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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与解构的分歧:再论“伤痕”文学

2020-01-09姚元彪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伤痕现代性文学

姚元彪

肯定与解构的分歧:再论“伤痕”文学

姚元彪

(吉林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亲历者认为伤痕文本继承了革命历史小说的崇高的政治追求,肯定理想主义的实在性,此时伤痕主要以民族国家之伤的形式显现,而反思者看来,政治关怀,不可避免沦为一种反讽叙事,真正的伤痕在于个人成为影射现代化进程之伤的符号。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两种观点的分歧反映出文学观念的变异,在20世纪被动现代性困局中,文学不可避免承担起深重的历史责任。但在当下文化语境中,二者的分歧正变得越来越小,都在努力从历史之中获取有益的审美与思想资源,期盼着伟大作品的出现。

伤痕文学;文学观念;政治关怀;现代性;审美现代性

新时期以来,文学观念及评价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学界普遍质疑当代文学的合法性,急切呼吁回到五四开创的“人的文学”传统中去,造成一种文学史的断裂景观,但在随之而来的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学界又很快吊诡地开始了对于“人民文学”的重新评价。“伤痕文学”正出现在当代文学史断裂的节点上,既预示了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到来,又不得不受制于历史的惯性,呈现出鲜明的过渡色彩。通过对“伤痕文学”的全面检视与反思,恰恰可以看到“人的文学”和“人民文学”在中国被动现代性历史困境中的复杂纠葛关系,并获得对于当下文学建设的有益启示。

《班主任》是伤痕文学的典型文本,小说主要写了“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深重灾难,这一灾难集中体现在伤痕主人公宋宝琦以及谢慧敏身上,而班主任张老师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深感对于国家的教育文化事业负有责任,最终在对新的政治秩序的热情憧憬、对民族国家富强的热切期望中,重新获得担当文化重建使命的勇气与信心。在启蒙意识的统摄下,小说的前半部分通过叙事人对小说人物不同的叙事语调,展现出叙事人有对立意义的情感评价,形成一个对立结构:知识与愚昧的对立。尤其当宋宝琦活生生出现在张老师面前时,这个对立就内化为张老师内在的情感张力:对人民的爱与对“四人帮”的恨。最终矛盾在对人民的爱以及对民族国家美好未来的憧憬想象中得到解决,张老师坚定了投身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实现了文本整体性叙述语调的升华:由启蒙上升到宏大的政治关怀。当然,小说关注了个人的灵魂创伤,呼吁读者关注“四人帮”不仅仅给国民经济造成有形的破坏,更对国民灵魂造成无形的创伤,但对于创伤的探讨并不具备穿透政治规约的洞察力,实际仍旧是以政治尺度来衡量的,并不是从个体的生命感性诉求出发。比如,小说中作为正面人物的石红,由于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也是建立在坚固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思考能力,是将个体当作实现现代化建设的智力资源看待的。

这部小说的典型意义在于写出了新的历史节点知识分子的姿态,复现出一个新启蒙文本,与五四启蒙者站在现代与传统的断裂的节点相似,实现了对于国家民族现代性诉求的表达,区别或许仅仅在于前者的政治形式也即社会现代性的实现方式已经明确且被严格规定,那么,就使得这里的启蒙话语不可避免被政治话语捕获,与其说是启蒙,不如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重建。但其实,二者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一直都是同谋关系,换句话说,启蒙者的启蒙意识本身就是以参与政治话语建构为直接目的,即使在五四时期,我们也很难说,知识分子有自足的话语体系。

