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蕾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州 350122)

1 《黄帝内经》英译研究史梳理

《黄帝内经》位列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首，其所囊括的防病治病理论奠定了我国中医药研究与临床实践的基础。1925年至今，《黄帝内经》相继产生选译、节译、摘译、编译、全译等不同形式的英语译本，译者身份主要为外国传教士、汉学家、医史学家、临床医师、中医或翻译专业学者等，译介目的也从早期的普及介绍、现代药学和医学史研究发展至医学内涵探索与文化价值挖掘[1]。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作为中医药文化精髓的载体，中医典籍无疑是中医译介研究的重心，其医学、社会及文化价值必将成为加快中医药海外交流与传播的催化剂。

近年来，中医典籍英译事业获得国家不同层面外推计划和科研项目的大力支持，并随之取得了快速发展。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计量可视化分析显示(2000～2019)，以“黄帝内经”和“翻译”为主题的期刊论文共计240篇，博硕士论文86篇，发文数量自2012年起快速增长，2015年达到峰值。检索文献内容统计结果表明，译本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呈现日趋多元化发展趋势，译本分析的系统性、理论性和科学性由此得到逐步提升。以微观考察与宏观描述并行、历时性与共时性多纬度对比、定量与定性互补性分析、封闭性与开放性研究相渗透为主要发展脉络的译本英译研究历程，彰显出中医药文化的有效译介在其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然而较之其他类传统典籍的译介规模，《黄帝内经》翻译研究在数量、深度及影响力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中医药核心价值体系西传过程中出现的文化欠额与不通，导致了诸多曲解和误读现象出现，严重制约其医学价值的发挥与文化输出活动的开展。笔者认为，中医典籍英译活动实属系统性动态行为，在跨文化人语境中应深入挖掘译语背后的深层语用信息、语用策略以及语用主体能动性及其影响要素，方能更加系统客观地分析多元语境中原作与译作之间的语言转换问题。

2 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

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的跨文化语用学，是在对比语言学、语用学及跨文化交际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是顺应语言学在全球化语境下横向拓展与纵向深化趋势的产物[2]。英国著名语用学家George Yule(1996)提出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是不同社团对意义构建方法的不同期盼[3]。我国语用学学会会长何自然(1997)指出，跨文化语用学研究在使用第二语言进行跨文化言语交际时出现的问题[4]。美国语用学研究先驱Istvan Kecske(2004)认为，跨文化语用学关注的是不同母语的、通常代表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之间，在社会交际中用同一种外语语言系统交际的方式[5]。历经30多年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语用学的研究已形成相对稳定的科学范式，其成果对于翻译实证研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指导意义。

翻译是基于意义理解和表达的动态过程，其本质是在语言内部因素与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翻译本体、主体、客体、载体、受体之间为实现信息传递协同效果而产生的跨文化交流行为，因此翻译研究不应局限于语言的表层形式，而应拓展语境认知研究，从动态视角分析蕴含在话语表层背后的深层语用内涵。跨文化语用学以语言学为核心，结合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知识对跨文化交际行为展开交叉研究，以该视角系统考察中医典籍外译活动不仅能拓宽研究视野，对不同译本间意义动态模式构建的差异性进行多元化探究和描述，还能有效解释不同译者在典籍信息的解码和编码过程中表现出的言语行为，客观分析不同译者在面临异质思维冲突时所使用的译介策略及其有效性。

3 跨文化语用学视角下的译本比较分析

鉴于对流传度、权威性、时间跨度、译者身份、学术背景等诸要素考量，本文选取Ilza Veith、Maoshing Ni以及李照国译本作为语料研究对象，以2014年美国语用学协会主席Istvan Kecskes提出的影响跨文化交际的三大要素，即公共知识背景、语境以与凸显为理论依托，比较分析三位译者在解码核心公共知识背景、创建涌现性公共知识背景以及凸显主客体语言特征方面所体现出的异同之处。

