秀芷《 两老》）

例（4）“妈妈又在翻爸爸的陈年老账了”，就是一个“借喻”修辞文本。本体“诉说爸爸的往事”被省略，喻词也没有，只剩下了本体“翻爸爸的陈年老账”。

比喻，是所有语言中都存在的一种修辞现象，也是人人都一定会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因为比喻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方式。但是，比喻的本体与喻体如何匹配，一定会因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人而存在很大差异的。事实上，以比喻手法来表情达意，选择什么样的喻体来跟本体匹配，是有偶然性的。因为不同的表达者在知识经验、生活阅历与对事物的感知上是存在差异的，因而在认知世界、认知万物的视角上也必然存在差异。正因为存在着差异，不同的人在运用比喻修辞手法表情达意时，对于同一个本体就会选择不同的喻体跟其匹配。而本体与喻体一旦匹配，从修辞的视角看，就有客观效果的高下优劣之分。因此，有人认为比喻是天才的艺术。意思是说，比喻是人人都会运用的一种修辞手法，但高妙的比喻修辞文本并不是人人都能建构出来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因为比喻修辞文本的建构，不仅要看修辞者的联想想象能力，还要看其审美情趣。有些人的比喻也很生动形象，但从审美上看则显得庸俗不堪，毫无美感。有些人的比喻不仅生动形象，而且显得格调高雅，让人回味无穷。如：

（5）老婆老婆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网络段子）

（6）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诗经·王风·采葛》）

例（5）、例（6）同样是表达男女相爱之情的，但两者在格调意趣上的差距却判若云泥。客观地说，例（5）也算是生动形象，但是除了博人哑然一笑外，丝毫不会让人有什么美感。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在中国人的印象里，“老鼠偷米”是让人感到厌恶的。而老鼠贼头贼脑的形象，更是让人没有好感。例（5）作为一个比喻修辞文本，选择“老鼠爱大米”作为跟本体“老婆我爱你”相匹配的喻体，明显在意象认知上不具有美感。而例（6）则不一样，它以“三秋”（代指三年）为喻体，跟本体“一日不见”相匹配，既通过“一日”与“三秋”的对比，凸显强调了相思之苦的情感，又以“秋”为意象，将相思而不得见的凄苦心情形象地表现出来，让人经由秋天万物肃杀的凄凉之景展开联想想象，由此深入到表达者的内心世界，为其真挚的情感而深切感动，从而获得一种文本解读中的审美享受。如果诗人不以“秋”作为喻体意象，而代之以“春”，则就很难臻至这种审美效果。因为“春”的意象认知会带给人以一种喜悦之情，不能跟诗人表达男女相思之苦的本体语义相匹配。可见，比喻文本的优劣高下，跟喻体的选择是有极大干系的。本体与喻体的匹配是否恰切，事实上是一个比喻文本是否建构成功的关键所在。

二、《诗经》“桃花”之喻所确立的审美观

对汉语修辞史有所了解者，对中国诗歌史有所了解者，都会有一个共同的体认，《诗经》作为汉语文学现存最早的诗歌总集，其在比喻修辞实践上的努力是非常突出的。根据中国台湾学者李丽文的统计，《诗经》305篇一共运用比喻手法建构了407 例[1]49各种形态的比喻修辞文本。这些修辞文本，诸如我们上面提到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不仅创意造言富有智慧，本体与喻体的匹配恰切合理，有“化未知为已知”“化抽象为具象”“化平淡为生动”“化深奥为浅显”[2]94-95等突出的表达效果，而且在选择喻体与本体进行匹配时表现出了鲜明而自觉的审美倾向，对后世中国文学家的创作审美观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诗经·周南·桃夭》）

这首诗实际上是对一位女子出嫁的祝辞。全诗三章，分别以桃花、桃（果实）、桃叶比喻女子出嫁能使夫家子孙繁茂，家族兴旺。全诗每一章的开头二句都是比喻，属于“借喻”。本体“即将出嫁的女子”与喻词“如”都略而不现，只让喻体“桃华（花）”“桃实”“桃叶”单独呈现来表情达义。这种借喻修辞文本的建构，不仅开创了汉语比喻结构的新模式，而且在喻体选择的意象认知上首次将女子之美与桃花联系搭挂在一起，使后世中国文学家对女子之美的审美认知有了确切的依据。

关于这一点，我们看一看先秦以后的文学作品在描写女子容貌之美时的措辞，就可以清楚地见出《诗经》的比喻修辞实践对后世文学家审美观形成的深刻影响。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

