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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写作的现实主义维度与价值立场

2020-01-09姜汉西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2期
关键词:现实主义虚构文学

姜汉西

文学研究

“非虚构”写作的现实主义维度与价值立场

姜汉西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非虚构”写作于2010年经《人民文学》助推和引介,以一种否定性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对传统文学的写作方法和价值立场形成了巨大的冲击。“非虚构”写作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从传统现实主义写作到“非虚构”写作,不仅仅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学生产方式的承续,更是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作家与社会和人生的对话,然而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完全对立的状态,而是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正是由此现实主义写作的研究视域被进一步放大,在不断对现实主义当代流变的追溯中进而扩展到当下的大散文化写作,真正梳理出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因与外因,从而引导当代文学朝着一个更加积极、健康的方向不断前进,不断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非虚构”写作;现实主义;价值立场

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手法和批评手段从未缺席于文学发生和发展的重要节点,只是在不同时期和地域里具体形式的呈现和思想内蕴表达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差异,但其最为核心的灵魂即现实主义品格和精神是始终如一的,因此对于现实主义的追问和思考本身就是对文学流变及其规律的探索,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抓住了现实主义这根主线也就理清了文学发展的路径。无论是从古希腊亚氏的“摹仿说”出发,还是从中国古代的史传传统来看,现实主义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厚重感,这份厚重感是长久以来历史和文化不断积淀的结果,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本身不断进行自我更新和嬗变的结果。开放性和包容性一直都是现实主义不断焕发新的生机的源泉所在,也正是如此,现实主义始终是一个内涵和外延始终没有被明确的概念,所以在众多的批评文章中,现实主义尽管被广泛提及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将其阐释得清楚和明白,但这并没有阻挡住作家、批评家们探索和前进的步伐,反而因为其不确定性生发出更为广阔的写作场域和批评视角,展示出其作为一种方法与理论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现实主义写作早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已有和正在出版的相关论著铺天盖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从一个当下的角度和立场对其进行透视和观照从而实现新的意义和价值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非虚构”写作在当代文坛早已经是一个创作和理论热点,与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相比有着属于自己的鲜明特征,尤其是那种对原生态生活真相的呈现和追求,极具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的特点。从传统现实主义写作到“非虚构”写作所立足的正是两种理念之间的差异,进而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两者异同关系的梳理中把握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以及文学环境和文化市场等相关因素在文学书写方式变革过程中的影响。但无论是传统现实主义写作还是“非虚构”写作,都只是一种理念,而要将研究真正深入下去必须落实为具体的文本批评,才不至于在空对空的思维区间内徘徊往复甚至停滞不前。作为当代“南阳作家群”中代表性人物的周大新,自1979年3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前方来信》以来,在40年的创作生涯里一直以一种人道主义视角去打量和思考生活于乡村和都市中的人以及发生在这群人身上的事,他的笔下氤氲着一股强烈的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无论是行文的话语的组织还是具体情节的设计,都流露出传统现实主义写作的深刻影响的痕迹。同为南阳藉作家的梁鸿,其身份首先是学者,一直致力于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的研究,“梁庄”系列开启了她文学创作的新篇章。一定意义上梁鸿和周大新在代际上正好形成了一种递接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可以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文学写作潮流。通过对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文学写作的发展与流变的考察以及两个人的创作以及相关的批评和接受研究,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当代文学自新时期以来的发展路径,进而把握当下文学创作的发展规律,真正发掘出文学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体制机制和市场改革上着力,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朝着更加健康、合理、有序的方向不断向前,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进而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改革发展的故事,传播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声音。

