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怡，李 娇

（苏州科技大学天平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国民大作家”，他不但在小说、散文、评论和俳句方面成就卓越，在汉诗方面亦令人瞩目。在明治西学盛行时期，其依旧坚持汉诗文，对明治的汉文学复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夏目漱石自幼爱好汉诗、学习汉诗，一生共创汉诗二百余首，是日本明治以来少有的汉诗人。纵观夏目漱石的汉诗创作，其中以田园诗所占比重最大，这与受中国晋代著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影响密不可分。夏目漱石和陶渊明这两位日本和中国的著名诗人，在对自然的向往、对功名的淡薄以及对生死的思考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在赤木桁平的《夏目漱石》（1987）传记中有记录：（夏目漱石）先生尤喜欢耽读书籍，乃是唐宋诸家之诗文。之外，陶渊明所著之篇，同时亦被喜爱[1]。由此可见，夏目漱石对我国第一位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喜爱，以及深受其诗歌创作的影响

在作家生涯的最后阶段，身患重病的夏目漱石在创作小说《明暗》时，仍坚持每天下午写一首七律诗，共创作汉诗78首，约占所创汉诗总数的三分之一[2]。夏目漱石一生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则天去私”就是在创作《明暗》时明确提出的。纵观夏目漱石所作的汉诗，呈现出由意气风发向淡泊名利、大彻大悟过渡的文风特点[3]。这与其个人经历，及受陶渊明诗文情趣的影响有着密切的联系。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以往关于夏目漱石汉诗对陶渊明诗词的接受研究多以思想方面的继承为主，笔者在此将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以夏目漱石代表作《明暗》中的汉诗为研究对象，探究夏目漱石汉诗创作中对陶渊明诗词在诗文情趣上的继承。

一、朴素恬淡、无我之境的意境营造

夏目漱石的早期作品《草枕》中对意境营造就已有迹可循。作者将《草枕》的舞台设于古井温泉，并通过描写山间自然风貌以及山中与城市大相径庭的生活方式，将其构造成《桃花源记》般乌托邦的世界。同时，“我”最终回到了旧地的结局与《桃花源记》中出了桃花源后的“遂迷，不复得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都体现出作者在享受自然的同时也有着对无法摆脱世俗烦恼的清醒认识[4]。全篇人们认真工作生活于《桃花源记》中，“往来种作”及“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等场景别无二致，朴素平凡。而热衷于诗画，感叹自然，且常去禅寺参悟思考的“我”则与之形成对比，这又增添了一份脱离尘世的无我之感。《草枕》非人情之旅与桃花源记脱离尘世的不可思议之行，均含蓄地表现出作者通过大自然短暂享受恬淡无我的“非人情”天地。

此外，在陶诗《和郭主簿》其一中：

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

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

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

园蔬有余滋，旧谷犹储今。

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

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

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

此事真复乐，聊用忘华簪。

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

此诗生动描写了夏日乡村的闲适生活。堂前树木“蔼蔼”，微风徐徐“开我襟”。“游闲业”与“弄书琴”，充分描写出村民的悠闲生活图景，也进一步表现出陶渊明对田园生活的喜爱和对逃离官场后的怡然自得，并直言对其自给自足生活的钦羡。村民将收获的作物“作美酒”并且自酌自乐，同时尚未会讲话的孩子“戏我侧”更突显出乡民生活的朴素与平和，人与自然交融，意境浑成。遥望白云，作者的思绪又飞去远古，放下了我执，达到了忘我的境界。

夏目漱石的《明暗》中第一首无题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幽居正解酒中忙，华发何须住醉乡。

座有诗僧闲拈句，门无俗客静焚香。

花间宿鸟振朝露，柳外归牛带夕阳。

隧所随缘清兴足，江村日月老来长。

经过离开东京、松山、熊本以及伦敦等地再重归故土的夏目漱石，收到了当时京都大学校长狩野亨吉的邀请，希望夏目漱石一同前往京都工作，故夏目漱石作此诗，委婉拒绝邀请[5]。在“幽居”中把酒“闲拈句”以及乡间农活结束时“柳外归牛带夕阳”的场景，刻画出一个恬淡质朴、幽静闲适的田园画面。夏目漱石将对奔波一生后，对这般清净闲适生活的向往寓情于景。从该房屋中既“无俗客”又“静焚香”，可见夏目漱石对世间功名利禄的不屑，达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超越尘世的无我境界。于已至“五十知天命”年龄的夏目漱石而言，余生只需“随缘”，因为“日月老来长”，则此处夏目漱石用平淡宁静的笔触表达了自己的生死观。

夏目漱石的诗文与陶渊明整体意境构成上有着极大的相似性，语言朴实无华，但又充分表达了自己对远离世俗的渴望及对人生的思考，在这柔情表露和理性说理的背后，又蕴藏着对世人为功名所累指摘的锋芒，达到了情、景、理的统一[6]。可见，夏目漱石在意境营造，并将其深化论理方面对陶渊明有着明显的受容。

二、虚实结合、景玄相融的诗文构成

东晋时代，玄言诗盛行，陶渊明的诗亦深受其影响。于陶诗中可见许多玄学的词汇。不同的是陶渊明诗词中更多地结合了接近生活实际的自然景物和生活片段描写，从而抒发淡泊名利欲求归隐的情感。

