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立群，郑祝荣

（暨南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最独特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身世奇特，数度出家，与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柳亚子、刘半农等诸多当世名流皆有往来；他精通英、法、日、梵等多种语言，在小说、诗歌、翻译、散文以及绘画等领域皆有所成就；他的作品以及生命中呈现出来的浪漫气质，风靡一代读者，曾在20世纪上半叶掀起了一股“曼殊热”。胡适在1922年3月发表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由于其中“没有苏曼殊的名氏，一般年轻气盛的文学家都起了反感，竭力的在为曼殊出气”[1]。在晚清民初大量的言情小说中，苏曼殊的小说以独特的人生感悟和浪漫气质高标秀出，其落叶哀蝉的悲情格调，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苏曼殊小说以“言情”作为叙述内容和基本情节框架。晚清民初，言情小说大走红运，以“言情”为情节内容的小说数不胜数，且分为“悲情”“哀情”“惨情”“妒情”“怨情”“奇情”“幻情”等各种类型，其中大部分作品都已被人们遗忘，苏曼殊小说却屡被世人提及，并且在文学史上占有相应的地位。形成这种情形的原因何在？与苏曼殊本人的生平经历、思想有何种关联？这一切，值得我们认真思索和研究。本文以苏曼殊小说的情节模式为切入点，结合作者的生平、思想，探讨其小说的深层意义与生成原因。

一、“双姝对峙”模式

苏曼殊的小说往往有两条感情线索，每条感情线中各有一个形象鲜明的女性，两个女性都很完美，春兰秋菊，各擅胜场，而男主人公则在两女之间痛苦地徘徊、挣扎，艰难抉择，却无从取舍。《断鸿零雁记》中三郎和雪梅、静子之间的情感纠葛，雪梅“古德幽光”，是“奇女子”；静子“慧秀孤标”，是“好女子”。面对两个绝世女子，三郎愧悔交集，无所适从，最后选择逃避红尘。[2]《碎簪记》中的灵芳与莲佩，两个女子皆风致迷人，丽绝人寰，她们都爱庄湜，一个断言：“碧海青天，矢死不易吾初心也！”一个对庄湜体贴入微，倾心相爱，其言行举止是在向庄湜表达：“吾钟吾爱，无不可示人。”庄湜于两者之间首尾瞻顾，肝肠寸断，情难取舍。[3]233-240《非梦记》中薇香“有国色”“贞默达礼”“清超拔俗”，而表妹凤娴，相貌与薇香不相上下，“幽闲贞静”“婉惠可爱”，两女子都对燕海琴真心相许，绝不他嫁。燕海琴则左顾右盼，两情绵绵。[4]1914年5月发表于日本东京《民国杂志》上的小说《天涯红泪记》，没有写完，只有两章，但从两章的情节来看，肝胆照人、容仪绝佳的女侠与坚贞静雅、流离失所的女郎，都对燕影生心存好感，女郎对他更是念念不忘。小说虽未完成，其“双姝对峙”的情节模式已现端倪。

苏曼殊写“情”，不是“一枝独秀”，而是“两峰对峙，双水分流”[5]。这种“双姝对峙、围绕一男”的情节模式，有着很明显的文学传承的印迹。清代初期的小说《玉娇梨》《金云翘传》《聊斋志异·青梅》《聊斋志异·小谢》等，都采用了这种结构形式编织故事情节，如《金云翘传》写书生金重身边出现两个美貌女子王翠翘、王翠云，翠翘才情过人、热情洋溢，与金重心灵相通，允为知音；王翠云则“容貌端庄”“福德深厚”“别是一种风采”。最终，金重娶了王翠云为妻，而王翠翘则成为他的情人。[6]《聊斋志异·青梅》中的张生，先后娶了青梅与阿喜。青梅有狐女血统，黠慧、豪爽；阿喜容华绝代，又端谨守礼，二人互异而互补，于是张生尽享齐人之福。