一、作为“复数”状态的现实主义批评

现实主义在当代早已经超出了一般的理论范畴,在众多的典籍和史书中所能窥见的也只是现实主义在长久以来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吉光片羽,却难以达到真正把握这样一个包罗万象的复杂意义生成体的目的。现实主义以其巨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将中国文学甚至是世界文学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峰,在几百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沿革中,随着社会生态和文化环境的变化,现实主义本身也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因此试图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和思路去界定现实主义的做法本身就带有一些荒诞性,同时也注定是一场徒劳,正如柳鸣九先生所言:“即使是经典的现实主义定义,也只能适用于某个时代,也就是说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永恒的现实主义定义。道理很简单,世界是在不断发展的,现实是在不断变化的,人们思考和反映现实的方式自然也要不断地更新。”[1]因此,无论是在欧美文学界,还是在国内文坛,现实主义的变种始终没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更多的时候是以另一种具体的形式在影响和支配着属于不同时代特定语境下的写作和表达,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带有一种衍生性,其最本质的核心部分是永恒的,但是包裹在这个永恒的灵魂之外的却是一种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躯壳。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常常本能地趋向于寻求某种外在的支撑,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新形式、新组合,从而呈现为一种“复数”状态——在西方有:“摹仿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虚幻现实主义”“怪诞现实主义”“反讽现实主义”“理想现实主义”“朴素现实主义”“传奇现实主义”“乐观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一而足[2]。而在中国这种现实主义的复数状态则更为明显,从较早的《诗经》和《离骚》中就可以看出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意义,唐朝以杜甫、白居易等人为首的诗人群体再一次将现实主义文学所内蕴的精神与品格发挥到了极致。晚清到民国时期,东方帝国天朝盛世的釉彩虽未剥落殆尽,但其王霸之气已荡然无存,衰败之象处处可见,随着内忧外患愈演愈烈,国家政局动荡不安,魏源和柳亚子等人大胆剖析时弊,社会变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整个近代文学的演变和社会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真正和西方文化语境下的现实主义接轨,应该是中国新文学的出现,自20世纪初期现代文学诞生以来,无论是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还是茅盾的“社会剖析派小说”以及曹禺、田汉的戏剧创作,都紧紧围绕着民众的启蒙和社会的解放主题,表现出作家积极干预现实的努力。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红色经典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尽管在真实性原则下颇受争议,但同样有着现实主义精神的延续。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新写实小说”和“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创作热潮的出现更是直接彰显出现实主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尽管现实主义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是一种复数状态的呈现,对于研究者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如果想要真正把握现实主义也并不是无章可循,从现实主义诸种复数状态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其内在的精神谱系是一致的,那就是“现实主义文学往往产生于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背景和理性主义的思想背景,因而具有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3]。联系杜甫“三吏”“三别”的创作与“安史之乱”的背景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之时所发出的启蒙与救亡的时代呼声,再结合周大新的相关访谈和梁鸿的报告与演讲,不难发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盛衰与社会矛盾之间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正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对立成就了现实主义文学极高的艺术造诣,才有了它如今在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力。但是在社会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创作主体往往会因为个体自身的心理情绪而对自己的情感不加节制,从而脱离现实主义的内在精神诉求,落入“伪现实主义”或者“亚现实主义”写作的圈套与窠臼,所以社会因素和个体因素两者在现实主义品格的延续中扮演着同等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是现实主义“一体之两翼”,缺一而不可。“社会批判性”和“意识形态特征”是现实主义与生俱来的最为鲜明的立场与方向,正是有赖于此,作家的责任意识与担当情怀才得以凸显,民众的启蒙和教化才得以实现,现实主义文学的生命力才有了保障。因此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不能仅仅将其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或者是文学流派,“它是一面旗帜,在这面旗帜下汇集着绝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当代小说家,这一点似乎是不容置疑的。正是现实世界吸引着当代小说家,他们都竭尽全力创造着‘现实’”[4]。从一个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提炼出文学的现实,本身就考验着一个作家创造“现实”的能力,同时也涉及一个文学叙事的权力问题,如韦勒克所指出的那样:“没有完全属于中性‘事实’的材料。材料的取舍,更显示出对价值的判断。”[5]这种叙事权力贯穿于文学书写的整个过程,同时也影响和引领着读者的接受,彰显着作家的主体性以及创造性。相对于周大新的小说创作而言,梁鸿所追求“非虚构”写作更加注重材料的“原生态”展示,但是这种“原生态”已经不再是原汁原味,而是过滤和加工后的结果,或者说是被文学化的产物。现实主义文学所表现的现实基于创作主体的生存经验,在信息的接收与问题的思考中必然带有作家自己的身份立场和情感态度,但是这种主观性色彩的融入,非但没有损害现实主义的精神肌体,反而将现实主义文学这一审美对象装扮得更加绚丽多彩,同时也强化了现实主义的“复数”内涵,使得这一概念具备了更多的阐释空间。

