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冉宁

广西马山县立星小学，学生排队走向课室。

家长在阅读室聆听专业志愿者带来的亲子阅读分享。

甘肃临洮县水泉小学的学生在课间玩耍。

同样是从业15年以上的乡村教师，面对相似的教育处境，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走过甘肃、贵州、广西、陕西的县镇，从乡村教师和最普通的乡村家庭教育故事出发，我们想追问的是——如今乡村教育的问题，真的是贫穷吗？

一位母亲的愧疚

文妈妈（化名）偷偷转过身抹了眼泪，在陕硬九年制学校一间崭新的阅读教室里。陕西勉县的冬天不好过，没有暖气的地方处处阴冷，文妈妈两天前得了重感冒。可是在这个冷冽的夜里，感冒还没好全的她还是来了。

准确地说，文妈妈是被女儿“逼”来的。这间阅读室刚举办了一场针对家长的阅读交流课，上课的老师是从事阅读推广的专业志愿者，因了一场“阳光关爱·i读计划”的公益活动来到这里。在学校所在的这个小县城，这样的课程算得上稀奇——“阅读推广，不是让孩子多读书吗，我们家长要上什么课呢？”

大多数人心里带着这样的疑虑。课程是学校老师在微信群提前通知、家长自愿报名的，好多家长没在意，或者有事，或者在外打工……文妈妈一开始也打了退堂鼓：她心里是愿意的，可身体的不适让她犯了懒，刚看到通知的那天便没报名。

没想到，女儿当天从学校回来，提起老师在班上念了报名的学生家长名字：“我还以为会有你呢。”女儿吃晚饭时说得轻描淡写，但妈妈听出了话里的一丝失望——女儿是班长，什么事都冲在前面。尽管如此，女儿那天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她叽里呱啦地和妈妈说了一大堆：

“我见到蒙曼老师了！　她还给我们上课了，讲得特别好！”

女儿平时爱看《中国诗词大会》《中国成语大会》，蒙曼是节目点评嘉宾之一。对这名四年级小学生来说，蒙曼老师是那种永远活在电视里、看得见摸不着的人物——可在这场公益活动上，联合发起方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南方周末、东风日产把蒙曼请到了这里。

2019年12月2日，和蒙曼一起来到陕硬九年制学校的还有古生物学家邢立达、编剧史航、作家及诗人张定浩。学校一下子变得热闹极了。这些嘉宾在新布置好的阅读教室上课，走进不同的年级、班级讲课，推荐他们认为值得给孩子推荐的书目。而那天晚上的家长交流会，也是活动整体的一部分。

刚扒拉完晚饭，文妈妈就被女儿催出了家门。学校里，专业志愿者在分享亲子共读的重要性和方法，她讲了个故事：在儿童故事电视节目和讲故事的爸妈之间，一个孩子选择了爸妈。问原因，孩子说：“因为电视里的叔叔不会抱我。”

文妈妈的心里一颤。她一下想到了自己的大女儿。自从两年前有了二宝后，她把大部分时间和关注都放在了二宝身上。每天晚上，她会用手机打开“十点读书”，放在大女儿枕边给她放音频，然后自己去二宝房间讲睡前故事。

她一直以为重要的只是“读书”，从没想过，对一个孩子来说，重要的或许是阅读的过程里，有妈妈的怀抱、声音、温度、气味、触感……

“不好意思啊，”她还是背着身子，红着眼眶不敢抬头，“我太感性了。”

一位乡村教师的无力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在甘肃定西临洮县水泉村的一所村小，从三年级的教室里传出了老师领读李白《望天门山》的声音。

这是最传统的授课方式，老师念一句，学生齐声跟读一句，语调几乎是平的，毫无波澜。紧接着，老师开始逐句讲解重点字，放一张色彩不甚清晰的长江的幻灯片……

离学校几十里就是洮河，但洮河毕竟和长江的景色太不一样。他们没见过长江也不一定真的明白什么是“两岸青山相对出”，不过这都不要紧，学生安静地坐在座位上，他们要做的只是把这首诗背下来，翻开语文课堂练习册，做题填空。

下课后，黄老师从教室里径直走出，钻进教师办公室。这所村小不大，只有133名学生，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每个班十来人到三十多人不等，共11位老师。就资历而论，黄老师算得教师队伍中的前辈——他50岁出头，已经在乡村学校干了三十余年。

