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的概念内涵与汉服体系的建构路径

2020-01-16杨娜

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 2020年6期

摘要：“汉服”这一概念在现代社會中被频繁提及始于2002年，初衷是为解决“现代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是什么”的历史遗留问题。汉民族服饰的断裂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明末清初的“薙发易服”政令导致汉族的民族服装中断;二是工业革命后的全球化社会，使非西方文明的民族服饰应用场景发生转型。21世纪初兴起自中国民间草根的汉服复兴运动，因为理论的不健全，使公众对于“汉服”概念产生误解：一是混淆了“汉族民族服饰”和“汉族民间服饰”两个概念;二是把汉服放到了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框架中分析，用“个性”款式淡化了汉服体系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否认汉民族服饰的整体存在。如果要理性地看待“汉服”这一事物，必须要树立“汉服研究”思路，走出古代服饰史的研究思路，综合运用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视角，完成现代汉服服饰体系和文化体系的理论重构，实现古代汉服与现代汉服的接续发展。

关键词：汉服;汉服运动;汉服研究;古代服饰;文化基因

中图分类号：J52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444X（2020）06-0078-10

国际DOI编码：10.15958/j.cnki.gdxbysb.2020.06.012

Connotations of the Concept “Hanfu”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anfu System

YANG Na1，2

（1.China Media Group， Beijing 100020; 2. Center for Studies of Sociological Theory & Metho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

Abstract：Frequent mentions of the concept “Hanfu” in modern society started in 2002 which originally intended to solve a problem left over by history， that is， “what is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costume of modern Han nationality？” The fractures of national costume of Han nationality can be found in two aspects. On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decree of “hair-shaving and clothes-changing”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that led to the interruption of the national costume of Han nationality; The other is the global society after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at has transformed the scenarios of national costumes for non-Western civil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grassroots Hanfu Revival Movement made the public misunderstand the concept “Hanfu” due to the inadequate theory. Firstly， it confused two concepts of “national costume of Han nationality” and “folk costume of Han nationality”. Secondly， by wedging Hanfu into the framework of ancient Chinese costume history to analyze it， it disturbed the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of Hanfu system with “personalized” style and denied the holistic existence of national costume of Han nationality. To view “Hanfu” rationally， one must set up a mentality of “Hanfu research” by breaking away from the research thinking of ancient costume history. It also must accomplish the theoretical reconstruction of clothing system of modern Hanfu and cultural system by comprehensively adopting perspectives of ethnology， folklore， anthropology and other modern disciplines to achieve a consistent development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Hanfu.

Key words：Hanfu; Hanfu Movement; Hanfu research; ancient costume; cultural gene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整体升温，中国社会中关于“汉服”的实践活动方兴未艾。一项调查显示，2019年中国“汉服”市场销售规模达到45.2亿元，同比增长318.5%，产业迎来井喷。[1]但是由于没有官方定义，学术界的讨论各执一词，市场上的“汉服”样式鱼龙混杂，像汉代深衣、唐代大袖衫、民国学生校服、扎染制成的现代连衣裙等等，都被冠以 “汉服”的名字，歧义纷呈。

“汉服”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中被频繁提及始于2002年，在“唐装”大规模流行之际，以网络论坛为基本平台，兴起了一轮关于汉民族传统服饰的讨论话题，藉此产生了以推广汉服为主题的汉服复兴运动。这一概念的建构初衷是为正面回答与解决“现代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是什么”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进而完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服装建构问题。毕竟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要建构中国人的民族服装，无论如何也躲不开汉族的民族服装。

这里的“汉服”可以理解为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的概括性简称，指代汉族人在历史上曾经拥有，但现在已经消亡了的民族服装。[2]但是从网站的讨论、表述以及网友们的言论看，这一概念存在不少歧义，因为它最初的定义主要是针对旗袍、唐装的范畴而反向界定，被限定在了明末清初“薙发易服”之前具有独特汉文化風格特点，明显区别于中国少数民族的汉民族服装。而这一概念与古文献中的“汉人穿着的服饰”、学术研究中的“汉族民间服饰”和字面意义的“汉朝服饰”的样式、内涵更是有着明显差别。

因此，本文立足“汉服”这一概念的建构初衷，结合现代汉服运动的实践特征，探析“汉服”概念的疏漏之处，澄清“汉服”与汉族民间服饰的定位差距。同时，立足民族服装研究视角，把“汉服”作为研究对象，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视角出发，指出“汉民族传统服饰”与中国古代服饰史的差距，探析如何依托传统服饰中的汉族典型“形制”，建构完成现代汉族传统服饰体系与文化体系，实现“汉服”从传统服饰到民族服饰的认知转变，探索可能的理论转变路径。

