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松林 李 臻

（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 南宁 530022）

从藏书楼到图书馆，从数字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图书馆形态的每一次蜕变都是社会变迁的结果，图书馆服务社会的方式也各不相同。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社会对高素质工人的需求大增，为弥补学校教育的不足，社会教育迅速脱颖而出，成为图书馆最重要的履职方式之一。图书馆社会教育平等、自由、开放、公益、包容的价值属性与理想追求，为图书馆博得了“人们的大学”“没有围墙的大学”的美誉。国际图联（IFLA）1975年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关于图书馆职能的理论研讨会上，将开展社会教育正式确定为现代图书馆四大职能之一。本文将从我国社会教育特别是图书馆社会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对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展开分析，以期为新时代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创新发展提供借鉴。

1 我国社会教育的肇端与图书馆事业的奠基

广义的社会教育和广义的教育无异，包含了社会生活中一切具有教育意义的活动；而狭义的社会教育实质上是由政府、公共团体或私人所设立的社会文化教育机构对社会全体成员所进行的有目的、有系统、有组织、相对独立的教育活动[1]。图书馆社会教育是从狭义角度取义，是图书馆开展的面向社会公众的教育活动。

在我国长达数千年的教育史中，官学昌隆，私塾也很兴盛，但直至晚清末年，尚未有社会教育一说。社会的经济文化特质决定了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社会教育意识与实践的缺位同当时的家国观念及教育理念是相适应的。19世纪下半叶，民族危亡之际，开眼看世界的人们认为，民智与国民性已成为落后挨打的根源，务必要迅速普遍地广施教育，改造国民。在他们开出的药方中，取经泰西诸国与近邻日本，兴办新式学校、大书楼、阅报处、演讲所等是优先方案，直接面向社会公众推行教育的社会教育思想开始萌芽，社会教育逐渐被国人所了解、接受。1902 年7 月，《教育世界》第29期刊登了日本利根川的《家庭教育法》，其中出现了“社会教育”这一名词[2]，“社会教育”一词及思想被引入我国。自此，大量社会教育相关的理念、方法、实务研究开始起步，各种官府、士绅、教会、实业家单独或联合兴办的社会教育机构及相关行业组织迅速发展，成为中国社会改造和变法图强的重要工具，并发展出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教育实践和研究成果。

现代概念的图书馆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社会教育为主要职责[3]。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诞生与社会教育几乎同步，天然地蕴藏着社会教育不足的原因和补足社会教育缺漏的目的。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洋务运动宣告失败，中国社会掀起步武东瀛、以日为师的社会思潮。在此背景下，为实现“变法图强”的目的，“书藏遍设，报馆遍开”[4]之宏愿经维新派及部分封疆大吏的推动和实践，图书馆事业遂成与新闻报馆、学校并列的培养人才的三大措施之一，被清政府纳入新政予以推广。而林则徐首译之“书馆”一词亦借道日本“出口转内销”引入国内[5]12，图书馆（藏书楼、书馆等）亦渐成社会教育之最重要机构。1904年，官绅合办之湖南图书馆正式成立，“以保存国粹，输入文明，开通智识……为主义”，明确规定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和公共性质[5]58，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由此发端。1910年，清政府颁布的《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第一条规定：“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通才，以备硕学专家研究学艺，学生士人检阅考证之用。”[6]该章程的颁行，宣告我国图书馆“官制”的确立，20世纪初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持续近20年的公共图书馆运动。自这时起，中国图书馆事业逐步接轨、融入世界图书馆事业发展，而开展社会教育也从此正式被确立为我国图书馆的主要职能。

虽然社会教育长期与正规/非正规教育、正式/非正式教育、校外教育、社区教育等概念暧昧不清，但是回顾事业诞生之初的历史可以发现，我国图书馆事业从一开始就没有拘泥于概念，而是坚定地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民众的需求开展社会教育实践，提高国民素质，启发人们对周边世界和社会现状的认知，推动国家发展乃至社会革命。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从孕育阶段就具备的社会教育特质，以及后来在长期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持之以恒的发扬光大，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凝练出了鲜明的专业特色和独特的行业精神。也因此，可以说，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确立和发展，与我国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的历史是同步的、相互促进的，没有社会教育职能，就没有中国图书馆事业。