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

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三国魏·曹植《杂诗七首》其四）

这首诗的第二句就是一个比喻修辞文本，本体是“（佳人）容华”（即“佳人容貌”），喻体是“桃李”，喻词是“若”，是一个典型的“明喻”结构模式。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比喻的喻体“桃李”，所指并非是“桃树与李树”，或是“桃花与李花”，而是实指“桃花”。之所以诗人将实际语义表达的“桃花”写成“桃李”，乃是因为诗歌押韵的需要。如果写成“桃花”，那么其尾字“花”就不能跟第四句的尾字“沚”、第六句的尾字“齿”、第八句的尾字“恃”构成“同声相应”的押韵关系。由此可见，曹植这里所建构的比喻文本，其喻体实质上是“桃花”。

众所周知，描写女子容颜之美可以有无数种表达方式。如果一定要用比喻修辞手法，喻体也不一定非要选择“桃花”不可，完全可以选择其他别的事物，只要是人们都认同是美的东西。如果一定非要选择“花”为喻体不可，也可以选择“李花”“杏花”或什么别的花。事实上，世界各国语言中都有将女人比花的。英国作家王尔德曾说过：“第一个用花比女子的是天才，第二个用花比女子的是庸才，第三个用花比女子的是蠢才。”[4]19王尔德的话，可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将女人比花并非汉民族人的独到发明，亦非汉语修辞的专利。但是，将女人比桃花，则是中国先秦诗人创意造言的智慧，体现了先秦时代人们对桃花的审美认知与审美观。众所周知，曹植乃三国时代的大文学家，被中国古代文人奉之为“才高八斗”的奇才，并不缺少创意造言的智慧，那他为什么要因袭先秦诗人的比喻旧套，一定要将其笔下的南国佳人的容颜比作桃花，而不是别的什么呢？应该说没有别的原因，只有一种解释，这就是曹植在诗歌创作时受了《诗经·周南·桃夭》比喻修辞实践所确立的审美观的深刻影响，于是在不知不觉中无意识地沿袭了先秦诗人的旧喻。

从理论上说，“桃花”与“美女容颜”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诗经·周南·桃夭》一诗的作者之所以选择桃花作为喻体来比况美女容颜，应该是偶然的，只代表了他对桃花意象的认知，是他个人审美观的体现。然而，正是因为这偶然的比况与对桃花意象的审美认知，遂让后世文学家受到了深刻影响。于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不断有以桃花比美女容颜的修辞文本建构。除了上面我们提到的三国时代的曹植之外，还有无数的诗人与小说家都有相类似的比喻文本建构。不仅如此，甚至还有文学家以此为基础，用比喻修辞法造出了“桃花面”这样的比喻词，将先秦诗人对桃花意象的审美认知凝固化，将其融入汉语词汇之中，成为汉语表达的“建筑材料”。如：

（1）裹头极草草，掠鬓不菶菶。未见桃花面皮，漫作杏子眼孔。（唐·张元一《又嘲武懿宗》）

（2）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语多时。依旧桃花面，频低柳叶眉。

半羞还半喜，欲去又依依。觉来知是梦，不胜悲。（唐·韦庄《女冠子》）

虽然我们目前尚不能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断定，先秦诗人创造的以桃花比美女容颜的比喻究竟在何时被词汇化，凝固成了一个复合词“桃花面”，但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最迟在唐代汉语中就已经有“桃花面”这个词了。因为例（1）的诗作者张元一是唐代武则天时代的人，他所嘲弄的对象武懿宗正是武则天的族兄，而例（2）的词作者韦庄则是晚唐文学家。张元一的诗与韦庄的词中都有“桃花面”，都不是作为一个比喻修辞文本出现，而是作为一个词在使用的。因为例（1）“桃花面皮”（即“桃花面”）是作为动词“见”的宾语，明显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在使用；例（2）的“桃花面”也是作为一个词在使用，因为我们将“依旧桃花面”跟其对应的下句“频低柳叶眉”比照一下，就会发现下句的“柳叶眉”是动词“低”的宾语，由此可知与之对应的上句“依旧桃花面”也是一个动宾结构，动词“是”省略。可见，先秦诗人以桃花喻美人的修辞实践，以及对桃花喻体意象的审美认知，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文学家的审美观，也在事实上深刻影响了普通大众的审美观。因为一个比喻文本的创造可以视为个人修辞行为，但一个比喻词的运用就不再是个人修辞行为了，而应视为是一种非自觉的语言行为。如果这个比喻文本带有某种审美倾向，那么由这个比喻文本转化的比喻词也必然带有某种审美倾向。相对来说，比喻文本影响到的受众面是有限的，而比喻词影响到的受众面则是无限的。因为任何一个比喻文本都存在于特定的文学作品中，并不一定为全民所了解；但是，一个比喻词一旦创造出来并进入词汇系统，就成了语言的建筑材料，一定为全民所运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先秦诗人桃花之喻的审美观在晚唐之后，恐怕就不只是对文学家的审美观有深刻影响了，而是随着“桃花面”一词的广泛运用而对全体中国人的审美观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