一、厘清历史上的“汉服”名词流变

把“汉服”定位在汉族民族服饰之所以存在争议，重要原因是“汉服”这一名词与“汉语”“汉字”概念相似，语义上经历了从狭义到广义的流变。这里的流变，不仅仅是古代社会中的语义演变，即“汉”从最初的地域指代“汉水流域”，上升至朝代“汉朝”，最后演变为民族“汉族”的称呼。更重要的是经历现代工业革命后，从汉人穿着的服饰、汉人说的语言、汉人书写的文字，演变成为一种特定的服饰形态、语言风貌、文字系统的象征。这是因为在现代化和全球化之前，“汉服”“汉语”“汉字”几乎都是汉民族的唯一服装、语言、文字，它覆盖全民族所有人，适应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可以应对工作、出行、节日、居家所有场景。但是，在经历了现代工业革命之后，“汉语”“汉字”都有了内涵的演变，它们基于汉族这一社会实体被界定，不再指代特定人群的专有语言和文字，而成为汉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一种有着独特风貌的文化系统。

曾经把历史上的汉族人穿过的服饰简称为汉服，这并不难理解。可以查到最早的文物记载是马王堆出土的西汉简牍：“美人四人，其二人楚服，二人汉服。”最早的文献记载是西汉蔡邕《独断》中的“通天冠：天子常服，汉服受之秦，《礼》无文。”最早的正史记载则是《汉书》里的“后数来朝贺，乐汉衣服制度。” 类似的还有《新唐书》：“汉裳蛮，本汉人部种，在铁桥。惟以朝霞缠头，馀尚同汉服。”《文献通稿·契丹人》：“凡六十里至，过惠州，城二重，至低小，外城无人居，内城有瓦舍仓廪，人多汉服。” 《东京梦华录·卷六·元旦朝会》记载：“诸国使人，大辽大使顶金冠，后檐尖长，如大莲叶，服紫窄袍，金蹀躞;副使展裹金带，如汉服。”这些文献都是用“汉服”来标识外族人眼中的汉族人的穿着服饰。

但是，与“汉语”“汉字”的自然演化不同，“汉族人的服饰”发生了断裂。在现代工业革命前300余年，它的民族服饰属性已经被迫中断了，即网友们口中所说的明末清初所执行的“薙发易服令”，这一史实成为了“汉服”概念模糊不清的重要缘由，使“汉服”这一服饰体系“错过”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自然演变经过。即清政府初期，严苛的“薙发易服令”消解了自黄帝以来的“衣冠之治”，中断了“汉服”作为汉族人唯一的穿着服装属性。此后，“汉服”不能够涵盖汉族男女老少、高低贵贱、春夏秋冬一系列必要生活款式，也不能适应居家、工作、出行、骑射一系列不同场景，并且断绝了国家朝堂的公服、重要场景的礼仪服饰使用场景，“汉服”也失去了汉族人的民俗服装属性。

《清世祖实录》记载，1945年多尔衮颁布的“官民既已薙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清政府入关后用武力要求汉人均遵满州人的发式服式制度，并以此作为对清政府政权认同的标志。这里的“本朝之制”是指以《舆服制》为核心的服饰礼仪等级化和礼制化制度。《清史稿·舆服志》与历代《舆服志》最大的不同是以满洲的传统服饰为基础。这里没有像历代舆服制一样，开篇即追溯到黄帝，如《晋书·舆服制》开篇“黄帝皂衣纁裳，放勋彤车白马”，《旧唐书·舆服制》第一句就是：“昔黄帝造车服，为之屏蔽”，即使是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元史·舆服制》第一句话即：“若稽往古，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这些相当于寻根认祖，一直追溯到黄帝，方为服饰制度“正统”。《清史稿·舆服制》重点则强调穿衣戴帽需沿袭满洲制式，频繁提及“我国家以骑射为业，今若轻徇汉人之俗，不亲弓矢，则武备何由而习乎？”[3]屡屡下令严格遵循满人衣冠形制，也建立了以满人习俗为核心的服饰制度。

从服饰史的演化轨迹看“易服令”的实施不是一朝一夕，清政府统治200余年间，满汉之间的文化不断融合，民间还相传清政府颁布了“十从十不从”政令作为缓和：“‘十从即男、生、阳、官、老、儒、娼、仕官、国号、役税等遵从规定，‘十不从即女、死、阴、隶、少、释道、优伶、婚姻、官号、文字语言等可以不用遵从规定”，使得汉族女子、儿童、戏子、出家人等服饰延续了明朝汉人的服饰结构。但纵观清朝正史、官书和多铎传记，从未记载这一特赦令。相反，可以查到正史则是在皇太极到嘉庆年间，不断在三令五申强调“我朝列圣垂训，命后嗣无改衣冠”（仁宗嘉庆二十一年谕内阁），甚至乾隆三十七、四十五、四十六年分别还有两广、江西、山东等巡抚奏请“禁止头陀行脚游方蓄发批垂事”。[4]

对于“十从十不从”口谣的出现，可以理解为“易服”毕竟是经济活动，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存在对弱势、边缘群体执行不到位的情况，如女子在古代社会处于从属地位，社会交往范围和程度受到极大的限制，大部分的传世文物中，女装出现的场合更多是在家里、后院、内廷，私生活领域也成为易服的“死角”，因而有了民间口谣“十从十不从”。对此介绍最多的史料，也是来自清末野史，如清末天嘏所著《清朝外史》：“之俊乃提‘十不从之纲曰……多尔衮皆允之，于是之俊降，旋得参机密。”，又或是徐珂《清稗类钞·服饰类》：“国初，人民相传，有生降死不降，老降少不降……”。从政令实施和解读文献来看，这类“十从十不从”的出处均为野史，而且传说源头互相抵触，有称是金之俊，有称是洪承畴，相当不可信。

