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雪晴 孟庆波

（中国矿业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江苏 徐州 221000）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文化事业得到长足进步，中国传统戏剧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频频唱响国际舞台。但由于中国传统戏剧高度程式化的表演和语言文化差异等多重因素，国外观众对中国戏剧的接受度还比较有限。为更好地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本文拟以《赵氏孤儿》一剧的传播与改编为例，探讨中国传统戏剧走出国门的可行路径。

一、《赵氏孤儿》的历史与改编

中国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创作的杂剧《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这部剧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最早见于《左传》，只是记载的情节比较简略；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说苑》中，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述。

《赵氏孤儿》是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王国维在他的著作《宋元戏剧考》中称《赵氏孤儿》“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史记》记载，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景公当国时重用大臣屠岸贾，屠岸贾与另一大臣赵朔有仇，怂恿晋景公以赵朔父亲和叔叔以往过失的名义惩罚赵家。将军韩厥力劝未果，偷偷通知赵朔逃跑，赵朔不肯，请求韩厥保全赵氏香火。屠岸贾假传晋景公命令，杀了赵家满门，赵朔的妻子是晋成公的妹妹，已经怀孕的她躲在王宫里逃过一劫。不久后，赵朔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为躲过屠岸贾的追杀，她把婴儿交给赵朔的朋友——草泽医生程婴。在赵朔门客公孙杵臼的配合下，程婴抱来别人的婴儿顶替孤儿赵武。然后，公孙杵臼让程婴向屠岸贾举报自己藏匿赵氏孤儿，因之被处死。程婴把赵武带到深山老林，当作儿子抚养教育。15年后，在韩厥的帮助下，程婴和赵武回到朝中杀了屠岸贾，报了深仇大恨。

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对这个故事进行了改造，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鲜明。剧中，草泽医生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赵朔的妻子请求他拯救赵氏孤儿，并上吊自杀以表决心。程婴把孩子藏在药箱里带出时，被将军韩厥发现，韩厥不愿助纣为虐，偷偷放行并拔剑自刎。屠岸贾宣布，如果找不到赵氏孤儿，就要把全国半岁以下的婴儿全部杀掉。程婴带着孤儿找到公孙杵臼，二人决心舍生取义，合谋救孤。程婴把自己未满月的儿子抱给公孙杵臼顶替赵氏孤儿，把真的孤儿带回自己家。然后，程婴向屠岸贾举报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杵臼家，导致公孙杵臼和亲生儿子被害死。他也因此受到屠岸贾的奖赏，成为屠岸贾的门客。程婴把赵氏孤儿当作自己儿子程勃养大，并使之成为屠岸贾的义子。孩子20岁那年，程婴告诉他全部真相，赵氏孤儿禀告晋景公后，杀死屠岸贾报了仇。程勃恢复原姓，更名赵武，承袭赵家原有爵位和资产。程婴则选择自杀以报之前帮助自己的朋友。

1734年，在中国江西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mare）寄给法国巴黎的《水星杂志》一封信中，摘录了他本人译成法文的《赵氏孤儿》片段，他说：“先生，这就是我答应给你的一件新鲜别致的东西。请你告诉我，你和你的朋友们看了这本中国悲剧觉得怎样。”［1］9他的译文后来被杜赫德神父（Jean-Baptiste Du Halde）全文编入1735年出版的《中国帝国全志》一书中，《赵氏孤儿》从此进入欧洲人视野并引起关注。

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根据这个故事改编了英文版的剧本《中国孤儿》。他保留了马若瑟译本的基本结构，但对人物改变较大，屠岸贾成了萧何，程婴成了开封，韩厥成了苏生，公孙杵臼成了老子，赵氏孤儿成了康熙，只是这部剧并没有被搬上舞台。

法国作家伏尔泰也被这个重情重义不惜生命的故事吸引，把它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剧中的故事不仅在法国广泛流传，还不断被欧洲各国翻译、改编，搬上舞台，在欧洲掀起“赵氏孤儿”热。

英国作家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认为伏尔泰的剧本并不令人满意，他也创作了自己的《中国孤儿》剧本，这部剧1759年在英国伦敦的剧院首演，产生了强烈反响。

德国文学家歌德也曾对这部戏产生兴趣，打算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只写了两幕，没有最终完成。

如果把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的屡屡上演视作中国戏剧走出国门的起点，那么可以说，中国戏剧对外传播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

