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我国新闻报道方式的传统，形成于上世纪40年代初延安整风运动时期[1]。从《解放日报》刊登劳动模范吴满友开荒打粮的事迹开始，以树立先进人物、指导实际工作为特征的典型人物报道，逐步发展成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中的独特体裁。从战争与革命年代到和平与发展年代，黄继光、雷锋、王进喜、张海迪、李素丽、徐虎、马顺友、南仁东等一批批先进人物，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的时代精神，随着大众媒体的宣传报道深入千家万户，成为团结和鼓舞广大群众，迈向民族复兴道路上的精神力量。

个人的生活离不开社会，先进人物的事迹讲述，也必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展开。在复杂交织、层次繁复的社会关系中，家庭关系是最基础、最普遍的一种，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就中国人的传统生活习惯而言，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还是“生活在家庭之中”[2]。优秀人物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身份、职业身份，但一定脱离不了父母、子女、配偶等家庭身份。回顾历史，岳飞的忠良在“岳母刺字”的故事中彰显，孟子的贤德在“孟母三迁”的故事中传诵，欧阳修的才气也在“画荻教子”的故事中更显珍贵。典型人物报道要发挥凝心聚力、成风化人的作用，同样需要讲好故事，让人物可感、可信、可敬、可学。人物塑造如果脱离了“家庭”的“土壤”，就很容易失去真实性的“根基”，失去打动人的“地气”。

另一方面，在家庭关系中探讨典型人物的精神，也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因此，从“家庭、家教、家风”出发解构典型人物报道，既是新闻业务层面的思考，也是新闻工作践行职责与使命的需要。

一、研究问题与研究对象

在典型人物报道中，新闻价值和宣传价值一直进行着博弈，前者侧重客观，要求对“事实”进行再现，后者则侧重主观，要求对“观点”进行传播。新闻报道把“用事实说话”作为解决这个矛盾的基本方法[3]，也即是说，在选择事实、再现事实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着眼于此，本文首先要回答的两个问题便是典型人物报道“如何呈现家庭”“如何讲述家庭”。呈现，是考量文本表层对家庭人物的刻画、家庭关系的描绘；讲述，则是探讨隐藏在叙述逻辑背后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回答当下的媒介环境中“如何报道典型人物的家庭领域”，才能更好地吸引读者、打动读者。

为了更清晰具体地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本文选取了2000年至今中国新闻奖获奖作品作为研究案例。

中国新闻奖是由中宣部批准、中国记协主办的优秀新闻作品最高奖项，其获奖作品无论在业界还是学界都常被当作精品和范文看待，以此为例研究“典型人物报道”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以2000年作为研究界线，一是由于学术研究的惯性，新世纪常常被作为研究节点；二是出于典型人物报道自身发展的考量，2000年之后的报道相对成熟，更接近与适应当今的新闻实践。

综合考虑到获奖作品的体裁、内容和影响力，本文从各年度获奖作品中分别抽取一篇，形成表1所列的19篇具体的研究样本，统计样本涵盖了特等奖到三等奖不同奖别，也涉及到新闻版、副刊版等不同版面。

表1 新世纪以来中国新闻奖获奖典型人物报道

二、家庭的“呈现”

由于采编环节中普遍存在的“把关”机制，有关家庭的事实材料是否被选择进入报道，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报道，是探讨事实呈现的第一步。此外，在各类报道中，“人”都是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在家庭领域内，也必须着重关注对其成员的呈现。

（一）出现次数多，展现力度浅

以是否出现家庭成员、是否描述家庭环境、是否论及家庭关系等为标准，通过对新闻文本的统计和梳理，可以发现，在19篇样本里仅《陕北有我未相见的妹》《“就业奇人”皇晓东》《大山里的“美羊羊”》《草原上，有位“喜喜连长”》4篇文章未涉及此类内容，所占比例仅为21%。这不仅再次说明家庭关系在各项社会关系中的重要地位，也反映了记者、编辑在一定程度上较为重视对家庭及其成员在反映人物精神风貌方面的作用。