真正把“十从十不从”作为口号宣传，来源于民国时期的“排满”口号。这里涉及到清王朝统治两百余年间，已经把“满州”自居为“中华”正统，并且与“大中国”的皇帝、疆土、政权、民族合而为一。[5]中华民国政府成立以来，掀起了重编明代史热，就在这时包括“男从女不从”在内的“十从十不从”等历史故事，都经过种种润色成为了全新的故事，在辛亥革命之初成为了“排满”的舆论宣传口号。“男从女不从”说成为时人试图借助历史经验，建构清末民初女性—国族话语的尝试，这种想象极大地提升了女性的地位。[6]经过排满民族主义的再解读，成为了携带民族主义的政治革命话语，蜕变为主张排满政治革命的合法性的历史依据，产生了极强的革命煽动性。[7]这类特定时期的政治宣传口号，如果被当作是历史的真实认知，特别是对于服饰结构的考据，则显得有失偏颇。

从服饰的本身结构上看，有观点认为“汉族男子剃发、着满族服饰，女子服饰不变，依然是传统的上袄下裙式。呈现出满、汉两大服饰体系并存的现象。”[8]而且汉族民间服饰保留了刺绣、织锦等传统工艺和元素，“各阶层使用的服装面料与工艺、服装色彩与搭配、服装图案与纹饰、服装技艺与艺术风格等都是前朝一脉相承的延……‘薙发易服并未在深层文化结构上动摇汉族服饰文化的根本。”[9] 在它们都是汉人的装束这一意义上，也确实都算得上是汉民族服装的延续，故被认为应该叫做“汉服”。

此类观点与汉服运动主流观点的差异在于对民族服装的研究界定，究竟是立足服饰史中的服饰结构演变，还是民族学视角下的民族服装演变。“民族服装”在很多情形下是在族际的环境、场景或情境下，由“民俗服装”延展或引伸而来的。[10]这里的演化分析，不仅仅有服饰史对某个部件是否传续和演化，重要的还有立足民族这个社会实体的服饰制度、文化、思想、审美分析，避免唯衣服结构本身的一叶障目。如历史上汉族的领襟崇尚平直，但清朝的汉族女装则呈现出曲拐，明显的“厂字”型;汉族服装两襟交叠内襟完整，或者是半襟，靠系带连接;清朝的汉族女装则是褂子，内襟缺失，靠盘扣连结等等。当它们在和传统汉族服饰或者是清朝满族服饰发生对比参照的关系时，会发现清朝一代汉族民间服饰的装饰、线条、审美、工艺也在不断向清装靠近，特别是对局部装饰艺术的强调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服饰每个细节都注重精细繁复，典型的是“十八滚十八镶”，与旗装非常相像，也会注意在领口、袖子、腰间开衩、下摆等均有多层装饰条，细节堆砌。[11]在服制社会的高压政令下，“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特定历史环境中，把这类服装理解为具有时代性特征、特定人群、特定地域特色的“民间服装”似乎更为恰当一些，这也正是“漢服”作为汉人的民俗服装延续到清朝而中断的核心缘由。

到近现代社会，全球社会进入工业时代，对于非西方文明国家而言，民族服装都发生了本质变化，也就是民族服装不再是本民族的生活着装，而是成为了民族文化或相关礼仪场合的特殊服装。假设“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没有经历民族服装的断裂，那么今天应该与“和服”“韩服”的情形相似，是将古代社会中的主流服饰款式经过整理、抽象、规范和再设计之后，定型为本民族礼服之一，特定场合下升华为表现汉族乃至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成为现代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一项重要的礼服和正装选项。在称谓上也有着类似于日语服饰中，古称“着物”今称“和服”的类似演变，从“衣冠”“衣裳”等自称，演变为“汉服”，由此与“西”和其他文化形成对比。类似于“汉字”“汉语”，经历了现代化社会演变后，不再指代“汉人书写的文字”“汉人所说的语言”，而是分别对应了古代的“繁体字”“文言文”与现代的“简体字”“白话文”这一套文字语言系统。即使是非汉族人、非中国人所说所写的，也可以是“汉字”“汉语”，这也就是现代社会中民族文化的名词流变。对于“汉服”也颇为相似，今天即使是非汉族人所穿，只要服饰本身属于汉服体系，这一类衣服也是“汉服”

