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骄阳

小说匠心——对《世说新语》与《幽明录》重合条目的互文性分析

贾骄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世说新语》《幽明录》皆为刘义庆所编，从现存的资料可以看出，两书记录的故事是有重合的，然而，这出于一人的两著对于同一件事却有着不一样的书写。在西方互文性理论的观照下审视这部分文本交集，发现由于文本目的的差异，对同样的人物与故事，两书选择了不同的叙述方式、描写手法，从而产生了不同的文本效果，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刘义庆是秉持着小说创作的态度编著《世说新语》的。

《世说新语》； 《儒林外史》； 互文性

《世说新语》与《幽明录》同为刘义庆所辑，只不过一部记述名士，一部彰显异事。当然，六朝之际，后世所谓“志人”“志怪”者之界限远非像如今这般分明。因而，同是记录当年“世间事”，在同一个审美主体的编辑之下，两者便难免会有交集。在郑晚晴于鲁迅《古小说钩沉》基础之上增录辑补而成的《幽明录》中，与现行《世说新语》原文有3条确定重合之篇目。如下：

《郭景纯》与《术解》第8条。

《长星》与《雅量》第40条。

《折臂三公》①与《术解》第3条。②

以上对应的条目，所记之事全然一样，行文用字大致雷同。并且由于这两部作品出自同一作者之手，对于这几条出于两书而记一事的材料，众家向来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或曰本为同一材料，只是年代久远，别析一书；或曰类书旧题有误，应出一书，而误记他者；注意力向来未置于文本本身。其实，《世说新语》《幽明录》两书同出于刘义庆之手，且两书体制有类似之处，所记人物亦多有重合，因而出现内容的交集是极为可能的事情，因此论此事并出于两书未尝不可。最为可能的是，这些条目来源于相同的材料，只是经过了作者不同的处理，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因而，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些条目之间的对比关系。这些作于同时代，又同出一人之手的篇章，彼此之间构成了十分独特的互文性关系，别者文本之间一般是源流传承，而这些条目彼此来自同一渊源，因而可以视为同宗兄弟关系，可谓是极为宝贵的文本互文性研究资料。正是由于两书性质相异，侧重不同，因而作者在叙事及语言之上当然会做不一样的调整。在互文性的视域之下，这些文本之间的互相作用与不同的形成过程，便会清晰地展现出来，具体的文本比较如下：

一、《郭景纯》与《术解》第8条

《幽明录》：

王丞相见郭景纯，请为一卦。卦成，郭意甚恶，云：“有震厄，能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如公长，置常寝处，灾可消也。”王从之，数日果震，柏木粉碎。[1]154

《世说新语》对此的记载为：

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王问：“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驾西出数里，得一柏树，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王从其语，数日中，果震柏粉碎。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2]612

笔者案：这两篇作品为三组之中最为重要也是最具典型性的对比材料。两部作品的行文虽大致类似，然而处处都隐藏着完全不同的内部肌理，其细节对照如下：

1．《幽明录》：王丞相见郭景纯，请为一卦。

《世说新语》：王丞相令郭璞试作一卦。

前者云王导“请”郭璞为之占卜一卦，且为王氏“见”郭氏；后者言王导“令”郭璞作一卦。《幽明录》所记中字里行间可见王导对郭璞的尊崇之意，是王导拜见郭璞而请求其“为一卦”，而《世说新语》中易之一字而情形大变，居于强势者，瞬间成了王导，虽并无颐指气使之说，但完全可见丞相之尊，居于人上。且《幽明录》中以字称郭氏为“郭景纯”，王导、郭璞本为同年生人，同辈以称对方字或官名为敬，此处虽非王导之称呼，但《世说新语》中不同的人名称呼常常富含深意，直呼“郭璞”之名，当也是作者有意为之。

2．《幽明录》：郭意甚恶，云：“有震厄。”

《世说新语》：郭意色甚恶，云：“公有震厄！”

