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评论员

2020年1月13日，山东高院宣判，曾因“奸杀女生”被判无期徒刑的张志超无罪。

近年来，有多起引起极大社会反响的案件被改判。2013年，因“奸杀”被判刑的张辉、张高平叔侄被改判无罪。2014年，1996年已被枪决的呼格吉勒图被改判无罪。2016年，1995年被执行死刑的聂树斌被改判无罪。2018年，背负故意杀人罪名21年的安徽涡阳县五位周姓男子被宣告无罪。

迟来的正义也是正义。让正义之光照亮十几年前的冤假错案，反映了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之下，司法机构主动而为，不仅在改增量，还在动存量。据最高法报告，2018年，全国各级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改判刑事案件达到1821件；2013-2017年，再审改判刑事案件6747件。

这些改判的案件，有些是因为出现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嫌疑人没有犯罪。还有一些，是因为证据不足以认定案件是当事人所犯，无法排除其他人犯案的可能，或者因为警方搜集证据的过程与程序有问题。非法取得的证据，如毒树之果，不能用作定罪依据，据疑罪从无原则，证据有疑问的，应认定当事人无罪。而且，司法机构的意愿大不一样了。过去，像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改判，是因为“亡者归来”，新出现的证据令司法机构被动地、不得不改判；这几年，司法机构主动查、主动纠、主动改，每年改判的案件大增。

疑罪从无，是近年来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尽管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疑罪从无的原则，但“疑罪从轻”等观念仍然在中国司法系统中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发生涉及人命的重大刑事案件时，一定要破案，一定要有人被判刑。警方曾经有“命案必破”的指标，法院也因为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无法向受害人家属交代，习惯“有罪推定”“疑罪从轻”，这导致出现了不少冤假错案。

以审判为中心，还要求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前述重大冤假错案中，几乎无一例外都存在客观证据不足，仅凭口供定罪的情形。而事后证明，有罪口供多数是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的。

以审判为中心、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冤假错案，也可以倒逼各方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让法治与正义之光普照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