事实也正是如此，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唐代以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桃花面”一词的情况：

（3）万木凋残，早梅独占孤根暖。前村雪满，昨夜南枝绽。/堪恨倚栏，容易吹羌管。飘琼片，翠蛾争选，贴向桃花面。（宋·无名氏《点绛唇》）

（4）二月春游须烂漫。秉烛看花，只为晨曦短。高举蜡薪通夕看，红光万丈腾天半。/寄语平时游冶伴，不负分阴，胜事输今段。灯火休催归小院，殷勤更照桃花面。（宋·葛胜仲《蝶恋花》）

（5）杯深莫厌，强看桃花面。记约阳和初一线，便恁芳菲满眼。/明年春色重来，东堂花为谁开。我在芦花深处，钓矶雨绿莓苔。（宋·毛滂《清平乐》）

（6）龟纱隔雾，绣帘钩月，那时曾见。照影儿、觑了千回百转。素艳明於练。/柔肠堆满相思愿。更重看几遍。是天然不用，施朱栊翠，羞损桃花面。（宋·赵长卿《探春令》）

（7）山空天入海，倚楼望极，风急暮潮初。一帘鸠外雨，几处闲田，隔水动春锄。新烟禁柳，想如今、绿到西湖。犹记得、当年深隐，门掩两三株。/愁余。荒洲古溆，断梗疏萍，更漂流何处。空自觉、围羞带减，影怯灯孤。常疑即见桃花面，甚近来、翻笑无书。书纵远，如何也都无。（宋·张炎《渡江云》）

（8）斜日封残雪。记别时、檀槽按舞，霓裳初彻。唱煞阳关留不住，桃花面皮似热。渐点点、珍珠承睫。门外潮平风席正，指佳期、共约花同折。/情未忍，带双结。钗金未断肠先结。下扁舟、更有暮山千叠。别后武陵无好梦，春山子规更切。但孤坐、一帘明月。蚕共茧、花同蒂，甚人生要见，底多离别。谁念我，泪如血。（宋·吕渭老《贺新郎》）

（9）春风曾见桃花面，重见胜初见。两枝独占小春开，应怪刘郎迷路、又重来。/旁人应笑髯公老，独爱花枝好。世间好景不长圆，莫放笙歌归院、且尊前。（宋·张景修《虞美人》）

（10）中酒情怀，怨春羞见桃花面。王孙别去草萋萋，十里青如染。不恨梨云梦远，恨只恨、盟深交浅。一般孤闷，两下相思，黄昏依黯。/楼依斜阳，翠鸾不到音书远。绿窗空对绣鸳鸯，□缕凭谁翦。知在新亭旧院。杜鹃啼、东风意懒。便归来后，也过清明，花飞春减。（宋·仇远《烛影摇红》）

（11）分明无背面，相逢不相见。年年桃花面，临州下水船，梢公力方便。（宋·释印肃《三昧诸颂》）

（12）一杯连坐两髯棋，数片深红入座飞。十分潋滟君休诉，且看桃花好面皮。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宋·苏轼《刘监仓家煎米粉作饼子余云为甚酥潘邠老家造》）

（13）襟抱恢疏老更宽，笑谈终夕尽君欢。主人更有桃花面，病眼其如隔雾看。（宋·晃冲之《和二十二弟》二首其一）

（14）楼倚春城，锁窗曾共巢春燕。人生好梦比春风，不似杨花健。旧事如天渐远。奈情缘、素丝未断。镜尘埋恨，带粉栖香，曲屏寒浅。/环佩空归，故园羞见桃花面。轻烟残下阑干，独自疏帘卷。一信狂风又晚。海棠花、随风满院。乱鸦归后，杜宇啼时，一声声怨。（宋·翁孟寅《烛影摇红》）