现实主义批评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其中既有现实主义文学批评,也有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但是文学和理论从来就不是完全孤立的状态,两者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互动机制,有时候是先有相关的理论批评,然后再有按照这样的理论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但更多时候,还是先有的文学思潮或者文学现象,然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后,相关的理论批评才随之而起。在对现实主义追根溯源的时候,会发现在这样一个创作原则或者说是理论方法指导下进行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实在是太多,而且这种理论在一步步发展,一步步走向经典化,理论和文学作品早已紧紧黏合在一起。纵观世界文学的发展,从一种历时性的角度我们可以根据已有的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发展史梳理出现实主义一个大概的路径,尽管这个概括还不够准确,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还是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现实主义大致经历了古典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几个发展阶段。当然这种划分所依据的是一种世界文学发展的宏观视角,如果要对某一个特定区域和民族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批评进行研究,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形态更多样,形式也更为复杂,因而“复数”状态是对当下现实主义最好的形容与概括,但是这样一个内蕴丰富的“复数”,同时也遮蔽了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厚重感,而且宏观层面的概括也无法真正深入到研究对象的中枢,无论是对文学批评来说还是理论批评而言,这种泛泛而谈的研究早已经没有了太多的意义,前人走过的路上已经留下了太多的足迹,方向的转变才是当务之急。这也就提醒了我们今天的研究者必须要静下心来,选择合适的研究对象,同时将研究对象进一步细化,从而真正达到小中见大之目的。

二、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的复归与深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生活场域中,现实主义的发展和演变有极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土壤和复杂多元的社会环境作支撑,因而在当代文学不断发展的几十年里,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一直在文坛占据着重要位置,从最初文学与意识形态的联姻而出现的红色经典,到“文革”后期“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的兴起,再到市场经济下“先锋文学”的转向和“改革文学”的甚嚣尘上,以及“新写实小说”“新历史小说”“寻根文学”和私人化写作的出现,几十年的发展历程里,文学思潮此起彼伏却始终没有断绝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正视现实和反映现实一直是当代作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当代作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其次,从五四时期的“为人生而艺术”,到二三十年代的启蒙与救亡主题,再到七八十年代“伤痕”与“反思”的更替,以及八九十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人文精神大讨论”和21世纪以来的“非虚构”写作,可以看出“现实主义文学是以一种与时俱进的审美态势来保持与社会生活的同构,它在继承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不断吸纳其他创作方法的优长,用以强壮和丰富自身,体现出开放多元的发展态势和勃勃生机”[6],这也是现实主义一次次从困境和低谷中突围与崛起的关键所在。除了作家群体对于写作立场的坚守和现实主义自身的开放与多元外,政治因素也是现实主义文学能够永葆生命力的关键一环,尤其体现在十七年文学的创作中,由于当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政策方针的导向和影响,那一时期所创造出来的一大批文本大都带有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叙事本身也往往存在为政治代言、为革命的合法性佐证之嫌,于是一部分批评家开始以纯文学的方法论对十七年文学的历史成就予以否定,“以那些作品偏离当时意识形态的程度来确定其文学价值”[7],坚持“政治性强艺术性就弱”的逻辑思维,认为政治的介入阻碍了文学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性表达,可这一点正如武新军教授所发问和质疑的那样:“究竟存不存在完全与政治绝缘的文学?即便存在,这种文学是否就一定是好的文学?文学与政治联姻,是否就一定会损伤文学的审美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否只能是一种压抑与被压抑的关系?远离政治的所谓私人化、躯体化写作,是不是就一定比政治性的写作高明?”[8]在某个层面上来讲,现实主义所内蕴的干预与介入精神,注定了其与政治的不解之缘,同时“由于现实主义与主流文学的长时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文学意义的,更是政治意义的,这决定着在新世纪文坛现实主义尽管多受冲击与拆解,它的文坛地位仍具有不可忽视的象征性。现实主义对于主流文学的举足轻重的构成性,使得对于它的冲击与解构一直是很有限的”[9]。可以说现实主义文学这棵生命之树在经历各种浪潮与风波之后依然能够绽放出最为引人注目的花朵,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品格,这种品格所指向的不仅仅是创作主体的使命与责任,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层面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其受众是全体国民,而且能够在整个社会和时代语境下发挥其引领与反馈的双向价值。然而在新时期的文学发展中,依然无法忽视现实主义文学所遭受的冲击,这种冲击虽然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现实主义的权威,但是反过来又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在叙事结构和叙事话语上的转变。

