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生，王春蕾，王晓文

（天津商业大学a.管理学院，b.管理创新与评价研究中心，天津300134）

旅游业具有产业关联性高、经济效益突出、环境效益好、辐射带动效应强等特性，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战略性支柱型产业，在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合理配置区域资源、推动要素有效流动、解决待业人口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由旅游业产生的集聚效应日益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新兴动力，二者在城乡统筹、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方面的契合使得城镇因旅游业更具吸引力，旅游业因城镇而更具文化内涵，二者的协同发展正在逐步形成并且不断持续。一直以来，城镇被认为是旅游业最为有效的依托，对旅游业的“食、住、行、游、购、娱”各要素提供有力的支持，城镇化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发生深刻变化，新型城镇化作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为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源泉，促使了城乡之间壁垒的打破，为旅游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城乡旅游的融合发展，甚至为全域旅游的建设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

京津冀地区地缘相亲，文脉相近，近21.6 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拥有1 亿多人口、近20 个5A 级景区，不仅是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更是中国重要的旅游客源地、目的地和中转地。近年来为了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结束以往“单打独斗”的状态，京津冀三地积极整合旅游资源，使得京津冀区域的旅游发展迸发出了新的动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在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京津冀地区，作为中国三大旅游圈之一，文脉相通、山川相连，先天的地域临近使得三地的社会、经济、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彼此的紧密影响，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也不例外。探索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将有助于发挥区域协作条件、平衡各地优劣势，促使区域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日益提高，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实现京津冀地区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区域的旅游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普遍加快，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将有效说明其相互促进作用的强弱，促进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可持续耦合。

1 文献回顾

当前，针对旅游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国内学者同时从理论与实证两个维度出发进行研究。“旅游城镇化”最早由国外学者Mullins（1991）在对滨海旅游城市的城镇化和传统工业化主导的城镇化进行比对时提出，认为这是一种因社会因素不同而出现的以大众享乐与消费为特征建立起来的城市形态[1]。之后，在遵循国外学者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国内学者陆续对旅游城镇化进行了研究。黄震方等（2000）[2]、王冬萍等（2003）[3]、陆林等（2006）[4]、安传艳（2008）[5]等学者明确了旅游城镇化的概念、特征等基本问题，并从不同的视角出发，阐明了旅游经济作为城镇化的一种动力，在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强各部门间有效协调、促进城镇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另一方面，为深入研究二者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其协调性，国内学者最早采用定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旅游业与城镇化间的关系[6-7]。近年来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等定量方法对二者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增多。王兆峰等（2012）对张家界旅游与小城镇建设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二者是相互推动的关系，且耦合协调程度日渐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使张家界市耦合发展的针对性对策[8]；高楠等（2013）[9]、杜傲等（2014）[10]、梁坤等（2014）[11]分别对西安市、北京市、西南地区的旅游产业与城镇化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研究，这对于发现旅游业发展与城市演化之间的关系具有积极的意义，从而为推动区域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了合理有效的对策建议。

综上，在新发展时期，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借力于旅游经济的快速增长，如何使旅游效益的产生依托于新型城镇化的成果，从而使得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达到共赢,将对推动区域的社会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以中国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京津冀地区为研究对象，为定量分析该区域两系统发展的耦合协调程度，提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来进一步计算二者相互作用的强弱并探索其时空演变规律，以期能够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实现良性耦合、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合理化建议。

2 指标体系构建

旅游业作为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因子之一，由旅游业主导的旅游城镇化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必然选择[12]。旅游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良性耦合关系，一方面，旅游业发展将有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旅游业劳动密集、包容性强、就业门槛低等特点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城乡就业结构得到优化；旅游业带来的消费集聚，将为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强大的支撑，促使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旅游业的开展所必须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将影响城镇土地利用格局，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并呈现农林用地减少的趋势。同时，众多旅游活动的开展需要以城市为支撑点，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也将为旅游业提供坚实的发展基础、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甚至为全域旅游的建设带来无限可能。

介于旅游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间复杂的相互促进关系，需采用多指标对两系统综合评价。遵循指标选取的全面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对衡量两系统的指标进行筛选，将旅游经济系统分解为旅游收入、旅游人数及消费、旅游基础设施3个要素及其相应的9 个子指标；将新型城镇化系统分解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四个要素及其相应的15 个子指标，并利用熵值法计算每个子指标的权重（表1）。

2.1 旅游经济体系

对于旅游经济的评价，从旅游收入、旅游人数及消费、旅游基础设施3 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一般而言，旅游收入是反映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最为直接的指标，能够直观表现旅游业对于区域经济的贡献程度。国内旅游人数、入境旅游人数、国内旅游人均花费能够反映出某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接待游客的数量及游客人均消费旅游产品或服务的价值。包括星级酒店、A 级景区、旅行社在内的与游客开展旅游活动息息相关的设施则代表了某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能够提供的旅游服务数量、水平，并且能够间接反映出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水平。

