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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法益为导向的犯罪既遂标准

2020-01-09简筱昊

简筱昊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刑法学界对犯罪既遂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传统犯罪既遂标准的反思,集中于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产出了一批优秀的学术专著和论文,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但是,学术争鸣在尚未为理论的研究和实践的适用探索出一条可行之策之前却偃旗息鼓戛然而止,使近些年犯罪既遂标准的研究呈现出一片相对空白之势。笔者在中国知网以“犯罪既遂”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近些年从宏观层面对犯罪既遂问题展开的研究寥寥无几,多是结合具体犯罪或者犯罪类型展开论述。但是,正如对具体犯罪未遂形态的研究离不开宏大的未遂理论的指导一样,对具体犯罪既遂问题的研究亦是如此。在犯罪既遂标准尚处于一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状态下径行折转于具体犯罪既遂问题的研究,既是对学术难题的退让和逃避,也会因为缺乏统一理论的指导而招致不同犯罪适用不同既遂标准的困境。

有学者认为,对犯罪既遂标准问题的研究对定罪没有影响,对量刑有影响,但极为有限。[1]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犯罪既遂标准问题确实不如未遂与中止理论内容丰富,但是从司法适用的角度来说,它关乎刑法的处罚范围和处罚轻重。一方面,对于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危险犯(包括抽象危险犯和具体危险犯),如果承认其是既遂形态的一种,根据我国刑法总则对未遂犯和预备犯的规定,“危险的危险”和“危险的危险的危险”都可能被纳入到刑法的处罚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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