在整个20世纪中国被动现代性的困境之中,以政治的、集体的想象作为个体自我认同的质料,并不仅仅是政治强力单方面对主体性侵犯的结果,更多时候是个体的热烈迎合。从启蒙到救亡直到40年代延安文艺模式的形成,都不仅仅是断裂性变奏,历史的发展总要建立在现实的可能性之上,在这其中,至少有一种民族主义的精神关切始终贯穿。个体生命的感性渴望与政治激情同构的书写,在红色经典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有论者在论述革命历史小说时,提出“亲历性的历史”的概念,“亲历性意味着战争、流血和牺牲,意味着艰难跋涉的辛苦,生与死的考验。对革命历史小说作家们来说,革命的艰辛、战争的残酷是昨天刚经历过的,即使在时过境迁的创作时期,他们仍有痛感”,正是由于这种亲历性,“革命历史小说作家在主观上有强烈的倾诉欲望”,“他们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前途密切联系起来”[1],这种亲历性概念的提出,对我们这些隔岸观火的后来者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在现场感的强调中,近代以来我们充满血泪的民族境遇以及渴望自立自强的民族情绪才得以真切实在地浮现。当然,在和平的今天,我们尽可以用世界主义、人类性的话语去对这种民族主义进行质疑,但是必须清楚,我们今天所有话语体系的建构都是立足于当下,都是在转化历史,而实际的历史境遇之中,西方殖民主义者无论是用炮火打开中国国门的列强,还是日本法西斯,都是带着更高文明的优越感对弱势民族进行掠夺与屠杀的,在残酷的文明冲突之中,弱者只能以自己的真理反抗。所以,民族的课题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尤其是随着民族灾难的不断加重,民族意识愈发觉醒,对列强以及法西斯的仇恨,对国家稳定民族自强的渴望则愈发深刻地嵌入到艺术家的生命情感结构之中。

“十年动乱”之后,百废待兴,中国依旧面对着现代性的严峻课题。可以说在1976年之后以至整个80年代,文学仍旧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把文学当成一种参与社会建设的工具,表达自己对国家命运的关心,抒发政治激情,仍旧是大部分作家的主动选择。伤痕、反思到改革文学,新时期伊始的这三大文学潮流自不必说,即使是85新潮中涌现出的先锋文学的形式主义探索,也以与意识形态对抗的方式参与着社会建设,“如果先锋文学这个概念是有效的,我们暂且使用这个概念,那么它的形式感、探索性、甚至是模仿性,它本身都是一种政治,它在开拓一种空间,开拓了一种异质表达的空间”[2]。文学观念的真正内转与回归要到90年代,通过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参与国家现代化建设,是作家与批评家的兴奋点所在,构成80年代文学激情的重要部分。

于是,对于伤痕文学,从亲历者的立场来看,历史发展具有必然性,我们应该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特殊性持一种认可态度,因为作者的主体性不可能无限制地超越时代,对于作者政治激情的实在性应该给予尊重,即使是“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我们也至少给予审美层面的同情与理解,尤其当政治实践内化为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比如张福贵,就把伤痕文学纳入知青文学的论述框架中,“伤痕就是出自于卢新华的知青小说。控诉和批判是一个痛定思痛时代的倾诉,是控诉这十年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和肉体上的创伤,所以人们叫它伤痕文学。而伤痕文学中最显著的就是知青文学”[3]。从“文革”时期歌颂的知青文学,到批判控诉的知青文学,张福贵认为是一个断裂,更强调伤痕文学的转折意义,但这个断裂在反思立场的人们看来显然是不彻底的。因为即使是“文革”时期,知青“单纯的愚昧”也有可爱之处。一方面,在政治价值中实现自我是时代使然,时代必然对文学提出一样的要求,“你脱离了文学的政治性,可能就疏离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本质”[3];另一方面,在“文革”之中,对知青来说,政治价值的追求是可能上升到信仰的层面的。由此再看“单纯的蒙昧”这个对知青的评价概念,蒙昧已经微不足道,单纯似乎只是意味着理想主义的纯粹与政治关怀的崇高,而蒙昧作为一种精神创伤,则成为单纯者承担的历史代价。在伤痕文学中,个人的伤痕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就是错误的政治路线使英雄受难。这个伤痕的界定本身就是建立在政治批判之上的,所以随着新的政治局面的开启,伤痕自然也会被治愈,个人的伤痕是可以在对国家民族的浪漫想象中被弥合的,并且作品努力使这种政治的浪漫想象以一种个人超越性的感性力量呈现。

