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本期刊发陶渊明研究论文三篇。

刘中文《苏州古典园林的“归来意”》一文，是研究苏州园林美学的佳作。此文揭示苏州园林的造园以及造意，与陶渊明的园林存在深刻的联系。苏州古典园林是江南士人园林的精华，也是中国园林艺术的高峰。自唐宋以来，具有隐逸思想的文人，包括致仕的达官贵人，凡有财力者，多喜建造园林，仰慕陶渊明的隐居生活，疏离俗世，享受清闲。苏州园林几乎无不受到陶渊明的影响。本文重点分析苏州园林中诸多“陶语”中的“归来意”，即园林景观多引用陶渊明诗文，或题亭台，或补壁，或为楹联，体现园林主人疏离官场、亲近自然、回归本真、乐天安命等诸多心理诉求。其中，以文徵明三十二年的“园隐”人生为中心，凸显苏州古典园林的“归来意”与陶渊明的渊源关系。

唐宋之后的中国园林，受陶渊明影响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但后来者的退归园林的“归来意”，与渊明的选择归隐的人生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指出这一点十分重要。刘文指出：后人仿效陶渊明的归来，其实他们“非深于道”，因而“未达道”，其“园隐”与陶渊明艰难躬耕的田园之隐有着本质差异。这是非常正确的。试看仿效陶渊明最多的白居易，退归之后悠游园林，享受清闲，与渊明仅仅是外形上的相似，与陶渊明躬耕田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再有，陶渊明的归隐有着抗争社会的意识，而后人的“归来意”中缺乏抗争意识。后人虽隐于园林，但做不到如渊明那样忘怀荣辱得失。当然，正如本文作者所说：“苏州园林浓厚的‘归来意’，客观上增强了园林的艺术氛围，丰富了园林的艺术内涵，提升了苏州园林的美学品格。这既是陶渊明的文化精神的勃发，也是一代代园林主人们所建立的文化功绩。”苏州园林中不少景点以陶诗题名，营造出平淡悠远的意境，使园林更具文化内涵和审美价值，确实是值得肯定的。

王征《明中叶吴中派隐逸风尚与陶诗接受——以沈周、祝允明、文徵明为中心》一文，以沈周、祝允明、文徵明为中心，从吴中文士的隐逸传统立论，论明中叶的文士隐逸风尚与陶诗的关系。文章先论吴中文士的隐逸传统对明中叶隐逸风气的影响，然后依次分析三位代表人物的作品与陶诗的关系。陶渊明接受史的研究，一般都偏重于被接受者与陶公的关系，从前者的作品中找出材料，加以分析。这种研究方式未尝不可。但我以为，深入的研究应指出不同时代的不同接受者的特点，说明之所以有这些特点的个性原因。比如，宋代的陶渊明接受者与明代的接受者有何不同？为何有这样的不同？每个接受者产生了什么作品、有何新贡献？以本文而言，沈周的陶诗接受与祝允明的接受有何不同？为什么不同？而现在则较为平铺直叙，点到为止。这是本文需改进的地方。

贺伟在《谁是“田父”？——论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田父”》中，考证陶渊明《饮酒》第九首的“田父”是殷晋安。《饮酒》其九写道：“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写一位“田父”劝陶渊明出仕的故事。“田父”是谁？是实有其人，还是文学的虚构？古今研究者一般认为“田父”实有其人，但不知姓名。宋人赵泉山说，“时辈多勉靖节以出仕，故作是篇”，以为“田父”是时辈之一。本篇以为“田父”当是渊明的亲友。证据之一是朝廷征陶渊明为著作佐郎的时间，应当在义熙十一年（415）末至义熙十二年（416）初。而《饮酒》诗作于义熙十二年。证据之二是“田父”是有文化修养的人物，并非一般的农夫。证据之三是渊明作有《与殷晋安别》诗，此诗与《饮酒》其九对读，可发现两诗有内在联系。殷晋安热衷仕途，与渊明不同道。本文的论证有可信部分，“田父”有可能是渊明移居南村的朋友。殷晋安与渊明一仕一隐，确实也有可能劝对方出仕。但坐实殷晋安一定是“田父”，恐亦不必。渊明诗称来人为“田父”，又称“父老”，以此称殷晋安，也不太合适。所以，还是赵泉山的说法比较稳妥，“田父”乃是劝渊明出仕的“时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