如上所述，如果想解决当代“汉服”的理论歧义，必须要同时解决上述两层争议：除了跨越前工业时代被迫中断300余年的时间鸿沟，还需要跨越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差距。这里的重构，也意味着两个方面的同步进行，第一步是正视历史上“汉服”消失的客观事实，不能因汉人有着结构相似的服饰碎片遗留而否认“汉服”的中断，又或是混淆“汉族传统服饰”和“汉族民间服饰”两个既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第二步是从历朝历代的古装概念中分离出汉族服饰，厘清古代汉服的本来面貌，建构一套立足于民族性、传统性的汉民族服饰体系的理论，类似于“汉字”是象形表意文字，“汉语”属于分析语有多种语调等解释，重新赋予“汉服”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完成现代汉服与古代汉服的理论接续，这样才能真正澄清“汉服”这一概念，让消失了三百余年的汉族服饰重归民族服饰之位。

二、汉族服饰与中国古代服饰的差别

汉服作为“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的简称并不难理解，但是对于“汉服”的概念界定却并不容易，这里不仅涉及汉族服饰文明的起源、发展与消亡，还有在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变”与“不变”。毕竟汉族服饰与汉族文明一样，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它的传承更不等于朝代服饰史的更替，有着一次次鲜明的标志，而是在循序渐进中逐步前行，虽然与少数民族服饰文明有着融合与交流，但是与汉文明其他部分相似，在体系消亡前始终存在着主体结构。

在服饰史的研究中，对于以汉族为核心的历朝历代服饰变化，更多是侧重少数民族服饰的融入与交流，如春秋战国的“胡服骑射”、魏晋南北朝的“南北融合”、唐朝时的“胡风盛行”以及明末清初的“满汉交融”，于是在民族服饰的研究中，形成了“汉服起源不唯一”“汉服体系不存在”“胡服融合不断异化”的观点，甚至有“难以严格区分到底哪种是汉族服饰，哪种是其他民族的服饰”[8]11的观点。正是这种导向，使人们对汉族服饰的研究呈现出“汉族服饰虚无论”的三种误解：

第一种混淆了汉族服饰史与中国服饰通史的概念，模糊了作为社会实体民族与政治实体国家之间的区别。虽然二者都是在历史进程中产生的，但对于民族和政治的研究却不能划上等号，不能因为国家的兴亡与朝代的更迭，《舆服志》的改写与礼治的重新规范，而形成民族服饰一次次重头再来的“错觉”，产生历朝历代服饰大不相同的印象，否认主体民族服饰一脉相承的属性。

如果把中国古代服饰史和汉族服饰史之间画上等号，往往会将时代特征和风格置于最重要、最突出的地位。一提起汉族服饰，往往会在脑海里浮现出“汉之古朴、唐之华丽、宋之淡雅、明之端庄”的感受，似乎研究中国朝代服饰的风格和特点就是研究汉族服饰史，更是将汉服的款式局限在考古学、文物学、历史学的研究范畴。然而，风格是表象，不能用来代替民族服饰的本质属性，如唐代可以有帷帽的若隐若现，宋代可以有抹胸的性感妖娆，这些关于民族服饰的种种认识，必须要打破附加在朝代上的固有认知。

第二种借助服饰史学研究方法论，用朝代划分、名物训诂的考据研究，把汉服的定义和范畴局限在古代服饰史的笼子里。这样会产生用某一时代、某个人物的“个性”款式，消解民族服饰的“共性”、传承性、同一性。这种研究思路，偏向于考古之中的器物学，主要表现是围绕衣服的款式、结构、花纹、工艺来谈论和描述，探索各类款式出现的背景、渊源，考察其形制、结构和演变，以达到解释、分析服饰应用的目的，呈现出了一部部器物史和生活风俗史。但是这一方法并不适合作为民族服饰的归纳总结，容易因为同一器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表现出的不同形态，陷入“幸存者偏差”误区，遮蔽了民族服饰体系的稳定性与传续性。如马王堆出土的深衣袍，它反映的是西汉长沙地区辛追夫人在老年时期寒冷季节的生活剪影，既不能说明长沙地区之外的情况，也无法说明长沙地区年轻女子夏天暑热的穿着打扮情况。

换句话说，古代汉服的研究应隶属民族服饰学话题，虽然它和中国古代服饰史在研究对象上有着部分重叠和交叉，但是在研究理论、研究方式、应用领域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二者绝不是同一个话题，更不能画上等号相提并论。如果只是把“漢服”当作是古代传统服饰的荟萃，那么依然囿于服饰史“器型学”的窠臼，在面对汉族传统服饰的整体形态、发展规律和理论解释时则会显得孱弱无力，出现源流错位、本末倒置的情况。如果按照“唯考据论”的逻辑走下去，结果就是一次次高度还原了“古装”，甚至是高度还原了历史上特定的几类“古装”。而现代汉服的实践行动，也成了一次次的作品复原与展现，汉服复兴运动的成果，反倒成了古代服饰史中的具体案例。

第三种是否认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存在，忽视汉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唯一从未中断过历史的一个古老文明，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主体组成部分的客观事实。虽然在历史上存在断裂，但是作为汉文明的组成部分，汉服应属于不可缺失与遗漏的一个环节，与文明史风雨同舟，共同谱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5000年文明史。

