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义群

（凯里学院，贵州凯里 556011）

2010 年以来石玉锡出版了《竹影》《高坡佬》《逃汉》《半边人》等四部长篇小说，另外还有两个中短篇小说集《金桂》和《仙琴》。他的小说写的全是他的家乡——一个叫高坝的地方的故事。这些故事既独立成篇，又前后相互衔接和呼应，既可以看作是作家对家乡高坝侗乡叙事的片段和散章，亦可以看作是一个村寨文学叙事的宏伟长卷。

从描写农民的精神创伤的犀利叙述看，石玉锡小说颇有几分“鲁迅风格”，其秉持良知从常识出发，深刻揭露“三农”问题，刻画了栩栩如生的农民形象，又有几分像赵树理。然而石玉锡的独特性是拥有一个极为深沉的精神层面：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家族宗法伦理，作为封建残余被扫除的传统习俗，长期潜隐在乡风民俗中的忠孝仁义“旧观念”，崇拜自然、不悖天理、注重亲情的生命哲学，在石玉锡小说中往往被视为善与美的呈现，这就使得乡土叙述呈现出一种既独立于五四启蒙，又与“破旧立新”相对立的革命伦理的倾向。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高坝农民的“保守”“狭隘”，未必就是“高坡佬”秉性，未必就是“国民劣根性”。

“国民性”是指文化在民族心理上的积淀，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表现出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的习惯态度、情感等比较稳定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的总和。是自然、社会、历史三维现实和民族文化影响下形成的多层次的统一体。因此，各民族的“国民性”是有差异的。石玉锡小说所透视出的侗族“国民性”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高坝侗家人古老朴素的天人之道和生命原乡

石玉锡小说“国民性”的形成原因主要在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封建中央王朝对黔东南苗族侗族地区实行羁縻制度，实行“民不入峒，蛮不出境”的规定。羁縻的要义就是将少数民族圈在其祖居地，不能随意迁徙，外界汉人也不能随意进入。因此，侗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都是自己管理自己，依靠村落社会的权威组织，凭款约管理社区。因而侗族的“国民性”具有原生性特点，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重视人伦亲情。费孝通在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时说，由于这个结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本形态的人情网络，“攀关系、讲交情”便是人际交往的特点。［1］高坝村以血亲族群为纽带，宗族人愈多愈有话语权，势单力薄者奈何不得。要改变现状只有靠联姻，向大宗族靠拢，以获得立足之地。像“赵家根基浅，浅到在村上还没有坟墓。”但他家有三个闺女如花似玉，可以以姻亲关系找到安身立命的关系网。在血亲家族内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无非是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兄弟有序，朋友相处言而有信等［2］39。血脉亲情至为重要。显恩15 岁就到地主家当长工，四弟显贵送到地主家私塾念书，学资由显恩的劳动支付。显贵知恩图报，把大哥的满崽当自己的崽来教，使他后来成为大学老师；二哥早死，显贵把二哥的崽玉常培养成小学教师。高坝村，血脉亲，打断骨头连着筋。

第二，自然崇拜。自然崇拜是原始社会的一种宗教信仰，因为生产力低下，原始人在大自然面前感到渺小无力，从而把日、月、水、火、风等自然现象视为灵异，顶礼膜拜，求其消灾降福。自然崇拜在高坝人的生活中表现为万物有灵与祖先崇拜。村上人把他们的生老病死、福祸吉凶、长寿短命、夫妻聚散、子女良莠，一切人情世故，一切与他们活在世间的全部事理，都与相应的鬼神关联着，并认为生活中的各种关煞法师都能化改。高庙是村上最大的土地庙。寨上凡有人病痛、家事不顺，都会提了供品及香纸去祭拜，祈求保佑。村子边有一片林子，叫虎林，身体单薄的明虹，要到山林去祭拜山神和土地公，再立一块碑安放在虎林山下，求土地神灵帮孩子系牢性命［3］。寡妇馁莲屋里凡有异响，她都认为是老伴江照来要吃的，都要为他烧几把纸钱，嘱咐他在阴间买用的和吃的［2］83。