对苏曼殊小说“双姝对峙”模式产生直接影响的当属《红楼梦》。《红楼梦》在第一回即表明小说的本意是“大旨谈情”[7]，而书中主要的情节线索则是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薛宝钗和林黛玉，一个是具备“停机德”，一个是身怀“咏絮才”，美貌、才华不相上下，一度让贾宝玉难于取舍，结局却是“玉”死“钗”弃，“情”“色”俱空。如同《红楼梦》中宝、钗、黛一样，《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与雪梅、静子，《碎簪记》中的庄湜与灵芳、莲佩，《非梦记》中的燕海琴与薇香、凤娴，《天涯红泪记》中的燕影生与女侠、女郎，都组成“一男二女”的情节结构。有研究者说：“苏曼殊小说中常常出现三角恋爱的场面，而且都是两个美丽而痴情的女子主动追求一个柔弱多情的男子，其中恩恩怨怨，自是扣人心弦，可惜最后都是落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作者描写三郎与雪梅、静子、庄湜与灵芳、莲佩，海琴与薇香、凤娴的爱情纠葛，并非卖弄其艳遇，而是表现男主人公在两种女人面前无所适从的痛苦。”[8]224像《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一样，雪梅与静子，灵芳与莲佩、薇香与凤娴、女侠与女郎，在苏曼殊小说文本中都表现出一种“双姝对峙”的结构原型意义，即一偏重于理想境界，一关注于生存境况，二者平分秋色，难分轩轾，这就使男主人公面临“二选一”但又无法抉择的尴尬之地，在情感困境中痛苦挣扎，由此衍生出无限的情感张力。

“双姝对峙”的情节模式无情地揭示出封建势力对青年男女恋爱婚姻自由意志的扼杀，因为恋爱婚姻的权力“特操诸父母，又乌容彼纤小致一辞”[2]183！《碎簪记》的男主人公庄湜从小失去父母，由叔婶抚养长大。庄湜的好朋友出国前将自己的妹妹杜灵芳托付他照看，两人日久生情，可是这段感情却遭到其叔婶的强烈反对，其婶欲将其侄女莲佩嫁给庄湜，虽然表妹莲佩性情端庄、贤惠，可是庄湜已经爱上了灵芳，他自然难以接受另一段感情。然而叔婶之命难违，表妹莲佩温柔可爱，对自己又是一往情深，这让庄湜左右为难，最后庄湜在痛苦绝望中死去，更为凄惨的是两位女主人公也都殉情而死。小说以男女三人的死亡作为反抗的代价，以此来控诉封建礼教的罪恶，警醒世人。《非梦记》则以薇香屈死、海琴出家、凤娴空劳牵挂的结局，同样表达出旧礼教制度下青年男女的精神痛苦与悲惨命运。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旧礼教的代表人物——庄湜的叔婶（《碎簪记》）和燕海琴的婶子刘氏（《非梦记》），并非性情残忍、用心险恶的卑鄙小人，他们是真心诚意地为后辈子侄遴选佳偶，从家世、修养、仪容、才华等方面全面衡量。刘氏曾对海琴说：“薇香但善画，须知画者，寒不可衣，饥不可食，其如凤娴家累千金，门当户对者耶？”[4]243“薇香德素如何，今姑勿论，使其人卓然贞白，娶之不但无一星之益，人且藐吾家世。我仔细回环，所以必为汝娶凤娴者，门户计耳，非我故为猜薄薇香。凤娴亦婉惠可爱，何悖于汝？”[4]247他们所选定的女子莲佩和凤娴，确实德才兼备、品貌出众，足以和灵芳、薇香相抗衡，形成“双姝对峙”的情势，让男主人公左右徘徊，心灵备受煎熬。“双姝”和男主人公关系的描写，使女性形象更加细腻、逼真，男性形象的心理因素得到更加充分的刻画。“双姝对峙”的男女恋情结构设置，使小说反抗封建礼教的命题得以深化和凸显，而不仅仅停留在概念化的象征意义上。

二、“僧俗两难”命题

苏曼殊的小说对现实生活的苦难有着充分的描述，这些苦难不仅仅表现为书中人物流离失所、忍饥挨饿，更包含了精神上的孤独、苦闷和伤感。小说主人公面对如此不堪的生存境况，常常表现出无能为力的痛苦、找不到出路的郁闷，他们或自暴自弃、毁灭自我，或皈依佛门，在宗教中寻求安慰与解脱。