然而，经过对报道内容的仔细阅读和分析，这种看似高频的“在场”呈现出的却是实际上的“缺席”，在多篇报道中，家庭环境之于典型人物，往往只是一种平淡的介绍，亲密关系的互动明显不足。

以第17届一等奖通讯《英雄赞歌——记独臂英雄丁晓兵》为例，近3000字的通讯讲述了忠诚卫士丁晓兵出征断腕、单臂训练、淡看荣誉、带兵爱兵、坚持信念等众多感人故事，但对他同为军人的妻子，却仅提及了一次——带兵时让妻子跟在队伍后面督促士兵越野跑。资料显示，丁晓兵妻子陶婉珠曾是前线三八女子空运救护队队长、三等功臣，两人结婚时，她已是副连职干部，而彼时的丁晓兵是刚刚失去手臂的一名士兵。伉俪情深、相濡以沫的情节没有出现在报道中，铁血战士的形象中也缺少了一份动人柔情。

同样，在报道北京第一批村官艾山江·买买提时，仅提及高中时家庭困难，险些辍学，却未曾提及这位维吾尔族村官如何平衡工作和遥远家乡之间的矛盾；在报道马保东跨越20年还债时，仅提及学会上网的哥哥与他一起寻人，却忽视了挖掘个体践行承诺背后良好家风的滋养。

典型人物报道的目的不在于“造神”，而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尽管丈夫、儿子、父母等不作为新闻重点呈现的人物形象，但家庭角色的扮演却为讲述人物故事提供充足的背景，家庭故事中的温情也可以部分消解人物报道中的“教化”意味，使典型人物走下“神坛”，更具人情味，甚至整体性提升新闻价值。

（二）平凡的事实，不平凡的形象

在文本分析中，提炼人物形象是常见视角之一，本文同样着眼于此。按照样本报道中出现的典型事实和再现的生活场景，对家庭成员的形象进行了归纳。

1.英雄背后的支持者

通讯《高晓林：枪林弹雨归国路》报道的是中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利比亚项目部高晓林，穿梭于枪声四起的利比亚、突尼斯边境，最终带领千余名同胞成功撤离的事迹。20余次的往返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报道中特别提到了她与父亲通话的细节：

电话中，她对爸爸说：“老爸，这边还有些事情，我要留下。假如我不能回来……”爸爸沉吟半晌，回道：“人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早晚会死，为什么还要拼命活着？你如果认为有需要就留下来。务必保重自己，完整归来！”此情此景，令在场的所有人都不禁落泪。

在此类报道中，家人作为支持的力量，一定程度上是对典型人物情感的补充。典型人物固然做出了常人所不能的丰功伟绩，但这个过程中的人物不是盲目的钢筋铁骨、无视生死，而同样掺杂着柔软与担忧，需要家庭的后盾和家人的理解，这种矛盾化的表达，是促进典型人物由“神”到“人”的重要一环。

2.家庭利益的牺牲者

百姓丰碑、原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是2004年度重大典型人物，在对她事迹的报道中其家庭成员的形象也呈现得相当充分，细致刻画了其丈夫、儿子作为“警察配偶”“警察子女”的牺牲。

“她的时间就像桶里的豆子，抓给事业上的多了，剩给家人的就少了。在这方面她固执得很，必须按她的原则办。说白了，工作上的事，群众的事不能挤，唯一能挤的就是给家人的时间。”任长霞的丈夫卫春晓律师说。

“其实，妈妈很爱我，就是因为她太忙，很少有时间回家陪我。今年3月16日，我患病在医院动手术，痛得全身流汗，特别想妈妈，忍不住就给她拨通了电话。妈妈说，工作忙完了就来陪我。我听到妈妈在电话那头哭：‘卯卯，好孩子，妈妈腾开手，一定去看你，一定！’为了让妈妈到医院来看我，也好让她借机休息一下，我故意在医院里多呆了几天，可直到我出院，妈妈也没顾上来看我一回。”