（15）菊花忽作桃花面，放眼难看九月黄。花不见桃惟见菊，又将红雨学啼妆。（宋·朱翌《桃花菊》）

（16）雪洗桃花面，烟描柳叶眉。与春同是梦，安用赏春为。（宋·白玉蟾《春日自省》二首其一）

（17）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盏。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借得洞庭春，飞上桃花面。（金·完颜璟《生查子》））

（18）池亭荷净纳凉时。四面柳依稀。棹得酒船回。看风里、沙巾半欹。残霞照水，夕阳明树，天付画中诗。应不负归期。更谁看、桃花面皮。（元·许桢《太常引》）

（19）春风尽日闲庭院，人美丽正芳年，时常笑显桃花面。翠袖揎，玉笋呈，金杯劝。（元·锺嗣成《骂玉郎过感皇恩采茶歌·欢》）

（20）社日年年会饮同，东原西埭鼓冬冬。无人不是桃花面，笑杀河阳树上红。（明·陈宪章《社中》四首）

（21）秦淮二月新柳黄，折柳贻人人断肠。可怜袅袅秦淮柳，今朝又上离人手。离人手把柔条看，柔肠低拂紫骝鞍。紫骝欲嘶人落泪，谁当此际犹能醉。绸缪执手问前期，莲子花开是到时。但恐见莲君不见，令人空忆桃花面。青青草色长干道，偏使离人颜易槁。秦淮上流即丰溪，我心随水不复西。请看不断秦淮水，有心宁不相思死。（明·郑如英《秦淮别怨诗赠期莲生》）

（22）星桥乌鹊填，笑嬋娟，金尊偏送

桃花面。（明·陈汝元《金莲记·小星》）

例（3）至例（22）是宋、金、元、明各时代的诗、词、曲作品，其中都有“桃花面”（包括其变体“桃花面皮”）一词的运用。由此可见，由《诗经·周南·桃夭》“桃花”之喻的修辞实践而生成的比喻词“桃花面”，早已连同其“桃花”喻体的意象审美认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代文学家的审美观，并成为其“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自觉。经由这些文学作品的传播，“桃花面”一词在普通民众中的传播也就可想而知了，普通民众受《诗经》修辞实践审美观影响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词汇是人类思维的结晶，是人类认知的产物。词汇在语言表达中反复运用，又反过来固化了人们的思维与认知，产生心理定势作用。“桃花”喻体的意象审美认知虽然一开始只属《诗经·周南·桃夭》一诗作者个人，但事实上却随着“桃花面”一词在汉语日常语言表达中的扩散运用，早已成为全体中国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自觉。

这里，我们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桃花面”一词在唐代以后的广泛传播与流行，恐怕还与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一诗有关。这首诗只有四句：“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但在中国文学史上却非常有名。因为这首诗跟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有关。据唐人孟棨《本事诗》记载，博陵人崔护，“资质甚美，而孤洁寡合”。曾因“举进士第不中，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因酒渴，见花木丛中一庄，遂求水于屋主。扣门久，有一女子出，姿质甚美，迎崔护入内，命座，且奉之以水。二人对视良久，皆有感于心，最后还是依依惜别了。次年清明日，崔护忽忆前事，情不可遏，复往城南庄上寻其女子，惜未得见。无奈中题诗一首于其门扉上，怏怏而归。后数日，崔护又偶至城南，再往寻之。不意闻庄上有哭声，遂扣门问之，乃知前所见女子因见他的题诗思念而亡。崔护闻之，不胜悲伤，入内捧女子大哭。半日，女子复活。女父大喜，遂嫁其女于崔护。”[5]130史载，崔护经历几次科举考试失利后，最终于唐德宗贞元十二年（即公元796 年）进士及第。唐文宗太和三年（即公元829年）官至京兆尹，同年升任御史大夫、广南节度史。崔护在仕途上虽然一帆风顺，为一代封疆之大吏，但文学上的成就并不是特别突出，现见于《全唐诗》中的存诗只有六首，其中以《题都城南庄》流传最为广泛，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最大。这首诗之所以传播久远，除了其背后的爱情故事感人之外，事实上还与其中的两句在修辞文本的建构上的成功有关。这两句，一是第二句“人面桃花相映红”，将“人面”与“桃花”并举，这是修辞上的“映衬”；二是第四句“桃花依旧笑春风”，将桃花人格化，是修辞上的“拟人”。正是因为有第二句“人面”与“桃花”相互映衬的喜悦之情作铺垫，遂使第四句不见“人面”而只见“桃花”的无比悲伤之情就显得愈发深重。这就是这首诗感人之深的原因所在。我们应该承认，“桃花面”一词早在崔护之前就已存在，而且崔护也未曾运用比喻修辞手法将“人面”与“桃花”联系搭挂起来，但是他将“人面”与“桃花”作为对照，事实上是认同了桃花的审美价值，是对《诗经》有关“桃花”喻体意象审美认知的继承。同时，我们还应承认，比喻词“桃花面”的运用虽非崔护的发明，但崔护《题都城南庄》一诗在推动汉语“桃花面”一词的扩散传播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肯定是非常大的。