2.2 新型城镇化体系

对于新型城镇化的测算与评价，国内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形成了多种指标体系，但普遍认为作为一个复杂且系统的过程，新型城镇化既是社会发展、居民生活、环境和城乡协调等水平的综合体现，也是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核心内涵的综合体现[13]。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发，构建了城镇化水平、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资源环境4 个方面18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张向东（2013）从经济发展、人口城镇化、生活方式、环境状态、城乡统筹5 个方面构建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体系[14]；对于京津冀都市圈的新型城镇化，常春林等（2014）从人口、经济、基本经济服务、生态环境、社会保障5 个维度出发构建了评价体系[15]。总体而言，新型城镇化不仅是城镇人口比例的提高、城镇空间的扩张，更是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人居环境优化、生活质量提高等各个方面实现从乡村到城市的跨越。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复合内涵，综合了已有研究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剖析，将新型城镇化的具体内涵概括为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社会城镇化4 个维度。其中，考虑到外来旅游人口对于区域城镇化的影响，引入旅游常析人口的概念，指的是旅游人口折算成为常住人口的数量[16]。

表1 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3 区域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分析

3.1 耦合协调模型

3.1.1 耦合协调理论

耦合是一个物理概念，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甚至联合起来的现象[17]。当两个及以上体系或运动配合得当、相互促进时，为良性耦合；反之，则为不良耦合。描述这种系统、要素或运动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程度的量即为耦合度。

协调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系统或要素之间配合得当、和谐一致、良性循环的关系，是多个系统或要素保持健康发展的保证[18]。度量这种系统之间或系统内部要素之间在发展过程中彼此和谐一致的程度的量即为协调度，体现了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趋势[19]。

3.1.2 计算模型

首先，设变量为旅游经济-新型城镇化的序参量，Uij为第i个序参量的第j个指标，值为Xij（i=1，2；j=1，2，…，n）。max（Xij）、min（Xij）为系统临界点上序参量相应指标的上下限值，同时，为了避免指标量纲或测度量级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将正向和负向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处理。对旅游经济-新型城镇化系统有序的功效函数可表示为：

式中，Uij为变量Xij对系统功效贡献的大小，取值为[0,1]，Uij趋近于0，功效度越小；Uij趋近于1，功效度越大。

采用线性加权法评价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发展水平。公式为：

式中，Ui为第i个系统的综合评价值；λij为指标权重，权重的确定采用较为客观的熵值赋权法计算获得。

其次，借助物理学中的耦合概念与耦合系数模型，推广得到多个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的耦合度函数，公式为：

式中，Cn表示n个系统的耦合度，U1、U2…Un为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由此可进一步得到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度计算模型：式中，C为两系统的耦合度，U1、U2为两系统的综合评价值。耦合度的取值为[0,1]，当C=1 时，耦合度最大，为良性耦合，趋于有序；当C=0 时，耦合度最小，系统或要素处于松散状态，趋于无序。但该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当两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均较低时，其耦合度却可能很高，而这种低发展水平下的高耦合并不能真正反映出系统或要素之间的协调程度，则需要引进耦合协调度模型：

D=（C×T）1/2（5）

T=α·U1+β·U2（6）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 为待定系数。在两系统的协同发展中，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互促进程度是有差异的，旅游产业的发展一定能够加快城镇化进程，而城镇化的发展则需要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旅游业并不是唯一的驱动力，因此，将α、β 分别赋值为0.4、0.6[15]。

3.2 耦合协调程度等级划分

为直观判断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将耦合协调度的值均匀划分为10 个等级区间[20]（表2）。

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研究的指标数据选择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三个省市的相关数据，时间跨度为2008—2017年，数据收集基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统计数据、《天津年鉴2009—2018》《北京年鉴2009—2018》《北京旅游便笺2009—2018》《河北年鉴2009—2018》，并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的相关数据作为补充。

表2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根据公式（1）、公式（2）并结合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和新型城镇化系统的综合评价值，并根据公式（4）、（5）、（6）求得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表3）。同时为直观分析2008—2017 年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变化趋势，绘制图1。

为进一步验证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相关性，利用SPSS 20.0 软件对二者进行Pearson 相关性检验，得到相关系数为0.986，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即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在京津冀地区，两系统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相关关系。

3.4 区域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特征

从表3、图1 可知，自2008 年以来，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都有显著的提高，分别从2008 年的0.105 4、0.136 4 增长到2017 年的0.880 9、0.877 5，增长幅度分别达到0.775 5、0.741 1。10 年间，随着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两系统发展水平的显著提升，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有大幅度的提高，从2008 年的0.248 0 提升到2017 年的0.662 9，增长幅度达到0.414 9。

