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 漾

（湖南图书馆 长沙 410011）

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时公共图书馆苦于经费问题，开始推行有偿服务、“以文补文”“一馆两制”等“创收”措施，政府亦出台了相关政策以期既能发挥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又能缓解图书馆的经费问题[1]。图书馆业界和学界便在此情况下提出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这一命题，并在很大程度上将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等同于“创收”和产业化，希望公共图书馆能通过提升“创收”能力，摆脱经费短缺的困扰[2-3]。但“以文补文”的做法，挤占了公共空间和公共资源，有违公共图书馆公共性、公益性的本质，对图书馆精神的追求无疑也是一种悖逆，引起图书馆界的争论和质疑。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这一概念提出后，其研究一直难以深入，也难以得到业界和学界的普遍认可。文章以新时代为背景，摆脱既往研究的思维定式，从能力理论的新视角探讨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解构和培育。

1 新时代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内涵及功能定位

1.1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内涵

十九大后，“新时代”成了我国各个领域的实践热点和研究热词，不同领域对“新时代”有各自的理解。就公共图书馆而言，“新时代”起码涵括了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政治意义上的新时代，即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以图书馆为代表的文化及文化事业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4]；第二，法制意义上的新时代，即《公共图书馆法》的出台，构筑了我国公共图书馆管理、运行、服务的基本制度和规范体系[5]，代表着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进入了新的法治时代；第三，技术意义上的新时代，即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地更新迭代，它们将给图书馆的各个方面包括信息建设、内部管理、读者服务、空间构建等带来新的变革[6]；第四，社会环境的新时代，即引入竞争机制、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图书馆建设，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推动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发展[7]；第五，体系建设的新时代，即公共图书馆已经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处在由“量”向“质”的发展方向转变的关键时期[8]。

1.2 新时代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定位

传统公共图书馆的功能一般包含了文化功能、终身教育功能、社会功能、服务功能、休闲功能等。在强调文化自信、文化强国，面临万物互联、智慧互通的新时代，公共图书馆显然不能囿于传统功能，而应在传统功能的基础上紧跟时代变化进行相应的功能拓展。根据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公共图书馆应加强信息精准化功能和信息重组集成功能，以带动社会良好的信息环境；根据文化自信的要求，公共图书馆应作为学习型社会的引领者加强知识与信息素养教育的功能，强化多元分层教育，构筑“每个人都是一座图书馆”的目标，以深化公众文化认同感；根据文化强国的要求，应进一步巩固推进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强化社会教育和终身教育功能，同时相应加强科研中心功能，注重异构资源结构化开发，带动社会科技创新；根据大数据、万物互联等技术的发展，公共图书馆应加强行业深度协同共享，注重多维空间智能互联，以打造全方位泛在服务[9]。

2 新时代我国公共图书馆的能力需求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时代的图书馆都受深受时代的影响，被打上时代的烙印，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在清末民国初年，图书馆承担着有识之士“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理想；在抗战时期，图书馆承担着普及文化教育、宣传抗日救国的重要使命[10]；在建国初期，图书馆是“为工农兵服务”“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文化普及机构；在21世纪初，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机构。在接下来即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处在新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其功能定位为新时代所左右，也将面临新的使命要求。

2.1 协同合作能力需求

新时代背景下“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1]43。这就要求公共图书馆进一步提高整合能力和协同能力，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协同合作，为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供更为丰富和更为便利的选择。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们对美好的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必将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公共图书馆作为政府为保障公民精神文化生活所设置的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为社会提供高质量、高水平、普遍均等的图书馆服务是其基本职责和使命。但是，我国目前仍有部分公共图书馆既未能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服务，也未能实现普遍的、均等的服务。在强调“四位一体”、全方位发展的新时代，在文化被赋予更高地位的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和发展应有新的突破，在满足群众基本文化需求的同时要考虑群众对文化需求的多样性，实现标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要达到这些要求，公共图书馆必须学会利用和整合各种社会文化资源，与其他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一起构建新的公共文化共享平台，从而“向优质服务转变”。