三、《诗经》颂赞之喻所确立的审美观

《诗经》的比喻修辞实践很多，对中国人审美价值观的形成影响深远。除了上述《国风·周南·桃夭》的“桃花”之喻外，不少表达祝颂、赞美主题的诗作所建构的比喻修辞文本，其喻体选择的意象审美认知对后世中国人审美观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限于篇幅，这里我们不拟将《诗经》所建构的相关修辞文本一一列举出来，而只拟举两例有关颂赞主题的比喻修辞文本以作说明。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例祝颂之类的比喻修辞文本建构：

（1）天保定尔，亦孔之固。俾尔单厚，何福不除？俾尔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定尔，俾尔戬榖。罄无不宜，受天百禄。降尔遐福，维日不足。

天保定尔，以莫不兴。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蠲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尝，于公先王。君曰卜尔，万寿无疆。

神之吊矣，诒尔多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徧为尔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承。（《小雅·天保》）

例（1）是一首祝颂诗。对此，《毛诗序》有清楚的说明：“《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现代学者赵逵夫更进一步指出，“此诗乃是召公致政于宣王之时祝贺宣王亲政的诗”。全诗“表达了作为宣王的抚养人、老师及臣子的召伯虎在宣王登基之初对新王的热情鼓励及殷切期望，即期望宣王登位后能励精图治，完成中兴大业，重振先祖雄风。实际上，也表达了召伯虎作为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的政治理想。”[6]330-331全诗共六章，其中第三章与第六章都有比喻修辞文本的建构。第三章有三个比喻修辞文本连续铺排：“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是颂天之辞，意思是说：上天之恩如山如岭，上天之恩如冈如陵，上天之恩如江河之水。第六章有四个比喻修辞文本，分别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与“如松柏之茂”，是祝颂周宣王之辞。前三句的意思是说：周宣王就像渐满的上弦之月，又像是冉冉而升的朝阳，周宣王将会像南山一样万寿无疆。后一句的意思是说：周宣王年轻旺健，就像茂盛的松柏一样。

召伯虎祝颂周宣王的上述七个比喻修辞文本，其所选择的喻体，我们将其归纳一下，其实就是五类：一是“日”，二是“月”，三是“山”（包括“山”“阜”“冈”“陵”“南山”），四是“川”，五是“树”（包括“松”“柏”）。众所周知，“日”“月”“山”“阜”“冈”“陵”“川”“松”“柏”，乃是大自然中寻常之物，诗人召伯虎之所以在祝颂周宣王时选择了这五类事物作为喻体，而没有选择其他别的事物，应该是基于先秦时代人们对太阳的高远温暖之美、月亮的高远明亮之美、山陵的高大之美、江河的深广之美、松柏的茂盛长青之美的审美认知。客观地说，《诗经·小雅·天保》的这种审美倾向不能代表中国先秦时代所有人的认知，当然更不能代表所有时代的中国所有人的认知。但是，事实上由于诗人召伯虎上述比喻修辞实践在喻体选择的审美认知经由《诗经》的广泛传播，早已对全体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印象，从而使后世中国人的审美观受到了深刻影响。这种审美观的影响，我们不必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中去引经据典，仅从我们当代的日常生活中就能找到鲜活的例证。例如，20 世纪60 年代中期（甚至更早）至70 年代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期，一些诗词或歌曲作者以太阳比毛泽东，以高山、大海比毛泽东对中国人民的恩情，以松柏万年青祝愿毛泽东万寿无疆；又如，日常生活中，我们每当要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或是对别人的提携帮助之恩表达感激之情时，常有“恩重如山”“恩深似海”的说法；再如，我们每当逢年过节或老人寿宴之时祝福老人，常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之类的套话。这些语言现象，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习以为常，说了千百遍，听了千百遍，都是不以为意的，几乎没有人会意识到我们的这些语言表达有着先秦时代中国人审美观的鲜明时代烙印，是受到《诗经·小雅·天保》比喻修辞实践所确立的审美观深刻影响的结果。至于《诗经·小雅·天保》有关月亮之喻所确立的审美观对后世中国人的深刻影响，我们看看《诗经》之后的中国历代文学创作与日常语言生活的表现，便就一清二楚了，无庸赘述。