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一提起民族就认为专指少数民族。所以提起民族服装，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少数民族服装，甚至说在“多民族的中国社会里，少数民族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和汉民族间相互区别的最为重要和醒目的标识之一，就是‘民族服装。”[10] 而汉族则成为了“没有典型民族特征和民族服饰的民族”。这也类似于学术研究中对于汉民族研究缺位的“怪现状”：“在我国学术界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即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专人研究，偏偏没有专人研究汉民族。”[12]又如民族服饰研究的书籍中，对于少数民族服饰的研究层出不穷，却留下了一部亟待开拓的汉民族服饰史研究的“真空地带”。

总而言之，在中国现代社会本身缺少民族服装认知的现状中，如果以大量的、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代服饰史分类方法来审视“汉服”这一概念，却是夸大了国家政权政令之下的服饰个性，湮灭了民族服饰体系的共性。让现代的人们形成错觉：“中国古代服饰种类繁多，伴随着国家的兴亡与朝代的更迭，民族服饰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形成了款式多变、形貌不同、风格迥异、地域广泛的特征”，甚至出现“汉服这一概念是伪命题，历史上并不存在汉民族服装，语义和款式均存在局限性”的研究偏见。

三、正视“汉服”概念的建构初衷

如果想要真正了解“汉服”这一名词的指代与内涵，必须要正视汉服运动兴起的初衷，即用“汉服”这一概念正面解决“现代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是什么”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建构汉服这一概念是解决汉族民族服装缺位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可行性路径与办法。

“汉服”这一概念，应理解为新千年以来人们对历史事物和历史名词的再发现，而非发明。这一次的汉服言说可以认为是伴随着新时代大国崛起背景下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在21世纪的中国以及海外华人中建构，乃至流行的现代服装产物。这里面除了大量身体力行的先行者，通过持续不断的“穿”将汉服带入现代社会公共空间，立足民俗服饰的推广等实践之外，还需要对现代汉服理论体系进行再建构。

因为汉服运动的低龄化、草根性、业余化等特点，形成了十余年来“重活动、轻研究”“讲形制、轻理论”的现状。面对社会各界对于“汉服”概念的误读与争议，爱好者们的认知并不相同，其理论言说主要有两点：

一是源自“汉服”这一名词的最初称谓，也是当代引用最多的定义：“汉民族传统服饰（简称“汉服”），是指约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十七世纪中叶（明末清初）这近四千年中，在华夏民族（汉后又称汉民族）的主要居住区，以‘华夏-汉文化为背景和主导思想，通过自然演化而形成的独具汉民族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的传统服装和装饰体系。”[14]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针对2001年上海APEC会议后的“新唐装”属于典型的满族服装样式，进而认定“汉服”应定义在明末清初之前中国民间社会的汉族“古装”所提出。这个提法实际是让“汉服”多少具有一些反“唐装”和反“旗袍”的倾向，概念也被限制在历史服饰的范畴，并模糊了“族”与“国”之间的区别和界限，认为这其中有着一成不变的属性，它的服饰文化体系、“民族精神”等内涵本质同样可以超越、脱离所有具体的王朝时代或社会历史状况而存续。[2]169

二是把汉服定义为“传统服饰”，汉服的样式则局限在历史文物之中。它的逻辑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既然是民族的传统服饰，那么必然要求有足够的历史真实度。基于汉服有过断裂的事实，必须要在足够了解古代服饰的结构基础上，才可以谈设计与创新。考虑到汉服复兴仍在初期阶段，目前应聚焦在考据和还原”，典型表现在以考古文物、历史文献作为判定一件衣服是否属于汉服唯一的、至高无上的标准，乃至完美终极的母本，即使是陶俑、壁画、绘画的也不可信，因为“艺术作品有创作成分”。而且“无法看到服饰的内部结构，只能做到表面上相似的服饰，应属于存疑汉服，或称之为‘汉风‘汉元素服饰”。凡是与古代范本有差别的，会被斥為“臆造”“错误”，这一论调还被俗称为“考据派”或“唯考据论”。但事实上，尽管大家从古代服装史中汲取了很多建构汉服的资料和范本，实际制作和穿着仍只能是“现代汉服”，无论是布料、制作、绣花、配色，都很难实现“复原”之后的古代汉服。

显然，这两种关于“汉服”的理论言说都是立足于古代服饰史，而不是汉民族服饰史。今天对于“汉服”的概念界定，第一要素应该是“汉民族的民族服饰”，而不是中国古代服饰史的服饰综合。这里的范围，绝不可能是简单的指代与等同，即“汉服不是旗袍”或者“汉服等于文物”，应该是依据是源自数千年一脉相承的古代汉服体系，以及连绵五千年的汉文明史，提炼出符合现代人理念和需求的汉民族传统服饰理论。同时，结合大量汉服爱好者们在社会公共空间中，颇具建构主义特点的活动，以及大量款式先行的实践应用，建构一套与“建构主义活动”相匹配的现代汉服理论，重构当代汉族服饰体系，进而破除“汉服言说与汉服运动理论具有强烈本质主义色彩”这一困境，弥补汉民族服饰缺位这一尴尬，使汉服成为现代中国诸多中式服装和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原“汉服”概念编写者张梦玥本人，以及周星和笔者在文章《从“汉服”到“华服”：当代中国人对“民族服装”的建构与诉求》中共同修订了汉服的概念，即：“对于清朝初期以前的‘传统汉服和现代社会中人们依据‘古装重新建构的‘现代汉服，需要分别给予定义。”而现代汉服可以被定义为：“自辛亥革命以来，在继承‘传统汉服的基础上，体现华夏（汉）民族传统服装风格、表现华夏（汉）民族文化特征、寄托华夏（汉）民族情感、凝聚民族认同，并明显与其他民族服饰相区别的、由人民群众自主演化的、为现代人服务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15]这一概念更加清晰地区分了古代汉服与现代汉服。