《断鸿零雁记》中，三郎的生父与雪梅的父亲已经为儿女们订了亲，后来三郎生父辞世，生母东归日本，杳无音信，其义父家运式微，雪梅的父亲心生悔意，企图爽约，逼雪梅另嫁他人。雪梅“古德幽光”，秉坚孤之性，不愿背信负约，但又伶仃孤苦，求助无门。三郎感叹自己的身世遭遇，又设身处地为雪梅着想，于是飘然至广州常秀寺出家，试图以这样的行为来打消雪梅的思念和疑虑。三郎得到雪梅的赠金，于是东渡日本，寻找母亲。他在日本得到母亲与表姐静子的悉心照料，衣食无忧，生活过得舒适美满。母亲欲撮合三郎与静子的婚事，静子对三郎百依百顺，频送秋波，三郎也非常喜欢静子“和婉有仪”，但他不敢接受这一段爱情，认为自己早已遁迹空门，“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住”[2]199，为躲避情网，逃回中国。回国后即换上袈裟，“肩挑被席数事，投灵隐寺”[2]202。身居佛门，念经作诗，素食甘味，悠然自得。一日，往麦家做法事，听麦家兄妹说，雪梅为情绝粒而亡。三郎得此噩耗，神魂俱荡，随即赶回家乡，凭吊雪梅。然而，“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2]210。弥天幽恨，不知向谁倾诉。《绛纱记》中梦珠性格奇特，情事哀婉。秋云对他真心爱恋，将自己佩戴的首饰用绛纱巾包裹送给梦珠。为逃避这段感情，梦珠到慧龙寺剃度出家，但一直把秋云所赐的绛纱巾带在身边。好友入狱，梦珠托梦给浙江巡抚为其解脱牢狱之灾，并以坐化之身相迎四处寻找自己的昔日情人秋云。

在苏曼殊的小说文本中，人物形象总是命途多舛，他们常常在“情缘”与“佛戒”中苦苦挣扎。一方面，他们试图摆脱尘世的烦恼，一心向佛，追求禅定；另一方面，他们的心灵又无法抵御情感的诱惑，深陷其中，无法彻底解脱。《断鸿零雁记》中的三郎，为了斩断对雪梅的情思，也为了雪梅本人的家庭幸福，出家皈依佛陀。已经出家做了和尚的“三郎”，本应受佛家清规戒律的约束，摒除一切情感纠葛，专心修道，但他既无法放弃对母亲的思念，又时时将雪梅挂念心中。得知生母在日本后，三郎千里相寻，继而又纠缠于静子的爱情之中。备受心灵煎熬，他作出决定：自己既然已入佛门，就不要再入尘世受世俗的磨难。于是他忍痛留书，悄然离去。回国后，三郎在寺庙中看似生活得悠闲自在，但他至情至性的根基仍存，俗气并未消尽。当他得知雪梅因他绝食而亡，立刻不顾佛家戒律，长途跋涉去其墓前凭吊。三郎的所作所为表明他既渴望佛能帮助其解脱尘世间的痛苦，又无法放弃作为“人”的原始情感，他一直在僧俗之间“游移挣扎”。《绛纱记》中的梦珠同样如此。梦珠虽然皈依莲座，却没有真正做到断惑证真，因此并不能了却尘缘，他仍然保存着秋云给他的定情物——绛纱巾。他们既渴望爱情，又逃避爱情，在“情缘”与“佛戒”之间反复徘徊，苦苦挣扎。正如有论者评述《断鸿零雁记》：“玄英初以恋情而离佛，继以畏佛而拒爱，终以拒爱而弃亲。既以拒爱而弃亲矣，又复千里吊爱，似俗非俗，此盖宗教与爱情之冲突点也。”[9]