在此，《世说新语》中多加“色”字，且将郭氏判词独立成句，句中又多“公”之称呼。可见，按《幽明录》所记，郭氏占卜之后，虽心知王氏将有大厄，然表面上并未表现出来，但《世说新语》中“意色甚恶”则表明郭璞神色之中明显表现出了异样感觉。相比于《幽明录》之“有震厄”，《世说新语》之独立列出的“公有震厄”也更加情感浓郁，描绘出一种紧急仓皇的情景。显然，《世说新语》中所记更具有现场感，戏剧感。

3．《幽明录》：“截如公长，置常寝处，灾可消也。”

《世说新语》：“截断如公长，置床上常寝处，灾可消矣。”

相较于《幽明录》中所记，《世说新语》多“断”“床上”三字，又变“也”为“矣”。将原本修饰整齐的朗朗之词口语化，实际上是使得对话更加真实。且此处的句末语气词“矣”与“也”相比也使得整个的语气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世说新语》之中对“也”“矣”的选用是很有讲究的。例如《黜免》第7条中有“如大运去矣，请避贤路！”[2]750乃是势弱的简文帝欲除其宗室的答复，虽使桓温“手战流汗”，但参考其时政治形势与简文帝一向的政治态势，一个“矣”字，语气实为低回之态。又《德行》第9条云：“荀巨伯远看友人疾，值胡贼攻郡，友人语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2]10而《世说新语》中对话用“也”字者，则多有昂扬语气，如《德行》第3条：“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德行》第11条：“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由此可知，其字字珠玑，几无可易者。

4．《幽明录》：王从之。

《世说新语》：王从其语。

此处《幽明录》中“之”从上下文来看，乃是指代“郭璞”；而《世说新语》之中变更为“其语”，则王导在《幽明录》中为顺从郭璞，在《世说新语》中则变为采纳其说。

5．《世说新语》比《幽明录》中多了两处：（1）王问：“有可消伏理不？”（2）子弟皆称庆。大将军云：“君乃复委罪于树木。”

按前文所述，《幽明录》中所记，王导之形象极为暗弱，不仅完全处于支配地位，且无一字“台词”。然而在《世说新语》的笔下，王导却发此问，面对着占卜者阴沉的脸色，又突然听到“公有震厄”这样的巨大噩耗之时，王氏却保持其冷静，只是淡淡地问是否有解决之法。此处问句以“不”结尾，实为当时口语之时风，《世说新语》中亦有别例，如《贤媛》第31条云：“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问：‘眼耳为觉恶不？’”[2]605更加重要的则是多出的第二条，“子弟”在《世说新语》之中一般指“子侄后辈”[3]106。在其后辈纷纷为王导的脱险庆祝道喜之时，兄弟王敦却说了那样一句“不合时宜”的话，其意带有“排调”色彩。可知此语一出，王导与众子侄当是如何地尴尬。这最后的两句剧烈地调整了本则条目的文本中心，使得读者对通篇的注意力发生了方向性的变更，神通广大的郭璞与逃出生天的王导皆被“王大将军”一句轻描淡写、略带调侃的话语抢去了风头，再参以王导、王敦、郭璞之间日后诸多的纠缠恩怨，短短一篇文本，几乎成为一枚窥天之管，片言数语，蔓延广阔。

综上，《幽明录》叙述的中心放在了“郭景纯”之上，所有的文本元素都在侧重于对郭氏的塑造彰显；而该篇虽在《世说新语》的《术解》一篇中，其侧重虽在记述精湛之技艺，但同时仍然重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从《世说新语》整体而言，王导、王敦的分量自然要远远大于郭璞，于是此时在文本的叙述中，便侧重于人物的语言、神色、气韵，因而文本的倾向便都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二、《长星》与《雅量》第40条

《幽明录》：

晋太元末，长星见，孝武甚恶之。是日，华林园中饮，帝因举杯属星曰：“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亦何时有万岁天子？”取杯酬之，帝亦寻崩也。