但是考虑到上述定义更多地是在描述汉服、汉民族与汉文化的风格，缺少了定义本身的内涵要素，即对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具体说明。同时，考虑到汉族和华夏族的关系，“汉民族不仅完全继承了其前身华夏民族的全部文化遗产，也由于秦始皇和汉武帝的 ‘海内为一，也使汉民族文化‘定于一而定型。”[16]不必再突出汉族与华夏族的区别。笔者建议“汉服”的概念应该修订为：“汉服全称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分为古代和现代两个历史阶段。古代汉服源自黄帝创制衣裳，至清初“薙发易服”政策消亡，是自成一体的服饰文化体系;现代汉服为现代继承古代汉服基本内容而建构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现代汉服是体现汉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现代精神，表现民族特征与性格，寄托民族情感，凝聚民族认同，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服饰，由人民自主选择与推动，为现代人服务的民族传统服饰体系，是现代中国文化乃至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以“汉服研究”视角建构现代汉服体系

对于现代汉服体系的重构，除了定义的确认、典型风貌的描述外，还必须完成服饰体系的理论重构，即古代汉服到现代汉服的接续发展。尽管一些汉服爱好者们相信：“汉服这一类事物和范畴具有永恒价值，而且和它内涵的本质之间的关系也是客观存在并永恒不变。”[2]168甚至绝对到认为“汉服的形制要优于现代生活而超验存在，只要有文物佐证，它的样子不能够有任何改变也不能发生演化，而且它承载的意义不能被后人建构与附加。”这种基于本质主义的汉服观念，典型地反应在对于个别款式的正统性、典型性、纯粹性的追求。如福州南宋黄昇墓出土的“抹胸”，该服饰结构是通过后背系带、挂脖系带的方式固定，以文物为对照，则要求现代的汉服也不可以采用肩带，不可以制作细褶，但却无视现代女性通常穿内衣的实际属性。

显然，这种要求并不符合服饰的自然规律，而且任何学科的研究都绝不可能是历史的照搬，更不可能“唯文物论”。何况服饰本身是一件件衣服，它的形成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的影响，它的流行更是与时尚密切相关，“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这就是‘文化交流。”[17] 就像古代汉服体系吸收了圆领袍，并彻底中国化，改造成为大袖、加内衬、加横襕、加插摆……，最后演变成为皇帝的着装而源远流长。今天的汉服运动实践中，也有把衬裙与外裙合二为一的案例，这都说明了汉服的演变从来都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守正创新。

鉴于很多人眼中并没有汉族民族服饰这一概念，如果要建构现代“汉服”这一概念，核心是树立“汉服研究”为一个全新的理论范式。这里要做的有三点：首先明确汉服不是一件服装，而是一套完整的服饰体系，是一个文化门类，这一层次应该与维吾尔族服装、蒙古族服装、朝鲜族服装等少数民族服装概念处在同一水平，远高于以款式分类的“旗袍”“马褂”“质孙服”等，亦即包含传统的衣裳、深衣、褙子、道袍等款式。其次，把古代汉服体系从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剥离，打破朝代论和服饰史的思路，突出民族共性，淡化朝代个性，并从服饰起源、特征、款式、应用、文化等方面，整理和抽象出古代汉服的典型款式，重建人们对于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的认知。最后，为古代汉服与现代汉服接续，这里绝不仅是考古学、文物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论，重要的是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哲学、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出发，依托汉民族这一社会实体和从未中断的汉族文明，及当代汉服复兴运动的实践成果，疏理现代汉服与古代汉服的同一性脉络，这也是澄清与解释“汉服”这一言说的必经之路。

对于古代汉族服饰体系的共性，这里的总结类似于网友们提出的“平中交右、宽褖合缨”八个字，也就是用平裁对折、中缝对称、上下相叠、折掩尚右、宽袼松摆、礼服缘边、腹手合袖、暗扣结缨这些词语来归纳汉服的共性，这是一种很好的建构尝试。如“平裁对折”：指汉服运用平面对折剪裁的方式制作而成，前后衣身裁片肩线相连呈平面结构，“不破肩线”“不绱袖”“不改变布帛经纬走向”的服饰形态则与西方服饰的直观结构截然不同。而且“平面剪裁”还被赋予了华夏文明“敬天惜物”的理念，既减少面料裁剪后缝份余量的浪费，也简化缝制工艺。在边饰处理中，还可以用折叠代替裁剪的方法，节约用料，避免布边脱钩还突出边缘丰富性。对于有纹饰的面料，折叠后缝合的制作理念，更容易保证纹样的完整性，也体现了汉族文明的造物观以此引申的二次成型，更是实现了一衣多穿的方式，使得一件衣服在不同人身上，或者依据不同的穿着方式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