二、《赵氏孤儿》在海外广泛传播的原因

首先，剧中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纪君祥剧本的思想基调主要表现为“舍生取义”和“复仇报冤”。“义”是作者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对主人公行为的一种道德认同，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与“利”相对立的人生选择。程婴为了履行承诺，拯救赵氏孤儿，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儿子的生命。“舍生取义”是那个时代中国士子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剧本最后，复仇报冤成功，程婴忍辱负重16年的愿望得以实现，满足了中国观众追求“善恶有报”的朴素愿望。程婴和他的同道面对邪恶势力，在生死一瞬的黑暗中，始终不忘心中信念，剧本热情讴歌了他们为正义献身的牺牲精神，并坚信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是此剧历经数百年、跨越国界深受观众欢迎的原因。

其次，赵氏孤儿的境遇和复仇故事，与当时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大体一致。“中国元代悲剧《赵氏孤儿》（纪君祥）所写也是古代晋国王室里的斗争，其中那些血淋淋的王宫贵族的复仇故事，与古希腊悲剧相似。”［2］93

再次，17世纪末欧洲兴起“中国热”。17世纪，很多商人不断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带到欧洲，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大受追捧，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很多欧洲上流社会竞相模仿的对象。一些传教士被教会派到中国，他们中的很多人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把所闻所见写成文章寄回去。其中，来自法国的传教士马若瑟深深为中国文化着迷，不断把自己研究中国文化的成果记录下来寄回欧洲。

最后，符合所在国观众的审美心理。西方编剧对《赵氏孤儿》的改写，都根据自己的创作目标进行了改造。伏尔泰虽然很欣赏东方文明，但他在改编的时候也恪守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使整部剧更加符合法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他的《中国孤儿》以《赵氏孤儿》为蓝本，同时参考了《成吉思汗新传》等作品的细节。伏尔泰让故事发生在成吉思汗入主中原之时，为这个对法国普通观众来说完全陌生的故事找到了一个容易被带入的话题。成吉思汗曾经四处征战，几乎占领了大半个欧亚大陆，而西方文化是尊崇强者的，把他设定为重要角色更容易吸引观众。同时，作者在剧中融入了个人的政治理念，他在作品中所倡导的东方伦理，满足了那个时代法国观众对东方的一般印象。伏尔泰把他对孔子和中国文化的推崇融入剧本，使《中国孤儿》呈现出浓厚的东方文化氛围。此外，他为这部剧增添了爱情元素。伏尔泰认为，在法国，悲剧通常分成五幕，还要设定一个爱情故事，因此他在剧中添加了原剧本里没有的感情戏。《中国孤儿》的主题也不再是复仇，而是文明感化野蛮，倡导仁爱与理性。另一个改编者亚瑟·墨菲认为，与其牺牲一个小婴孩去拯救另外一个小婴孩，远远比不上牺牲一个青年去拯救另外一个青年更能凸现为人父母者内心的矛盾与痛苦。在他的剧本里，成吉思汗20年前入侵中原时，杀尽了皇族成员，唯独留下了一个幼小的孤儿。大臣尚德悄悄把孤儿收养在自家，取名爱顿。然后，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哈默特送到了高丽，交给一位可靠的隐士抚养。20年后，成吉思汗再次入侵中原，京城被攻陷，亲生儿子哈默特闻讯从高丽匆匆赶回，投入到战争中，不幸被敌人俘获。成吉思汗怀疑这个哈默特就是当年失踪的孤儿，于是把尚德找来仔细盘查，同时发布命令说，如果找不回当年的孤儿，就要把全国的20岁青年统统杀掉。尚德和他的妻子非常矛盾，对儿子的血缘之情和对前朝皇帝的忠诚之心都难以割舍。最终，他们决定牺牲亲情成就大义。眼看着亲生儿子被成吉思汗杀死，他的妻子难以忍受痛苦自杀了。这时，真正的孤儿爱顿杀了进来，猝不及防间除掉了成吉思汗。就这样，孤儿完成了复仇。

当下，国内京剧《赵氏孤儿》、豫剧《程婴救孤》、话剧《赵氏孤儿》、歌剧《赵氏孤儿》等的舞台呈现形式虽然各有不同，但都表现了忍辱负重、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河南豫剧院二团改编的《程婴救孤》先后赴意大利、法国、美国、泰国、巴基斯坦等国进行交流演出，登上美国百老汇舞台、好莱坞杜比大剧院。在编剧陈涌泉笔下，《程婴救孤》“不再仅仅是为赵氏一家保孤的复仇故事，而是升华为忠战胜奸、正义战胜邪恶、以一己之子保全举国婴儿的宏大主题。程婴的精神世界开掘得更深了，其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通过精心设计的核心唱段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3］2。

总之，《赵氏孤儿》这样一个感人至深的历史戏剧多次搬到海外并且大获成功，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彰显了人性的光辉，这不仅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可以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民族文化要想被世界接纳，其本身必须具备广泛的普遍性，反映共通的人类情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应注重选择西方观众容易接受的主题，体现东西方观众互相认同的价值观，这一点至关重要。