上面我们分析的是《诗经》中的祝颂之喻，下面再来看看《诗经》中的赞美之喻：

（2）硕人其颀，衣锦褧衣。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谭公维私。

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硕人敖敖，说于农郊。四牡有骄，朱幩镳镳，翟茀以朝。大夫夙退，无使君劳。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鲔发发，葭菼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朅。（《诗经·卫风·硕人》）

例（2）是赞美“齐侯之子，卫侯之妻，东宫之妹，邢侯之姨”的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貌的。其中，第二章有六个比喻修辞文本连续铺排，分别是：“手如柔荑”，形容庄姜之手就像是春天萌生的白茅之芽，又细又嫩；“肤如凝脂”，形容庄姜的皮肤就像是凝固的油脂那样细腻光滑；“领如蝤蛴”，形容庄姜的脖颈就像蝤蛴（天牛的幼虫）那样又白又长；“齿如瓠犀”，形容庄姜的牙齿就像瓠瓜籽儿一样洁白整齐；“螓首蛾眉”，是两个比喻文本联合并列，“螓首”是形容庄姜的额头就像螓（似蝉而小）一样丰满开阔；“蛾眉”是形容庄姜的眉毛像蛾蚕的触角那样细长而弯曲。这六个比喻修辞文本所涉及到的六个喻体，都鲜明地体现了诗人喻体选择的意象审美认知，清楚地彰显了其对女子之美的认定标准。

值得指出的是，《诗经·卫风·硕人》一诗所彰显的上述审美认知虽然还带有诗人的个人色彩，充其量也只能代表先秦时代人们的审美认知，不可能代表所有时代所有人的审美认知。但是，由于《诗经》上述比喻修辞实践所确立的喻体意象审美的价值观事实上对后世文学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直到今日，中国人对于女性之美的审美认知仍然在沿袭先秦时代人们的认知模式。比如说，在我们日常语言生活中，常常会发现有人对女人之手的柔嫩与手指的细长，牙齿的洁白整齐，皮肤的光滑细腻，脖子的细长白皙，额头的饱满，眉毛的细长弯曲等持赞美态度；在很多现代文学作品中，则不时见到诸如“细长的手指”“柔嫩的小手”“洁白整齐的牙齿”“肤如凝脂”“淡扫蛾眉”“天庭饱满”等描写女性容貌的用语被一再重复运用，甚至成了文学描写的套话，成为人人都熟悉的陈词滥调。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只要我们在日常语言生活与文学阅读中稍有留心，便能经常发现，无庸再予以举例说明了。而这些套话与陈词滥调之所以一再被人们重复，并不是因为现代人缺乏创意造言的智慧，而是深受《诗经》有关女性之美的比喻修辞实践所确立的审美观的深刻影响，以至于在“集体无意识”的传统审美观的作用下，在说写表达中不知不觉地脱口而出、下笔一挥成文。

结语

《诗经》中的比喻修辞文本建构非常普遍，其结构形态也丰富多彩。这些早期的比喻修辞实践成果，不仅彰显了中国远古时代先民的创意造言智慧，而且也鲜明地体现了其审美观。客观地说，比喻作为一种修辞手法并非只有汉民族人才会运用，其他民族的人也是会运用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法，更是人类最基本的一种认知方式。只是由于汉民族的先民运用这种修辞手法时，能够植根于中国的土地，基于汉民族人对于世界、对于万物的认知，就近取譬，因而建构出的比喻修辞文本，不仅极富表达力，而且别具东方民族独特的审美情趣。《诗经》中的许多比喻修辞文本，虽然其喻体与本体的匹配有其偶然性，是文本建构者的个人修辞行为，喻体选择的意向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但是，这种具有鲜明个人色彩的喻体所映射的意象认知，以及体现在这种意象认知上的审美倾向，却因为《诗经》在中国历史与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而对全体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进而深刻地影响了后世中国人的审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