3.1 核心公共知识背景的解码策略比较

公共知识背景既包含先前经验，也包括在真实情境中由对话者合作共建的心智概念，因此可划为核心公共知识背景和涌现公共知识背景。交际双方共享的核心公共知识背景越多，他们所用的间接言语行为和比喻性语言就越容易被理解，这类语言也就会使用得越多，而对话者的核心公共知识背景越少就越趋向使用字面解释[6]。中医文本承载着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图式，中医用语的语义概括性及简洁结构特征使其具有高度的信息密度和运载力[7]，并随之产生大量核心公共知识背景省略。因此，译者必须首先准确解码原语文本所蕴含的中医信息后，才能通过有效语言编码来创建涌现公共知识背景，确保译语内容的有效性。

例1：《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原文：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

Ilza Veith：When the force of Yang is exhaust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overwork and weariness, then the essence (of the body) is cut short, the openings of the body are obstructed and the secretions are retained. This causes sickness in summer and distress.[8]

Maoshing Ni：When one is overworked and overstressed, the yang will overheat, eventually depleting the yin and jing/essence. If this continues into the summer, the body fluids and yin will be dehydrated. This is known as the jian jue syndrome[9].

李照国：Overstrain will make Yangqi hyperactive and exhaust Jing(Essence). Repeated overstrain in summer will make people suffer from Jianjue[10].

此句话以高浓缩语言及高密度信息描述了中医煎厥的病因病机。明显可见，Veith译本对于其阴阳失衡的致病本质并未有效解码。首先，“劳烦则张”指的是人体中的阳气在精神过度紧张和机体过度疲劳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亢盛状态，此处译为Yang is exhausted则与原文意思相悖。其次，五脏中藏精的主要有肝与肾，而肝开窍于目，肾开窍于耳，故“精绝”之后会出现后文中“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的症状。Veith的译文the openings of the body are obstructed and the secretions are retained表达的则是身体孔窍闭塞、分泌受阻，实属对原文概念的曲解。此外，“辟积”意为疾病的累积，并未在其译本中体现，而将“煎厥”译为sickness and distress in summer过于宽泛。因为夏季疾病与煎厥相距甚远，且该译法更无法体现出本病阴精耗竭的特点。相比之下，Maoshing Ni和李照国的译本皆能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医理论及文化内涵，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翻译是一种有目的和意识的传播行为，当面对中英两种文化的异质冲突时，译者通常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即偏向原语主流文化价值观或是靠拢译入语读者的本土文化价值观。译者在文本操作层面体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是受到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客观受动因素的影响和制约。Ilza Veith的译作出版于1949年，是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较为完整的《素问》译本。由于受到时代因素的制约，Veith在译本中借用了大量西医词汇转译中医概念，由此产生的核心公共知识背景缺失，容易导致中医信息在译介过程中出现常见的文化亏损现象。此外，译者在对文本的解码和编码过程中需要先后经历与原语文本和目的语文化的二次视域融合，该过程也因译者的学术背景、双语能力、认知结构各异而彰显出巨大的差异性，Ilza Veith的美籍身份以及医史学教育背景也使其译本难免存在局限性。正如其书中所述：“当缺少语法的帮助和标点时，每个汉字和中文句子都呈现多种意思，这就是挑战所在。[8]xii”尽管如此，该译作还是获得同时期诸多权威杂志的高度评价。

3.2 涌现性公共知识背景的创建策略比较

涌现性公共知识背景的创建取决于跨文化交际双方对彼此语境的辨识与补缺。在跨语言类交际活动中，由于两种语码有其各自激发认知模式的方式，说话者需要根据听话者的陈述性语境、内部语境及先存语境等特点，创建程序性语境、外部语境及真实语境，实现对涌现公共知识基础的动态构建，从而完整呈现语言信息的表征和内涵[11]。中西医思维模式存在巨大差异性，译者在具备语际转换能力的同时还应准确推测译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即对西医认知体系的充分辨识后，主动填补原语语义真空和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空白，确保译语内容的可理解性。

例2：《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原文：故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Ilza Veith：The pure and lucid element of the light is manifest in the upper orifices and the turbid element of darkness is manifest in the lower orifices[8]115.