第三，遵守款约。侗族历史上曾建立一种以地域为纽带的村与村、寨与寨之间的地方联盟——“款组织”，不同层次的“款组织”都订立有“款约法”，“款”本身就有“盟誓”和“条约”之意。“盟誓”指的是结盟和发誓，这是一种具有习惯法性质的法律约束形式。高坝人把款约称为古礼，大家务必自觉遵守。在高坝社会，生命的花朵一到春天就绽放，因为有“款约”的规范，爱情的洪水才不至于任意泛滥。《金桂》［4］中生林与金桂是一对恋人，男才女貌，十分般配。坤才是民兵连长，带民兵去学校搜查，亲自从生林老师的房间里，搜出一本红宝书，宝书扉页上的领袖像被打了一个巨大的叉。生林为此坐了十年牢。其间坤才夺走了生林的相好金桂。坤才以卑劣的手段夺人所爱的丑恶行径，高坝人都心知肚明，包括坤才的父亲。十年后生林从监狱放回来，扮着蒙面人，一棒将坤才毙命。这个蒙面人是谁，高坝人包括坤才的父亲都是清楚的，只是这一层纸没有被戳破而已。不是高坝人没有法制意识，高坝人按照传统的款约，坤才负生林在前，被报复在后，算是扯平了。生林与金桂又相爱在一起，并有了一个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只有金桂才知道是谁的。但在高坝人看来，他只能是坤才的遗腹子。这个男婴的出现给金桂的外婆家、爷爷奶奶家带来了吉祥，也给金桂带来了希望。生林考上师范，前途一片光明，但他没有忘记金桂和她的四个孩子。但按照“款约”，金桂不可能再嫁给生林，金桂在龙家属于祖母辈，“祖母”岂能下嫁给“孙子”？再说，金桂有儿女，不能再嫁，只能做“半边人”，否则会闹出人命。《金桂》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构建这个爱情故事的逻辑链是“款约”，离开了“款约”，它什么都不是。

第四，修阴积德。高坝人具有普遍的良好道德意识，即行善积德。江宗知道轮回因果，善恶推陈，祸福相依。自己断了香火，认为是前辈子造的罪，这辈子必须行善积德，把裁缝手艺传给残疾人荣祥。他崇尚“播下一粒善，广收万担福”［2］45。石天阳的老婆秀莲滚下山坡，肚里的胎儿丢了命，往后再也怀不上。在天阳看来，这是他前辈子修阴功还未修到头，于是他“修阴积德”，自觉无偿地修了三十年的路。高坝人生活中不管欠缺什么，都用一个东西弥补，那就是修阴积德，也就是积善，凡事讲良心，方便众人，不求回报，自求心安。

第五，重情重义。亲情、乡情、爱情，像一汪汪清泉，滋润着一代又一代高坝人。矮小的召社，女人跑了以后，既当爹又当娘，靠编竹来养活自己和女儿。村上人差不多都有召社编的竹器，对寨邻他的竹器几乎是卖一半，送一半。高坝人虽然穷，但看重的不是钱而是情义。［2］174《老杨梅树》中的春桂半残，村上没有姑娘看得上他，邻村瘸了一条腿的菊芝喜欢他。他俩常在老杨梅树下约会，六月十三日本来是菊芝的生日，他们约好这一天相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菊芝在赴约途中摔死。春桂有情有义，每到六月十三日都要到老杨梅树下去坐半天，并将精心编织的竹席在菊芝遇难地烧化祭奠［4］。《棉地》的庆吉和宜兰曾经相爱过，那块棉花地见证了他们的爱情。虽然他俩的爱情树未结果，且庆吉一直独身。晚年庆吉在棉花地搭棚种树，死后以林抵工葬在棉地边，用他的灵魂永远守护棉地，永远守护那份纯真的爱情。［6］

第六，固守本分。高坝人固守本分，逆来顺受，生活卑微，勤俭劳苦，“开春栽树，入夏薅秧，秋里收谷，冬天烧炭，不愿歇息，直到老死”［2］17。他们很容易满足：只要有儿女，肚子能填饱，就是一个幸福的人。高坝人忠于家庭，有责任感和担当。娓奴残疾，“一个人养育一屋崽女”，在粮食困难时期，娓奴把崽屙出来的苞谷洗了吃，让苞谷化成奶水转喂给自己的崽［2］133。高坝人一颗心珍贵无比，这颗心本分，不做非分之想，不求非分之财，这固然有些保守，可叙述者对其“高坡佬”死脑筋的善意讽刺，也都包含了对其诚实、守信、率真品行的肯定。

二、高坝侗家人国民性的变化与提升

新中国成立后，主流文化对侗族文化有一定的影响，对侗族“国民性”的变化与提升起到了催化剂作用。

第一，留恋计划经济时代，面对市场经济忧心忡忡。高坝人经历了一系列的时代变迁，小说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写得较多的是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变迁。高坝青年一个个奔赴沿海寻找发财梦想。高坝农耕文明的静好岁月被打碎了，特别是老一辈的“高坡佬”对世事变化很不理解：高坝女人“古来走路不敢大步，说话不敢大声，如今变得嘻嘻哈哈，拍胸脯摇屁股，扬腋窝叉大腿，考老们笑道：‘世道要乱了，破货们都疯了’”［2］23。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号召向科学进军，村村办学校，孩子们就近上学；如今村村撤并学校，孩子们念书愈来愈远。高坝人留恋计划经济时代，对市场经济无法理解。