苏曼殊小说表述的“僧俗两难”文化命题，与作者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潮音跋》云：曼殊幼时“有相士过门，见之，抚其肉髻，叹曰：‘是儿高抗，当逃禅，否则非寿征也’”[10]。可见，他自幼便有僧人情结，长大以后，他更是常以僧人做派建构形象，生就一副浪漫性情。他深受佛学浸染，远渡重洋，详习内典；但他又受到西学的熏陶，酷爱雪莱、拜伦的诗歌，敢于将自己对美好爱情的理想诉诸笔端。其性格佯狂放浪而又端肃不淫，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被世人目为“情僧”。佛要求证道者六根清净，祛除世间一切烦恼，而苏曼殊一生既秉持激烈的民族情绪参加革命排满的光复会，又与众多女子发生过无果而终的浪漫爱情。佛性与人性的相互撞击，成为苏曼殊生命以及文学作品的主题。1915年，《绛纱记》在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七号上发表，后来又被编入《名家小说》，陈独秀为这篇小说写过序，以佛学理论给予评述：“嗟乎，人生最难解之问题有二，曰爱，曰死。死与爱皆有生必然之事，佛说十二姻缘，约其意曰：老死缘生，生缘爱，爱缘无明。夫众生无尽，无明无始而讵有终耶？阿赖耶含藏万有，无明亦在其中，岂突起可灭之物耶？一心具真如生灭二用，果能助甲而约乙耶？其理为常识所难通，则绝死弃爱为妄想，而生人之善恶悲欢，遂纷然杂呈，不可说其究竟。”[11]陈独秀看问题很有眼光，明确指出“色空”与“有情”在作品中是一对矛盾，而苏曼殊的人生经历便是这样一对矛盾的聚合体。“陈独秀从缘起说这一佛教义理的基石入手，用佛与生命、与有情的一致性来为曼殊的行为和人格辩护，这不仅说明陈独秀堪称曼殊知己，同时也显示出一个热衷于改革的文学家其佛学眼光毕竟不同，他从佛法的重新阐释中激活了佛学体系中蕴含的人性因素。”[12]

现实生活中的苏曼殊是一个理智的遵守佛戒的僧人，但他的内心深处却渴望得到女性的关爱，当异性走近他，向他表达纯洁的爱意时，他又产生恐惧，本能地退却。于是，佛性和人性的矛盾冲突便成为其文学作品的文化命题。“还卿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13]14“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13]14“赠尔多情书一卷，他年重检石榴裙。”[13]14“看取红酥浑欲滴，凤文双结是同心。”[14]“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13]14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佛性与人性在作者内心深处撞击程度之激烈。

三、创伤记忆与文化感伤

研究者一般认为，苏曼殊的小说有着强烈的“自叙”性特征，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作者一生飘零、颠沛流离而又孤独悲情的真实写照。

苏曼殊的身世有“难言之恸”。他的籍贯是广东省珠海市前山镇沥溪村苏家巷，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日本人。苏曼殊出生在日本横滨，“自幼失怙，多病寡言”，6岁时由嫡母黄氏带回中国，12岁在广州六榕寺出家，后又还俗。成年后，四处漂泊，数度出家，三戒具足，却一直过着半僧半俗的生活。苏曼殊有过几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但都没有结果。16岁时，他与日本樱山村的菊子姑娘两情相悦，遭到自家长辈的阻挠惩戒，菊子的蹈海殉情，使苏曼殊心灵受到极大创伤。第二位恋人雪鸿抚平了他伤痕累累的心，但苏曼殊东飘西忽，萍踪无定，终使爱情搁浅。一生三次披袈为僧的苏曼殊既渴求灵魂的皈依，又时常和友人出入酒肆青楼吃花酒。他曾对艺妓百助枫子动情，然而同床一宿却相安无事。苏曼殊的好友柳亚子说：“关于性格的，我以为‘多情善感’四字，可以包括曼殊一生。再简单一点，可说是‘多情’两字……‘多情’与‘缠绵悱恻’，都是曼殊自己的性格。”[15]