Maoshing Ni：Similarly, in the body, pure yang qi reaches the sensory orifices, allowing one to see, hear, smell, taste, feel, and decipher all information so that the shen/spirit can remain clear and concentrated. The turbid yin qi descends to the lower orifices[9]27.

李照国：Thus the Lucid-Yang moves upwards into upper orifices of the body while the Turbid-Yin moves downwards into the lower orifices of the body[10]59.

此句话以取类比象的方式运用阴阳哲理论述人体生命活动规律及治疗法则。其中出上窍的“清阳”即阳气，阳气清轻上升，故称清阳，而出下窍的“浊阴”是指食物的糟粕和废浊的水液。李照国使用了意译加音译的方式将其译作Lucid-Yang和Turbid-Yang, 并在篇章后的注释中指出二者分别相当于Yang和Yin; Maoshing Ni将其译为pure yang qi和turbid ying qi。两种译文意思相当，但是对于形容词“清”字的选择存在差异。根据朗文字典的解释，pure意为“clean and not containing anything harmful”，lucid 意为“able to understand and think clearly, used especially about someone who is not always able to do this”，前者强调物质的精粹，后者偏重神志的清醒，因此笔者认为pure更加符合原意。而Veith从明暗角度将其译为element of the light和element of darkness，均未能准确传达“清阳”与“浊阴”的内涵，容易导致译入语读者的理解偏差。此外，Maoshing Ni对于涌现性公共知识背景的创建更加细致入微，其译本不仅将上窍译为sensory orifices，还对清阳的升发作用进一步阐释说明，即清阳之气如何通过人体的感官功能发挥作用，以达到神清气爽、精神集中的状态。此方法有效地将取法于阴阳的中医辨证思维方式和以知性因果规律为基础的西医认知论纳入翻译活动的考察范围，根据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特点对原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进行有效填补，从而增强传播内容的可理解性。

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行为，受众对象研究是影响翻译效果的核心要素之一。只有使译文的信息符合目标群体的思维习惯和阅读期待，才能使其得到目标受众最大程度的认同而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美籍华裔中医师Maoshing Ni 出生于中医世家，在美从事中医临床和教学工作，接受过中西方两种医学的教育，具有哲学博士和医学博士学位。他所拥有的双重文化、语言、教育及学术背景使其在中医的译介过程中具有更强的跨文化语用意识，即通过对语篇之外的意义构建活动确保语言信息的表征和内涵的完整传达。正如他在译作的翻译说明中提到：“这一译本绝非是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版本。因此, 我确信汉学专家可以推出更完美的译本。而我是从一名临床医生的角度, 从中医学及哲学学生的标准以及对中医感兴趣的外行人的角度来译释这一经典的”[9]12。正是因为Maoshing Ni 能在异质文化背景中对中医涌现性公共知识背景进行准确辨识和恰当补缺，这部译作长期以来在海外一直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流传度。

3.3 主客体语言凸显策略差异性比较

由于非母语者对于目标语各个词项的先前体验与母语者有着显著性差异，他们在语言表达与理解中通常依赖各自最容易获取的凸显知识在私人语境中产出和理解话语[11]49。中医典籍中存在大量迁移类辞格、结构整齐类辞格、结构简约类辞格、结构变换类辞格与音韵和谐类辞格。由于汉语是一种形态简单的意合语言，句子的词法、句法、语义和语用信息的大部分不是显露在词汇或句子的形态上，而是隐藏在语境层面且隐性特征丰富；而英语句法特征是形合，逻辑紧密，环环相扣，强调形式和功能，大量的信息分布于语言层面[12]。由此产生的主客体语言凸显差异性对翻译语言特征及译语可接受性造成的影响，也是译本比较研究应考虑的重要问题。

例3：《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原文：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Ilza Veith: In the most ancient times the teachings of the sages were followed by those beneath them; they said that weakness and noxious influences and injurious winds should be avoided at specific times. They [the sage] were tranquilly content in nothingness and the true vital force accompanied them always; their vital (original) spirit was preserved within; thus, how could illness come to them[8]98?