第二，社会已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但高坝人还生活在原生的“国民性”记忆里，“高坡佬”保家卫国的民族大义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不曾改变。丙生爷85 岁还砍柴，他的儿子牺牲在朝鲜，每有打仗的电影在村上放映，他的妻子总要难过好几天，这时丙生爷总要用家国情怀来宽慰她。［7］国家高于一切，为了国家什么都要隐忍，什么都能隐忍，什么都能奉献。国家修路要占显恩的木棚，他的几个儿子有借机敲国家一笔的心思，但显恩不这么想。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死的人堆积如山，谁是为了钱？都是为了国家。因此，他头一个答应征拆。欧德勇是烈属，后来烈属待遇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村上人个个为他家鸣不平，但欧德勇大学毕业，依然选择从军。在一些人眼里他们真是“傻卵高坡佬”［2］56。

第三，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高坝人的就业观悄然发生变化，或者读书找一份工作，或者学门手艺挣钱。于是高坝也走出了一批有作为的年轻人。比如玉山在大学当教师，欧德勇当了军官，彭明鉴做生意发了财。他们发财的发财，当官的当官，但不忘高坝，不忘乡亲，在古风犹存的乡村，高坝人之所以敬仰自己的子弟，是因为他们学业好、有本事、懂礼仪，是飘扬在高坝人心海上的一面道德旗帜。

第四，集资修建高坡亭。高坡亭是正气亭，用正气压邪气。“使年长的得宽心，年轻的有榜样”。通过高坡亭传承和彰显深重的乡土家国情怀和高坡佬精神。这些“高坡佬”性情天真、生活朴素、观念保守、为人善良。老一辈的“高坡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经营着传统的农业，因循守旧，安分守己，看不出有什么远大理想，但在国家存亡的生死关头，却往往能彰显民族大义。新一代的“高坡佬”虽然走下高坡，走进城市，但身体里流淌着的依然是“高坡佬”的血。他们能在市场经济大海中弄潮，他们坚守侗族传统文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求非分之财。高坝人宁可自己吃亏也不见钱眼开，不做不干净事，作者所推崇的正是朴素率真的“仁”和“义”。

小说也写到了幽暗的人性。比如《金桂》里的坤才，打着“备战练兵”的幌子，训练女民兵，干出男盗女娼的勾当。这些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人物。在小说中则往往是一笔带过，并不着意渲染。只是如实写出这类基层干部的猥琐与疯狂。小说更多细节所涉及的，仍然是侗家人的善良。显贵是个有个性的侗族汉子，他是高坝少有的有文化的农民。他快言快语，对各村小学的撤并很不以为然；对于老婆的唠叨，他义愤填膺，骂人刮毒：“你这个屙屎也要吹灰的麻皮。”［2］55话虽然说得粗鲁，但性格可爱，人物个性鲜活。

三、“高坡佬”性格与被批判的“国民性”的差异

贵州文艺理论家协会主席杜国景教授对石玉锡小说有如下评价：“石玉锡小说并不展示现代化进程与农耕传统的碰撞，也不是文明与愚昧的冲突，或乡村社会当前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比如年轻一代从乡村逃离，乡村文化的凋敝，乡村的空巢、留守等等，这些题材是当代比较主流的乡村叙事，而石玉锡的文学想象，却始终驰骋于乡村乌托邦，所有作品都是对诗意侗乡的执着寻找与挽留，这个特点，在当代作家中并不多见，而其文脉，却是从沈从文、废名、汪曾祺、林斤澜那里一路流淌下来的。”［8］

石玉锡小说涉及人性的方方面面，且十分敏感，比如“包办婚姻”“寡妇再嫁”等，这些故事似乎成为五四文学“国民性批判”谱系的当代个案，但其实不是。

《竹影》［9］写皮所村的彭祖代与欧氏翠柳只有杏花和杏枝两个女儿，狡猾的弟弟与弟媳儿子多，于是就想把三儿子过继给哥哥，以便谋得哥哥的那份家产。哥嫂对此心知肚明，他们的办法是从大舅家为二女儿杏枝招一个上门郎，以守住这份家业，未曾料到杏枝心里早已有了意中人。这样“老无所依”与“婚姻自由”形成了一对矛盾，而且十分尖锐。