在当代文学中对于新时期的界定,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个争议主要围绕着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展开,有人以“四人帮”的粉碎和“文革”的结束作为起点,有人以刘心武《班主任》的发表作为新文学的发轫,也有人提出:“作为残缺的‘新文学’,‘新时期文学’不像‘五四文学’一样在‘形式’(语言与结构)与‘内容’(题材与思想)两个方面同时展现出新的特点,……也正是在‘形式’的意义上,在80年代乃至于在今天,都有学者认为‘新时期文学’是无效的概念,是以往文学程式的苟延残喘,真正有意义的‘起源’始于1985,开启于以先锋文学为代表的‘新小说’。”[10]也有人从“新时期总任务”和“现代化想象”的角度出发,认为“天安门诗歌运动”拉开了新时期文学的大幕……总之关于新时期文学起源的各种论点不一而足,都有着自己的合理性,同时也都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纰漏。目前从文学史的建构来看,历史意义上的“新时期”和文学意义上的新时期两者之间并不是一种同步的关系,前者以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为界限,而后者则是周扬在1979年10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所做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中首先提出来的,学界普遍接受的还是以“伤痕文学”的出现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开端,而有意思的是“伤痕文学”同时也开启了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复归之路,复归只是现实主义文学重新焕发生机的开始,正如聂茂在《新时期三次现实文学的意义之境》中对新时期现实文学进行考察时所概括的那样:“从伤痕文学的饥饿叙事、新写实小说的尴尬写真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舍小我为大我’,中国新时期三次颇有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暴露出来的‘美学问题’充分表明第三世界文学的野性生命力。”[11]在进入当代文学话语场域时,继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浪潮之后,现实主义文学所天然内蕴的真实性被广泛质疑,尤其是“两结合”“三突出”等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规训色彩的原则与方针不断被奉为指导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圭臬”,这种人为地极端介入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艺术生产规律,创作的模式化问题越来越突出,以致后来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面临着来自创作主体以及读者的双重危机。在“文革”结束之后,举国上下“拨乱反正”成为一种最为紧迫的现实使命,“伤痕文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出,对由“文革”所造成的个体以及民族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进行揭露与控诉,一时间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成了街谈巷议的焦点,在广大读者中间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这个阶段文学的取材和主题,主要指向社会——政治层面,并大多具有社会——政治干预的性质。文学承担了政治预言与动员任务,扮演触及思想理论和文学‘禁区’的先驱者角色,与公众的生活情感建立紧密关系”[12]。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重新恢复了对人性、人情、人的价值尊严的正面书写,同时也引发了整个社会对被压抑已久的创伤进行倾诉的欲望,但这种意义更多还是体现为思想上引领,现实主义文学在范式和体例上均没有太多的进步与建树。