存在的即是合理的,但历史的车轮总要滚滚向前。重返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状况,也不是为历史辩护,而是立足于当下,实现对历史更为立体的回顾与反思,从而更好地建构当下与未来。高度一体化的文学模式只能属于特定的紧急例外的时期,正如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本身就有很多权宜性的文学规划策略,如果一旦将这种紧急例外的状态人为演变为常态而迟迟不能关闭,势必造成文化的隐忧。时过境迁,学界对于伤痕文学,更多的也正是反思性的评价,认为伤痕文学仍旧处于“文革”时期建立的文学范式之中,作家的主体性处于被全面压制的状态,而这个文学范式的确立甚至可以追溯到延安文学时期。“‘文革’式的文学逻辑支配着伤痕累累的写作者们,政治指向已经调转,戏剧中的角色已经更换,但小说家所操持的语言、他与语言的关系、他与世界的关系,仍然处于‘作者已死’的状态”[4],这种评价体现出文学观念的变迁,强调文学是一种主体性创造,要有作者个性化的声音,文学也不应该沦为政治的工具,而应该关怀人性人情,回归审美本质。通过反讽叙事机制的体认来解构文本中的政治话语,这也是阐释伤痕文学的惯常思路,但通常我们会先入为主地认为,文本是一个被政治阉割了的分裂文本,这样对伤痕文学的研究就走向历史中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方面,而无法直接从文本获得实在的文化内涵。其实我们不妨屏蔽掉作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将反讽叙事还原为作者的自觉意图,那么叙事人立即就不可靠起来,文本则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景观。

“他上身只穿着尼龙弹力背心,一疙瘩一疙瘩的横肉,和那白里透红的肤色,充分说明他有幸生活在我们这个不愁吃不愁穿的社会里,营养是多么充分,躯体里蕴藏着多么充沛的精力。唉,他那张脸啊,即便是以经常直视受教育者为习惯的张老师,乍一看也不免浑身起栗。并非五官不端正,令人寒心的是从面部肌肉里,从殴斗中打裂过又缝上的上唇中,从鼻翅的神经质扇动中,特别是从那双一目了然地充斥着空虚与愚蠢的眼神中,你立即会感觉到,仿佛一个被污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立在了聚光灯下。”在《班主任》之中,随着这段描写,宋宝琦出场了。我们看到,在叙述者的口中,这是一个非人的存在,如同抗战小说之中对日本人的鬼化,与另一伤痕人物谢慧敏相比,叙述者的评价语调显然尖酸刻薄得多。尽管是受“四人帮”的毒害,尽管宋年少懵懂,但并不意味着能够逃脱政治的审判。因为宋是一个参与造反的小流氓,打架斗殴,偷书,讲究哥们义气,被人欺负转而又去欺负他人,是一个没有社会主义政治觉悟的阿Q。宋一方面是封建主义的残余,在知识分子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双重逼视之下必然面目全非,因为他不是受“四人帮”污染的但有纯洁社会主义信仰的团支部书记谢慧敏,也不是有小资产阶级倾向的知识分子后代石红,后两者都是能够代表历史的进步方向的,是与时代政治诉求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宋的形象一定意义上是“四人帮”丑恶嘴脸的显像,在特殊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文学的无差别的人道主义同情不能不让步于更具权威性与真理性的政治诉求。这里正显现出伤痕文学的一个重要逻辑:对个人的精神创伤的关注是要让步于现代化进程之伤的。