《世说新语》：

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酒，举杯属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笔者案：此两则的文本对比，细微之处，与之前所论类似。特别是，与方才所引《术解》第8条“郭意色甚恶”正好相反，此处《世说新语》强调孝武乃是“心甚恶之”，只因此处要表现其“雅量”，若如《幽明录》中所云，写作“甚恶之”则很可能让读者认为孝武“恶感”外露，有损于其雅量之姿，因而才添一“心”字。更引人注意者，便是《幽明录》中所多的“取杯酬之，帝亦寻崩也”。当应《长星》一条，所重则在“长星见而皇帝崩”的神秘现象，因而必然结尾要交代“帝亦寻崩也”，否则无法完成《幽明录》的文本意图。但同一事于《世说新语》之中，因其被置于《雅量》一章之中，文本组织便自然需要照此主题进行改造，以其长叹结尾，显示出孝武心虽恶然雅量非常，或是自我的开解，或是表面的淡定，总之留的余韵袅袅，自然是最为合适。如果句子之后又加上《长星》结尾中的其他细节元素显然会过于累赘。

三、《折臂三公》与《术解》第3条

《幽明录》：

有人相羊叔子父墓，有帝王之气，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后相者又云：“此墓尚当出折臂三公。”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喜。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

《世说新语》：

人有相羊祜父墓，后应出受命君。祜恶其言，遂倔断墓后，以坏其势。相者立视之，曰：“犹应出折臂三公。”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笔者案：与上两条内容的情况相同，《幽明录》中所出内容比《世说新语》有了更多细节，但其中相异之处，依然与这两本作品各自文本意图的区别是一致的。相关细节比对如下：

1．《幽明录》：“有帝王之气”。

《世说新语》：“后应出受命君”。

相者观墓，看出“有帝王之气”显然更加具体生动，富有传奇性；而“后应出受命君”则纯为结论，神奇诡谲的志怪色彩便少了一些。

2．《幽明录》：“此墓尚当出折臂三公”。

《世说新语》：“尤应出折臂三公”。

此处的“尤应出折臂三公”当是为了与前文“后应出受命君”相对，有一种类似于对偶的前后照应，并且语言风格上与《世说新语》整体上清隽简洁一致。观以上所引《世说新语》中篇目，对话部分也许会多有增添，但对话内容一定是尽量追求一种“诗化”的清简。

3．《幽明录》：“叔子于是乃自掘断墓”。

《世说新语》：“祜恶其言，遂倔断墓后，以坏其势”。

此处《世说新语》中多加“祜恶其言”，其实依然表现出其对于书写人物的侧重，特别是与《幽明录》相出入的这三条内容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恶”：“郭意色甚恶”“孝武心甚恶之”“祜恶其言”，这并非完全的偶然。因为与《幽明录》所重合的条目，必然多少关乎神怪启示，而《世说新语》中文本以书写人物风神为重，因此在此作出如斯改写。

4．《幽明录》：祜工骑乘，有一儿五六岁，端明可喜。掘墓之后，儿即亡。羊时为襄阳都督，因盘马落地，遂折臂。于时士林咸叹其忠诚。

《世说新语》：俄而祜坠马折臂，位果至公。

《世说新语》之叙事，向来要以清简为要，因而羊祜丧子之内容，虽实际上与相者观墓关系极大，但于《世说新语》中则为叙事之顺畅清简，以最简洁的形式表达出“术解”之高，便予以舍弃。同时“俄而”一词，在《世说新语》中多见，③将相者之言与羊祜折臂极为紧密地结合到了一起，以明“术解”之灵验。至于之后又少了士林对于羊祜的“忠诚”之叹，其实与前一条所论的孝武长叹结尾异曲同工，亦是故意戛然而止。《幽明录》《世说新语》的这两则内容之后共同成为《晋书·羊祜传》中相关记载的底文，《晋书》云：“又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气，若凿之则无后，祜遂凿之。相者见曰‘犹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堕马折臂，位至公而无子。”[4]1013从文本的组成上便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处实际上便是将《幽明录》《世说新语》的内容融合在一起。