1985年是80年代文学甚至是整个20世纪文学走向新的阶段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经历了“伤痕”与“反思”之后,受制于意识形态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艺术上不可忽视的缺陷的影响,作家的创作和读者的接受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向,“先锋小说”以其艺术上的前卫性和思想观念的反叛性迅速攫取了“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资源。“先锋”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概念,它首先指向的是一种精神,核心内涵是创新,表现为“强烈的战斗意识,对不顺从的颂扬,勇往直前的探索,以及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对于时间与内在性必然战胜传统的坚定信念”[13]。马原以其对博尔赫斯小说技巧的转借与挪用,通过《拉萨河的女神》《冈底斯的诱惑》等作品大放异彩,成为那一时期文学批评和讨论的热点。然而这场带有试验性质的文学写作热潮很快就因为其过分的形式追求而导致艺术上“形式的疲惫”,尤其是取得了最初的反叛效果后,原有的先锋性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先锋小说”慢慢褪去了光鲜亮丽的油彩。与此同时一种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或生存本相,在价值取向、叙事风格与审美趣味方面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特别是革命现实主义小说的“新写实小说”开始出现,雷达先生较早地关注到这一文学现象,将其描述为现实主义的“回归”[14],“原生态”是这一类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典型的美学和哲学特征。由此我们也将其与21世纪初期出现的“非虚构”写作直接联系了起来,“两者在呈现中国社会底层最为普通的劳动者生存面貌上具有内在的契合与统一,同时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消解生活的诗意,拒绝乌托邦,将灰色、沉重的‘日常生活’推到了时代的前面”[15]的目的与追求,可是“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写作运动或一股思想,在后期走向了一种越来越窄化的道路,对现实生活的提炼与把握能力不足,在市场经济影响下世俗欲望不断得到彰显,“新写实小说”也慢慢跌下昔日文学的神坛。进入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整个社会的生态都在经历一番伤筋动骨之变革,文学在国民生活中的地位不断被边缘化,生存的空间不断被挤压,《人民文学》《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物为了进一步强化自身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重新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欲望,推出了一系列反映现实生活中工厂发展遇到的瓶颈以及改制的迫切性,关注时下工人和农民生存困境的作品,不同于“新写实小说”中对于苦难的接受与认同中所秉持的消极心理,这一思潮下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深刻的反思意味和积极的“介入”努力,因此有学者在论述90年代的发展状况时指出:“1990年代的中国文坛,‘现实主义’逐渐回到创作和批评的中心位置,‘现实主义冲击波’概念的出现和流行是新一轮现实主义实践达到高峰的标志。”[16]对此雷达先生则欣慰地感慨:“人们对于中国的现实问题的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落以后又一次空前高涨。”[17]继“现实主义冲击波”,21世纪的大门已经打开,文学书写也再一次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理论界较早提出了“重返现实主义思潮”,为此展开了一系列讨论,文学书写在此影响下慢慢也发生了一些转向,同时随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农民进城成了一种社会性的群体大迁移,“底层文学”渐渐风生水起,尽管“底层文学”的概念一直围绕着是由底层所写还是写底层这两个维度而引发争论,但不可否认的是一系列极具现实意义和人文精神的作品正是出现在这一时期,并引发了人们热烈的讨论,这种写作立场一直延续到了2010年。《人民文学》先后推出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祝勇的《宝座》和梁鸿的“梁庄”系列,其他刊物如《钟山》等也相继组织刊发了同类型的文章,从而正式将中国当代“非虚构”写作的大旗树立起来。“非虚构”写作不仅仅从内容与情感上实现了对现实主义精神与品格的守护,同时在叙事方式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文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从新时期以来有关现实主义文学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现实主义文学的上述变化,体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突破意识……它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观念的变革与深化,另一方面也促使现实主义文学格局趋向丰富与多元”[6]。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直到21世纪,是中国文学发展极具复杂性与变幻性的时间跨度,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在后面的章节中,笔者将就这一时期文学的周边环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以及文学内在的自我嬗变作出更为翔实的分析。

