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鹏 杨林娟

摘   要：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两个维度对2009—2018年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信息技术水平、政府扶持力度、农业的发展水平和金融发展效率均能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最后为加快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农村普惠金融;影响因素;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甘肃省

中图分类号：F3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697（2020）06-0004-06

2005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了“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旨在为农民、小微企业、低收入人群这些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提供低成本且平等的金融服务，以此来促进金融资源的均衡分配和经济的稳定发展。2006年普惠金融引入我国，经过一系列金融改革之后，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其中指出：“普惠金融是指立足机会平等要求和商业可持续原则，以可担负的成本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社会各阶层和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小微企业、农民、城镇低收入人群、贫困人群和残疾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是当前我国普惠金融重点服务对象”。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所需的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金融空白化现象依然存在，金融资源的供给无法满足金融服务的需求，出现了供需不平衡的情况。另外，农户从正规金融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较高，非正规金融带来的监管难度大的问题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普惠金融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前我国的金融资源矛盾的局面，同时也为促进地区金融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向。甘肃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农村金融体系薄弱，因此积极推进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于甘肃省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指标体系构建及测度

（一）国内外关于农村普惠金融發展水平的研究

国外对于普惠金融的研究起步较早，普惠金融自提出以来也一直是热点各国关注的焦点，其带来的研究价值也为各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了参考，但在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时指标选取一直缺乏统一的标准。Beck T从当时的银行机构的服务可获得性和可使用性两个维度出发，提出了以银行机构网点数、ATM机、存贷款数为主要内容的指标体系，以此来研究金融的普惠程度[1]。Sarma参考了HDI人类发展指数的构建方法，选取了金融服务的渗透性、可得性和使用效用三个维度，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构建出了更加完善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并使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普惠金融发展水平[2]。Yorulmaz R选取了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两个维度，对不同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动态变化进行了研究，并构建了相关普惠金融指数以此实现普惠金融发展的测度[3]。

国内学者大多都是基于Sarma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结合我国当前各地区普惠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研究。王婧、胡国辉从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两个角度，选取了金融服务的覆盖度和使用度两个维度留个指标，对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状况进行了测度研究，研究表明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呈现良性发展[4]。谢升峰、卢娟红分别从地理渗透性、服务的可获得性以及金融服务实际使用情况三个维度测算了全国东中西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5]。张正平、贾仲伟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内蒙古各区域间的普惠金融水平差异性较大，而且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普遍较低[6]。

（二）指标的选取

本文从金融服务的渗透性、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两个维度出发，选取8个指标（见表1）进行RIFI测度。

（三）计算方法

由于各个指标变量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贡献程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通过参考国内外文献，使用变异系数法来确定各项指标在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中所占的权重。变异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来确定该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为：

在各指标的权重确定后，进行离差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其中：Xi是第i项指标的实际值，mi是第i项指标的最小值，Mi是第i项指标的最大值。

最后，考虑多维空间性，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定义在一个点O=（d1， d2， d3， …dn）。在n维空间中，当点O=（0， 0， 0， …0）时，表示完全金融排斥;当点W=（w1， w2， w3， …wn）时，表示普惠金融度最高，此时在空间中是距离点O最远的点。所以，点O到点W之间的归一化反欧几里得距离为RIFI指数。公式为：

由上述公式可以看出，RIFI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当RIFI=0时，表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最低;当RIFI=1时，表示普惠金融发展程度最高。

（四）指数计算

运用上述公式，可以计算出2009-2018年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如表2所示。

