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素娟 张 奇

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如何完善社会支持体系，使居家养老、在地养老可实现、可持续，需要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时间银行”这一被美国、日本等国广泛使用的互助养老模式在此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互助养老“时间银行”不仅可以解决居家养老困境，为低龄健康老人老有所为提供具体路径，还可以有效缓解养老护理人员短缺的困境，对解决养老难题提供新的思路。

1 “时间银行”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及运行模式

198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埃德加·卡恩(Edgar S.Cahn)身患重病，躺在病床上开始思考，穷人如何在不就业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劳动并得到非货币化的回报，他想到劳动时间积分方式，即穷人从为其他人的劳动服务中积累时间积分并换取自己所需要的服务，并将这种用劳动兑换劳动服务的方式称为“时间美元”[1]。 1990年，卡恩的“时间美元”付诸实践，并在不断实践中迅速发展，逐渐地传播到30多个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为摆脱美元所代表的国度局限，“时间美元”逐渐由“时间银行”一词代替。现在所说的“时间银行”、“时间储蓄”等概念均由“时间美元”衍生而来，其本质意义基本上是相同的，即以“时间银行”为中介，将志愿者的志愿服务时间存储起来，等到志愿者需要服务时可以享受相应的权益，从而实现劳动成果的延期支付，达到互助的目的[2]。

美国最具代表性的“时间银行”是老年志愿者服务银行(older volunteer service bank)，其主要模式为低龄老年人为高龄老年人或独居老人提供照护服务，从而使其能够尽可能长久地在自己家中或熟悉的社区里养老[3]。美国目前有200多个以“时间银行”为名的劳动积分服务组织，在运作模式方面主要有以下特点。

1.1 组织管理机构及运营经费

目前，美国的“时间银行”都设有全国总行与分行，总行进行统筹运营管理，在各地区设有众多分行，在坚持总行制定的基本战略前提下，各地区分行因地制宜制定自己的发展策略，总行与分行之间通过统一的管理平台有效对接。“时间银行”的运作主要依托独立自主的非营利组织，采用计算机系统对服务过程进行管理，服务对象主要以弱势群体、老年人和青少年为主。运营经费(包括专门从业人员的薪酬、运营所需的经费等)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基金的捐款、个人及企业的捐款以及会员的会费等，这些来源于不同渠道的资金保证了时间银行的发展[4]。

1.2 服务内容及计量方式

在美国，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开始主要是为独居老人提供临时性的照料服务，后来逐渐发展为以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目的，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多样的服务。包括：(1)驾驶服务和护送(陪伴看医生、去墓地、陪伴购物等)；(2)陪伴做饭和吃饭；(3)文书处理(填写表格、计算机使用的协助等)；(4)家事帮助(熨烫、洗涤、整理床铺、丢垃圾等)；(5)休闲活动(旅游、游戏、朗读、喝咖啡、参观等文化活动)；(6)人力协助(从事小型园艺、铲雪、修房等)；(7)帮助家庭照顾者获得休息时间。在时间计量方面，美国提倡所有的互助活动都是出于爱心责任、基于个人能力的奉献，不存在价值的差异，只有时长的区别，所以无论接受或提供何种服务，只按照服务时长以小时为单位计量，即1小时=1时间货币[5]。

1.3 存储兑换方式

在美国，“时间银行”有功能强大的互联通信网络做支撑，成为会员后，除了打电话与银行联系外，还可以在网站快速发布需求、查看他人的服务请求、清晰地查询自己的存取记录。需要帮助时，与银行专员取得联系，提出自己的求助内容、时间、要求，银行专员会根据以上信息，统筹规划，匹配最合适的人选来提供帮助。在此笔“交易”结束后，根据时间长短，服务提供者的账户记入相应时间，而服务需求者则扣除相应的时间[6]。

1.4 志愿者来源

在美国，“时间银行”最初参与者主要为退休的职工，以老年志愿者为主，随着“时间银行”的不断发展，参与主体逐渐扩展到年轻人。尤其是“长老计划”(elder plan)和医疗保健项目商店的实行和开展，允许参与者运用“时间美元”支付部分保险费或者兑换医疗保健项目(可以免费获得或以一定的折扣获取)，由此吸纳了很多年经人参与时间积累中[4]。另外，为了使志愿者能够具备更好的服务能力，国家会提供6个小时的培训，培训涉及生理、伦理、急救知识等内容。同时，志愿者每年还要接受一些额外的相关培训，以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使之能够为服务对象提供更好的、更专业的服务。

1.5 制度保障方面

卡恩先生在最初设计劳动时间兑换制度时就提出法律的支持必不可少。在设计“时间银行”运营管理制度方面，他提出要保证“时间银行”管理人员有工资收入，要签订正式就业的劳动合同，要在劳动合同中对“时间银行”管理人员提出考核要求，包括避免坏账问题。另外，他还积极协调州政府进行立法，为劳动积分与社会服务的兑换给予制度化保障。在他的努力下，佛罗里达州和密苏里州于1984年成功地通过“时间银行”立法，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促进志愿服务联邦法案”，这些立法使得劳动积分在不同代之间的互惠，以及同代人之间的互助获得了保障，由此促进了“时间银行”的持续发展[7]。