三、“自我的生存实感”与“非虚构”的中国

新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与时代保持着一种高度的对话关系,究其原因主要还在于作家有着较为清醒的历史意识与当代意识,能够从一个生活的具象出发,挖掘出民族性与社会性的丰富意蕴。从而避免了对时代“常识”的平面化书写,进而以一种“陌生化”的方式进入到历史的深处,能够从一个较高的视角上去看待和思考问题,最重要的是这种思考带有着明显的“个人化”色彩,但又不完全是个人主义的张扬,而是带有一种对历史和现实的敬畏感,正如莫言自己所宣称“作为老百姓的写作”一样,写作本身对读者和作家的情感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一些震荡,“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在写作的时候,不会也不必去考虑这些问题。他在写作的时候,没有想到要用小说来揭露什么,来鞭挞什么,来提倡什么,来教化什么,因此他在写作的时候,就可以用一种平等的心态来对待小说中的人物。他不但不认为自己比读者高明,他也不认为自己比自己作品中的人物高明”[18]。因此,这里老百姓只是他在写作时所赖以支撑的一个身份和立场,作为作家的莫言本身并没有强调自身的代言角色,他有属于自己的写作原则和独立性,这是一个作家确认自我写作生命的最根本依据,也是将写作深刻化与历史化的最佳方式。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自我生存的实感”正是建立在作家创作的立场和态度之上,“‘自我的生存实感’强调作家进入历史语境的能力,作家以什么样的姿态、什么样的精神立场塑造、观察、理解他所描述的生活与其中的人物。……他既不是民众的代言人,也不是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他是他自己,以他自己的独立性去追寻、探究民族生活的奥秘及种种问题”[19]。正是从此出发,重新回顾新时期以来文学发展各个阶段的起起伏伏,我们发现,每次文学创作与接受的低谷其实都是源于作家“自我生存的实感”的缺失,当然文学发展受制于诸多因素,尤其是21世纪以来,这种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多,文学写作生态被大量外在因素所制约和侵蚀,文学作品普遍呈现出艺术性不高的状况,“造成这种写作态势每况愈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利益化的生活本身对作家精神深度的强制性伤害,而是作家面对多重利益的纠结与诱导,已越来越无法找回自我坚定的艺术信念和必要的自省能力”[20]。因此,对于作家“自我的生存实感”的呼唤与重提,其实正是在从创作者那里找寻文学内在的发展潜力与生机。在上一章节里,已经谈到了“重返现实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意义,之所以强调“重返”就在于当下的创作已经越来越远离现实主义最初的精神诉求,因而“重返”更多的是一种溯源,是一种梳理,是一种重建,按照传统的理论观点,“现实主义文学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特点:第一,宗旨是真实地再现社会现实;第二,核心理论是典型论,即力求解决文学人物的特殊性与一般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其历史性要求真实描述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这种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21],然而这种对现实主义的体认早已经脱节于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以及文学写作,不能够继续推动当下的文学创作迈向新的台阶,更不能在一个鲜活的文学场域中发挥其引领性的功用,因此新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迫切需要一个与之契合的理论范式,从而才能实现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时期的变革与发展。