弗洛伊德认为，创伤记忆对于艺术家的创作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16]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的记忆也会逐渐消磨，但创伤记忆对人的心灵是一种高强度的刺激，它有着相当的“耐磨性”，会顽固地封存下来，无意识和共时性地存在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对人们的工作、生活，尤其是艺术创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各类创伤记忆中，童年的苦难经历和不公正待遇给人造成的心理压迫最巨大，心理学家称之为“缺失性经验”。“所谓缺失性经验，即他的童年生活很不幸，或是物质匮乏，或是精神遭受摧残、压抑，生活极端抑郁、沉重。”[17]“缺失性经验”不但很难忘怀，而且根深蒂固地刻印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形成一种以悲伤、绝望的眼光观照社会人生的潜在心理意识。《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碎簪记》和《非梦记》等作品描述的缺失父爱、孤苦飘零的三郎、梦珠等人的悲惨经历，正是苏曼殊童年生活的清晰投影，而其中几段悲伤、惨痛、无果而终的恋情描写，也是作者心灵创伤体验的情感再现。

苏曼殊的创伤记忆在他的内心留下了阴影，积淀在意识深层里，成为一种心理定势，于是他创作的文学作品便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感伤色调。这种感伤蕴涵了丰富的文化命题，承载着作者的身世之怨、情感之痛乃至家国之悲，尤其是对人生体验的咀嚼和回味。《断鸿零雁记》中，面对雪梅之父的赖婚毁约，雪梅“惟欲依母氏于冥府，较在恶世为安”，三郎“悲慨不能自聊，默默思量，只好出家皈命佛陀、达摩、僧伽”[2]183。对于姨表姐静子的“缠绵婉恋”，三郎没有勇气置身情场，于是选择逃避。小说结尾作者更发出感慨：“余此时愁苦，人间宁复吾匹者？于此时泪尽矣……而不知余弥天幽恨，正未有艾也。”[2]210创伤记忆的阴影让作者产生自卑情结。西方心理学家认为：“人类的全部文化都是以自卑感为基础的。”“当个人面对一个他无法适当应付的问题时，他表示他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此时出现的便是自卑情结。”[18]对内不能超越解脱，对外无法适应社会，孤苦无依，悲怆无奈，自卑感由此产生。自卑感牵动着苏曼殊纤弱的神经，使其多愁善感，深陷痛苦境地。他将满腹愁怨、一腔幽恨诉诸笔端，其作品自然流露出对现实人生、对个体命运的虚无之感与悲剧意识，弥漫着浓郁的感伤情调。

苏曼殊小说的感伤情怀还缘自作者对中西文化选择的困惑。许多研究者都认为，苏曼殊小说表述的“双姝对峙”模式，就是中西文化对立的意象。小说描绘的性格鲜明的两个女子，一个是中国传统女性形象，另一个则象征着域外女子，如《断鸿零雁记》中古德幽光的雪梅和性情娴穆的静子、《碎簪记》中端庄识体的灵芳和灵秀情深的莲佩、《非梦记》中幽闲贞静的薇香和窈窕无双的凤娴，都是绝世女子，一个具中国传统美德，一个有海外文化背景，令三郎、庄湜、海琴辈难以取舍。小说男主人公的情感矛盾，反映的正是作者在文化抉择中的困境。

苏曼殊生于清末，卒于1918年，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一年，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新旧文化交替的时期，是中西方文化产生激烈碰撞的岁月。此时的人们，虽然仍沐浴在旧文化的“夕阳”里，但已经能够看见新文化的一线“曙光”。苏曼殊通晓中、日、英、法及梵文等诸多语言，可以直接汲取西方文明，同时，他又一直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于中西文化的优劣，他无法全面、理智地予以判断，而对于两者的取舍，他的态度更是如同小说中对峙的“双姝”一样，难以取舍。他不想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又打算虔诚地接受西方文明，而两者的撞击使他内心惶恐、矛盾、不安。“作为转折时代的先行者，苏曼殊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卓有成效的接受和较为深入的了解，使得他很难作出‘中化’或‘西化’这样相对简单化了的选择。这种文化选择中的若有所悟而又无所适从的心态，在世纪初的中国文人中是相当普遍的。”[8]224苏曼殊将这种选择的痛苦在小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小说主人公的个人痛苦凝聚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扩大了小说的结构张力。而这种文学意象凸显的两难困境、悲剧氛围，更使小说充满着文化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