除了夹杂着少许白发，黄老师看起来依旧年轻。他同时负责三年级的语文和四年级的数学，办公桌上堆满了作业本、练习册、试卷，因为身兼教务处主任，各种文件也堆了不少。刚坐下不久，一名男孩跑进来，把数学卷子交给他，低头说了声“老师我写完了”，一溜烟又跑了。

“每天得盯着这几个最调皮的，让他们把作业交给我了才能走。”黄老师扫了一眼卷面。

在乡村学校教了大半辈子，黄老师清楚这里的孩子大概有一半都是留守儿童，家里没人管。当地以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来源，校门口就是一个胡萝卜处理基地，十米开外就能闻到胡萝卜的清香。但年轻一代的家长，大多奔向了大城市谋生。

那天，“阳光关爱·i读计划”也走进了他所在的村小。同样请来了四位嘉宾为孩子们上课，同样修缮了一间装满新书的阅读教室，同样为教师开设了交流课程，但听完专业阅读推广志愿者的课后，黄老师却更加困惑。

他当然知道阅读的重要性，也知道，在人手一个手机的当下，眼下村里的孩子最缺的早已不是硬件设施和物质条件，而是广泛涉猎的视野。他更知道，语文成绩的占比将来只会越来越重，课外阅读将成为区分孩子成绩高下的关键……

但他们能做什么呢？　他最大的困惑，是“没有时间”。

老师没有时间，孩子也没有时间。哪怕只是一个村小老师，他的时间就已经被各种琐事填满了。许多琐事几乎是有点“形式主义”的。比如上面要求每学期检查各个学校主要科目的作业，形式、数量都是规定好的：每学期语文作业周记和作文不能低于40篇，统一下发的语文练习册必须完成——练习册同时包括课堂的和课后的……

黄老师理解，制定这些规定的初心一定是为了督促乡村教育的发展，只不过是用了一种标准化的方式；但光是为了完成这些规定，他就不得不把负重推到孩子们身上。每一门主科都有类似的练习册要完成，再加上老师自己布置的作业，算下来，孩子们课后的自由时间所剩无几，课外阅读更无从谈起。

2018年5月，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明确规定小学的图书室藏书量不低于人均25本。在这所学生总量133人的村小，最低藏书数量便是3325册。在“阳光关爱·i读计划”为学校修建新图书室、捐赠两千六百余册图书之前，水泉小学已有三千多册书，但当中不少都是面向成人的，比如大部头的理论书、工具书，几乎蒙了尘。

阅读课原本在学校也是有的，每周一次，可那节课通常被当成了自习、写作业的时间，或者像音乐、美术课一样被正课老师挪用。嘉宾和志愿者带来的阅读课，固然有趣，可背后是上课者花费大量时间的精心准备——化学家戴伟博士（Da-vid G. Evans）为了让六年级同学领略化学的奇妙，光是课前准备实验器具就花了近两节课时间；志愿者赵云宣用戏剧表演的方式讲《格林童话》里糖果屋的故事，为了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她让全班分组排演话剧，为此提前设计好剧本、为每个人打印了一份……

这些用心都被水泉小学的老师看在眼里。孩子们眼中透出的神采，是他们课堂上少见的，他们因此格外感激这个公益活动的到来——“给我们放了假了。”他们何尝不想把课上得这么有滋有味呢？　可这一切都需要时间和精力。光是应付课内的内容，备课、批改作业，他们已经从早上6点睁眼忙到晚上九十点了，因为村小离市区偏远，老师们周一到周五都住在学校，甚至没有时间回家陪自己的孩子。

“城里的老师也这么忙吗？　我想应该比我们好一点吧？”他们真诚地问。在黄老师和他的同事们眼里，城里的老师至少可以忙得很“专业”——“不像我们，又是语文老师又是数学老师，要么又是英语老师又是计算机、音乐老师。”

黄老师也不求人生有更多的变化了。他的孩子已经考上省会的大学，夫妻俩都在乡村学校教了一辈子书，再过些年就该退休了。

可办公室外，孩子们正兴高采烈地涌向外来的叔叔阿姨要签名，被他们“围陷”的目标，有清华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张秋、穿着白大褂的外国化学家戴伟博士、青年演员热依扎、天津蓝天救援队理事长张广瑞……他们甚至没放过摄影师和记者。

那些留在作业本上的名字，或许很快会被他们淡忘，但看到那些笔迹时，他们会想起那几天，年幼的他们身在甘肃的一个小村庄，却仿佛已经与整个世界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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