根据国际上对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划分标准，若RIFI在（0.5，1]区间内，则该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属于高水平;若RIFI在（0.2，0.5]区间内，则该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中等水平;若RIFI在0.2以下，则该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为低水平。根据表2中的结果可以看出：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逐渐上升的态势，但增长趋势较为缓慢而且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由于甘肃省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而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又在不断升高，使得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门槛变高，导致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降低，最终影响着甘肃省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程度。2009至2018年，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从0.2378增长到0.3487，增长了46.63%。究其原因，甘肃省积极响应国家“发展普惠金融”的号召，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金融服务的意见》、《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创新发展的意见》等文件，有力推动了甘肃省农村金融的改革和农村金融资源的合理分配。2014至2018年，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增长幅度较为明显，究其原因，2014年11月甘肃省出台了《甘肃省普惠金融规划（2014-2018年）》，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出台也为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方向。

二、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结合当前有关农村金融方面的研究，可以发现：农村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是由多个方面决定的。本文共选取了5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取

本文选取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为信息技术水平（X1）、政府的扶持力度（X2）、农业发展水平（X3）、城镇化水平（X4）以及金融发展水平（X5）。主要自变量的含义和选取如下。

1. 信息技术水平（X1）

信息技术的发展情况代表着农村居民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程度。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在我国的迅速发展，移动电话在农村地区的普及程度愈来愈高。许多农户在家中就可以通过网上银行、移动支付来获得金融服务。本文选取农村每百户家庭拥有的移动电话量来代表信息技术水平。

2. 政府的扶持力度（X2）

由于农业生产中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导致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向农户提供金融服务。因此政府需要对金融机构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来促使其在保证盈利可持续的情况下对农业生产提供资金支持，从而促进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选取地方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支出来代表政府的扶持力度。

3. 农业发展水平（X3）

随着甘肃省许多地方现代化农业和特色化农业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和种类增多，农民的收入也跟着不断增加。这使得他们在支付生活所需之后，有了一定的闲余资金，进而增加其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选取农林牧渔业年总产值来代表第一产业的发展水平。

4. 城镇化水平（X4）

随着城市的扩张以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农民的一些土地被征用或是由于机械代替人力而出现了闲置劳动力。同时城镇化水平的提升，闲置劳动力纷纷向城镇地区汇集，导致农民收入水平提高，进而产生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以甘肃省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代表城镇化水平。

5. 金融发展效率（X5）

金融发展效率指标是用来衡量金融机构对于存款的利用情况。如果金融发展效率值越高则说明存款越能够有效地被转化为贷款，可贷资金增多，则促进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本文以甘肃省内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占存款总额的比重来代表金融发展效率。

（二）模型建立

通过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分析，将模型设定为线性回归模型形式：

其中RIFI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μi为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分析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中选用的数据主要通过《甘肃省统计年鉴》，《甘肃金融年鉴》等整理计算所得，运用EVIEWS.10来处理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被解释变量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2378和0.3487，差距较小，且标准差为0.0388，说明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

在解释变量中，信息技术水平的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112.39和263.80，说明近几年来农村移动电话数量猛增，为获取金融服务可能会提供便利。政府的扶持力度从最小值1962667到4970520增长率达1.53，说明政府加大了对于农村地区的投入，支持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农业的发展最小值为9052186最大值为14431154，其增长率达0.59，发展也较为迅速。城镇化水平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36和0.45且标准差为0.0325，说明甘肃省的城镇化进程较为缓慢。金融发展效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62和0.9增长率达0.45，说明各金融机构积极支持和经济发展，努力提高存款转化率，升服务水平，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

2. 参数估计

使用EVIEWS.10对2009-2018年的各指标分析的结果如表4：

3. 共线性检验

由于数据获取的局限性以及变量相关的共同趋势，则变量间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运用EVIEWS.10对数据进行共线性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可以看到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大，说明已设定的模型中确实存在多重共线性。

4. 逐步回归法

运用逐步回归法计算后，金融发展水平、政府扶持力度、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拟合程度较高，将以上四个解释变量保留下来，实证结果参见表6。

5.模型回归结果

获取的数据资料进行多重共线性等检验之后，进行回归分析，得到的数据如表7：

根据回归估计，得到的方程如下：

RIFI=0.000329X1+1.5858X2+5.3737X3+0.220756X5

（四）结果分析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到，四个自变量与RIFI均呈同方向变动关系。符合经济现象与事实。可决系数为0.993873，修正的可决系数为0.987746。表明这四个自变量能够较好的解释应变量RIFI。