2 我国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历史逻辑

晚清末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国难当头中缓慢起步，西方图书馆思想和经验的传入，给急于找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官僚士绅阶层以极大的启示，作为开启民智和施行社会教育的良方，各类图书馆在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下正式登场。“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梁启超疾呼“大开便殿，广陈图书”，将“藏书”列入“兴学校”和“办学会”的任务之一[7]。1900年前后，皖绅何熙年倡导创办皖省藏书楼，以求“多储经史，以培根本，广置图籍，以拓心胸，旁及各报，以广见闻”。绍兴徐树兰“举其累世之藏书，楼以庋之，公于一郡”，筹设古越藏书楼，“以备合郡人士之观摩，以为府县学堂之辅翼”，“为造就人才之一助”。1906年，中国第一个官办公共图书馆章程《湖南图书馆暂定章程》颁行，亦特别重视和强调图书馆在新式学堂教育中的作用。1909年，作为国家图书馆的京师图书馆正式成立，即在《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同行章程》中确定“广征博采，供人浏览”的宗旨，将开放作为图书馆的基本工作理念和要求。可以说，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产生之初，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与社会教育不可分割的态势，中国近代图书馆承载着广泛的“启民智”的社会教育功能[8]。这一时期，虽然这些不同类型的图书馆的创办经历各有千秋，但大都在“中体西用”视野中作为启发民智、造就新民的重要事业和设施，与同期推行的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推广识字教育[9]等教育改革紧密配合，成为施展社会教育的重要工具，客观上奠定了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观念和实践前提，并在制度设计中进行了初步探索。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正式建立，政府教育部设社会教育司，专司图书馆、博物馆事。当时，社会教育已经形成了一股教育思潮，“清季以降，教育始终被各界公认为救亡振兴的不二法门，成为社会关注的中心”[10]。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的战乱不休，逼迫社会的教育观念转入务实，教育资源的稀缺和社会民众的普遍贫穷状态，倒逼教育方针从以“学校教育”为主导向“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重”转化。一时间，有识之士纷言社会教育，主张依托社会这一广阔的舞台向民众传播新知识，唤醒民族精神，以补学校教育之局限与不足[11]。这其中，尤以图书馆为最重要之社会教育机构。如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12]认为“教育并不专在学校，学校以外，还有许多的机关，第一是图书馆”；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校长沈祖荣也指出“学校外之教育机关甚多，其性质属于根本的，其效果属于永远的，莫如图书馆”[13]。革命先驱、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14]170认为“现在的图书馆已经不是藏书的地方，而为教育的机关”，且“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知名社会教育学者马宗荣[15]认为，图书馆属于社会教育事业的一部分。正是自民国建立开始，图书馆被视作社会教育职能机构纳入政府部门序列进行管理和支持，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也在中国第一次公共图书馆运动中被迅速发扬光大。在整个民国时期，虽然历经14年抗日战争的摧残，图书馆事业遭遇毁灭性打击，但在此期间，图书馆社会教育被纳入政治制度体系一体设计和整体施行，有了政治和制度保障的图书馆社会教育全方位展开，相关研究和实践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绩。不但发展各类图书馆（含民众教育馆、通俗图书馆等）并依托其广泛开展社会教育的方针在民国政府施行的平民教育、民众教育政策当中屡有体现，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功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区、边区和解放区政府开展的工农教育、抗日与革命宣传活动中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发展图书馆事业更成为不少知名学者与社会名流推行乡村建设和乡村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在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中华教育改进社、中华图书馆协会等民间教育及文化团体的推动和促进下，得到部分庚子赔款退款资金支持的图书馆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图书馆社会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整体上看，民国期间我国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学术性、专业性、实践性得到进一步加强，社会教育成为图书馆最重要的服务职能和最主要的服务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了旧社会遗留下的图书馆迅速加以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教育部取消了社会教育司的设置，图书馆归口管理部门也从教育部转移到了文化部，但各图书馆从清理整顿图书文献资源入手，融入改造旧社会的洪流，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迅速发扬光大。1956年，文化部召开全国图书馆工作会议，着重讨论图书馆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作，并针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规划交换意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地区中心图书馆制度和文献资源调拨机制。图书馆事业迅速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发展高潮，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也随着消除文盲、推广简化字等运动得到充分的发展。经历“文化大革命”前后近20年的曲折低迷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开始，我国图书馆社会教育工作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引下，各图书馆广泛开展服务经济和支持科技创新的相关服务，为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和学历教育辅导提供全方位的支持；90年代，作为实施“知识工程”的主力，图书馆牵头送知识和技术下乡，面向基层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为改变我国乡村经济文化教育的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文化惠民工程的逐步推进以及免费开放政策的落实，我国图书馆开始更加深入地参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出丰富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引领全民阅读向纵深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图书馆更加主动地承担起服务社会的职责，开创性地开展社会教育服务工作，以丰富的内容、多元的形式和过硬的服务品质彰显了其核心价值和教育职能，赢得了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

