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维民，裴伟东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天津300071）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而这一切主要归功于资本主义社会制造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制造业的发展让人类有更大的能力去改造自然并获取资源，其生产的产品被直接或间接地运用于人们的消费当中，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可以说，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制造业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制造业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发达国家中却出现了“去工业化”的浪潮。去工业化的总特征表现为以下两点：第一，制造业或者说工业产值在一国经济体创造的总产值中的比例下降，服务业产值所占比例上升；第二，制造业中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断下降，这些国家甚至出现了制造业就业人数的绝对下降。从工业产值占比来看，整个世界的工业产值占比从1970 年的34.3%下降到了2016 年的26.1%；服务业产值占比从56%上升到了69.7%；从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来看，美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从1980 年的65.7%上升到了2016 年的80.0%；日本从54%上升到了70.7%；英国从58.9%上升到了79.7%；法国从56.2%上升75.3%。而德国自东西德合并以来，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也从1991 年的55%上升到了70.9%①。可以清晰地发现，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正经历着去工业化的趋势。

1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动因和类型

对于发达国家去工业化产生的动因，学者们从很多角度进行了解释。以克拉克、库兹涅茨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进而向第三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以及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自然结果[2-3]。一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的存在，发达国家倾向于利用自身比较高素质的劳动者生产附加值高的产品和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倾向于用自己较低素质的劳动者生产附加值低的产品和服务。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强化，这种趋势也会不断加强。而主体由附加值较低的产业构成的制造业在面临这样的分工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例降低的情况就不难想象了[4]。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认为不当的政策也可能会是一国去工业化的主要原因之一[5]。一个国家不正确的贸易政策以及政府对待制造业的错误态度会导致本国产品在面临国际竞争时处于劣势地位，进而抑制甚至摧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导致本国的去工业化。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大部分学者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家为回避或阻碍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采取的各种措施带来的结果[6-7]。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单个资本家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必须不断实施技术改进，尽力压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同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单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行为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上述的行为将会降低生产单个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高于人们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的总劳动时间降低了。物质商品生产所需总劳动时间的下降也就会导致制造业所需的劳动者数量的下降，以及由价值决定的价格的下降，表现在现实当中就是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例乃至绝对数量的下降。

尽管用价值衡量的利润率会因为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下降，但用纸币价格衡量的利润率却不一定会下降。为了获取以后一种方式衡量的更高的利润率，在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资本家将生产的目标定位于占有一定的剩余价值量中的更大的比例。在这种目标的指导下，资本家采取延长生产链并占据价值链中价值分配的有利地位以提高利润率；绕过制造业直接进入价值分配阶段，通过金融投机获得更多利润；利用产业转移将制造业移入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提高单个资本的有机构成以节省劳动时间，进而提高利润率等方式，回避或者阻碍利润率的下降。上述情况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造成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

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去工业化的论述，但是从其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中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到如下结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必然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这一规律在现阶段必然导致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例的下降，这种下降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虽然有些国家想尽办法想要延缓去工业化的趋势，但其延缓的方法并不能解决导致本国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只要资本主义关系存在，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动机就不会改变，由此出现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平均利润率下降带来的去工业化趋势就不会停止。

总的来说，无论是西方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大部分人都认为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现象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本文则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分析基础的。

在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去工业化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制造业资本大量流入第三产业为特征的去工业化形式；第二种类型是以制造业资本向其它国家转移为特征的去工业化形式。而且，第二种去工业化的类型中又包含了不同的形式，并对出现去工业化现象的发达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