2010年《人民文学》推出了“非虚构”栏目,其后诸多杂志期刊和高校相继组织了一系列的“非虚构”写作以及一些评奖活动,那积蓄已久的文学创作冲动被打开,无论是专业作家还是一线工人都参与到这场文学热潮之中,于是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在“非虚构”之名下,产出了《既贱且辱此一生》《中国在梁庄》《中国,少了一味药》《宝座》《羊道·牧场》《词典:南方工业生活》《瞻对: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拆楼记》等一系列文学精品,因此“当代文坛的非虚构写作已经成为一股备受瞩目的潮流与文学现象……如何对这一新的文学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如何面对非虚构写作在文类归属、文学性较低、伦理局限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以及探测它未来的发展方向与命运,却是摆在学术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22]。目前“非虚构”写作面临的最大争议在于这样一种写作的文学性的价值,不可否认“非虚构”写作借鉴了社会学、新闻学等其他学科的一些有价值的资源,然而这只体现为表达方式和切入角度等一些技术性层面上,从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中我们明显能够感受到作者在观察乡村以及追忆往昔时光时所抱有的情感上的眷恋与依归,尤其体现在对乡村风光的描写与乡土世界的想象上,这种情感的充斥与外在环境的描写,从一定意义上赋予了梁鸿“非虚构”写作的文学价值。另外从语言的运用来看,无论是《中国在梁庄》还是《出梁庄记》虽然强调的是一种“在场”,但字里行间已经不再是真正原生态的乡村土语,而是经过过滤与提炼后的一种文学化的语言。最后从文本中所传达出的生存智慧来看,在痛苦与希望的轮回中浮出历史地表的生存经验本身是带有人道主义色彩的,充满了人文关怀的,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其文学的内核与精神实质。在实现了为“非虚构”写作的文学属性正名的基础上,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一写作思潮的内在诉求做一番考辨,很显然“非虚构”本身就是以一种否定性的姿态横空出世的,对此梁鸿在《中国在梁庄》的“前言”部分专门谈及了自己写作的缘起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怀疑,我怀疑这种虚构的生活,与真实、与大地、与心灵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充满了羞耻之心,每天在讲台上高谈阔论,夜以继日地写着言不及义的文章,一切似乎都没有意义。在思维的最深处,总有个声音在不断提醒我自己:这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那种能够体现人的本质意义的生活,这一生活与我的心灵、与我深爱的故乡、与最广阔的现实越来越远。”[23]从梁鸿的这段话可以看出,“非虚构”写作所针对的正是当下文学的虚构性已经远离了生活,“这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作家失语的表现,也是文学创作失去活力后萎靡不振现状的凸显”[24],在没有了生活的给养之后,文学写作与批评都遭受了被质疑的危机,因而对现实主义的呼唤也就愈加迫切与着急。

“非虚构”写作的文学性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除此之外,在当代文坛“非虚构”写作还面临着另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即“非虚构”这个带有否定意义的概念中否定的程度有多大,我们知道在理论界,文学的虚构性早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常识,突然间就冒出来一个“非虚构”文学,势必会冲击到一大部分人的传统认知,而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前进的阻力,同时也是“非虚构”写作在争取自身写作的合法性的过程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其实“非虚构”这个命名本身并不构成对虚构文学的全盘否定,任何的生活进入到作家的思想再落实为笔下的文字,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异,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更是作家创造力的一种体现,“虚构”一定意义上是可以和想象力直接挂钩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代文学发展到21世纪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危机,如洪治纲先生所言:“(当下很多作家)既不愿走进浩瀚复杂的历史,也不愿投入到现实生存的焦点之中,所以他们的作品总是沉迷‘小我’,书写一些自身的生活感受和人性面貌。这种回应社会现实的无力感,书写历史命运的苍白感,已成为新世纪文学的一种显在问题。”[24]因而“非虚构”虽然从表面上来看是一个新概念,但解决的却是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老问题,无论是从西方的文学资源里还是上溯到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都能够找到其最初的模型,当然在多大程度上契合眼下的“非虚构”写作理念与方式就另当别论了。因此“非虚构”写作的提出首先直面的是新时代语境下文学书写与现实之间关联度不够紧密的问题,在和现实生活失去了应有的沟通与交流后,作家沉湎于“小我”的有限视域内历史感与生命感的缺失,文学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失语了,丧失了其基本的对话功能,“非虚构”写作正是对这样一种写作风气进行了否定和批评,试图打破文学生产机制的内在壁垒,从而为文坛注入新鲜血液;其次从“非虚构”写作的价值追求来看,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或者说是写作潮流并不完全排斥文学中的虚构性成分,“非虚构”写作和文学的非虚构性是两个不同意义的概念,在具体形式上也有着不同的指向。不破无以立,有破才有立,“非虚构”写作合法性的确立,正是在一种部分否定中不断开拓出自己的文学场域与言说空间,所以“非虚构”写作的命名本身也体现为一种叙事的策略,“非虚构写作的提出,显然是重新将文学带回现实的一次努力。以‘非虚构’开山立派,可以使写作者和提倡者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态势,是在特殊语境中的高度策略性的命名”[25]。从以上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非虚构”写作更像是一种手段和方法,然而其目的并不在于确立一种新的文学范式,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组织领导方式以及开宗立派的勇气和毅力,因此,“非虚构”写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挽文学大厦之将倾的权宜之计,是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由此延伸及彼时的过渡形式,当然这种过渡时间的长短则取决于诸多因素的规制。