进一步说,宋精神上的伤痕是未从主体性的层面上得到展现,宋不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主体意识的人出现,而是作为一个影射现代化进程之伤的符号出现的。文本中救救孩子的呼声是以一种对历史政治的依附性与肯定性为前提的,这种肯定性的信心实质上来自当时的政治规约,如果说鲁迅对真的人的呼唤是对权威观念下主体生命力的萎缩表示痛惜,那么,这里文本呼唤的真的人是一个政治工具性的人,而宋的个人伤痕就主要被叙述为偏离了这个真的人的标准。而随着政治伦理的断裂,新的政治环境中,个人也是可以理所应当被重新塑造的。这种逻辑在谢慧敏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她的自我的身份认同以及实践意识完全是来自党的文件社论,完全是一个他律的个体,但在叙事人口中,这不是伤痕所在,相反这是谢的可爱之处,正是她的单纯朴素保证了其社会主义信仰纯粹性,这也导致叙事人对谢的“愚昧无知”采取了温和态度,对其真挚的阶级情感表达了赞赏与认可。谢的伤痕在于被政治投机分子误导,接受了错误的政治思想引导,所以当“四人帮”被打倒,政治意识形态的即刻断裂也要求谢慧敏个人价值体系的即刻断裂,这就是人的主体性完全丧失的一种极端情况,这正是反思立场观照之下,“单纯的愚昧者”的悲哀之处。

那么,当叙事人有意将人性之伤冷漠化处理并置换为现代化进程之伤,高呼为社会主义理想奋斗、沉醉于民族国家光明前景的憧憬之时,展现出的不正是用非人性的话语建构来弥合人性之伤的虚妄企图吗?所以,当伤痕主人公们热情满怀地投入现代化建设之时,当王晓华离开母亲的病榻望着城市的灯火激情澎湃之时,当梁遐忘却伤痛说“我要承担责任了”之时,当柳青血迹淡化在天安门广场激昂的歌声中时,当宋宝琦被恶毒地刻画为一个非人形象,叙事人却呐喊救救孩子之时,伤痕并没有消失与终止,而是被隐匿、压抑,一种更大的伤痕与悲哀恰恰在此时显现。在这种视角之下,被解构的不仅仅是政治话语,更是那些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人文建构,视角的反转让两种人文观念之间的巨大张力显现,我们将会看到小说人物包括叙事人在内的整体的一种精神现象之创伤:对人性认知的迷失,对人的异化状态的赞美与陶醉。今天看来,这无疑是一种更大的伤痕。

“中国的现代性文学,是为中国特殊的现代性的历史规划推上了特殊的历史之路,并不是说中国文学天然就应该是宏大雄伟博大精深的”[5],或许只有将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一个更宏观的历史(文学史)背景之中考察,才能发现真正的“伤痕”所在。

我们的传统文化浸淫之中的文学也不无超越功利性的高度艺术化的作品,但是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我们的文化、文学也被迫支离破碎。五四文学在源头上也是多脉并涌的,而后随着政治格局的调整,大陆多流合一,而港澳台以及海外华文文学一定程度上正是接续了五四多源流的文学传统,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结出果实。有论者将王国维的文艺思想视为20世纪文学多源流之中重要的一脉,“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贵而无与于当世之用者,哲学与美术是已”,“余谓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今数年之文学,亦不重文学自己的价值,而唯视为政治教育之手段”。的确,“王国维是最早从纯文学层面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的”[6],而王国维的自杀则仿佛一个象征。五四时期,周作人视文学为健康社会不可缺少的个人精神生活空间,“即使如别人所说个人果真应报社会的恩,我也相信已经报答了,因为社会不但需要果蔬与药材,却也一样迫切地需要蔷薇与地丁——如有蔑视这些的社会,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体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社会,我们没有去顾视他的必要”,“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我所说的蔷薇、地丁的种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种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种花志在卖钱,真种花者以种花为其生活”[7]。这是一种化世俗万象于无,刹那间亦能见永恒的艺术化的思维方式,文学就是你自己的园地,能够指引你,如吃茶饮酒一般,“苦中作乐”,“于不完全的现世感受到美与和谐”。女性作家社会身份的边缘特质,使得女性作家的思想气质与文学的审美空间具有天然亲和力。五四时期女作家冰心在讨论何为真的文学时也曾指出,“能表现自己的文学,就是‘真’的文学”,“文学家!你要创造真的文学么?请努力的发挥个性,表现自己”[8]。可冰心又在诗集《春水》中说:“他的周围只有‘光’和‘爱’/人们举着‘需要’的旗子/逼他写‘血’与‘泪’/他只得欲笑的哭了”,“真”的文学在具体历史境遇中的困难境遇由此可见,但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能够穿透历史的义正言辞而愈显可贵。除了冰心,张爱玲与萧红的文学形象流变可以说是典型例证。半个世纪以后,汪曾祺的这段论述留下了文学观念艰难恢复的历史印记,“应该承认苦瓜也是一道菜,谁也不能把苦从五味里开除出去,我希望评论家、作家——特别是老作家,口味要杂一点,不要偏食,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9]。时过境迁,与周作人相比,多了些自我辩护的小心翼翼,少了些自我沉醉的浅吟低唱,其间的历史曲折难以言明,就如同沈从文的痴言呓语。