我国图书馆履行社会教育职能走过的曲折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表明，“图书馆只有建立最广泛的社会联系，自觉承担起社会教育的职能，才能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16]。2018年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公共图书馆是开展社会教育的公共文化设施，这是我国图书馆立法史上的第一次，势必为我国图书馆扎实开展社会教育实践和创新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3 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理论逻辑

从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确立的思想渊源看，近代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的传播，以及人们争取社会平等和基本人权的理论准备与斗争实践，是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先声与思想基础。近代图书馆事业首先从英美兴起，虽然与这两个国家率先进入工业革命阶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理论上溯源，则更多与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对宗教精神控制的瓦解有关。古登堡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使“世界的知识生活也因此开了一个新局面，知识的传递不再是限于一人传一人的涓滴，而成为能传布千人万人的洪流了”[17]。但直到宗教改革和资本主义理性的兴起，才逐步打破了教会对传授知识和贡献知识的垄断状态，社会知识话语体系和知识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变化。近代图书馆事业是资本主义兴起初期资产阶级反对教会、皇权和贵族统治的重要武器，为资产阶级争取社会文化权力、构建新的话语体系打开了突破口。“图书馆作为更为自由的社会知识机构，其出现本身就是社会知识权力再分配的结果。”[18]同时，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发展也是机器大革命时代普通劳动阶层追求平等、公正、开放的教育文化权利的结果，并获得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认可。图书馆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教育文化基础设施与保障平等权利的社会机制，不但促进了人们学习知识和接受教育的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而且在社会民主、平等、包容、开放理念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成为社会人文精神和核心价值的重要体现者。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丰富实践，也在服务社会大众的过程中夯实了图书馆事业持续繁荣发展的基础。

从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使命担当看，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流动、保障社会公平是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三大目的。首先，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目的“不在培养一二学者,而在教育千万国民, 不在考求精深学理, 而在普及国民教育”[14]169，当以提高国民基本文化、科学和技能素养为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带来了职业技能训练的新任务。职业和工种的分化，必须通过学校以外的其他途径来满足成人群体对职业发展所需新知识和新技能的需求，图书馆责无旁贷。其次，随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之余的自由时间延长，劳动者工作之余拥有更多的时间用于提升自己的非工作性技能与知识，并由此获得改善生活或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社会地位的机会，为社会结构的改善和社会阶层的更替流动奠定基础。因此，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第二重作用，是通过改善公民个人的生存状态继而促进社会的人员流动与结构优化。最后，图书馆社会教育在更大范围和更高品质上保障社会公平。作为一种社会机制，图书馆平等、自由、共享的基本属性赋予了每个社会成员平等自由地从中获得教育资源与受教育机会的权利，图书馆可以通过社会教育的形式促进教育公平，增强个人的发展潜力和社会的活力，推动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特别是针对偏远山区，图书馆公益性的远程教育、流动图书馆、图书邮寄借还等社会教育活动，有效弥补了整个教育体系的不足。