四、结语

文学书写方式的变革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而每一种因素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因而文学在不同的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蕴,彰显出不同的文学特点和精神内涵。但从一定时期内的文学发展来看,从个体的创作到文学思潮甚至是文学流派的形成,总会有一根共同的主线在指引着文学的生产与创造,这种带有方向性的线索往往在批评场域中形成相应的理念和原则。现实主义正是这样一种有着深远历史影响的文学创作方法和批评理论,在多年的发展与积累中,今天的现实主义早已超出了其最初的旨归与追求,呈现出一种“复数”状态,无论是从文学作品还是从文学批评角度来看,这种“复数”状态都在一定程度上佐证着现实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种生命力的源泉就在于现实主义所具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和理论,而是紧紧跟随着时代的变迁,时刻保持着与生活的高度互动与对话。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变革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无论是创作主体、还是传媒、市场、读者都在这样一个变革中被重新定位。首先是作者创作的自主性得到了有效发挥,可是随着市场经济对文学市场的介入,读者的接受在文学生产的整个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于是作家在此情形之下就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是自由性保障了其写作空间,给予了其深入思考的余地,可以尽情去挖掘那些生活中真正有价值和艺术性的素材,从而提升作品的艺术性与感染力;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影响下读者拥有对作品质量的最终表决权,受众的水平和知识素养直接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的发挥,于是这一时期的作家开始分流,一部分继续进行着艺术性的追求,坚守着文人的本色,而一部分作家则将创作发展为牟利的资本,主动去迎合读者的阅读趣味,同时借助于传媒在市场上进行炒作营销,文学的式微呈现出一种不可逆的态势。“非虚构”写作是救治文学颓势的一味良方,无论是《人民文学》《收获》等杂志对理念的提出还是梁鸿等人的实践,所针对的都是当前文学所暴露出的“疑难杂症”。从近些年的“非虚构”写作来看,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唤起了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品格,引发了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参与到文学的生产与传播中去,然而“非虚构”写作也出现了不断被架空与借用的危险,尤其是当下这个自媒体时代,随着网络写作的兴起,一些水平不高的作者假借着“非虚构”的名义进行瞎编乱造,严重扰乱了市场的秩序与观众的视听。从一个长时期的文学发展来看,“非虚构”写作更像是一种现实主义文学的过渡形式,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再次崛起,这种文学形式势必会有一个更加合适的归宿,而那时候现实主义文学也将再次从“复数”状态生发另外一支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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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alistic Dimension and Value Standpoint of "Non-fiction" Writing

JIANG Han-x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Non-fiction” writing was promoted and introduced byin 2010 and appeared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with a negative attitude, which has formed a huge impact on the writing and value standpoint of traditional literature. “Non-fiction” writing has strong pertinence, from the traditional realism to “non-fiction” writing, which is not just a continuation of the diachronic mode of literary production, but also a conversation between writers and life and society under different backgrounds. However, there is not a completely opposite state between the two. There is a close inner link, because of which the realistic writing research horizon is amplified. With the trace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rheological and the expansion to the current big prosification writ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for literature development could be traced. Thus,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s guided to move forward in a more positive and healthy direction to tell Chinese stories and make Chinese voices heard on the world stage.

“Non-fiction” writing; realism; value standpoint

I206

A

1009-9115(2020)02-0026-09

10.3969/j.issn.1009-9115.2020.02.006

河南大学研究生“英才计划”项目(SYL18060107)

2019-06-25

2019-09-30

姜汉西(1993-),男,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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