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英

〔摘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中国道路研究。国内学界对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成功原因以及世界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研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有待加强、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等不足。为此，今后中国道路研究应加强学理性和整体性研究，强化理论性与实践性同频共振研究，拓宽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注重多学科交叉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的运用。

〔关键词〕 中国道路;现代化;历史生成;成功原因;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20）06-0008-07

“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1 〕12“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是首要且至关重要的，只有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才能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自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随着中国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聚焦于中国道路的研究。无疑，中国道路对解释一系列根本问题具有本源意义，梳理总结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中国道路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好地从学理上认知中国道路，同时也有助于拓展学术研究空间。

一、中国道路的历史生成

（一）中国道路的起点之争

中国道路是一个整体性和历史性概念。从历史来看，中国道路经历了漫长的探索历程;从内容来看，中国道路蕴含不同维度的丰富内容。要认知中国道路不同探索阶段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道路”这一概念作出科学的界定，首先涉及该领域的一个“学术元问题” 〔2 〕，即中国道路的起点。关于中国道路始于何时，理论界一直争论不断，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和维度切入，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始于近代时期。这类学者认为应该在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锚定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现代化是任何民族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也是近代中国在探寻正确道路时的核心主题，中国也不例外。就此而言，中国道路的起点要追溯到1840年 〔3 〕。近代以来，我国的历史境遇、社会性质及社会矛盾，决定了实现现代化的首要问题是民族独立。对此有学者指出，中国道路探索进程的起点始于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跨度，这期间经历了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不同的历史时期 〔4 〕。

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类学者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所作出的成就。中国道路的开端始于我们党对正确革命道路的探索 〔5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标志着中国道路的起点 〔6 〕。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以“延安道路”概括这一时期的探索：“在战争的废墟中崛起的那个农业大国，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发展方向与发展道路。构成了‘延安道路那些富有特色的精神和社会经济制度，对于战争与革命的一般理论与实践也是特别的贡献，而且这种贡献是超越战争时代的。” 〔7 〕也有学者将中国道路的历史起点定于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命运，使中国选择了中国道路。” 〔8 〕这一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反思苏联模式的弊端和局限，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探索。改革开放之后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现了对这一时期正确立场和方法的坚持、继承与发展 〔9 〕。

第三种观点认为中国道路始于改革开放时期。持这类观点的学者认为，关于中国道路的产生，应有一个历史起源和逻辑起点的区分 〔2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探索中国道路的真正起点 〔10 〕。其核心观点是，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进行了尝试，但事实上并未明确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路径，而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一直未能摆脱“苏联模式”的窠臼，教条化倾向比较严重。毛泽东时代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所作出的探索，只是一种知性感悟，并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实践形态之表达 〔11 〕。几乎无争议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2 〕

虽然学者们关于中国道路起点探讨的观点各有不同，但不影响人们形成以下共识，即“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阶段且解决不同的社会主要矛盾和根本问题的进程中开创出来的” 〔11 〕。改革开放是这一漫长探索历程中的一个阶段，决不能以部分涵盖整体。“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国道路会有不同走法，同一条根本相同的道路也会有具体不同的走法。” 〔11 〕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是在变化了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作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决策，离不开历史积累的丰厚遗产，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时刻谨记“两个如果没有”“两个不可割裂”“两个不能否定” 〔13 〕。随意割裂中国道路，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相互否定，不仅无法准确理解“中国道路”的内涵，还可能会犯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

（二）中国道路开创的条件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14 〕中国道路不是抽象、孤立抑或空疏的存在，它的形成和开辟离不开中国深厚的历史渊源，离不开近代中国的遭遇，离不开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实践。关于中国道路开创的条件，学者们从多个维度审视，大致有两种主张：

一是“历史条件论”。内因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习俗深刻影响着中国近代的道路選择 〔15 〕。道路依赖于条件，中国道路是在现实的发展过程中，基于中国独特的国情而形成的特殊道路 〔16 〕。中国道路不是抽象的存在，在开辟的过程中汲取了中国历史上数次“现代化”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离开历史条件考察中国道路，便可能掉入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17 〕。还有学者从文化角度切入，诠释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以及革命文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根发芽提供了深厚土壤 〔18 〕。

三、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日本有识之士曾如此感叹：“中国就是起牵引作用的国家。不管你喜欢与否，中国的作用都在提升。不论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中国都会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 〔40 〕近年来，随着“中国奇迹”的发生，国内学界日益重视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方面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进行了研究和阐述，大体可归类为以下几点。

（一）中国道路丰富了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主要体现在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选择，向世界呈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别样元素：社会主义制度、强有力的政府、混合经济、宏观调控 〔41 〕14。相较于过去两个世紀中崛起的全球大国对世界的变革程度，中国道路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中国重塑了现代化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呈现了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特点，从被动输入到主动学习再到自主辐射型现代化，这种独特性对后发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的参考，更有力地证明了实现现代化无需以西方模式马首是瞻 〔17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而言的属性，由于各国的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各有特异，社会变革也就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各国的现代化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绝非一种模式的简单重复 〔42 〕38-39。作为一项未竟的事业，现代性在发展的途中是可选择的、有边界的，中国道路为现代性注入了来自中国的原创性内涵，为人类走向现代化展开了无限可能性 〔43 〕。还有学者从人类文明变迁史的角度透视中国道路，通过对中华文明和西欧文明的对比，指出正如农业文明发展有不同的道路，工业文明的道路也不止资本主义现代化一条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意味着通过社会主义制度也能够实现现代化，并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约束商业文明的逐利性，从而克服商业文明对工业文明的腐蚀和空心化，带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超越” 〔44 〕。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形态提供了中国样本，为人类更好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总而言之，中国的发展及其取得的成就，为“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 〔38 〕225。

