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艳

(山东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237)

2019年10月27日王沪宁发表《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重要地位。长久以来，国内学界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李大钊建党思想与实践研究，李大钊主要学术思想如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对于李大钊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前后的部分所谓“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得还不够充分，甚至对有的问题存在着一定的误解。本文认为，在李大钊互助思想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些需要厘清的问题。全面考察李大钊的互助思想，对于深入了解李大钊的思想演进历程，正确评判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以及在新时代下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被误解的互助思想

张静如先生在回忆李大钊研究往事时曾提到，1954年在撰写一位苏联专家所授课程的论文时，“我先选了研究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但这位苏联专家把我训了一顿，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研究改良主义，等我改成研究李大钊，他挑起大拇指连声说好”[1]。这正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部分研究状况——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一些思想很难得到关注。而李大钊又恰恰经历了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其思想中看似带有资产阶级色彩的部分，如互助思想、调和思想等，往往被刻意回避。而且“文革”结束后开始研究李大钊的吕明灼教授也曾反思：“过去在我的潜意识里，似乎一提‘互助’就是‘只能起模糊与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消极作用’。其实这是绝大的误会，是强加在李大钊身上的‘欲加之罪’。”[2]他承认自己当时仍受“以阶级斗争为纲”与“两个彻底决裂”流毒影响，对李大钊思想中的部分内容存在误解，“看到‘互助’就想到无政府主义”，由此影响了对李大钊互助思想的公正评价。

受早期李大钊研究成果的影响，学术界不免存在一种倾向，要么对李大钊的互助思想采取回避的态度，要么只要提起李大钊的互助思想，便毫不犹豫地给其扣上形形色色的“非正统”帽子，而这也影响了对李大钊互助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学术界对于李大钊互助思想的误解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认为李大钊互助思想是其作为民主主义者时的思想残余。用“互助论”(1)吕明灼先生在研究中反思并改变了这一说法。指称李大钊的互助思想，认为这是李大钊在五四时期一个主要的“不甚精当”的思想，影响了他迅速向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展[3]261-269。认为李大钊互助思想是其思想中“互助论”无政府主义的体现[4]，是20世纪对于马克思道德悖论的早期解决方案，其解决方式偏向于社会改良主义[5]。然而，李大钊的互助思想是逐渐发展的，应当全面考察李大钊的互助思想，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为民主主义者李大钊的资产阶级思想残余。

二是认为李大钊互助思想中的“物心两面”改造观属于二元论范畴。认为李大钊“物心两面”的改造观建立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基础上，是李大钊思想转变初期“坚信却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特殊产物[6]；认为李大钊有时夸大了人道主义和互助的作用，将它们放在与阶级斗争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主张以此“补充”阶级斗争的“不足”，表现出一定的唯心论和二元论色彩[7]。然而，二元论的分析是站不住脚的。列宁曾提出：“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超出这个范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无疑是相对的。”[8]也就是说，一元论与二元论的划分，应当是在哲学基本问题范围内的。吴汉全就曾纠正过这一误区，指出李大钊“物心两面的改造”是关于社会改造的两种途径，它着眼于社会改造问题，而非哲学基本问题，不能认为是二元论[9]。

三是认为李大钊后期克服了互助思想。依据是李大钊后期的作品中很少出现“互助”字眼，但这种推理也是值得商榷的。1924年底，李大钊出任党的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为了专门从事革命工作，他辞去了大学的教授职务。这一时期内李大钊著文明显减少，所写文字大多是党内文件、调查报告、时事短评等，无暇从事系统的理论研究。而且当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正轰轰烈烈之时，被归为社会精神改造范畴的互助思想暂被搁置也在情理之中。就目前的史料来看，李大钊从未表示过放弃或否定其互助思想。

种种误解为李大钊研究带来了一些困难，甚至影响着研究者对李大钊思想转变过程的评判。学术界普遍认为，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标志着其转变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即使在这篇文章中，李大钊依然将其互助思想与阶级斗争学说并举，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10]35。直到1923年底的文章中，如《桑西门的历史观》《时》等，还涉及“互助”的内容。既然接受阶级斗争学说是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可互助思想的提出似乎又与这一点相背离，仿佛从马克思主义退回到了“进化论”，这就难免使人感到困惑。因此，全面考察并正确评判李大钊的互助思想，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难以回避的重要问题。