在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形式当中，制造业资本并没有大规模流出国内，而是大量投入到第三产业特别是虚拟经济产业当中进行投机活动。这些资本可以利用第三产业资金周转速度快、利润率高的特征来回避制造业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而在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形式当中，有学者将其分为适度的去工业化和彻底的去工业化。彻底的去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该国在大部分制造业中失去了比较优势，使得本国制造业资本大规模向其他国家转移，进而导致其他国家的产品对本国产品进行了产量替代。这种类型的代表性国家有英国和美国；适度的去工业化指的是本国基础制造业的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但大部分高端制造业的产业资本并没有转移出去。因此，从总体来看，本国制造业的大部分生产能力没有丧失，其代表性国家有德国和日本。总之，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方向和程度不同导致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类型的不同。在现实当中，制造业资本向国外和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一般会同时出现，进而使得两种类型的去工业化趋势混合着发生。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类型不同，对国家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这样的去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克拉克的观点的。发达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流出的资本和人口会被服务业所吸收，进而可以保证本国的充分就业、产出增长、国民收入的上升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因为这种形式的去工业化是在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出现的，制造业产值的下降和服务业产值的上升基本没有降低本国物质商品的供应量，反而提升了服务类商品的数量和质量，从而提高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乔晓楠认为：发达国家适度的去工业化对该国的发展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有利于提高该国的国民收入，减少出口依赖；而发达国家彻底的去工业化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极有可能导致债务危机或金融危机[6]。

2 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必要条件及实现路径

从上述的分析来看，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与否由制造业资本转移是否出现决定，其类型则由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方向以及规模的大小决定。那么决定制造业资本转移能否出现的条件是什么呢？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方向以及规模的大小又由哪些条件决定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注意到，制造业资本的首要目标虽然是追求更高的利润率，但其客观上还承担着生产满足发达国家居民生存和发展所需物质商品的责任。制造业资本可以追求更高的利润率，但也需要满足本国居民生存和发展的需求。如果制造业资本无法找到既能满足其利润目标，又能满足其物质产品产量目标的领域或者地区的话，制造业资本只能在本领域内忍受逐步降低的利润率，而没有其它的办法。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资本虽然有转移出制造业的动机，但没有实现转移的必要条件，就不会出现去工业化现象。

对于第二个问题，则需要考虑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转移所面临的国内外条件。从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形式来看，满足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必要条件是比较容易达成的。制造业资本向利润率较高的服务业特别是虚拟经济产业转移的过程是在发达国家内部进行的，很少会碰到体制机制障碍。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长期面临着产品相对过剩的问题，一部分制造业资本的转移不会影响物质产品的供应。但是，这种转移的方式并不能改变制造业利润降低的趋势，所以发达国家必然需要寻求一个生产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物质商品的生产，以提高制造业的利润。而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形式，要满足发达国家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必要条件，对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承接地区有一定的要求。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承接地区需要有良好的市场环境、生产条件和运输条件，才能同时满足本地区和制造业资本移出地区居民对物质商品的需求。具体而言，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承接地区需要有较为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足够数量的合格劳动力，一定的工业基础以及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不过，这些条件并不是在所有时间都会被满足的，这就导致了不同时间段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类型的不同。

2.1 制造业资本向服务业转移与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

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出现去工业化，当时的主要特征是制造业资本向服务业特别是虚拟经济产业转移。这既是因为在一定的有效需求下，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以及资本追求以纸币数量为衡量标准的利润率将资本用于金融投机。也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基础制造业资本无法找到本国之外的地区来承接其资本大规模转移，即基础制造业资本大规模向外转移的必要条件不满足。

具体而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可以承接基础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国家和地区集中在东亚地区，主要有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经济条件如表1 所示。

表1 1980 年国家和地区基本经济数据

从上面的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承接一部分欧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基础制造业，但由于本身条件的限制，无法容纳欧美国家的所有基础制造业资本。虽然这些地区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体系已经比较成熟，电力、运输等基础设施很完善，但这些地区本身的人口总量远远不够。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些人口及其能够操控的机器所能生产的物质产品远远无法同时满足本地区和发达国家居民的需求。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这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崛起的经济体当中，本身就有一些经济体是依靠服务业崛起的。这些依靠服务业崛起的经济体的大部分人口并没有从事制造业，从而无法为发达国家生产物质产品，基础制造业转移的必要条件不被满足，让欧美发达国家的基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变得不可能。

相较上述国家和地区更加落后的主要发展中国家虽然有足够的人口，但其他方面的劣势也让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的资本转移很难成为现实，如表2 所示。