（二）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道路的文化性贡献之一就在于增强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41 〕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和发展的过程，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证实、证伪和发展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完善不是单方面、单一维度的，而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从各个方面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和全面的创新。这种整体性和全面性的创新实质上构成了中国道路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部意义，进而也是中国道路所具有的世界意义的重要体现。中国道路以其自身的成就证实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提出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的设想，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创新和发展了这一理论，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强大的生命力，有力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境界。

（三）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

中国道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国道路振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很早就阐明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运动。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中国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树立了正面形象和表率，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希望。中国道路“使具有50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主张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开辟出具有高度现实性和可行性的正确道路，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1 〕4。第二，中国道路丰富了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呈现样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论述的“社会主义”，其前提和基础是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列宁结合俄国国情发展了这一理论，使社会主义制度在落后的东方国家落地生根，后来经由斯大林时期发展而形成具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苏东剧变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挫折，苏联解体后某些西方国家认为社会主义已经走向了末路，高唱“历史终结论”等论调，仿佛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是人类文明追求的终极形态，无不凸显西方中心主义思维模式主导的文化霸权。但是，中国在世界的风暴中经受住了考验 ，“早已脱出苏联模式转向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 〔42 〕156。在坚持、巩固和发展本国社会主义的同时，为世界文明呈现了更好的制度选择。第三，中国道路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自诞生之日起，经历了500年漫长的发展历程。这期间不仅仅是时间维度的延展，还关涉到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这一空间维度的变化。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拒绝照搬“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而致力于独立自主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还是顺利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准确判断世界发展潮流基础上作出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国道路在发展的各个时期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结合实际不断发展了社会主义理论，在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的同时也增添了生机和活力。

（四）中国道路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

除了从上述视角诠释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还有学者从解决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方面来考察中国道路的世界价值。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不断扩展，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问题在规模上愈发具有全球性，在性质上涉及全人类的利益 〔42 〕49-50。所谓中国方案就是针对困扰全人类的普遍问题提出的中国式主张，采取的中国式行动。基于中国道路形成的中国经验对解决世界共性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6 〕。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正逐步从生存性、发展性、和平性贡献转变为文明性、引导性、历史性贡献 〔11 〕，为解决全球在不同领域面临的发展难题，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足堪参考借鉴的‘中国方案” 〔41 〕72。尤其是在贫困、生态和腐败这三大阻碍全球发展的领域，中国方案提供了独特的解题思路，为世界发展破解了难题，彰显了中国智慧。

四、对中国道路研究的评价和展望

（一）国内学界对中国道路研究存在的不足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进入新时代，国内学术界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在充实了学界理论之库的同时，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中国道路”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梳理目前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研究中还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研究视角上，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有待加强。从纵向看，国内学界研究聚焦点更多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的成就，割裂层面较多，全面阐释的力度不够。从横向看，这种不平衡性还凸显在研究“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方面，学界更多关注中国道路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但对于发展中国家以外的地区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发达国家的制度冲击、价值反思、参考意义这方面的研究着墨不多。

其次，研究内容上，政策解读较多，学理性有待加强。国内学界对中国道路的研究多停留于政策解读层面，研究材料来源较为单一，学术方面的系统性、深入性的阐释较为缺乏。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和中国道路关系等都是值得进入学界研究视域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道路是否使马克思晚年提出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目前国内学者们仍有不同看法。

再次，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从宏观层面看，文献研究和解释性研究较多。目前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对中国道路文献进行梳理、阐释、解读的层次，而采用多学科、多角度比较研究的成果较为少见。从微观层面看，国内部分研究成果存在片面、孤立地看问题的倾向，全面联系的辩证思维方式尚待进一步深化运用。比如对中国道路研究多从经济发展、生态文明、政治变革、党的建设、意识形态等具体领域出发，但是对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质，从比较视角出发揭示中国道路独特蕴含的成果尚付阙如。

（二）展望进一步研究的生长点

首先，应加强中国道路的学理性和整体性研究。推进中国道路的整体性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与“中国道路”相关的概念，比如“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中国梦”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同时，“中国道路”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历程。推进中国道路不同历史阶段道路选择之间的关系研究，把握中国道路研究的内生逻辑，推动中国道路研究更加精深化，是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的着力点。

其次，应加强中国道路理论性与实践性同频共振研究。推进中国道路研究需进一步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中凝练关于东方国家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具体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与中国道路的关系方面进行深度耕犁。时代是阐述中国道路的基本规定和历史方位，不同时代面临的任务和解决的问题各异，道路的内涵和表征也不一而论。新时代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全新境遇，为此在加深理论诠释的同时应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切与回应。具体来讲，需推进“中国道路”与“四个自信”、“中国道路”与“四个全面”、“中国道路”与“四个伟大”、“中国道路”与“五位一体”等不同维度的研究。

再次，应拓宽中国道路研究的国际视野和历史视野。中国正以日益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在国际上发挥重要影响，因此应该对中国道路在世界历史图景中的地位，中国道路对世界尤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予以更多关注，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思考如何建构中国道路的话语体系。同时，深化中国道路研究应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域探讨中国道路及其必然性，在历史的一脉相承和实践与时俱进的结合中推进中国道路的研究。

最后，应注重多学科交叉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的运用。中国道路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向度的复杂概念，深入研究中国道路应注重采用多学科、多视角的研究方法，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和学科的比较研究中增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中国道路的说服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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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梁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