陈思和在论述中国现代文学起源时,也曾指出五四新文学由两个重要的传统开启:启蒙的文学与文学的启蒙[10]。当启蒙的文学没有一个坚实独立的知识分子话语体系支撑,启蒙的文学向革命文学的转化就顺理成章,或者说启蒙的文学从一开始就与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代性课题同谋,只有超越启蒙,知识分子主体的话语体系才有可能建立。而文学的启蒙正是站在超越性的立场之上,站在启蒙的文学的对立面,站到现代性的对立面,追求人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当我们今天以历史的旁观者的角度,再次回顾那段文学史之时,在那样的历史语境之中,虽然说仍然迷雾重重,但是文学的启蒙者们的努力则无疑是愈发显得珍贵,尤其是对于知识分子以及文学的主体性建构而言。无论是周作人、鲁迅还是沈从文,他们都是从启蒙的文学出发进而超越了启蒙的文学,始终以一个文学家的洞察力,关注人的现代性问题,抵达审美的现代性层面,虽殊途但同归。但无疑他们在我们的历史中都遭受了悲剧的历史命运,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或者被历史曲解,得不到公正的历史评价。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整个20世纪乃至于今天都处于一种被动的现代性困境之中,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探索,我们对现代性的渴望从来都是如此迫切。

纵观整个20世纪文学史,审美现代性的追求一直是作为一种负面的消极的文化力被评价对待,知识分子的话语体系也一直受到现代性话语以及政治话语的挟持压制,很多时候甚至不是单方向的入侵而是热情的互动,最终现代性、政治实验、知识分子立场三者形成一种诉求方向高度一致的紧密结构。首先,现代性处于结构的顶端,具有神圣性,作为一种舶来的文化逻辑,除旧求新,发展断裂是它最大的特征,它本身似乎无须证伪,对现代性的渴求几乎成为一种对新宗教的信仰,成为祛魅之后的唯一神话。其次,政治实验具有极权性以及激进性,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内在的超越论终结论思想,挑战世界文明危机的勇气,都在现代性的神圣外衣之下获得了最大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再次,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种软弱性不应与民族性、国民性概念混同,属于人性范畴,这是在一个文化觉醒期的人的普遍处境,如同文艺复兴时期的哈姆雷特。这种软弱性直接导致启蒙走向激进主义,因为启蒙自身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更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方式,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的诉求则成为知识分子安放自我的新宗教。当新的救赎方式出现,必然启蒙就走向了革命,所以说无产阶级革命内在的超越论终结论思想正是现代性逻辑的体现,而知识分子在革命之中体现出的理想主义的激情也正与启蒙激情有内在的一致性。当然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选择也不尽一致,但无疑都是落败者。这种诉求方向高度一致紧密结构正反映出我们对于现代性的急切渴求,可最终导致的却是“人”的窒息,在现代性的逻辑之下,人被物化为启蒙对象或者改造对象,成为服务于现代化进程的傀儡,人的心灵之伤、人性之伤也成为影射现代化进程之伤的符号,这也正是伤痕文学之所以缺少人情味成为一种文化的反讽现象的原因。