二、李大钊互助思想的渊源

“人之生也，莫不有其环境，而常与其生以莫大之影响焉。”[11]李大钊出生并成长于动荡年代，彼时民众承受着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辛亥起、清廷败，军阀兴、共和亡，社会的黑暗可谓是达于极点。但在思想层面，那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激荡的年代。帝国主义侵略与军阀混战使得当权者放松了对思想界的管控，各种新思潮纷纷涌入中国。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这些思想既符合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社会现实，又契合“仁爱”“和合”“大同”的文化传统，在当时的知识界受到追捧。其中，“互助论”作为肯定人类生存权、主张通过协和互助来实现进化的思潮，成为对抗社会达尔文主义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有力武器，在“五四”前后大有风靡之势。在“互助论”的影响下，各地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一份北京《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上便署了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王光祈、高一涵、李辛白等十七人的名字，足以见得这一思潮在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影响力。然而，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和思想主张的差异，互助进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周宁在《清末民初的互助进化思想》一文指出，在这些受“互助论”影响的知识分子中，形成了“多元互助进化模式”。他认为在无政府主义者手中，“互助”成为代替竞争的工具，“互助”的意义在于实现无政府的理想世界：在蔡元培眼中，“互助”是从人道主义出发实现人类进化的形式；在孙中山那里，“互助进化”成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工具；而在李大钊那里，“互助”服务于“心物、灵肉一致的改造”，其精神被融入于社会主义大同的蓝图[12]。从早期知识分子对“互助论”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李大钊互助思想的发展轨迹与其他人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他的互助思想明显改变了“互助进化”的轨迹，而成为社会主义精神层面的改造工具。

这种变化既与他后期接受马克思主义有关，也根植于他个人的成长经历与性格特质。他是受清末新政影响，由传统私塾教育转向新学的第一批人，也是较早前往国外留学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呈现着新旧文化、中外文化的互相冲突、互相渗透、互相融汇状态”[13]。作为近代中国出路的探索者，他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从不迷信任何一种学说。对他而言，“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10]116。他信奉“大同”理想，吸收过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精华，摒弃过“天演论”，保留过马克思主义“过分夸大物质作用”的意见……为了“深研政理”以“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他采取开放的态度，通过批判并吸收各种思潮来不断完善自己的思想。1919年元旦，李大钊发表《新纪元》一文，明确摒弃了天演论而申明了其“互助”观。“从前讲天演进化的，都说是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从今以后都晓得这话大错。知道生物的进化不是靠着竞争，乃是靠着互助。”[14]267不过，他的互助思想很少以单独的形态出现，他把“互助”当作一种实现其心中理想社会的工具，而工具本身是不带有属性色彩的。工具服务于什么主张、要实现什么目的，全凭使用者决定。在李大钊从急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的互助思想也随之不断发展，不仅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思想基础，而且最终经过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改造，与阶级斗争学说一同成了其实现理想社会的工具。

三、李大钊的互助观与其思想的转变

李大钊从民主主义者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过程，与他对互助思想的改造过程是相生相伴、相互影响的。一方面，互助思想在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搭起了沟通的桥梁，对李大钊思想转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其互助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并进一步增进了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把握。

(一)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互助思想搭起理解之桥梁

李大钊早期的互助思想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了解，又促成了他的互助思想从不分阶级的“协力互助”，发展为阶级视域下“生产者的协力互助”。

李大钊并不是一开始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曾十分反感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同样反感暴力。他在《调和之法则》中表明了他爱两存、竞力之调和，排斥自毁、牺牲之调和的态度。1917年，他发表了《暴力与政治》一文，指出：“专制之世，国之建也，基于强力；立宪之世，国之建也，基于民意。”[14]171他认为：“人类若是想求生存，想享幸福，应该互相友爱，不该仗着强力互相残杀。”[14]267而马克思主义崇尚“暴力革命”，《共产党宣言》也明确地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15]对暴力的反感自然会阻碍他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接受，影响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早期的互助思想恰在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搭起了桥梁。

或许读者会感到疑惑，为什么崇尚友爱的“互助”能搭起通往“斗争”之路的桥梁呢？实际上，这需要我们全面地审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虽然强调阶级斗争，但从不排斥“互助”的作用。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鼓励无产阶级通过争取同盟军来扩大统一战线。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要完成“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必须加强团结与联合。这种团结与联合，从无产阶级自身来看，是各国乃至全世界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与互助；从统一战线的角度来看，是无产阶级为争取同盟军而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而李大钊早期的互助思想，正有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协力与联合的意蕴。他在1917年发表《青年与老人》一文，指出“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14]32，只有贵族与平民、资本家与工人、地主与佃户、老人与青年之间“协力”，才能实现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幸福。在《学生问题(二)》一文中，他又提到：“凡社会问题，固赖社会各方之协力，始易于解决。”[14]88这种“协力”思想成为民主主义者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基点，从而为他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他最初的“协力互助”概念中，资本家与工人不是对立的阶级，而是“协力互助”的两方。在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后，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影响，他开始在阶级的范畴中重新审视其互助思想。此时，不分阶级的“协力互助”开始被赋予劳工阶级内部互助的意蕴。1918年末，他发表《庶民的胜利》一文，明确提出了“互助”一词，指出世界大战的胜利正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无产者们正是靠着“互助的精神”对抗专制的“大……主义”。在随后的《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他又指出，对于奉马客士(Marx)为宗主的革命社会党人而言，他们依靠的是“全世界合于人道的生产者合理的组织的协力互助”，因而他们的战争是“合世界无产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阶级战争”[14]260。此时，他已有了较为清晰的阶级对立概念，不再强调资本家与工人的协力，而是明确地指出“生产者的协力互助”。这样，受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的影响，他的互助思想也得到了发展。