在夏目漱石的汉诗中，也有多论及参禅以及虚幻世界的字眼，如通过“禅梦”“虚白”“虚明”等追求着宗教信仰的虚无世界，并将其与实景糅合，此亦是其在现实生活的痛苦中，表达对自然以及自由的不易追求[7]。这样的行文构思仍可见到《桃花源记》的影子，由此来看陶渊明诗文对夏目漱石汉诗的影响呈现出由早期作品至后期作品直线式的贯穿特征。

细看二者的诗词，在陶渊明的诗《归园田居》其一中：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沉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首诗通过“草屋”“墟里烟”“狗吠”“鸡鸣”等在乡村中常见的事物和场景，并结合平淡朴实的描写，刻画出一幅悠闲恬静、人与自然和谐的田园生活图景。此图景实则是他感叹“少无适俗韵”和对田园生活“性本爱丘山”的向往，并为在俗尘中挣扎多年的叹息。作者沉浸于自然共同的生活中后，随之陷入“无尘杂”的“虚室”生活中，遁入遐想的理想清净世界。然而他同时兼有一份现今是“复得返自然”的清醒，流露着未能完全脱离尘世获得自由的无奈。

夏目漱石在小说《明暗》中，亦有一首汉诗与陶渊明《归园田居》其一结构相似：

寂寞光阴五十年，萧条老去逐尘缘。

无他爱竹三更韵，与众裁松百丈禅。

淡月微云鱼乐道，落花芳草鸟思天。

春城日日东风好，欲赋归来未买田。

这首诗也是感叹时间的流逝之快后，融入自然，赞美竹子的风高亮节，感受自然生活的悠闲。当夏目漱石感到“鱼乐道”与“鸟思天”时，他实则已与自然相合交融，达到了忘我的自由境界[8]。但最后意识到，想要赋诗回家后购买田地却未能买成的失落，此处暗藏着夏目漱石对自己终究不能获得绝对自由的无可奈何。

以上述两首诗文为例，纵观夏目漱石《明暗》中的其他汉诗，有此成文特点的篇数居多，可见其在诗文结构方面亦受到了陶渊明诗词的深刻影响，并将其内化，从而形成了个人的写作技巧。

三、接近自然、意寓深远的意向选取

在夏目漱石的汉诗中，“素琴”“山”“鸟”等生活中常见事物作为意象出现的情况较多，并且部分意象在陶渊明的诗词中亦十分常见。

在夏目漱石的汉诗甚至其他作品中，出现了许多中国诗歌中常见的意象，除了上述意向之外，还要“云”“酒”“菊”等精心选取的意向，它们都承载着夏目漱石对自然的憧憬，并借由这些现实之景而实现其自身的禅趣与精神上的超脱，并如上述所列诗句中，褪去了部分人本“幽玄”以及“物哀”之美，而更多的是刚柔兼济、贴近生活以及豁达积极之感[3]。

《宋书·陶潜传》中有“潜，不解音声蓄一张素琴而无弦。每适有酒，辄抚弄寄其意”，可见“素琴”是陶渊明表示达到理想无我自由境界的象征之一[4]。在夏目漱石的《春日静坐》中，“闲花落空庭，素琴横虚堂”就体现出了其已经完全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并进入了“非人情的”天地。《明暗》中的“弹罢素琴孤影白，还令鹤唳半宵长”和“兴来题句春琴上，墨滴幽香道气多”都有着相同的表达效果。

陶渊明诗中的“山”主要象征困难艰苦和自由自然等意义。《与殷晋安别》中的“山川千里外，言笑难为困”与《赠长沙公》的“山川阻远，行李时通”中的“山川”均代表着自己与好友相见的障碍困难[9]。夏目漱石的“愁中片月三更白，梦里连山半夜青”中的“连山”亦象征着前途上的艰难困苦，但又不失坦然和豪气。“独来独往俗不齐，山居悠久没东西”则描绘出作者向往沉浸的隐居生活，自由无我而又亲近自然的生活状态。

陶渊明的诗歌《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中以“鸟咔欢新节，泠风送余善”来表示对归耕和重返自由的喜悦之情[9]，在其诗词中将鸟作为自由的化身十分常见。同时，在夏目漱石的汉诗中，意象“鸟”多以“鹤”的身份出现，在象征自由之余，更多了一份脱俗、清高的隐者之风。从“弹罢素琴孤影白，还令鹤唳半宵长”和“鸟声闲处人应静，寂室薰一炷香”等处“鸟”的意向，都继承了陶渊明所咏之“鸟”的自由和自然性，甚至还将其深化为“脱俗的隐者”这一象征，这是夏目漱石将陶渊明意向内化为自己产物的一个典型例证。

夏目漱石在对陶渊明诗词在诗文情趣方面的接受程度之深，均有着朴素含蓄、亲切自然、情理交融的明显特征。此外，陶渊明在禅宗影响下所形成的生死观、人生观、价值观等也在诗文中对夏目漱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夏目漱石在将陶渊明诗词创作时诗文情趣内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诗文写作技巧，并将其产出，透过其早晚期作品足见夏目漱石对陶渊明诗词创作的接受之深。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在文学、文化等各个领域有着渊源的交流和联系。自幼学习汉学并在该方面有着深厚造诣的日本“国民大作家”夏目漱石，在其遗作《明暗》中创作的大量汉诗中，可见中国古典文学文化对日本文学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