从图书馆社会教育的运行机制看，来自社会和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双重需求是图书馆社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需求是图书馆社会教育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因。“图书馆活动的目的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满足读者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满足读者需求实现社会对图书馆的期望和自身价值的体现。”[19]从社会（读者）需求看，近代图书馆自诞生以来，满足读者的知识学习、素养提升、技能训练、社会交往、文化休闲、个性发展、自我完善等需求就一直是图书馆社会教育工作的主线。图书馆社会教育也适应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大众学习特点和读者基于不同需求层次目标形成的个性化学习要求，发展出了许多不同的社会教育方法、工具、模式等。从图书馆社会教育本身看，社会教育为图书馆服务读者和社会提供了最广阔的空间，是图书馆联系读者和社会最主要的方式。履行社会教育职能是图书馆对社会发展、信息公平和公众素养培育所承担的公共责任和社会义务[20]。反之，社会教育也是图书馆彰显存在价值和体现功能定位的基本方式，图书馆的公众形象和品牌价值有赖于社会教育的成功实践。

从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理论品质看，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是图书馆社会教育理论的鲜明特色。社会发展尤其是技术进步为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理论创新准备了新的社会环境条件与思想基础，人类学习需求和方式的变革牵引着图书馆社会教育理论与实践不断推陈出新。自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确立以来，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理论研究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汲取营养，积极跟进和推动自身技术、方法和服务的理论创新。新技术、新理念推动图书馆转型发展的速度进一步加快，图书馆社会教育也在不断调整自身的定位、方法、目标等，以迅速适应新技术环境下学习的新特点和社会大众对社会教育的新需求。特别是在终身教育时代，“社会教育从以往的空间概念扩展为时间上的终身性和空间上的社会性相结合的时空性概念，在终身教育体系下逐渐摆脱附庸地位，具有了独立地位，成为整个终身教育体制的‘火车头’”[21]，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研究领域和方法将进一步扩展。图书馆社会教育在降低文盲率、普及知识、提升素养、提高技能、缩小社会技术差距、消弭数字鸿沟、提高数字化社会生存能力、促进社会包容等方面的实践，为图书馆社会教育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对象和实践基础，也为图书馆社会教育理论成果开辟了广阔的应用空间。

理论的魅力在于为实践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发展预期。追寻图书馆和图书馆社会教育发展的理论根源，对于理解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丰富图书馆和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理论内涵，将为图书馆事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续发展提供重要指南。

4 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的实践逻辑

图书馆社会教育天然有着强烈的实践性。19世纪中期，美国波士顿公共图书馆的建立和英国《公共图书馆法》的颁布标志着以帮助社会公众普及知识、学习知识、提高技能为目的的图书馆作为一项社会公共事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兴起。作为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其社会教育职能发展迅速，为普通公众提供丰富多样的公益性非学历教育服务，进一步扩大了图书馆在全社会的影响。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社会教育职能，更是从近代图书馆诞生伊始即与改造国民、开启民智、普及教育的实践融为一体，在推动中国社会改造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图书馆提供的文化传承与社会教育服务，使社会公众有了便利地获取和利用信息的机会和渠道，为其深化知识学习和提高劳动技能奠定了基础，在提高收入、增长智识、扩张视野、启发创新等诸多方面带来帮助。同时，图书馆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持。图书馆社会教育带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知识创新能力的增长，直接推动了社会生产效率和能力的迅速攀升，促进经济繁荣增长和社会结构优化，使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图书馆事业在理念和实践上的不断进步、图书馆社会教育卓有成效的工作成绩为其树立起了社会文化教育主要阵地的品牌形象。

面向社会发展前沿，对接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对标人们文化教育需求，主动推进图书馆社会教育内容与服务创新，是图书馆社会教育职能在发展中不断得到社会大众认可的根本保障。实践中，图书馆作为平民学习文化、查询信息、接受教育的专门机构，以收藏、整理、流通、开发文献为专门职责，同时实际上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之外承担起了教化社会民众的重任，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力量乃至主要行动者，为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推进教育、争取人权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图书馆事业发展初期，囿于文献收藏数量和种类稀少、经费投入和人手配备紧张等原因，图书馆面向社会公众的开放程度非常有限，不得已采取收费阅览、凭证借阅、限额开放等限制措施，集中精力开展有限的社会教育服务。随着办馆条件的逐步改善和人们利用图书馆的需求扩大，图书馆事业开放的步伐越来越快，图书馆提供的服务更加丰富，门槛进一步降低。图书馆逐步取消了收费、凭证阅览等对读者经济和身份方面的限制，推出了巡回文库、流动借阅、邮寄借还等新型服务，甚至探索实行24小时服务，大大扩展了图书馆社会教育服务的时空范围。而电子图书馆、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等新型业态的出现，光盘、数据库、VR资源等非纸质文献的发明，使图书馆社会教育的技术条件和载体形式更加完善，相应的服务方法和模式也在不断演进。