“老无所依”的影子无时不影响着读者的思绪：西秋奶无儿无女，最后死在床上几天，无人知晓；图书馆馆长娶唐三妹为妻，也遇到“老无所依”的危机；玉文到乡下写生借宿在一位侗族老汉家，老汉与孙女相依为命，但无情的山火烧死了孙女玉兰，风烛残年的老汉将来养老靠谁？侗家人的家庭、婚姻、恋爱都离不开传统文化中的“礼”，因为侗家人最讲孝道，最强调做人要有情有义。看来小说强调的正是侗族质朴善良的个性，并非是令人生厌的“国民性”。

《半边人》［10］揭示了高坝女人的残缺人生。“半边人”是当地老百姓对寡妇的称呼。《半边人》写了三个寡妇。寨下老太98 岁，20 岁守寡，按侗族“古礼”未改嫁。王银妹60 岁，40 岁守寡，当时的习俗可以改嫁，但子女多，难以割舍，自己选择不改嫁。吴青女，20 余岁，丈夫死后，公开表示不做半边人，要改嫁。

在侗族社会，寡妇是弱势群体，寡妇的儿女是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如果父死娘嫁人，嗷嗷待哺的孩子怎么办？于是侗族习惯法规定，有儿女的半边人不能改嫁。寨下老太是一个标准的“半边人”，一辈子不曾改嫁。她命运悲苦，靠一人之力养大了一对儿女，女儿外嫁，儿子娶妻生子，但儿子媳妇先她而去，孙辈全是姑娘，都外嫁了。她辛苦一生，最后孑然一人。她恪守“半边人”的道德规范，赢得了全村人敬重，但她悲凄的命运，令全村人哀怜，并掬一捧同情之泪。她恪守传统道德，但并不要求别人也这样做。吴青女公开表示不做“半边人”，因为她生活的时代不一样，她经济独立，能打工挣钱养活儿子。她表示儿子养大后交给婆家。吴青女的人生选择既符合现代社会的法律规范，也符合侗族社会的习惯法，为世人所称道。

由此可知，寨下老太的悲剧不是五四“国民性批判”的逻辑使然，而是千百年侗族社会政治哲学思想制度作用的结果，作者不是要鞭挞这个“思想制度”，而是要让人感受到浓厚的乡情、亲情和爱情。石玉锡的小说，很少在价值论上体现进步论，都在追求实质意义上与传统侗族文化的契合。

石玉锡小说所塑造的高坡佬形象的性格，与时下的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当今社会人们削尖了脑袋也要与官员拉关系，以期得到帮助，但丙生爷耻于这样做。他人穷，地位低，命运落差大，从心理学角度看，不过是人类面对无法逃避的羞辱而产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其心理动机，恰是尊严。石玉锡用白描手法描写丙生爷“倔头倔脑”，但“批判”的色彩，远逊于替底层的农民鸣不平［5］。《高坡佬》中，国家修路要征拆显恩的木棚，国家这块唐僧肉谁不想吃一口？但显恩拒绝这样做。这些可爱的“高坡佬”固守着农业社会所形成的忠厚本分，不做非分之想，不求非分之财，把国家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固然有些保守，叙述者对其“死脑筋”的恭维却包含着对诚实、守信、率真品性的肯定。石玉锡始终坚守侗族传统文化，追寻人的内在精神价值，坚守古老的安贫乐道，以致形成一个与“国民性批判”话语明显对立的价值体系。石玉锡的文化价值是人道的、乡土的，而非功利的和现代性的。

石天阳修路的故事，如果从五四“国民性批判”的逻辑来判定价值，那是多么的“愚昧”，这种迷信简直就是妖魔“吃人”。各民族有各民族的文化逻辑，原生宗教对人的心灵控制和戕害，但对于侗家人是一种精神安慰，“人需要精神的慰藉，要求调剂情绪，寄托对生活的美好期盼，满足心理的需求，特别是面对生活的逆境与困难，人们都需要得到精神的抚慰。而原生宗教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长期扮演着这样的角色［11］。因此，侗族传统文化不仅不“吃人”，相反还是人们心灵的抚慰剂。

综上所述，石玉锡的小说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高坡佬”形象，彰显了侗家人深重的乡土家国情怀。乡土文化所保留的民族伦理和生活习俗，民间道德所蕴含的某种价值观念，在一些时候，不但不是应该批判的“国民劣根性”，相反蕴含了超功利的自然天道与人间温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民族文化传统进行体认而非批判，贯穿了石玉锡小说创作的始终，石玉锡小说永远萦系于怀的就是念兹在兹的生命原乡和渐行渐远的精神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