对于除中国之外的各主要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有吸引外资的愿望，但本身的劳动力素质和基础设施建设并不足以满足基础制造业的产业资本大规模转移的要求。印度身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虽然有庞大的人口数量，但达到一定标准的合格劳动力人口并不多，基础设施十分不完善，而且市场环境和政治环境也不佳；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条件与印度相似，在市场环境、基础设施、合格劳动力数量等方面并不满足要求。纵然有个别国家的条件较好（如文莱），但受限于国家的体量，且本身并没有吸引制造业的愿望。这种情况下，主要发展中国家既无法为基础制造业的产业资本提供较欧美发达国家内部更高的利润，也无法满足为发达国家居民提供足够物质产品的要求。

表2 1980 年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基本经济数据①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纵然欧美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的产业资本有利用这些地区的廉价劳动力的动机，但也无法将大量基础制造业的产业资本投入到这些地区。在基础制造业转移的必要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英美等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的产业资本只能停留在本国内部，无法实现基础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去工业化是以各发达国家内部服务业迅速发展，而制造业也并未大幅度衰退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去工业化较大程度地提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

2.2 制造业向国外转移与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

2.2.1 英美等国制造业的全面转移与彻底的去工业化

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工业化的趋势一直在进行，而由于中国融入世界市场，英美等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实现大规模产业转移所需的必要条件逐渐被满足，使得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去工业化特征变得不同起来。如表3 所示。

从表3 的数据可以看出，经过十年发展之后，印度与东南亚各国的人口素质有了较大地提升，基础设施也有一些改善，具备了一定的承接基础制造业资本大规模转移的基础。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资本大规模转移的必要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

而中国的加入则使得必要条件完全成熟了：经过数十年的发展，首先，中国的劳动力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说都有很大的提高，发达国家可以将绝大部分基础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而无须担心廉价的合格劳动力数量不足的问题；第二，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工业基础为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提供了较好的基础设施环境，使得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成本可以大幅度下降；第三，强大的国家能力保障了较为稳定的政治和市场环境，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资本无需担心财产在混乱中被损毁。

中国承接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转移的条件十分优越，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承接基础制造业转移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因为无论是从劳动力数量、质量、成本，还是从基础设施、工业基础以及市场环境来说，中国处于优势地位，甚至有些数据是这些国家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希望提高利润率的发达国家制造业倾向于将资本投入到中国。而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由于自身条件不足，在与中国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本身很难接受大量国际制造业资本，也就限制了这些国家能够承接的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的资本的数量。

总的来说，在中国加入世界市场后，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转移的必要条件完全成熟，使得这个时期基础制造业的资本能够大规模地转向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也就改变了英美等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类型：由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英美等国将大量高端制造业转移向了德日韩等地区，而从九十年代开始又把基础制造业大规模移向了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这使得英美等国的国内呈现出产业空心化的特征，出现了彻底的去工业化现象。

表3 1990 年各国家和地区基本经济数据

2.2.2 德日等国高端制造业的保留与适度的去工业化

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环境的改善虽然有利于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但在高端制造业上，发展中国家还有较大的劣势。第一，从工业基础来看，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时期最长的也不超过八十年，与发达国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就开始的工业化相比，在工业基础及发展水平上有巨大的差距；第二，发展中国家在高端教育上相较于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足，使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高端人才培养上落后于发达国家；第三，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资金十分缺乏，在这个方面的条件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除上述原因外，由于政治、安全等因素，发达国家不可能将高端制造业转移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内。这就使得以德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虽然失去大部分基础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却保留了绝大部分的高端制造业生产能力。这种情况下，德日等发达国家出现了适度的去工业化现象。

3 中国去工业化的可能性及政策导向

3.1 中国去工业化的可能性及类型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截至2016 年，中国的工业产值约为4.46 万亿美元，占世界工业产值的22.64%，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第三产业占GDP 的比重逐渐增加，于2013 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逐渐在我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随着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的降低，我国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出现甚至正在经历去工业化呢？对于这个问题，中国的学者们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以王秋石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无论是从制造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和制造业就业人数，还是从制造业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来看，我国从总体上看并没有出现去工业化的现象[8]。不过在我国内部，各地区之间存在着产业转移，导致部分发达地区出现了去工业化现象。而以黄永春等为代表的学者们认为中国正在经历以政府为主导的去工业化趋势。黄永春等提出，中国去工业化的原因在于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与制造业的发展不协调，不能很好的为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使得政府必须大力推进相关服务业的发展，以促进制造业的高级化[9]。