2 “时间银行”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及运行模式

我国的互助养老“时间银行”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上海和广州。1998年，上海虹口区提篮桥街道晋阳居委会建立了中国首家以养老为中心的“爱心时间银行”，当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多个省市相关人员上门学习取经；1999年，广州寿星大厦设立“时间银行”，入住的健康老人为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服务，在服务时“存储时间”，等到本人需要他人服务时可“提取时间”，享受同等时间的免费服务。2003年重庆市沙坪坝区、2004年北京丰台区、2005年南京建邺区先后开展了“爱心时间银行”，随后在天津、嘉兴、合肥、成都、济南、衡阳、洛阳、深圳等城市先后成立“时间银行”[8]。其运作模式主要有以下特点。

2.1 组织管理机构及运营经费

目前，我国的“时间银行”大多由某个街道居委会或某一养老机构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于组织内部的资金，运行模式是发放“时间银行”储蓄折，类似存折，上面记录相应的服务信息，主要包括活动日期、志愿者姓名、受助者姓名、活动内容、受助人签名、受助时间等。由于人员不足、硬件条件有限，信息记录基本以手工记录为主，其运转主要依靠居民自身信誉和社区居委会或养老机构的公信力维持，存在管理方式、管理效率、运行质量落后等问题。组织运作过程没有形成独立的章程、管理体系和责任制度，运作过程中没有主管部门参与、缺少监督主体，由此导致“时间银行”稳定性不高，随着街道、居委会或志愿服务机构牵头人员的换届，该组织就面临解散的风险，使得“时间银行”难以持续发展[9]。

2.2 服务内容及计量方式

我国的“时间银行”服务内容主要以非专业性、非家政类、简单且风险可控的服务项目为主，具体如陪伴、代办(帮助购买生活用品)、助行等。例如，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提出针对家庭特困或高龄的退休人员，提供买菜、谈心、交话费、洗衣服等服务，服务对象主要为低保、低收入、高龄独居等困难老年人[10]。服务内容相对单一，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在时间计量方面，我国很多学者都提出应该考虑服务内容的差别，实践中有些地区也实行了不同服务内容差别累计时间的方式。例如，在我国台湾新北市“佈老时间银行”，3小时居家照顾服务可以兑换1小时居家照顾服务；3小时多元成长课程可兑换1小时成长课程[11]。

2.3 存储兑换方式

在我国，目前志愿者储蓄的时间仅在某社区、某街道或某养老机构内部可以兑换，社区与社区之间、社区与养老机构之间存在不能通存通兑的问题，由此导致因居民搬迁、管理者调离、档案丢失、缺乏后继参与者等出现储蓄的时间成为坏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缺乏统一的网络平台做支撑、服务计量方式不统一，导致“时间银行”发展仅仅局限于某一组织内部，无法在市级层面、省级层面实现通存通兑。

2.4 志愿者来源

在我国，笔者通过问卷和访谈调查发现，40岁～60岁人群表示还没有退休、没有时间参与；60岁～70岁老年人表示帮助子女带孩子，想参与但没有时间；70岁以上老年人表示，这个事情挺好，但自己都70岁了，想过一段自由的、没有拘束的生活，并表示假如年轻10岁可能考虑参与。整体来说，志愿者参与意愿不强、规模不大。

2.5 制度保障方面

在我国，国家层面与“时间银行”有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2008年由国家民政部起草的《慈善事业促进法》，对于志愿服务者及其组织者的权利和义务、志愿服务记录及激励机制等进行了规定。2012年，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探索公民慈善志愿服务记录制度”，促进了公民互助服务机制的建立。同年，民政部出台《关于开展志愿服务记录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并附《志愿服务记录办法》。之后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教育部和共青团中央联合出台了《关于规范志愿服务记录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教师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意见》等规章制度。但这些制度主要是一些原则性条款，缺少对互助服务准入、培训、质量的评价、监督主体等方面的规定，缺乏针对性、约束性不强。

3 我国互助养老“时间银行”运行面临的伦理冲突

3.1 根深蒂固的传统养老观念与互助养老观念的冲突

首先，我国传统养老模式一直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养儿防老”的思想深入人心，赡养父母不仅是人们应该自觉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而且也是子女应承担的法律义务，而伴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8421”家庭结构的出现，家庭养老面临着巨大挑战，于是开始探索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等社会养老形式。但人们的观念，尤其是目前处于老龄阶段的人们，还固守传统家庭养老概念、抵触其他养老观念和形式，这使得互助养老目前的接受度还不高。其次，“脸面观”与互助养老之间的冲突，老年人接受别人的帮助会被视为子女不孝，家庭养老失败，影响老人及子女脸面的观念在城乡都具有普遍性，这样的观念导致一些地区出现了建好了互助幸福院，但是没有人入住的问题。