一般而言，家人做出牺牲表达出的是典型人物在家庭领域的“失位”，但这样的形象刻画显然不是一种控诉，而是反向衬托出典型人物的艰辛，使其精神更显伟大。这种方法，在人物报道中非常常见，《用生命搏击贫困的共产党人》中，本是村中殷实人家的郭秀明干了没人愿做的村支书，带领全村人走出贫困，自己家住的却是全村最破落的房子；《方永刚：真情传播真理》中，出身贫苦的方永刚是父母兄弟节衣缩食供出的唯一大学生，虽然在三尺讲台大放异彩，却也因无法给家人更多回报，几度欲转行下海经商。无论是任长霞、郭秀明还是方永刚，他们对家庭都有着亏欠，抛弃“高大上”的颂赞，呈现家庭角色扮演的“不合格”，其实就是呈现人物在选择漩涡中的无奈与最终的价值取向。

3.悲剧情感的承载者

在人物报道中，有相当比例的报道对象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生命的牺牲，《永远走在青春的路上》其中的沈战东就是如此。报道沈战东的通讯，用大量笔墨叙述了他生前和新婚妻子间的故事：

29日晚，沈战东给王晖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自己正在备勤。两人聊了会儿新装修的房子，沈战东还乐呵呵地给不知何时才会有的孩子起了个名字。过了一会儿，沈战东说：“你先睡吧，早点休息，我累了。”

王晖答应了，可她睡不着。按惯例，每天战东在临睡前还会给自己发个短信。她等啊等啊，这条短信一直没发过来。

过了一个多小时，王晖忍不住拨打沈战东的手机，可一直没人接。她坐起身来，给沈战东发了条短信：“老公，你平常那么爱说话，现在怎么不理我了。你不是说过年让我来新疆吗。”

王晖不知道，这条短信，沈战东永远也看不见了。

人物报道需要打动人，需要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但面对悲情故事，如何在“煽情”上恰到好处，避免过度渲染引起的反感，一直是新闻工作者需要解决的问题。家人形象的引入，就可以成为一个良好的解决方式。《沈战东：永远走在青春的路上》中，用大量篇幅讲述他和妻子4次推迟婚期、牺牲前的短信、牺牲后妻子伤心，语言平实，没有太多抒情，却更好地把读者带入故事之中。究其原因，就在于家庭对每一个读者而言都是熟悉且亲切的，家庭成员的情感也因此成为引起读者共情的桥梁。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何种形象展现，样本文本中所选的事实材料都是极为平凡普通的，从短信电话到邮件视频，从年夜饭到全家福，从子女误解到夫妻矛盾，所做的事、所再现的场景，和普通人的生活没有太大差别。但当这些日常的事迹和英雄人物的故事交织在一起，家人们的付出、隐忍与痛苦，就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其形象也变得丰满和伟大。

曾有学者分析了典型人物的媒介形象，提出其经历了“政治典型”到“道德圣人”再到“自然人”的转变[4]。可以看出，站在典型人物背后的家庭成员，也是作为“自然人”的形象出现在报端，以平凡的事迹描绘不平凡的形象，是当下典型人物中家庭成员呈现的突出特征。

三、家庭的“讲述”

如果说事实呈现为报道提供了“砖”，那事实讲述就决定着以何种方式“搭建”出成型的“房屋”。20世纪80年代，盖伊·塔奇曼在其著作《做新闻》中提出“新闻是框架”，表示媒体工作者按照相应的框架来选择新闻，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处理，从而快速地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解读和评价，新闻框架对新闻事件的形成具有很大的作用[5]。框架理论从此被广泛应用于对新闻文本的分析领域。

借助新闻框架理论，我们很容易发现，典型人物报道中关于“家庭”的叙述，有着明显的“公私矛盾”框架。家庭领域被新闻文本描述成为“私”，代表私事、私情、私欲，而家庭以外的社会领域被描述为“公”，代表着公事、公利、公心。关于家庭的事实材料，都被放置在“私域”，印上与“公域”相对的标签，英雄人物与家庭成员的互动演变成在公与私之间做选择，而新闻报道所要倡导的“观点”就隐藏在他们的选择之中。

