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丽仙

（中共青冈县委党校，黑龙江绥化151600）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1]14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形成了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全力推进改革，升华了按劳分配制度，又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极大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经历了站起来、富起来并迈入强起来的新时代，确保我国经济实现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和定型。因此，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一、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维度”是伟大创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上由过去的一个维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升华为三个维度，即还包括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这个论述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坚持和发展，又是中国社会主义70 多年成功经济实践的科学总结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维度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新时代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尽管早就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但制度形态的社会主义时间并不长。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仅仅存在了74年就夭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也仅是70 多年。长期以来，人们在理论上都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一个维度，即公有制经济，而按劳分配是依附于公有制的，市场经济制度更是无人敢提起。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多层次性，我国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邓小平在1992 年南方视察讲话中对此做了深刻的阐释，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称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这个概括是在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此前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指公有制，公有制的表现形式是国有制和集体经济，即学者概括的公有制+计划经济。这个经济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时起到了积极作用，助力我国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工业化体系，建设了许多大的基建项目，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基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经济规模的扩大，其弊端不断显现。我们党在“文革”结束后，率先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我国所有制形式进行改革，使“公有制+计划经济”为“公有制+市场经济”，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所决定，由此使生产关系更加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大飞跃。

自此以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到党的十九大，基本上都是把所有制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内涵来概括和提出。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特别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作了许多突破性的论述，如坚持按劳分配制度，反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先富带动后富，等等。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论述更带有突破式的贡献。邓小平早在1990 年就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2]364由于实践发展水平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分配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尽管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没有升华基本经济制度的维度。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升格为基本经济制度，同时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内容确立下来，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伟大创新，使得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原来的一个维度变成现在的三个维度，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更有特色、更加成熟、更加完善并走向定型，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阐释、新概括意义重大。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创新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创新，并已经过了改革开放40 多年实践的检验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呼唤着理论创新和实践突破、实践发展。《决定》的理论突破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制度保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和定型。我们党把分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到基本经济制度，使我们过去成熟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有益经验、成功做法制度化、体制化、规范化，以制度形态更加持久、更加稳定地坚持下去，使之在当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以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推动经济高质量健康的发展，保证经济运行、经济发展更加稳固。

总之，新中国成立70 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大奇迹，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显现，并不断转化为经济效能的结果。

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合力创造伟大奇迹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主要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1]2-3这个显著优势是13 个优势之首，处于统领和指导地位。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和展现。新中国70 多年的伟大实践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矢志不移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下，全国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间奇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形成和检验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在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有重要实践价值。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的形成和确立，极大地突破了原来苏联的所有制模式，改变了奉行多年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在改革中形成的所有制形式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多层次的水平和状况，进而解放了生产力。特别是这种所有制体制还有力地解放了大量除公有制之外的民间生产要素、民间资本，极大地解放或释放了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活力和积极性。这种多样化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特别是形成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就如一个车的两个轮子同步运转，促进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在混合发展当中各自找到了发展的空间，实现了各类所有制经济和要素的同步发展，进而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大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不可阻挡的体制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方式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践上有利于坚持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克服了平均主义、大帮哄等问题。同时必须看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走出生产要素两元素、三元素的认识，承认生产要素的多元素并参与分配，有利于调动多生产主体的积极因素，推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当今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核心是生产要素的集聚、组合和配置，而集聚、组合、配置各类生产要素的核心是生产力、生产要素的价格问题，其本质是分配方式、分配原则问题。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方式没有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原则没有得到真正贯彻执行，多劳不多得，平均主义盛行，自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结果影响了经济发展的质量。

把按劳分配升华为基本经济制度，强调经济生产坚持劳资为主，在保证劳动者劳动所得及得到相应份额的基础上，又确保土地、资本、技术、管理等，构成参与分配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决定》又强调了数据，与当前的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相适应，有利于充分调动各类生产要素主体发展经济、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目标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升华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经济活力的有机、有效结合，这是已得到实践证明的理论创新。邓小平1992 年在南方视察讲话中就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坚持市场取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代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进而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经济的大发展。据资料统计，1979 年到2018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4%，远远高于世界同期年均2.9%的增速，这不能不说是伟大的经济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之源。

总之，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确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维度，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机结合、有效运行，有利于我国的对内全面改革和对外全方位开放，也有利于把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作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有利于把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合理有效配置，必将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外在资源推动力和国内市场拉动力。

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1]4《决定》还突出强调了“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1]16《决定》把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放到经济体制或放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中加以论述，用意明确、涵义深刻，是个全新的理论和构想，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当代科学技术发展规律及新发展理念认识的不断深化。《决定》指出：“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大中小企业和各类主体融通创新，创新促进科技转化机制，积极发展新动能，强化标准引领，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1]16强调了科学技术创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切实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经验和必由之路。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三个维度阐释科技体制的创新发展，目的是在当前世界第四次新技术革命大背景下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用制度优势确保科技这一创新性经济活动充满生机和活力，更加持久地发挥科技作用。为此，需要有科技体制机制的保障，以充分发挥和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以体制机制激励科技人员创新，让科技人员“名利双收”，以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引导科技人员、科研人员不要单一追求论文的数量，要强化论文的转化和社会效益。从2003 年的“非典”及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许多有识者都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并采取有效的解决办法，让科学技术成果、社会科学成果真正写在大地上，切实服务人民，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的健康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竞争空前激烈。经济竞争的本质是科技竞争。新时代我国的科技创新必须要有高站位、高起点、高视野，把国家的科技创新力量充分整合起来，打造出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实质是形成国家科技创新的创新链，即《决定》所强调的产学研融合的体制机制——产即企业，学即各个学术机构、大学，研即国家的各类研究机构，用体制机制优势使其有机融合起来，发挥合力攻关作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国家队、高校队、研究部门、解放军等科研团队的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就是落实《决定》的伟大创新。合力创新让以往的单兵作战变成强大的联合体，使其有分工、有合作，以加快科研成果的转化，或转化为产品，或转化为专利和创新技术等，总之要转化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产力。

贯彻实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要求在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建立起鼓励科技创新、促进科研发展的宽松的社会环境、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特别是文化环境的支持、保障和助力。科技创新是一个高风险的创造活动，国家、社会及人们要有一种宽容的合理的评价机制、激励机制、奖惩机制、引导机制、人才机制、引领机制，确保科技创新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实现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的高度融合，让科技创新有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2020 年我国“十三五规划”任务的收官，助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顺利完成。

我们要在党中央的全面领导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问题导向、市场改革取向，全面贯彻和做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要求的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的“六稳”工作，以“稳”来应对2020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以“稳”来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