虽然学者们对中国是否正在面临去工业化这个问题上有所争论，但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我国必然会经历去工业化的状况。这是制造业生产力发展和资本逐利本性必然会带来的结果。随着制造业生产能力不断发展，生产满足我国居民需求的物质商品所需的劳动力数量将不断下降，更多的劳动力和资本将会流入到第三产业。这将导致我国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的不断下降，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则相应不断上升。生产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的下降也就不可避免。也就是说，中国将必然出现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形式。

而对于是否会出现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则需要考虑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国的高端制造业相对于发达国家还处于落后的地位，一旦出现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尚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我国的去工业化现象将会变成过早的去工业化。

从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形式的动因来看，我国在2016 年的人均国民收入为8 100 多美元，已经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我国居民收入的提高将会逐渐增加制造业的成本，进而降低制造业的利润。随着我国居民收入进一步提高，制造业的利润可能会被压缩到资本难以忍受的程度。特别是对于基础制造业来说，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会对它们的利润产生严重的影响。这就会导致我国基础制造业资本迫切寻求提高利润率的途径。而在无法降低本国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基础制造业只能将生产过程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其它国家或地区。

而从基础制造业资本转移需要满足的必要条件来看，东南亚和南亚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除了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劳动力成本都低于我国，是基础制造业资本转移的合适地区；而且从劳动力的数量来看，上述国家的劳动力数量也十分庞大，可以为我国基础制造业资本的转移提供充足的劳动力。但是除了劳动力成本较低以及劳动力数量充足之外，这些国家承接基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其它条件暂时都很难满足。首先，上述国家虽然有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但大部分劳动力都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无法为基础制造业转移提供大量合格的劳动力；其次，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如铁路、电力等建设还很不完善，会极大的增加制造业的生产成本，给基础制造业的转移带来不利的影响；再次，从运输条件来说，东南亚各国的运输能力严重不足，这将导致其国内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难以快速有效的配置，并最终提高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进而影响其资本转移；最后，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中有很多国家政治环境不稳定，市场制度不完善，无法给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提供稳定的环境。

在短时期内，由于基础制造业向外大规模转移的条件还不成熟，我国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的可能性很低，去工业化的主要特征将表现为第一种类型。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印度和东南亚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上述条件是可以慢慢改善的。虽然在短时期内这些改善无法看到效果，但在长时期内很有可能会逐步满足我国实现基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低人力成本的优势很可能让中国的基础制造业资本向外大规模转移的现象出现，进而造成中国过早的去工业化。

3.2 中国未来的政策导向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必须认识到，既然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关键则在于如何控制我国基础制造业资本转移的方向和规模。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以及适度的去工业化比过早的去工业化要好，那么我国理应引导去工业化形式向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或者适度的去工业化方向发展，这样才能保证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为了达到这个个目的，我国的政策应该从两个方向发力：一个是降低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另一个则是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

想要降低我国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我国需要采取以下政策：第一，政府大力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利用市场竞争压力促使厂商加快技术进步，淘汰落后产能。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增加劳动生产率，在保证产量的同时减少商品的单位成本；第二，利用我国东中西部之间分别存在较大收入差距的特点，引导基础制造业逐渐向中西部转移，从而降低基础制造业的劳动力成本，同时促进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第三，在基础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要加强完善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便降低产品销售过程中的流通成本；第四，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压缩产品销售链条，防止产品销售过程中过多中间商带来成本上升；第五，我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既要面临显性的税收费用，还会面临隐性费用———如官员腐败等。这些费用会成为基础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负担。为此，政府需要通过改革税收，清理腐败等方式降低基础制造业的显性和隐性费用，保障基础制造业的利润率。