Maoshing Ni: The accomplished ones of ancient times advised people to guard themselves against zei feng, disease-causing factors. On the metal level, one should remain calm and avoid excessive desires and fantasies, recognizing and maintaining the natural purity and clarity of the mind. When internal energies are able to circulate smoothly and freely, and the energy of the mind is not scattered, but is focused and concentrated, illness and disease can be avoided[9]15.

李照国：When the sages in ancient times taught the people, they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voiding Xuxie (Deficiency-Evil) and Zeifeng (Thief-Wind) in good time and keeping the mind free from avarice. [In this way] Zhengqi in the body will be in harmony, Jingshen (Essence-Spirit) will remain inside, and diseases will have no way to occur[10]5.

此句话中多处出现了中医典籍行文中常用的四字辞格。作为古汉语的重要特征，四字辞格具有言简意赅、古朴典雅、蕴意丰富、韵律优美等特点，颇具中庸的平衡美感。从语篇层面来看，Veith和Maoshing Ni以意译为主，侧重于对虚邪贼风、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等中医表述的阐释，通过起承转合的逻辑关系及语内信息将四字辞格字里行间的深意完整地呈现出来，从而实现其意义的动态对等。相较而言，李照国则以音译词加注释的方式彰显古籍的简洁、精炼、协调及对称之美。同时，由于具备主体语言凸显优势，译者可依据汉语主述位结构特征对于四字辞格的共用主语或隐含主语进行更加准确到位的解码。

李照国的译作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的《大中华文库》系列作品之一，肩负着对外传播大中华优秀文化的历史使命。作为具有英语语言学硕士和中医学博士学位的国内著名中医翻译专家，李照国在其译作序言中指出：“由于《黄帝内经》中的医古文虽有历代注疏、校勘，但由于年代久远和辗转传抄，多有讹误。近世以来，为了便于阅读和理解，不少白话应运而生。这些译本对于不谙熟古文的读者来说的确方便不少，但却掺杂有译者个人的理解和发挥。[10]19”因此，他提出古籍翻译应遵循“译古如今，文不加释”的原则，即基本按照原文的语言结构和表述方式翻译。涉及基本概念的翻译以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篇章的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旨在最大限度地保持原作的写作风格、思维方式和主旨。此外，由于古汉语表达的简洁性，翻译时必须增加字词才能保证句子结构的完整以及语义表达的流畅。为此，李照国特将这些译文至于方括号中，用以“保持原文的本意，使读者理解何为原经文之语，何为注解之语，从而防止衍文出现”[10]21。出版至今，李照国的译本因其鲜明的特色和国情立场而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并获得认可与赞誉。

4 结语

中医典籍英译研究工作对于中医药的传播与交流意义重大，历经数载发展而取得的成果正不断开拓本学科领域的研究思路，然而对于采用何种译介模式确保中医信息传递的准确性与交流的有效性，仍旧是学者们长期探讨的主要问题。正如陈可冀院士所述：“中医译事之难在形神俱合，信达雅兼备；而译者之难在融合东西文化精髓, 通晓古今知识流变”[13]，中医英译研究任重而道远。鉴于中医典籍外译活动是由原文作者、译者以及译文读者等多重关系构成的动态行为，笔者认为将语言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与制约关系置放于跨文化语用学理论框架中展开多元化系统分析，有助于在语篇对比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深入挖掘蕴含在译语表层背后的语用主体能动性，从而为中医译介策略探索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