(二)对马克思主义认识深化：从强调联合到接受阶级斗争学说

以五四运动为转折，李大钊从依靠“互助”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注重马克思主义“互助联合”的一面，转变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

出于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抵触，也出于对中国无产阶级发育程度的现实考虑，直到“五四”前，李大钊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仍持“温情”的态度，更偏重于其劳工阶级“互助”的一面。他在《〈国体与青年〉跋》一文中指出，民主的进程应该是资本阶级或中产阶级的Democracy获得之后，再紧接着实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有生产才有分配，有生产的劳工才有分配的问题”，而中国的国民“大多数人只想分配不想生产”[14]290，辛勤劳作的人只有少数，流氓却占了多数。尽管此时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已成为战后世界的新潮流，但是当面对国家这般境况时，他却明显犹豫了。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一面号召“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作一个合理的生产者的结合，去打破国界，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14]267-268；一面又将“互助联合”作为实现“世界大同”的主要工具，并发展出了“联治主义”的思想。在他看来，“联治主义”就是使国家、民族、地方乃至个人在个性自由的基础上结成联治的组织，这种组织能够解决因感情、嗜性、语言、宗教不同而引起的矛盾与纠纷，其中，“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中间的界限，都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16]。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他号召团体的互助联合，希望通过这点滴的联合来“益进人类之幸福”。五四时期，由于各社团之间思想倾向不同，经常出现社团间互相对立的情况。李大钊则以“反对日本侵略”这一共同点，努力将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社团联合在一起。他曾积极调解国民杂志社与新潮社的矛盾，动员新潮社的罗家伦、康白情加入北大学生会，使不同社团的骨干们团结在学生会周围，形成了五四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也正是基于五四运动中的社团联合实践，李大钊在后期进一步发展了其“大联合”思想。

五四运动中，由于亲眼见到军阀们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也了解到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李大钊的思想越来越激进，对斗争的态度也渐渐发生了转变。他与陈独秀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指出：“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17]他愤怒地控诉道：“明明是相杀的世界，偏要说什么‘互助’。……明明是强权的世界，偏要说什么‘正义’。这正是我们的大罪。”[14]349他意识到真正的解放不是央求人家“网开三面”，而是自己抗拒冲决，把头上的锁链打开。这时，对“阶级斗争学说”的靠近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1919年7月，李大钊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指出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生产关系是人类社会采取敌对形态的最后，“阶级竞争”(2)李大钊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译为“阶级竞争说”。并非存在于人类的全部历史之中，以此来打消社会上对于阶级斗争学说的顾虑，这表明此时他已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

(三)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其互助思想的改造

在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出于对人道主义的信念及对大同理想的追求，李大钊并没有放弃他的互助思想。他试图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对其互助思想进行改造，并逐渐抹去了其互助思想原有的“互助进化”色彩，将其归于社会精神改造的范畴，与属于物质改造范畴的阶级斗争一同成为社会主义的改造工具。在这一过程中，围绕“互助”与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李大钊的互助思想经历了三次主要的转变。

起初，李大钊试图调和“互助论”与阶级斗争学说，并论证互助精神存在的必要性，反映出其不愿放弃互助思想的态度。在1919年7月的《阶级竞争与互助》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了其经典的“物心两面”改造观，这时的李大钊同时受到了阶级斗争学说与“互助论”的影响。为了调和“互助论”与阶级斗争学说之间的矛盾，他拿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的说法，认为阶级斗争只会出现于人类历史的“前史”，而人类的“真历史”将与互助的经济组织同时肇启。他更多地将阶级斗争作为实现互助社会的手段，认为“这最后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自灭的途辙”，“阶级的竞争，快要息了。互助的光明，快要现了”[14]356。同时，他努力论证互助精神存在的必要性，指出互助精神能够巩固人类“真历史”的成果，防止人类重归掠夺贪婪的“前史”。“人类的真历史开始以后，那自私自利的恶萌，也不敢说就全然灭尽。但是互助的社会组织既然实现，那互助精神的火光，可以烧他，使他不能发生。”[14]356文中，李大钊在表达互助思想时引用了克鲁泡特金的论述，反映出他此时的互助思想仍带有较强的“互助进化”色彩。