三、中国传统戏剧走向世界的路径

中国传统戏剧要走出去，应力求摆脱本国文化本位思想，充分了解受众的文化基础和需求，找到中华文化与所在国受众文化的契合点，努力和当地的文化气息相契合。

（一）重视剧本翻译，融合中西方文化

许多年来，在众多翻译家、剧作者、演员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不少优秀中国传统戏剧成功走出国门，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民族精神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因为既懂外语又懂戏剧的复合型人才十分匮乏，翻译仍是经典剧目走出去的重要困扰之一。如果语言不通，国外观众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戏剧中冗长而复杂的对白无疑会让演出与观众之间产生距离，令观众丧失兴趣。因此，中国戏剧要想走出去，首要任务是提高剧本翻译质量，有选择性地删改替换，让外国观众观看时能够理解剧中他们不熟悉的中国文化。

（二）以受众为中心，转变表现形式

意大利美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在其著作《新科学》中提出“人们只能理解人们自己创造的、经历过的东西”这一观点。观众在审美过程中无时不在调动自己原有的审美经验，确定认同或者拒绝。国外编剧在把《赵氏孤儿》的故事搬上舞台前都进行了本土化改编。马若瑟译本作为《赵氏孤儿》的法文首译，与原文有很大区别。原文本“曲白相生”，演唱与宾白相互配合。由于理解和欣赏习惯不同，马若瑟把演唱部分全部删除。他认为，这些歌唱对于欧洲人来说很难听懂，这些歌唱词曲所包含的是欧洲人不理解的事物和难以把握的语言形象。在西方戏剧里，对话是主导形式，唱歌只是点缀。中西戏剧交流，首先意味着将对立互补的艺术形式纳入本民族的戏剧传统，学习借鉴，如果他民族戏剧中的某些因素无法纳入自己的既定审美结构，就只能拒绝或进行改造。

（三）正视文化差异，尊重文化传播规律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既要坚定文化自信，又要认识到文化差异。推广中国传统文化，需要用外国观众听得懂的话来讲好中国故事，尽可能减少跨地域的文化隔阂。中国传统戏剧演出需要表演者与观众的有效互动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以戏曲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戏剧追求“意、趣、神、色”，讲求写意性、程式化，用完全不同于西方舞台艺术的形式呈现独特的美感，对中国传统戏剧的鉴赏方式和审美标准也与西方戏剧有很大区别。中国戏剧推广团队要在“走出去”之前做好广泛充分的准备工作，有针对性地培养目标观众对中国传统戏剧常识的了解，引导他们领略中国传统戏剧的美妙。

（四）多措并举，重视新型传播手段的运用

中国戏剧“走出去”需要多元化的传播形式，在单纯的舞台演出外，可以先通过常识介绍、视频解说、演唱示范、现场互动相结合的方式，将关于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常识通俗易懂地讲明白。隔阂源自陌生，戏剧推广不妨更侧重文化体验。为此，可以让观众亲身体验中国特色的脸谱化妆、手眼身法步等，引发他们的兴趣，尽量缩小文化距离，让体验者在兴趣盎然中完成对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的了解与接纳。

（五）与时俱进，守正创新

中国传统戏剧发展要与时代发展同步。中国传统戏剧的发展史，是不断发展超越，适应观众价值观念、审美趣味和欣赏方式的历史。中国戏剧要想成功走出国门，需要把传统审美特色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经典好戏也须不断改进，也要因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对经典作品进行现代阐释，力求观照现实。很多传统戏剧节奏拖沓，如果原封不动地搬上国际舞台，恐怕很难吸引国外观众。到国外演出，就要遵循国外舞台惯例，适应外国观众的审美习惯，对剧目时长、表演模式、情节设置等进行调整。“这是当代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深刻感悟和忧虑，也是剧作家写作时的那个‘当代’与戏剧演出时的这个‘当代’，通过演出‘结尾’的处理建立起的一种直接接通，我把这叫作——戏剧经典由‘结尾’接通当代。”［4］109

优秀传统文化要具有生命活力和与本文化圈外的文化进行交流的能力，即要有现代性。惟其如此，走出国门之路才能既保有深厚文化传统又能融入国际文化语境，实现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历史上，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之间不断扩大交流，这既有助于增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了解，又有助于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借鉴。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国传统戏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代表性的戏曲更是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文件指出：“戏曲具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表现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5］中国传统戏剧融唱腔、表演、配乐等多种艺术元素为一体，充满中国韵味，表现中国精神，可以在传播中国文化、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因而要采取相应措施，使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