根据2008—2017 年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变化规律，大致可分为三个演化阶段：

第一阶段（2008—2010）：旅游经济发展滞后阶段。在2008—2010 年间，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分别增长了0.148 5、0.181 4。在此阶段，旅游经济发展持续滞后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且二者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即二者耦合交互关系不甚显著。

表3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协调发展水平

图1 京津冀地区、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2008—2017 年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

表4 相关性检验结果

与2008 年相比，2010 年度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值达到0.133 1，其中河北省增长最快，3 年的增幅达到0.370 2，年均增长率达到0.123 4，天津市次之，年均增长率达到0.026 3，北京市的增幅最小，年均增长率仅为0.011 8。截止到此阶段末期，区域整体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偏低，均值仅为0.387 0，其中北京市耦合协调水平最高，达到0.417 8，天津市、河北省位于其后。

第二阶段（2011—2013）：波动发展阶段。在2011—2013 年间，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分别增长了0.176 7、0.135 0，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值达到0.080 2。在此阶段，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至少在2011—2012 年间、2012—2013 年间出现过两个交点，即在此3 年的时间里，两个系统在持续演变的过程中出现了旅游经济、新型城镇化交替落后的情形，呈现不稳定的波动状态。即使两系统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演变状态，但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正趋于协调，在2012—2013 年间，首次从濒临失调迈入勉强协调阶段，这对于区域发展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与2011 年相比，2013 年度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值达到0.080 2，其中天津市增长最快，3 年的增幅达到0.085 7，年均增长率达到0.028 6，河北省次之，年均增长率达到0.022 9，北京市的增幅最小，年均增长率仅为0.021 6。截止到此阶段末期，区域整体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均值为0.516 1，其中北京市的耦合协调水平仍保持三地最高，达到0.534 1，天津市、河北省位于其后。

第三阶段（2014—2017）：新型城镇化发展滞后阶段。在2014—2017 年间，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综合评价值分别增长了0.283 1、0.331 6，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值达到0.130 9。在此阶段，新型城镇化建设持续落后于旅游经济发展，但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相对较高，已从勉强协调阶段步入初级协调阶段，这说明两系统间的良性互动逐渐增多，相互促进的机制逐渐完善。

与2014 年相比，2017 年度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增加值达到0.130 9，其中河北省增长最快，3 年的增幅达到0.151 0，年均增长率达到0.050 3，天津市次之，年均增长率达到0.042 3，北京市的增幅最小，年均增长率仅为0.005 3。截止到此阶段末期，区域整体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更加趋于协调，均值达到0.624 2，其中河北省的耦合协调水平成为三地最高，达到0.664 0，天津市、北京市位于其后。

4 区域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分异规律

为充分展现两者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时空分异规律，将北京、天津、河北三地2008 年、2010 年、2013 年、2017 年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的耦合协调系数用ArcGIS 10.2 软件进行可视化表达，形成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分异图（图2）。

图2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分析可视化表达

4.1 时间视角

从时间演进上看，京津冀三地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逐步提高，由失调稳步趋于协调。

第一阶段（2008—2010），京津冀三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都较低，呈现普遍失调的状态。而其中，北京市作为京津冀城市群的引领中心，耦合协调程度在此阶段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并实现了从轻度失调到濒临失调的演变；天津市、河北省的耦合协调程度分别由中度失调、极度失调上升为轻度失调。在改革开放30 周年后，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过程进入了加速阶段，城镇化大大地带动了城市乃至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而与此同时，中国也正经历着2007—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整顿复苏阶段，旅游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在京津冀地区出现旅游经济持续滞后于新型城镇化进程的状态，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也较低。

第二阶段（2011—2013），京津冀三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呈现持续上升的状态，京津两市首次迈入协调阶段。北京市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由濒临失调迈入勉强协调阶段；与此同时，天津市也由轻度失调迈入勉强协调阶段；河北省也实现了耦合协调水平的提高，由轻度失调发展到濒临失调阶段。十八大后，中国社会经济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党和国家对中国城镇建设提出了新的理念与设想，确定了城镇化发展新的方向，即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将城镇化作为未来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与此同时，三地对于旅游产业的重视程度提高，旅游服务与设施逐渐趋于完善，区域的旅游知名度不断提升，旅游经济也从而得到了迅速的增长，实现了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水平的稳步上升。

第三阶段（2014—2017），京津冀三地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均迈入了协调阶段。天津市、河北省的耦合协调水平反超北京市，均达到初级协调水平。在此阶段，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新型城镇化建设稳步进行，旅游业发展也迎来“大格局”时代。天津市与河北省高度重视旅游业的发展，将旅游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将其视为经济转型升级、跨越发展的必经之路，在“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中明确了旅游业发展的未来路径，为旅游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与新型城镇化的进程能够保持基本同步或略微领先。