2.2 转变发展能力需求

经济新常态要求公共图书馆转变发展方式和转换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言明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12]由于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以政府为责任主体，其投入受制于政府财政收入，因此新常态下政府收入增速放缓的特点必然影响对公共图书馆投入的增幅。另一方面，文化消费的需求经过多年经济增长的积累，已经到达新的高峰，且仍在不断增长并表现出多样性。但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水平仍处于生存发展阶段，满足公众文化基本需求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进行下一步突破。这样，投入有限增长和需求无限增长就构成了一对不可避免的现实矛盾。如何化解这对矛盾，使得有限的投入能最大化地满足公众的各种文化需求，是新常态下公共图书馆亟待解决的一道难题[13]。要解决这一难题，公共图书馆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亦需要“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11]29。这不但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的“投资主体”——政府在公共图书馆发展中的功能和地位将会发生变化，也意味着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模式必须变革，从单纯依靠政府外部投入向兼顾挖掘和培育自我发展能力的内源驱动变化。

2.3 竞争能力需求

引进竞争机制，推动和鼓励公共图书馆社会化，要求公共图书馆“加快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体制机制”[11]43。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的主导发展模式仍然是依靠政府力量推动，这种自上而下的驱动方式难以发挥公共图书馆内生性动力，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挖掘和培育，在现实中通常以投入增长和效益增长不相协调的现象呈现出来。以湖南省公共图书馆为例，2005—2015年间，其财力、物力投入成倍增长，但是读者流通量、书刊文献外借册次、持证读者数、参加活动的读者人次等体现服务效能的指标提升幅度非常小[14]。显然，在此期间公共图书馆所投入的资金利用效率不高、追加的支出远高于增长的效益，未能改变效能低下的情况。在政府倡导公共图书馆社会化、引入竞争机制的新时代情境中，倘若公共图书馆不改变这样的运行现状，迟早被淘汰。内部的“倒逼”压力其实早就存在，在新时代才被外部压力所激发、凸显。承受着内外双重压力的公共图书馆，该如何破解困境？重视和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化解内部压力，改善当前的运行状态，是图书馆亟需走出的第一步。

2.4 技术能力需求

日新月异的新技术不断重塑和改变着传统图书馆的生存环境，图书馆处于这一波接一波的新技术浪潮中，对其功能和服务内容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甚至超前布局。图书馆要积极利用新技术进行产品和服务的升级换代，对公共图书馆服务中的科学技术进行准确定位，既要体现其增值功能，又要突出用户本位，还要适应事业发展。这不仅关乎技术应用，更与图书馆员密切相关，只有图书馆员懂得如何善用现代技术，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在数字和网络环境下知识增值服务的能力，实现在技术革新与职业追求同步发展中，提升图书馆服务用户、服务社会的水平[15]。然而，就目前看，我国多数公共图书馆的新技术布局和利用水平非常有限。以目前最基础的数字化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例，在2018年湖南119个区县馆中，有近1/6没有电子图书，约3/5没有安排新增数据资源购置费，逾1/3图书馆网站访问量为零或者没有建设；16个市级馆中，近1/5 的图书馆网站访问量为零或者没有建设，约1/3没有安排新增数据资源购置费，约1/8没有电子图书。可见大部分基层图书馆数字资源不但匮乏，且没有相应的经费保障。这显然与当今的信息化、数字化、互联网等新技术浪潮相悖。

3 能力理论视角下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建构

关于发展和能力的关系是近几十年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发展理论家等颇为关注的话题。阿马蒂亚·森凭借在此领域的研究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玛莎·C.纳斯鲍姆的发展能力理论在学界也颇有影响。而这些新的发展观，无论是阿马蒂亚·森提出的“发展就是扩展自由的过程”[16]，亦或是纳斯鲍姆的正义的能力理论[17]，其实都阐释了发展也好，自由也罢，都离不开“能力”的支撑。