同时，此则与上文所论《术解》第8条相比，似乎互有抵啎，《世说新语》《幽明录》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文本变化多端，如泉水四溢，可谓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并非只有单一的情况，一切还是要视具体的情况而言。况且，《术解》第8条中的诸多细节，皆是针对人物的塑造；而《幽明录》中《折臂三公》所多出的细节，则皆是为了增添故事的传奇色彩，实际上是方法一致，所指不同，并未真正有所抵触。

另，在《幽明录》中，其书是为彰显法术，宣扬因果，所以不论文本的长短，一要追求事件的完整度，二要表现故事的传奇性。另外，根据以上材料，《世说新语》中也的确应当包含更多的神怪内容。④当然，按照以上对其文本的分析，《世说新语》中所含的神怪内容，与真正以志怪为目的的六朝小说当然会有区别，最重要的是《世说新语》之中神怪内容之记，并不以记载奇事为中心，而必是从中要表现人物之风神，其结尾有一咏三叹之效用，可能是原出于《世说新语》而遭人删改之条目。例如郑辑本《幽明录》中《铁锤》一篇[1]190，毫无人物形象之关涉，不太可能是《世说新语》原文，或不是原文的完整版本。而其中《交刀》一则，云：

爰琮为新安太守，郡南界有刻石，爰至其下宴。忽有人得剪刀于石下者，众咸异之。综问主簿，主簿对曰：“昔吴长沙桓王尝饮饯孙洲，父老云：‘此洲狭而长，君尝为长沙乎？’果应。夫三刀为州，得交刀，君亦当交州。”后果交州。[1]44

全篇之意，与《世说新语•术解》中其他篇目非常类似，且人物言语清晰明畅，以“洲狭而长”而读出“长沙”者，玩味字音，实像《世说新语》中语。又《太平御览》中于此条下注明“《幽明录》同”，可见其很可能如上文中所论诸条目一样，是《世说新语》《幽明录》所重合的又一条篇目。

总而言之，对比以上同一材料在《世说新语》《幽明录》中不同的文本组织形式可以看出，刘义庆完全有着明确的小说创作意识，他在不同的作品之中用不同的标准与方法精心地组织、调整了文本构成，或截断其文、以作留白，或增文添语、以作点睛，同样的材料可以创作出意味迥然的作品，总之是有着极为精到的文章匠心。正如陶诗，看似平常散淡，但内有乾坤，的确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再次证明，刘义庆对于《世说新语》与《幽明录》两部小说是真正的有意为之，因而学界并未高估《世说新语》的小说创作自觉性，反而是仍然没有充分认清其重要性。

①（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以上《幽明录》条目，分别见书中第154页，第48页，第39页。

②《世说新语笺疏》，第612页，第333页，第609页。

③参照《世说新语》中：《识鉴》第10条，《捷悟》第11条等条目。

④《世说新语》涉及神怪之篇目的讨论，参见范子烨著：《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第167页。

[1] 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2]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 张万起，编．世说新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4] 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Novel Ingenuity: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Overlapping Items inand

JIA Jiaoyang

(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

Bothandwere compiled by Liu Yiqing. The stories recorded in the two books are overlapped. However, the two books from one person have different descriptions of the same thing.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intersection of this part of the tex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Western intertextuality theory, and finds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ce of textual purposes, the two books choose different narrative methods and description methods for the same characters and stories, resulting in different text effects. It also further proves that Liu Yiqing’sis upholding a novel creative attitude.

,intertextuality

I206.2

A

1673-9639 (2020) 05-0010-05

2020-07-06

贾骄阳（1988-），男，山西吕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北京市十一学校教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与文化。

（责任编辑 肖 峰）（责任校对 郭玲珍）（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