通讯《教育局长的好榜样——追记湖南桂东县教育局局长胡昭程》中，先是传递出他的：“因公忘私”，忙于工作甚至没有拍全家福的时间，“胡昭程的家有6口人：当教师的妻子，80高龄的父母和两个孩子。记者想看看他的全家福。悲伤的妻子张彩云竟拿不出一张完整的全家福。‘不是我们感情不好，是老胡太忙太忙了。’”后又叙述其“不徇私情”，不让家庭因职位获得任何便利：“妻子张彩云患病后不适合上讲台了，局里照顾她调换轻松一点的工作，胡昭程知道后，硬是追回了调令，继续让她当班主任。女儿胡婷中专毕业，指望父亲在教育部门安排就业，可父亲没有这样做，直到去世前一天，女儿还在待业。”

同样，任长霞春节期间忙于值班工作，没时间与家人照相，还是全家人跑到登封，硬是拉住她才照了唯一的一张全家福。湖南省委原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郑培民的妻子，多年来仍是一名普通职工，他的儿子从未搭乘过单位的顺风车等内容也在报道中被特别点出。这些看似相近文本内容一方面体现了典型人物身上秉公无私的“共性”，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新闻工作者在挖掘事迹、写作材料时的习惯性选择。

由于新闻工作的责任使命和典型报道的特殊要求，相关文本必然会追求对意识形态的建构，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观点，还是一种特定的诠释事件的“框架”，或者说是一种特定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和结果[6]。换言之，公私矛盾的叙事框架，作为一种讲述方式，暗含着中国人传统意识里“舍小家为大家”的观念，以及舆论引导工作中对公平正义、公正无私的倡导，这种价值观的建构才是典型人物报道的最终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近年来人们对“小家”和“大家”关系认知的变化，相较于过往集中关注公与私的“对立”，宣传废私立公，已有部分报道开始关注二者之间的“统一”，对家庭关系进行不一样的论述。2018年的获奖作品《高山仰止》报道了山区教师支月英的感人故事，其中为山区孩子教书的“公”和丈夫、女儿需要自己的“私”也爆发过激烈的冲突，丈夫口中“你真是蠢到家了！”“你是名人，我配不上你！”等激烈话语都在新闻中予以保留。但最后，夫妻关系又在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中得到缓和，甚至凝聚出更深厚的感情。显然，以这种方式讲述事实，实际传递的是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应相辅相成，我们应树立家庭和睦的价值导向。

结论

典型报道发展至今已走过近80年的历程，它曾在历史舞台上大放异彩，也曾因浓厚的说教意味受到质疑，甚至有人提出典型报道“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7]。但本文认为，典型报道必须坚持下去，典型人物的示范和引领作用也必须继续发挥下去。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就需要大力宣传先进人物，把他们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传达给广大群众，才有可能为社会凝聚精气神，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当然，如何规避传统典型人物报道中存在的僵化弊端，提升传播效果，更好地倡导时代精神，是更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家庭”是典型人物报道必须重视的一个领域。既有报道尽管对家庭领域多有体现，但对事实的挖掘深度还有欠缺，比如家人的性格、特点展示依然难以完全摆脱既往的窠臼，停留于简单文字的介绍，缺乏生动形象的描述。“做受众爱看的鲜活新闻”始终是提升报道影响力的不二法门。事实上，写出家庭成员的血肉感，就是写出典型人物的血肉感。

除了本文中提炼的英雄支持者、利益牺牲者、悲情承载者，对家庭人物形象的探索可以更加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构建何种形象，都要谨防“脸谱化”和“神化”。支持、牺牲和痛苦不能是一味的，丰富的情感才能立起真实的形象，语言、事迹和思想不能是拔高的，平凡的举动才能引发真切的感动。

在叙事方式上，遵循公私框架仍将是未来报道中提及家庭时的主要路径，但随着社会对个体的强调及对家庭的重视，传统的“有公无私”取向需要调整为与“家风、家教”等内容相融合，描绘“大家”与“小家”的同心圆，在家庭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有机结合层面进行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