3.1 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内涵

自我发展能力，顾名思义，指的是事物依靠自己的力量促进自身发展的能力，也就是“自力更生”的能力。它具有自生性、系统协调性、持续性、内生性等特点，在强调自身基础和造血功能的同时也关注外部力量的作用，并能根据实际情况引导外部力量向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向发展，是促进事物可持续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内生性动力[18]。任何一个发展着的主体都有其自我发展能力，无论该主体是否自由和独立。对公共图书馆来说，其作为行为主体并不是独立的，其设置和运行的基础条件都离不开政府，其人员配置也受政府制约。从这个意义上看，公共图书馆似乎是没有“自我”的，它的“自我”是“依附”于政府部门的。但是，作为有自己完整的组织结构和相对完备的行为机制的行为主体，公共图书馆有不同于政府部门的发展方向，其发展目的和方向虽然是政府既定的，但决定其发展快慢、好坏的最大因素还是在于图书馆的“自我”，不能因为其“公共性”而抹杀其“自我性”。因此，自我发展能力对公共图书馆而言是必不可少的存在，自我发展能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公共图书馆发展速度和质量。

由于公共图书馆的相对独立性，其自我发展能力的生成也是有条件的。首先，其自我发展能力形成于公共图书馆出现之后，即在政府建制完成一个公共图书馆之前或者进程中，其自我发展能力是并不存在的。这不同于生物的自我发展能力。其次，在公共图书馆建成运行后，其自我发展能力存在的基础仍然是政府力量。再次，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和提升的目的对象具有多元性，既指向政府，又指向社会，也指向读者。由此看，公共图书馆的自我发展能力，应是指在政府力量的基础上，公共图书馆在运行中，不依赖政府力量而依靠系统内部实现自我发展的可行性能力。这些可行性能力构成了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体系，是其主要内容。

3.2 构建和培育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原则

构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既需要正确认识新时代对公共图书馆的能力定位和需求，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发展理念进行战略指导和实践引导，需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3.2.1 匹配性

具体指追求功能与能力的匹配性。公共图书馆的终极追求是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在新时代，这种追求转化为公共图书馆为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当新时代的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映射到公共图书馆服务上时，此时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需求会导致其衍生出不同的功能，并要求公共图书馆按照这些功能特征来发展自己，这是保证人们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需求得到持续满足的前提。同时，功能、使命、价值的实现，需要相应的主体能力支持。这就是说，要使得公共图书馆的各种功能得到实现，甚至提升和进化，需要公共图书馆的可行能力与其功能定位相匹配。这种匹配性是对新时代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所产生的公共图书馆服务需求的全面揭示，既是公共图书馆功能完善的要求，也是人们追求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还是公共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因此，功能与能力的匹配性决定着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方向[19]。

3.2.2 完善性

具体指弥补能力缺口的功能属性。如果说功能与能力的匹配性描画了公共图书馆功能与能力关系的理想状态，那么，现实状况则多以两者不匹配的形式存在，能力缺口便是对这种不匹配现实状况的揭示。一般来说，能力缺口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与公共图书馆某一功能定位相对应的功能型能力缺口，一种是与能力发展水平相对应的水平型能力缺口[19]。新时代的公共图书馆无论是功能定位还是核心业务，甚至组织结构都较以前发生了较大变化。这种变化，必然会导致图书馆“应该干什么”和图书馆“能干什么”或者说图书馆主体“有什么能力”之间有所缺失。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建构和培育，就是针对公共图书馆产生这些能力缺口的具体原因，采取相应措施缩小或者消除其能力缺口。必须指出的是，在一些公共图书馆，可能存在两种能力缺口叠加的情况，这会相应增加构建和培育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难度。

3.2.3 引导性

具体指注重发挥新发展理念的引导作用。对于图书馆发展来说，发展理念是灵魂和中心，它植根于图书馆文化，融合渗透于图书馆发展的整个过程和系统，影响图书馆发展的结果[20]。因此，发展理念最重要，明确发展理念是图书馆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21]。先进而科学的发展理念应该符合图书馆管理的基本原理、体现时代精神以及图书馆的服务宗旨[20]。新发展理念作为我国当前甚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挥棒、红绿灯，具有战略性、纲领性、引导性[22]，将其深植于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工作中，既能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指明方向，还有助于保持其战略定力，推动公共图书馆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公共图书馆在自我发展能力的构建和培育过程中，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以其贯彻始终，使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体系能够满足面向未来、面向挑战、面向问题、面向时代的需求，从而促使我国公共图书馆更好地适应“新常态”、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形成新动力[23]。