4.2 空间视角

从空间分布上看，京津冀三地的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在逐步提升的过程中，差异逐渐缩小，但空间分异格局仍比较显著。一方面，北京市、天津市作为中国直辖市、首批优秀旅游城市、历史文化名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具备发展旅游经济与进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深厚基础，在时间的推进下，能够维持高产出的旅游产业与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建设，并保持二者耦合协调水平的领先。另一方面，在旅游产业日益受到重视的形势下，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日益推进的状态下，三地的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日益突出，大大促进了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推动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持续上升。

5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对策分析

“京津冀协同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在实现行政壁垒的破除、解决区域发展的现实问题等方面发挥了明显作用，进而在提升区域治理水平、实现区域高水平发展等方面取得了瞩目成就。然而作为跨越三地差异鸿沟的重要手段、京津冀一体化的重点，就旅游业和城镇化的协同发展状况而言，三地的耦合协同发展水平不佳。

其一，由于发展基础不同，三地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全方位协同。北京、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河北省存在着较大落差，长期以来，无论是在城市建设与发展，还是在旅游经济的推进中，京津城市的极化效应、遮蔽效应远大于对河北省的涓滴效应，短时间内难以形成协同并进的有效合力。其二，行政地位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影响平等对话。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使河北省在城乡建设、旅游市场总量和潜力等方面与京津两市不甚对等；行政地位的差异，使行政区间的共同利益纽带，难以轻易形成。京津冀三地发展基础的差异与不平等地位的客观存在，使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佳，并长期处于不平衡状态，且这种不均衡将在很长时间内难以完全消除，阻碍三地的协同发展进程。因此，在推动三地旅游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同时，必须首先打破属地意识的禁锢，牢筑共同利益纽带，构建运行有效的协同发展机制，实现三地的平等有效对话。

5.1 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

目前，京津冀三地的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均受到了高度重视，诸多相关规划、政策得以颁布。在旅游业发展方面，多次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会议在北京、天津、河北承德和张家口等地召开，《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行动计划（2016—2018年）》《京津冀乡村旅游共建共享共识》《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示范区合作宣言》《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工作要点（2018—2020 年）》等促进京津冀地区旅游业协同发展的政策措施相继颁布。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于2019 年3 月颁布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提出了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河北省专门召开新型城镇化工作会议并推出《河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将新型城镇化建设视为实现科学发展、绿色崛起的重要途径。而目前，暂时缺乏将旅游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相结合的政策措施，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缺乏政策的引导。应当加强对旅游经济与新型城镇化耦合性的重视，完成必要的顶层设计，改变三地不对等的发展态势，尽快引导形成互利互惠的共同利益纽带，推动二者耦合协调程度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对京津冀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进行宏观把控，加快构建协同发展体制机制，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切实有效的措施来引导实现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

5.2 加快优质旅游的培育与壮大

在新时期，旅游业日益成为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综合性幸福产业。旅游经济发展产生的集聚效应，为城镇、乡村聚集了资本、技术、人口，带来了高经济社会效益，生成了高产出、高附加值的产业集群，完成了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然而与此同时，在新的发展要求下，旅游经济发展同样面临着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重要挑战，为实现区域旅游业的跨越式发展，必须实现“以人为本”，发展优质旅游。开发具有京津冀区域特色的旅游资源与产品，打造知名旅游品牌，增强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要发挥旅游业的要素组合优势，在壮大旅游业的同时，实现产业、消费与人口的集聚，并通过合理引导和开发，提高旅游业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力度，实现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拓宽旅游效益，提升城镇化建设速率与质量；提升旅游业发展的质量与内涵，将京津冀地区的旅游协作作为释放旅游发展红利的重要平台和有效载体，实现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的“共谋”，以旅游业助推新型城镇化发展，使城镇化朝着更加良性的方向发展。

5.3 完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

国家发改委公布的《2019 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明确指出，加快实施以促进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提高质量为导向的新型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工作重点在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城镇布局形态、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城乡融合，对于京津冀这一人口基数较大、经济社会较为发达的区域而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并非传统的人口市民化和城市空间的扩张，而是需要城乡实现统筹发展，扭转城乡“二元制”的分割状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同样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城乡间公共资源、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实现人口、经济、资源和环境相协调，要充分发挥三地政府在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以政府机制为协同保障，促进三地各自比较优势的发挥，为新型城镇化建设与旅游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使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旅游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

总之，在2008—2017 年的10 年间，京津冀地区的旅游经济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期间两系统出现了波动发展、交替滞后的状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二者正稳步逐步趋于协调，京津冀三地之间耦合协调水平的空间差异也在逐渐缩小。京津冀三地地缘相亲、文脉相近，在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通过合理有效的引导，将实现旅游业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良性耦合，形成旅游经济繁荣、城镇优质发展的局面，最终达到激发区域潜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