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发自北京

按照中国古代习俗，婴儿出生后的第三日要举行名为“洗三”的沐浴仪式，接受亲友祝吉。洗三时，闲人们指责牛天赐是“私孩子”。“私孩子”成为牛天赐无法摆脱的“污点”，加上身体残疾，他的成长注定要在疏离中找寻快乐。　　　张睿　❘　摄

牛天赐的人生选项早早地只剩权力和金钱。牛老太太一心培养“官样的少爷”，牛老者一肚子秘而不宣的生意经。最后，牛天赐随波逐流，一无所得。

王晓溪❘　摄

照老舍形容，那孩子活在“一块铁与一块豆腐之间”，孤孤单单的，没什么同龄伙伴。尤其不幸的是来路不明，闲人和同学看准他是个“私孩子”；祸不单行，牛老太太早早给他绑腿，不幸留下两条“拐子腿”。他不幸，但还是要在疏离中找寻快乐，从父母和不多的合格师友那里获得成长的力气。

联排即将结束，方旭站在临时舞台中央。他说起首演不要紧张，此外，手机会分散精力、演戏要“当真”等等——都是常说的。彼时，他导演的话剧《牛天赐》再过四天就要正式演出，又一部老舍的作品。之前排《二马》等老舍作品，他总是自导自演，这次原计划扮演牛老者。牛氏夫妇收养家门口的弃婴，才有了孤单少年牛天赐的故事。

只是戏的体量不一样了。六十多个人物要依靠15位演员维持下来，大家换身衣服、换个妆就转上台，仿佛走马灯。要照顾的事务太繁多，他只好安心执导。

总结完毕，聚拢在两旁的演员渐次散去，扮演牛氏父子的何靖和郭麒麟又讨论了一会儿。郭麒麟第一次演话剧，父亲郭德纲提过两次来看戏，还没个定论。从排练到演出，《牛天赐》的主创们相处了近三个月。照方旭看，这个周期蛮吓人，“所有人都质疑，一个商业话剧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

所谓常态，大致是45天。周期一长，排练费、场地费都泛上来，但戏又缺不得排练。“不给时间排，你想让他台上好，没有逻辑，怎么可能呢？”方旭觉得排戏就像泡菜，菜得扔在泡菜坛子里，盖足时间。“不够天数它不是那味，没办法。”

老舍名作众多，话剧原著《牛天赐传》是被忽视的一部。1980年小说再版，老舍夫人胡絜青撰写前言。她认为，《牛天赐传》再版，其价值“不亚于《四世同堂》的出版”。之前一年，后面这部名著首次在国内出版了全套单行本。

小说不那么起眼，书里的牛天赐也常被人忽视，由文字到舞台并不容易。改编、排练再到2019年最后几天的首轮演出，那孩子的生命渐渐清晰起来。舞台布景在牛家的院子与内宅间变换，周围是一圈巨大的人形布景。那些无生命的巨人注视着这家人、这个孩子，沉默着，却也好像随时能讲出什么闲话似的。

“最后就自己一个人，一个拨浪鼓”

《牛天赐传》二十四章，从牛氏夫妻收养弃婴开始，讲述了牛天赐头十九年的故事。读过小说和剧本后，郭麒麟“有点着急，但有时候也挺羡慕”。着急是因为他要演的牛天赐境遇坎坷，羡慕在于他好在“彻彻底底地当了一回小孩”。

不过，牛天赐的人生选项早早地只剩权力和金钱。牛老太太出身官宦人家，一心培养“官样的少爷”；牛老者是善于藏拙的成功商人，一肚子秘而不宣的生意经。照老舍形容，那孩子活在“一块铁与一块豆腐之间”，孤孤单单的，没什么同龄伙伴。尤其不幸的是来路不明，闲人和同学看准他是个“私孩子”；祸不单行，牛老太太早早给他绑腿，不幸留下两条“拐子腿”。他不幸，但还是要在疏离中找寻快乐，从父母和不多的合格师友那里获得成长的力气。

人所共通的悲悲喜喜，让牛天赐与主创们接近起来。排练过程中，方旭组织生活讲述，让演员们分享读原著与剧本唤起的童年回忆。他保证尊重大家的隐私，谈话内容绝不外传，结果大家“都听得目瞪口呆”。成长、家庭、血缘，不止一个讲述者哭了。

方旭讲起自己多出来的脚趾。他生来右脚多一块“肉揪揪”，左脚有完整的第六根脚趾。儿童医院的外科主任告诉他父母，倘要切除脚趾就得全麻。父母不愿冒影响孩子大脑和智力的风险，决定放弃手术。

“大家很难想象，就是因为多了这么一个脚趾，我的整个童年、学生时代，其实一直延伸到大学，全是灰色的。”方旭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同学、老师，社会上的很多人，觉得你是一个怪物，随便可以拿你开开玩笑，或者扒拉你一下、捅你一下、打你一下。”