3.3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清单

阿马蒂亚·森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所涉及的因素分为物资、能力、实现—效用三个阶段和层次，提出“可行能力进路”，纳斯鲍姆在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基本可行能力清单，在纳斯鲍姆看来，“基本可行能力”是“门槛”——人的尊严，即如果没有拥有某种程度的某些能力，就不能称之为人类的生活[24]。借鉴纳斯鲍姆的基本可行能力清单，文章尝试提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基本可行能力清单。

能够可持续发展，即尽可能地生存发展下去，而不会消亡或者被取代。

能够拥有良好完备的且相对独立的组织结构，拥有高质量的管理水平和服务水平，以及得到充分的社会认可和尊重。

能够结合时代和区域环境，发掘和形成自己的特色，形成自己的文化和价值理念，并能以此指导组织管理和帮助馆员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能够积极自主地掌握和利用新技术，并以技术促进服务和管理，以技术促进实现满足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图书馆服务需求。

能够和其他文化机构积极互动，协调合作，共同搭建人们进行精神文化活动的共享平台。

能够以人为本，从读者出发，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出发拓展公共图书馆的功能和服务内容。

能够获得政府部门的积极支持，取得政府对其从经费到制度等各方面的保障。

能够与时俱进，敏锐把握时代动态，融合时代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图书馆发展中，并以此影响读者和民众。

能够面向未来，勇于创新，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的代表之一引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这是尝试提出的图书馆基本可行能力清单，但是根据纳斯鲍姆的理论，并不是说基本可行能力就是“基本生存条件”，其清单所含的比“生存必须”的最起码条件要多得多[24]。因此，这一清单是开放的，各主体可根据自身情况进行相应扩展。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清单在回答公共图书馆现在及未来应该干什么的同时，也展示了其主体在能力上“应该有什么”，从而实现图书馆功能和能力的匹配。

4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体系构建

进入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时代发展对公共图书馆有新的能力要求，而自我发展能力体系构建和提升是公共图书馆满足时代需求的最重要的内生性动力。本文认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体系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4.1 整体协调性

自我发展能力蕴藏于主体内部，由主体内部系统从主体发展的全局出发进行构建和培育，需要兼顾各个子系统或者各部分，需要统筹和协调发展系统的各种能力和功能，无论何种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体系皆具有整体协调性。公共图书馆的自我发展能力涵盖了创新发展能力、要素聚集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协调发展能力、公共影响能力等，它们之间分工明确，但是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14]。如果说创新发展能力要解决的是发展动能问题，是根；那么，公共影响能力则是其最终的发展呈现，是果；其他能力则是工具、途径和手段，是枝叶。所以说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体系具有整体协调性。

4.2 面向未来性

当前公共图书馆面向的是新时代，是全面小康社会，需要面对的情境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地发生在可预见的未来。因此，其战略规划和功能定位需要未雨绸缪，要具有前瞻性。从这点出发培育和构建的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必然要配合其战略定位，满足其功能需求，并且面向未来。

4.3 开放性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并不是封闭的、一成不变的系统。培育和构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目的在于激发图书馆系统内部潜能，通过调动行为主体的内部资源和能量，引导外部环境向有利于公共图书馆发展的方向发展，从而实现公共图书馆内外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保持开放的状态，系统才能与环境发生能量、物质交流，系统才能生成和发展。同时，时代特点、社会环境、人们的需求不是恒定不变的，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以满足人们对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标的，亦需要与时俱进，随社会变化而变化，根据时代和人民需求进行“破旧立新”。

5 结论

新时代公共图书馆的发展需要新的动力机制，而使公共图书馆的发展理论从要素论、功能论转化为能力论是可以尝试的路径，对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进行研究可以作为其切入口。本文从能力理论视角阐述了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还原其丰富内涵，构建新时代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清单及其体系构建，有助于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更好地契合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但有部分研究如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体系的完整构建问题、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评价指标构建问题、针对性地按照能力缺口原理进一步研究不同公共图书馆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方式问题等，有待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