随后，李大钊开始抹除其互助思想中的“进化论”色彩，将“互助”归于社会精神改造的范畴，同属于物质改造范畴的阶级斗争相安相存。在1919年9月的《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中，李大钊进一步阐述了精神改造与物质改造的具体步骤：精神改造运动是通过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物质改造运动是创造“劳工神圣”的组织，改造现代掠夺主义的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互助”改变人心，通过阶级斗争改造经济制度与组织，从而在精神上与物质上实现劳工的彻底解放。同时，他开始认真思考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的关系，强调精神的改造要同物质的改造一同进行。他认为物质的改造不能脱离精神的改造，物质的改造成功后，需要有精神的改造为其提供保障，防止因人心的恶而使掠夺的经济制度复萌。他也认识到在物质改造没有成功的前提下，精神改造难以成功。“在从前的经济组织里，何尝没有人讲过‘博爱’‘互助’的道理，不过这表面构造(就是一切文化的构造)的力量，到底比不上基础构造(就是经济构造)的力量大。你只管讲你的道理，他时时从根本上破坏你的道理，使他永远不能实现。”[10]12这时他的互助思想已经跳脱出了“进化论”的局限，而更多地向精神层面的社会改造方式上靠拢。

最后，随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对工读互助团教训的思考，他对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也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并最终确立了阶级斗争学说在思想中的决定性地位，这些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中都得到了体现。“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10]142“有了那种物质的要求，才有那种精神的道德的要求……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10]116-117李大钊又进一步将其所提出的新道德解释为“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在这样的思考之下，李大钊的互助思想成为在物质改造要求基础之上的道德改造的需要，与阶级斗争一同成为社会改造的手段。

李大钊的互助思想固然源自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但并未成为其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负担，反而为其理解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打下了思想基础。随着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入，他的互助思想也经过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之下的调整与改造，最终成为物质改造运动在精神层面上的补充，既有助于社会转型中的精神改造运动，也有助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文明秩序的建构。

四、李大钊互助思想的现实意义

恩格斯晚年深刻地揭示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及其产生的根源，他在1893年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写道，在马克思主义初创时期，为了同其论敌作斗争，他和马克思不得不把重点首先放在对“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的探索上，对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相对独立性“强调的不够”。李大钊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最初成立的时候，为了维护其学说“过于夸大了”物质的变更，对伦理的观念重视不足，因而需要用互助思想来弥补其在精神与伦理上的“小小的瑕疵”。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意味着精神改造不能完全随着物质改造而自然完成，且精神改造能够反作用于物质改造。从理论上讲，李大钊的互助思想主张在物质改造的同时进行精神改造，以精神改造巩固物质改造的成果，正符合了恩格斯提出的原理，是在当时条件下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有益尝试。

随着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的互助思想日益被证明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尤其是他的“物心两面”改造观，与当前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主张密切相关。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他的互助思想对于当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极有预见性与启发性。首先，李大钊较早地对精神文明给予了关注，认为未来社会应当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统一体。“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是物质和精神两面改造而成的‘少年中国’，是灵肉一致的‘少年中国’。”[10]11为了实现少年中国的理想，他提出要进行物质改造运动与精神改造运动。其次，李大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构造是基础的构造，文化的构造是表面的构造，在掠夺的经济组织难以实现变更的情况下，“互助”“博爱”的人道主义精神也难以实现；另一方面，他还发现了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认为互助的精神能够防止掠夺的经济组织的复萌，巩固人类的“真历史”。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掠夺的经济组织早已不复存在，精神建设自然应被提到重要地位。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国际文化交流的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传入我国，这其中有许多优秀文化，但也伴随着大量的思想糟粕，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种种西方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着人们的头脑。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精神文明建设给予足够的重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以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成果。最后，李大钊还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途径进行了阐述：“精神改造的运动，就是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宣传‘互助’‘博爱’的道理，改造现代堕落的人心……把那占据的冲动，变为创造的冲动；把那残杀的生活，变为友爱的生活；把那侵夺的习惯，变为同劳的习惯；把那私营的心理，变为公善的心理。”[10]12这对于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本文认为，李大钊的互助思想虽然源自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但并未成为其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负担。在李大钊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过程中，他的互助思想一面为其理解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一面被赋予了新的社会主义语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进行社会精神改造的理论工具。他的互助思想与阶级斗争学说并不矛盾——阶级斗争改造社会组织，起基础与决定作用；“互助”改造人类精神，起补充与保障作用。二者深刻揭示了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成为社会物质改造与精神改造的两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