直到写剧本，方旭还没想到灰色的往事与牛天赐有什么关系。突然有一天，那些事意外地“勾出来了”。他小时候总是没有姓名，只剩下同学口中的“方六”。老师以为他家孩子很多，明白这称呼的原委后，露出了“很怪异的那种眼神”。

在海军服役的舅舅回来，给方旭戴军帽。稀罕的军帽一出门就给别人抢走了，人家到处传，他就追着帽子跑。这一幕精确地出现在老舍笔下，同学们不是孤立腿脚不便的牛天赐，就是戏弄他，抢他的帽子再丢在地上。

牛天赐起初奋力反抗，每每“努力太过而自己绊倒”，慢慢地承认自己的软弱。“自然他会用想象自慰，而且附带着反抗看不起他的人：‘你等着，有一天我会生出一对翅膀，满天去飞，你们谁也不会！可是在翅膀生出以前，他被人轻视。”老舍写道。

初中上到第二年，方旭再也不能忍受，殊为愤怒。他威胁父母，如果不去做手术，就用菜刀自己砍掉那根脚趾。他阴错阳差地还是在儿童医院做手术，因为个子长了，半个脑袋露在手术台外头。

“我后来才知道，做完了完全没有任何意义。”方旭感慨，“现在想想都无所谓了，就是人生经历，我现在后悔了，我想做它干吗呢？”高中时，有个邻居冒着巨大风险生了二胎，真得了个儿子。那孩子居然和他一样，左脚多一根脚趾。街坊们很稀罕：“呦，这孩子真好玩。”

“好才怪呢。”方旭在一边旁观，心里知道与众不同的孩子未来将多么艰难。他的古怪名声没有消失，有小学同学一路跟他念到大学。大学毕业时，他做过一个梦：一个会议厅里，会议桌格外长，他坐在一端，两边都是白胡子老者。他比手画脚地讲话，内容忘记了，总归是教育问题。梦境极清晰，再想想又十分滑稽。他毕生都忘不掉了。

郭麒麟事后猜想，即便没有错过那次分享，恐怕“也很难克服自己心理这一关”。他讲话前要考虑考虑，确信合适才讲出来，“当时那种情况，肯定得掏心掏肺，得玩点真的了”。但是，演这个人物，他还是要面临同样的考验。

一次排练，郭麒麟念着独白，突然发现自己成了第三个人，正看着牛天赐。那是最后一场戏，他感觉心疼。“家让人搬空了、抄家。家抄干净了，最后就自己一个人，一个拨浪鼓。”那可能是残存着最后一点希望的孤独。

“每个人在天赐身上都能找到一些影子，但是并不完全一样。”郭麒麟向南方周末记者形容。他体验过孤单，少年时不曾有牛天赐那样的快乐，还曾因为胖而自卑，“能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撂下了”。决心不以相声为业时，他终于瘦了下来。

“我至今还觉得怪对不起牛天赐的！”

“我的脾气是这样：不轻易交朋友，但是只要我看谁够个朋友，便完全以朋友相待。至于对小孩子，我就一律的看待，小孩子都可爱。”老舍在短文《我怎样写＜牛天赐传＞》里写道。1934年，应《论语》半月刊约请，他在济南的“热、乱、慌”中写出了这部“特约长篇”。

《论语》由林语堂创办，提倡幽默。《牛天赐传》符合杂志的气质，八十多年后，老舍的台词仍在剧场里引发阵阵笑声。但他对自己的写法心存疑惑，因为“幽默一放手便会成为瞎胡闹与开玩笑”。他由此感慨：“我至今还觉得怪对不起牛天赐的！”

早年丧父、经历过困苦，又得到贵人相助的老舍，显然对牛天赐这样的孩子寄予着独特的同情心。他也把对社会人心的观察，还有军阀混战和教育改革等时代背景写了进去。人物的境遇关联上时代，更加曲折颠簸起来。

一个“私孩子”的成长故事，究竟有什么价值？　胡絜青在《再版前言》中讨论过：“至于什么价值，我可说不好，是它们的巧妙的幽默和辛辣的讽刺？　是躲在令人发笑后面的眼泪和深思？　是它们的深厚情趣和人情味？　是书中各式各样的小人物让读者想起了自己的周围？　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当时改革开放不久，老舍的作品陆续再次出版。

至少三年前，老舍长女舒济和方旭说起《牛天赐传》。这部小说未获广泛关注，她觉得遗憾。但一段情节浅白的个人成长史如何搬上舞台，她也无从想象。十年前方旭就翻过这本小说，觉得它更像《离婚》，京味幽默很浓，甚至比老舍更早的作品《猫城记》《二马》还好读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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