3.2 互助养老面临人际信任尴尬

互助养老需要低龄老年人或者年轻人帮助需要帮助的老年人，互助养老提倡的观念是打破血缘界限，召唤他者参与，这就需要志愿者和服务接受者之间相互信任，然而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较低，据一项关于“社会上大多数人值得信任”的调查数据显示，仅有不到10%的人选择了“非常同意”，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人意识明显，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12]。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通常表现为在面对陌生人时以一种仪式性的客套与寒暄来表现出礼貌式的疏远，这使得互助服务产生了一种看不见的环境隔膜，使得互助养老服务面临人际信任尴尬，由此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参与互助服务，这对于互助养老“时间银行”招募志愿者以及持续发展是一大障碍。

3.3 志愿者合法权益保护面临困难

互助养老“时间银行”主要服务对象为老年人，尤其是以独居、空巢、失独等高龄困难老年人为主，服务过程中一旦出现意外情况，如何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另外，当志愿者与志愿组织产生纠纷时，如何保障志愿者的合法权益，这些都是互助养老“时间银行”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目前由于缺乏风险分散机制和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如何确保志愿者不会因为做好事而承担不必要麻烦，是互助养老“时间银行”面临的主要挑战。

4 我国发展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的路径及对策

4.1 解决主管部门、运行管理部门之间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问题

可以构建以民政部或老龄委为主管部门，以街道居民委员会为互助养老基层管理组织，服务对象由养老机构逐渐向社区养老、居家养老扩展的模式。具体运作过程如下：街道居委会负责进行志愿者信息的登记、出台相应的管理措施，如服务者准入、服务者培训(入职培训、岗位培训)、服务匹配度测试、试服务、签订服务协议，并对服务内容、计量标准、质量评价标准、兑换模式、兑换原则、服务退出制度等做出规定。对志愿者进行培训后，发放志愿服务上岗证，将志愿者分配到养老院、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机构为入住老人提供服务，服务时间累计达到一定时数(如200小时)后在储蓄卡上进行登记，作为以后接受服务权益的凭证。

4.2 未来可以考虑以“项目化”方式提供为老服务

结合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需求，以助餐、助洁、助浴、助医、心理辅导等“项目化”方式提供为老服务，在相同的项目中考虑服务对象的差别(自理老人、失能半失能老人)，逐渐建立起不同对象、不同项目的服务内容与服务时间兑换基准，并招募不同的志愿者，在志愿服务上岗证上标明服务内容范围，实现志愿服务的专业化。

4.3 开发“爱心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

依托全国性的组织如老龄委、中华慈善总会，开发“爱心时间银行”信息管理系统，记录志愿者的服务时间和内容，将服务需求与服务供给有效匹配，提高管理效率[9]。在兑换模式上可以采取多元化、灵活的方式。以个人志愿者为例，可以采取“721”兑换模式：即存储的时间70%可以为自己或家人兑换服务时间；20%的比例可以兑换公共服务，10%的比例可以兑换成现金，主要用于补贴志愿者服务的交通费用。另外，要从政府层面出台相应的制度使志愿者储蓄的时间可以兑换公共交通服务，如积分达到一定额度后(如1 000分)可以免费或优惠乘坐公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考虑纳入专项评选[13]。

4.4 弘扬敬老、养老的美德，吸引更多人加入志愿服务

首先，需要在全社会进一步弘扬尊老、爱老、孝老的美德，并积极宣传互助养老时间储蓄是一种健康储蓄。其次，发动社区老党员、老年志愿者，联合高校社团组织、专业社会组织，吸纳更多的年轻大学生加入互助组织。最后，完善激励制度设计，如志愿者存储的时间可以转让或继承使用，如转让给亲属(父母、公婆、兄弟姊妹等)，从而为劳动积分在不同代与代之间的互惠关系中，以及同代人之间的互助过程中发挥作用，解决志愿者因储蓄时间过长、风险厌恶等缺少储蓄积极性问题，从而激励更多的年轻人参与互助养老获得积分[4]。

4.5 出台“志愿服务时间储蓄法案”，完善志愿服务激励约束机制

完善“时间银行”在“贷款”、“利息”等方面的制度设计，如针对提前“透支”的用户可以由其子女或者亲属通过志愿服务帮助“还贷”；针对“信用度”较高的储户可以享受到更加便捷的服务。建立志愿服务时间储蓄激励机制，确保提供养老服务的志愿者，其本人或其直系亲属进入老龄后，可以根据其之前储蓄的服务时间，优先、优惠地享受到养老社会服务；引入保险机制解决志愿者服务的后顾之忧。对各个时间银行在志愿者的管理、技能培训、服务内容与服务时间兑换等方面进行规范。建立监督主体，构建全程监督体系，加大监督力度，街道、民政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进行抽查，对于服务低质低效的志愿者，将实行“冻结账户”等[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