此外，由于我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数量，仅仅依靠高端制造业绝对无法支撑我国制造业的全面发展和劳动力的充分就业。因此，政府应加强对基础制造业的重视力度，通过各种政策扶持保障基础制造业的发展。在必要的时候（如某个基础制造业行业利润率过低之时），甚至可以通过将某些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制造业行业当作公共事业来经营，以保证我国劳动力的就业以及制造业的完整。

对于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针对我国高端制造业基础薄弱的问题，政府应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基于高端制造业投资大、技术进步周期长、资金周转速度慢的特点，我国民营企业很少有能力和动机投资这些领域。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通过直接投资或大力补贴的方式对这些行业的起步与发展进行扶持。在这方面，欧洲空客公司的发展过程十分值得我国政府借鉴；第二，发展高端制造业最关键的要素是人才。我国教育经费的投入从纵向来看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经费除了用来吸引归国人才之外，也要大力完善本国的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通过双管齐下的方式促进我国相关行业人才的积累和培养；第三，由于我国工业发展时间相较于发达国家来说还很短，制造业的技术积累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需要政府利用我国科研人员数量多的优势，用现在巨大的流量来追赶发达国家过去积累的存量。这就需要国家大力改善科研人员的待遇，完善科研制度，将产学研较好地结合起来，尽快使科研成果变为可用于大规模生产的技术。总而言之，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想要促进高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政府在这之中要发挥主导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在较短的时期内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在高端制造业上的差距。

上述这些政策的核心目标就在于降低我国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保证基础制造业的利润率。同时，大力扶植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争取在一定的时期内确立我国在高端制造业中核心竞争能力。保证我国基础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全面发展，不仅是保障我国庞大数量的劳动力充分就业的要求，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坚实基础。

4 结 论

在上面的分析中，本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制造业资本转向服务业特别是虚拟经济产业为主要特征，第二种类型则以制造业的生产过程在空间上转移为主要特征。此外，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根据制造业转移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适度的去工业化和彻底的去工业化。从造成的影响来看，适度的去工业化以及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没有大幅度的损害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反而提高了国内居民的收入和生活质量，其带来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而彻底的去工业化导致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生产能力的过度的削弱，严重危害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其带来的影响主要是消极的。从现实状况来看，发达国家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是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九十年代之后则逐渐呈现出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

这些国家在不同时段出现不同特征的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是相同的，都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平均利润率下降，迫使资本寻找可获得更高利润率的产业或地区。而这些国家去工业化的类型则与其面临的内外部条件有关：由于在七十年的发达国家之外的地区并没有实现制造业转移的必要条件，使得欧美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表现为第一种类型。而九十年代之后，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具备承接基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能力，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的必要条件被满足了，这最终导致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基础制造业的大量迁出。英美等国家基础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全面转移，使得这些国家出现以产业空心化为特征的彻底的去工业化；而德日等国的高端制造业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还有巨大的优势，暂时没有遭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替代，高端制造业的绝大部分得到保留，故出现了适度的去工业化。

对于中国来说，出现第一种类型的去工业化趋势不可避免。而对于第二种类型的去工业化，随着中国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基础制造业某些优势逐渐削弱，基础制造业资本也开始有了迁出中国的动机。但由于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工业基础、基础设施完善程度以及市场环境等方面与中国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我国基础制造业资本大规模迁出的必要条件还不具备。这意味着我国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出现以基础制造业大规模转移为特征的过早的去工业化。但随着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逐渐发展，我国政府还是需要防患于未然，采取各项措施降低我国基础制造业的生产成本，同时大力扶持高端制造业，促进我国制造业全面发展。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为世界银行数据库，以下数据若无特别说明也都来源于此。

② 此处的发展中国家主要选取了东南亚国家和印度的数据。因为相较于它们而言，西亚和非洲国家的劳动力人口数量和素质、市场和政治环境处于劣势；拉丁美洲人均国民收入较高，且受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较大。东南亚各国和印度与上述这些地区的国家相比，在承接制造业资本转移方面有明显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