1. 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具体来说，自变量X1（信息技术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000329，这说明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对于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越来越的农民都购买了移动电话，而且金融机构也积极创新产品，研发出相关的网上银行软件。让农民足不出户，就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得便捷的金融服务，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便利程度大大提高。这对于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

2. 政府的扶持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自变量X2（政府扶持力度）的回归系数为1.5858。这说明政府的扶持对于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影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加大对于普惠金融的支持力度，例如对涉农贷款进行贴息等措施。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来说，政府从财政上加以支持，降低了风险成本，从而增加对农村地区放贷量。对于农户来说，借款成本降低，使得其借款意愿增強，农户对各类金融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加，供求双方均获得了满足。因此对甘肃省农村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

3. 农业发展极大的推动了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

变量X3（农业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5.3737，这说明农业发展水平对于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影响显著。一方面，甘肃省近年来利用其独特的自然有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农民的收入得到了提高。收入提高伴随着农民的金融服务需求增大。另一方面，闲置资金增加，使得农民的理财投资意愿有了明显提升。

4. 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农村普惠金融有显著影响

变量X5（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为0.2208，表明金融发展水平对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较为显著的影响。金融发展效率越高，说明该地区对于存款资金的利用程度就越高。若存款能够高效地转化为贷款，当地存款的增值性也会显著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也随之增加，当地金融机构的积极性也会增强，从而促进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

三、政策建议

通过对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以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目前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较为迅速，但是仍存在不足之处。故提出以下建议：

（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农户获取金融服务的便捷性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农民整体上文化水平较低，在通过互联网办理业务时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对金融机构在相关软件的设计上，就要更加的人性化，贴切农户的使用情况。此外，还应加强对于农户基础金融知识的教育和宣传，相关机构可根据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利用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对农民开展金融宣传和教育。

（二）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甘肃省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一方面，制定税收优惠等相关的政策来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参加农村地区普惠金融的建设，同时也要完善相关的制度、优化业务流程，加大监管力度，来保障各项政策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实际经验反映了金融减贫的效果较为显著，值得大力推广。

（三）加快农业的发展

近年来甘肃省开展特色农业产业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因此可进行更加广泛的推广。一方面，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组织相关技术人员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来促进农业发展水平，同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农户自身要转变观念，改变固有的传统思想，积极接纳新事物，学习新兴特色农业产业的经营与种植方式，从而提高收入，扩大金融需求。

（四）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能力与社会责任感

目前甘肃省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体系仍然不够完善，服务能力也有待提高。应当加强政策引导，鼓励商业银行到县、乡一级设立分支机构或者设立金融便民点。近年来像村镇银行、资金互助社这样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兴起，有助于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相关机构可适当的降低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使其参与到农村普惠金融的建设中。另外，金融机构在保障自身经济利益的前提下，还应要提高社会责任感，加大对于农村地区信贷资金的投放量。

参考文献：

[1] Thorsten Beck，Asli Demirguc-Kunt，Maria Soledad Martinez Peria. Reaching out： Access to and use of banking services across countries[ J ].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2006，85（01）.

[2] Sarma M，J Pais.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A Cross Country nalysis[R]，2008，10-12.

[3] Recep Yorulmaz. An analysis of constructing glob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ices[ J ]. Borsa Istanbul Review，2018.

[4] 王婧，胡國晖.中国普惠金融的发展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J ].金融论坛，2013，18（06）：31-36.

[5] 谢升峰，卢娟红.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城乡居民福利差异的效应测度[ J ].统计与决策，2014（21）：127-130.

[6] 张正平，贾仲伟.内蒙古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与分析——基于变异系数法的实证研究[ J ].财经理论研究，2016（02）：30-37.

（责任编辑：李韵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