从服饰体系的构成上看，汉服同样有着从上至下、由内而外、功能完备的服装和佩饰装配，包括首服、体服、足服、佩饰四个部分。从古至今，这四个部分共同构成了现代汉族服饰体系，表达出文化含义。今天的汉服重构，也应该涵盖这四个部分，且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形制体系，这是现代汉服制作的基础环节，不同种类的汉服款式均有其对应的形制规范，依据这种规范缝合制作成为单件汉服成品或汉服款式，这也是汉服体系中被关注最多的一个部分。在体系的描述中，应选择历史上的基础款式，根据汉服的剪裁结构分为衣类、裳（裙）类、裤类、深衣类、附件类等类别。在称谓上避免历史上“名词流变”的现象，如“晋制襦裙”“唐制衫裙”“明制袄裙”;又或者因为指代含义的变化而导致现代人的误解，如“直领”在文献中既可以指代领型，也可以指代“直领衣”。在重构阶段中，也必须改用直白易懂的现代语言进行描述，类似于现代西装中的“三粒扣长款西装”“一粒扣短款衬衫”等说法，以基础款式的传承为再创作提供借鉴和思路。

二是穿搭体系，即汉服的穿着搭配，是由单品之间的组合搭配，共同构成的覆盖全身的最小单元。在平面剪裁基础上制成的汉服单品，通过穿着搭配完成二次塑型，运用分体穿法或连体穿法的组合方式，使单品之间相互结合形成整体，构成可以出门见人的整套服饰。这里结合汉服体系中的形制特征，明确“袄裙”“襦裙”“深衣”这类名称所指代的装束典型组合及其表达的服饰风格和意义，表达出现代人所要传递的文化涵义。

三是应用体系，即汉服在现代社会中的对应位置，这里的场景划分，可参考现代西式礼服的场景划分，分为仪式序列、正式序列和非正式序列三种类别。对于汉服的分类，则应参考历史上相对固定的搭配与习惯，结合现代人的习俗，形成一个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应用选择。仪式序列可对应礼仪场景，也就是常见的民族服饰礼服场景，分为成人礼服、婚礼服、公祭服、家祭服、丧服等;正式序列可对应重要社交场景，也就是把汉服当作有着民族特色的正装穿着，可分为庆典场景、聚会场景和节日场景等;非正式序列即日常生活场景，对应于家居、上学、工作、休闲、户外运动等，把汉服当做一件时装或常服穿着。这里关注的是每一种穿搭或装束在当代社会中承载的作用与意义，这也是真正把历史传统与现代生活紧密接续在一起的实践方案。

总而言之，只有完成现代汉服体系重构，也就是用民族服装的视角重新审视汉服是什么、如何穿、怎么穿的三个问题，才能让汉服在不断的“穿着”和实践中，改变人们对于古装、古代服饰的固有认知，逐步跳出古代服饰史的范畴，让现代人们更清晰、简洁地了解什么是汉服，久而久之形成新的现代民俗。最终让那消失了三百余年的汉民族服饰在中华神州大地上重生，也让那些美丽的现代汉服重新回归汉民族服饰之位。

五、提取“文化基因”解读现代汉服文化

随着汉服运动的不断推进，“汉服”正在被更多人所认知，但是汉服的现代化道路远未完成。这里不仅要跨越民族服饰断裂的鸿沟，还要应对传统到现代的文化之变。毕竟，汉服运动的文化内涵从一开始就有着两个以上的基本面向：一个是国内多民族格局下汉民族民族服装缺位的现状;另一个是面向国际社会场景下中国自我形象的焦虑，始终缺失一个身份认同的服饰符号。对现代汉服文化的重构，更不应以“服装至上”的思想倾向脱离现代社会而存在，更不能以仅承载历史中的服饰内涵，或表达古代的礼制规范，或象征历史意义的微言大义作为文化代表。重要的是把它定位在社会主义文化中，让它成为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对其承载的情感诉求，重新予以具体和冷静的分析。

汉服是一种文化，但这种文化不是存在于观念、理论、文献之中，而是基于生活的存在，有着具体的体现。《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人文化成”为核心的文化观是依赖人的承载而存在，没有人的使用，文化就是故纸堆和博物馆的灰尘，但实物之表现文化并不在实物自身，而在于它所表现的文化观念。就像建筑的价值不在雕梁画栋、亭台楼阁，而在于透过房屋所表现、所传达的风骨和神韵;饮食的文化价值不在于烹炒煎炸、禽肉果蔬，而在于通过菜品所表现的味道和讲究。服饰也是如此，它的文化价值不在于纺织面料、制作工艺，而在于通过服饰所表达的性格和品位。