亲历者和反思者对伤痕文学的评价,在今天,其实已经没有本质的分歧,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的对话,不再具有二元对立式的冲突性,而是分别构成多元价值观念中的一极,这恰恰是启蒙意识深入发展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思潮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相比,有更宏阔纵深的历史视野和更加从容的历史环境,不仅仅包含着对“文革”的反思,也拥有对启蒙自身激进性的反思,所以从80年代中期文化热、寻根文学、主体性的讨论等文化现象,一直到21世纪以来对红色经典、传统文化的重新评价,都不仅仅是学术界策略性的内转,也是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使然。以对革命历史小说的重评为例,有两种有益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一种是从后殖民主义式的文化重建思路入手,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在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对抗的过程中,彰显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意识;一种是从“道德形而上”[11]的层面观照,使革命者的崇高追求,在一个全面祛魅的精神荒原之上,焕发出新的审美生机。这些看似反启蒙的思路其实都不是反对启蒙本身,都是从反思的立场,对抗现代性对主体性的压迫,使得我们获得一个更加从容地迈向现代化的姿态。

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天我们越来越能达成共识,对于文学,我们更关注文学的审美属性,因为文学的审美空间里保存着我们民族的审美积淀,保存着悠久华夏文明的鲜活生动的生命力。无论如何定义文学性,以情感想象的方式展示富有差异性的生命之美,关怀他者、关怀人性,应该是今天我们所期待的文学创作的出发点,这也是我们从经典文学资源中获得的衡量尺度。而伤痕文学对人采取高度概念化的处理方式,将人物傀儡化、工具化,把人物心灵之伤处理成影射现代化之伤的符号,最终呈现为一种“伤过无痕”的叙事模式以及用反人性的话语建构弥合人性之伤的企图,从而使得伤痕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显现出一种更大的精神现象之伤。在此,伤痕文学在其所表达的伤痕的内涵上获得了最大丰富,作为名不副实的存在,既显示出其内在蕴含个性解放的新启蒙冲动,又不得不被历史的惯性阉割,指向现代化进程之伤,伤痕的意指发生混乱冲突,从而使伤痕文学文本可能蕴含的文化张力最大化,当然,是我们对伤痕文学命名的“曲解”,使伤痕文学成为一个契机,一个检视文化(文学)之伤的契机。

历史是合逻辑的,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工具是文学在特殊时期必然的历史担当,某种意义来说,是文学的荣耀,但如果历史的包袱过重,我们也的确有成为“历史的心理奴隶”[12]的危险,这是今天我们也需要反思与警惕的。

[1] 徐英春.倾听历史的回音——革命历史小说与新历史小说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10-11.

[2] 吴亮,李陀,杨庆祥.八十年代的先锋文学和先锋批评[J].南方文坛,2008,(6):69-77.

[3] 张福贵,陶东风.对话:“知青文学的前世今生”[J].文艺争鸣,2019,(1):18-28.

[4] 李敬泽.1976年后的短篇小说:脉络辨——《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2000·短篇小说卷》导言[J].南方文坛, 2009,(5):46-51.

[5] 陈晓明.现代性的幻象——当代理论与文学的隐秘转向[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229.

[6] 黄万华.中国现当代文学[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7.

[7]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选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7:63-64.

[8] 冰心.冰心全集:卷一[M].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213-214.

[9] 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四(散文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58.

[10] 陈思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两种传统[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4):34-53.

[11] 张光芒.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J].当代作家评论,2002,(3):123-133.

[12] 梁晓声.郁闷的中国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11.

Divergence Between Affirmation and Deconstruction:On "Trauma Literature"

YAO Yuan-biao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In the eyes of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d it, trauma literature inherits the lofty political pursuit of revolutionary historical novels and affirms the reality of idealism. At that time, the trauma mainly appeared in the form of national injury. In the eyes of those who have reflected it, political concern inevitably degenerates into an ironic narrative. The real trauma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individual becomes a symbol reflecting the injury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re are literatures of different era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iews reflect the varia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 In the passive modernity dilemma of the 20th century, literature inevitably bears a deep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But in the current cultural context, their differences are becoming smaller and smaller. They are trying to obtain useful aesthetic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from history and looking forward to the emergence of great works.

trauma literature; literary concept; political concern; modernity; aesthetic modernity

I207.4

A

1009-9115(2020)02-0035-06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2.007

2019-05-09

2019-09-18

姚元彪(1994-),男,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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