科技进步驱动图书馆社会教育实践不断提档升级，从理念、资源、方法、平台等多个方面为图书馆社会教育提供外部动力和支持。图书馆社会教育主要面向普通公众，他们量大面广，知识学习和信息素养能力相对偏低，能整合的资源相对有限。尤其是青少年、老年人以及低收入群体等社会弱势群体，面对新的知识形态及其所依赖的技术环境，表现出较强的不适应性和学习困难。同时，图书馆开展社会教育的工作人员本身的教育专业知识和技能素养不足以完全应对读者多样的教育需求。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对象特征和自身特点决定了其服务的局限性，通过技术引进克服自身能力与外部需求之间的矛盾是图书馆社会教育的自发选择和主要手段。借助现代科技应用，图书馆社会教育实践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一是建立标准并提供相应的标准化产品以提高服务的效率，比如建立文献著录标准、图书分类标准、视频制作标准、信息检索标准等等；二是通过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方式优化事务性工作管理并节省读者的时间，比如推出业务自动化集成系统、数字图书馆平台、虚拟网络共享空间等等；三是开发适合图书馆的新型教育资源、教育模式直接促进社会教育的实施，比如语音、视频、VR、AR资源等；四是提供教育工具和环境以改进教育手段，提高教学和学习的效率，比如幻灯片、沉浸式教学系统、在线学习平台等。

人文精神是图书馆社会教育实践能抵御各种内外干扰的内在根本原因。始终坚持弘扬平等、自由、开放、公益、包容的图书馆核心价值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信息服务的使命担当，是图书馆迎风破浪直面挑战的底气和底色所在。教育是做人的工作，正是因为图书馆主动将育人理念主动融入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实践，将其与图书馆对社会的人文理想与关怀行动对接，在教育资源、方法、工具、模式的选择应用上恪守教书育人的原则要求和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追求，图书馆社会教育才能在任何时代都始终昂然自立、独领风骚。人文精神驱动图书馆社会教育，主要从原则、目标、方法上为其提供支援：一是坚持向善向上的教育理念，按照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抓好文献信息资源与阅读指导服务，培育公民的高尚品格和独立人格；二是平等对待每一个读者，尊重读者个性发展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化服务，激发每个读者的学习兴趣和潜力；三是引导读者开展自主自助式学习，依托强大的资源、空间和馆员专业服务优势，引导和培养他们的独立意识与探索精神；四是开设丰富多样的群体性教育教学活动，组织实践锻炼，锻炼读者的群体意识和合作能力，塑造现代社会公民基本精神。

技术进步和人文精神是驱动图书馆社会教育实践的两大支柱，也是图书馆社会教育实践性的一体两面。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图书馆社会教育的实践，必然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技术进步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外形与内涵，教育空间的泛在化、教育目标的多元化和教育管理的自主化趋势必将推动图书馆社会教育实践新的一轮创新发展。

5 结语

我国图书馆社会教育走过了光辉的历史，在坚持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凝练起了中国图书馆的鲜明理论品格与独特品牌价值，在社会教育体系中争得了重要地位。新的时代，技术进步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在推进，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社会大众的学习需求更加丰富多样，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也在不断变换，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使命担当没有变。图书馆社会教育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弘扬图书馆核心价值理念，坚守社会教育主体的身份与行动自觉，主动承担社会教育责任，不断夯实自身行为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图书馆社会教育要继续果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坚持教育本色和服务特色，突出多样性和泛在化的优势，向社会宣介和推广图书馆社会教育的特殊性与必要性，争取社会的更大支持，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以知识为中心的学习方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发展需要，学习越来越呈现出实践性、情境性和个性化的特征[22],主动适应教育和技术变革的图书馆社会教育，在新的时代必将有所作为，且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