中国号称是衣冠上国，先人们也以服饰为话题，构筑了中国服饰文化系统，这一系统应理解为是在服饰体系之外的宏观系统。正如《周易》不只确立了中国服饰起源论，还为服饰赋予了文化内涵，无论是卦象、爻辞、无一不含有“取其两端，用乎其中”之意，这一“中和之美”奠定了汉服“平面对折”“中缝对称”的形制基础;又如六五爻辞的“黄裳元吉”之说，显示了黄色的显贵与尊严，也成为了历代服饰色彩的核心。到了周代末期，面对“礼崩乐坏”的现状，孔子圣人又予以了新的解释，给予服饰文质彬彬、衣人合一的理念，也是“服使之然也”，提出了服饰对人心的雕塑作用，为后世衣冠冢这一现象奠定了思想基础。[18]还有老庄的素雅之美：“大音希聲”，魏晋时期的“粗服乱头”浪漫风骨，无一不显示出古人把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新的情境中继续传递与解读“当世之服”的含义。汉服运动也可以理解为新千年来的华夏儿女，不断通过“穿汉服”的行为方式，表达心中对于民族文化、国家文化的认同。

在现代社会中，汉服文化应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它是文化的一种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外在符号。它不是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是有物质载体的，这种载体不仅是语言、文字符号系统，而且表现为实物。[19]服饰的文化意义自古至今均处在生成与再生成的过程中，服饰也总是以一种文化的新的组合方式传递着文化信息。[18]280类似于今天的人们保留深衣前后的中缝，并不仅仅是为了体现“为人正直”，还有着对于祖先精神和深衣内涵的传递;年轻人选择“袄裙”“披风”作为喜爱的款式，或许并不仅仅以为是“富贵”“厚重”，还有着对于明朝的追思，而这一部分的文化含义则需要人们重新定义与认知。

汉服“复兴”不是复古，不是恢复某一朝代的服饰制度或古礼古风，而是提炼服饰文化中的基因，重构现代汉民族传统服饰体系，恢复中国服饰文化以往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基因的理解，应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20]这个形象的比喻，意在揭示“精神基因”的特征，也是为何中华文化能够葆有长久生命力并代代相传的奥秘。

用基因作比喻，因为“文化基因”具有类似于生物基因的稳定性和可变性。[21]今天汉服复兴要做的是提炼古代汉服体系中的文化基因，或者一种范式，依托这部分基因重构整个汉族服饰体系。就像古人对待服饰文化，从始至终都立足基因的体系发展、代际传承，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清晰线索。典型的如历代的《舆服制》，虽然大不相同，但从来都不是全部推翻重新设计，更不是原封不动照搬挪用，而是在前朝的基础上进行修正与改写，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套国家的车旗服御的系统完整历史典籍”[22]。但是各代《舆服志》又各有不同，如《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后魏、北齐、舆服奇诡，至隋氏一统，始复旧仪。”[23]即写出了历代服饰参考的古礼与依托的现实。这些正是文化基因的稳定性和可变性的统一，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服饰演变和创新的壮丽图景。又如明朝人，已经不穿夏商周时期的上衣下裳，不穿战国秦汉的深衣，不穿唐宋的圆领缺骻袍，但他们依然进行了从头到尾的历史性的梳理，并重新用服饰语言记载，于是有了忠静冠服、圆领襕衫、加摆圆领袍等新款式的接续。从这些款式上看，虽然细节不一样，但基因没有变，都属于同一个体系。后人把这些文化传统，或者称为“文化基因”，通过重构的方式传承下来，是中华民族有底气说自己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缘由所在。这种“重构传统的传统”也就是今天人们所要着重去研究和继承的内容。

“穿汉服”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复兴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因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豪感想要得以表达，就必须找到具体、鲜活的文化实物来实现。在现代社会中，汉服和汉服运动与其执着去上古追寻意义，不如反问所建构的民族服装在现当代能够承载何种意义。[24]相对于那些在古代可能曾附会于服装之上的意义，汉服在当代社会的实际含义，包括物理、审美、文化等，更值得汉服运动的实践者们去思考。人们对于汉服形制的选择，穿搭的抉择，背后所代表的看起来曾经有过的传统意义，也需要在现当代的社会生活中予以重新确认和阐释。

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劫难从未中断，是因为文化的基因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今天的人们必须对原有服饰文化做出高度提炼和升华，寻找和继承文化基因，对其表现形式做出相应取舍，为新的现实服务，以适应新的时空。服饰中所承载的文化精神基因，理应在中华传统文化全面复兴的背景下，发挥出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实现民族复兴的特有优势。

总而言之，汉服复兴的实践层面，要跨越形制的断裂鸿沟，理论上的重构也必须要敢于面对、善于吸收、消化融合外来文化，作为现代中华文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共同组成当代的中华优秀文化。只有兼纳百家之精华，融合多元文化之所长，才能促进汉服文化的不断扩容与发展，只有使汉服中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与国家形象相匹配，才能向更多的人们展示古老中华服饰永不褪色的时尚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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