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荣贤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书目又称目录，它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1]这个定义集中体现了目录的工具论定位。工具论以效率为导向，具有“面向未来”的特点，当一种新的工具手段出现，就会义无反顾地取代旧工具。就此而言，在当今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语境下，现代西方目录学也正在被数据库、局域网、本体、主题图、知识网络、搜索引擎算法排序等新技术所取代。古代目录学的“没落”源于近代，以杜定友“中国无目录学”[2]和“中国无分类法”[3]12的论断最为振聋发聩。究其原因，正在于作为“他者”的西方目录能够提供更为高效的检索功能。

然而，古代目录是一个汇集工具、学术与信仰的统一体系，正如清人章学诚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4]从工具论的角度来看，作为“部次条别”的技术被西方以检索效率见长的书目工具所取代是必然的。但技术视角只是在常识的维度上认识古典目录，中国古代目录另有学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与信仰（“道术精微、群言得失”）层面上的内涵和价值，这是西方目录无法取代的。只有从学术与信仰的高度查找支撑目录表层技术背后的精神观念，才能把握古典目录的本质，揭明古代目录在当代的存在合法性。

1 中国学术史的书写现状

中国学术史研究可以追溯到《庄子·天下》《论六家要旨》等文篇对诸子学史的总结。《史记·儒林列传》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总结经学历史，成为后世僧人传记、禅宗与灯录体学术史著述的前驱，并影响到朱熹《伊洛渊源录》以降的学案体。嗣后，周汝登《圣学宗传》、孙奇峰《理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等学案体著作大量涌现，成为学术史书写的主流体裁。总体上，这批成果以单篇专论、笺证疏义、读书札记、传承表等为形式，围绕人物、学派为中心梳理某一门类的学术史，往往重视人物行实而近同于史传，强调学派差异而忽视融通。上述成果一般都聚焦于某一学术门类，实际上是专科学术史。例如，《论六家要旨》是诸子学史，《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梳理医学简史，《明儒学案》勾勒明代儒学史。

近代以来的学术史书写肇始于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相关篇什。此后，严复、王国维、章太炎、陈寅恪、胡适、刘师培、傅斯年、钱穆、张舜徽等近现代学者以及李学勤、姜广辉、陈其泰、张立文等当代学者皆有令人瞩目的学术史著述。这批成果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虽超越专科局限，但仍“限于人文科学之内，即纳入学术史的内容实际上已不同于一定时期内‘学术’的内容”[5]。如张林川《中国学术史著作提要》“从浩如烟海的古今文献典籍中选取历代学术史著作150余种”[6]，不仅不含科学史，文学史亦见摒弃。该类著述在形式上参照西方的章节体，在内容上受制于西方学术范式，中国学术被解构到了西方的学科化谱系之中，未能依其自身的面貌而得到认识。例如，常乃德《中国思想小史》以思潮和问题为章节，强调学术思想的“后出转精”，实际上接受了西方式的单线发展的学术进化论。又如，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将先秦诸子争鸣称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全盛时代”，指摘汉武帝后的“独尊儒术”导致“一尊定而进化沉滞”，认为“吾中国学术思想之衰，实自儒学统一时代始”[7]，实际上是接受了西方反对学术一统而主张学术自由的观点。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学术史主要被“定位在学术宗旨和源别派分上，因而以‘目录体’或‘学案体’为其表现形式”[8]。借助于古典目录研究传统学术，也是学界长期关注的话题。

首先，从理论上确认古典目录的学术史本质。以余嘉锡《目录学发微》为代表的目录学论著，多祖述章学诚《校雠通义》，从理论上强调古典目录不仅是“著录部次之法”，亦旨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杜定友断言“中国无目录学”和“中国无分类法”，一个重要证据即是“古之言类例者，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三致意焉，而于图书之应用未尝及也”[3]12，反证究心于学术考辨正是古典目录学的职志所在。

其次，在实践上借助于目录揭示具体学术内容。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日本兴膳宏、川合康三《隋书经籍志详考》等成果重在细节考订，如根据《晋中新簿》及《七志》并无其注，证明《通俗文》非东汉服虔所作。徐有富《目录学与学术史》以《汉志》等9部重要目录为对象，分析类目设置或分并改隶与学术现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如《隋志》“谱录”类的设置与六朝门阀制度有关。

最后，梳理某一学科门类的学术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杨雅筑《〈四库全书总目〉诗话提要述评》、日本近藤光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唐诗集的研究》等论著多聚焦于某一门类或学科之史，重在以目录作为史料襄助专科学术史的书写。何宗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官学约束与学术缺失研究》，实际上也只局限于明人别集。

上述成果或重理论分析，或重微观学术与专科学术史的创获，范围上未能通观整体学术流变，也缺乏目录与目录之间起承转合的分析，未能梳理出传统学术的长程发展之史；理念上，只是将目录视为学术史书写的材料，而没有认识到目录本身就是学术史的书写者，缺乏古典目录如何书写以及书写了怎样的学术史的理论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从四部之学”入手分析古代学术的谱系变革，但其目标不是要解读古代学术，而是揭示古代“非学科化”的学术是如何走向现代“学科化”学术的。

2 古代目录的学术史书写

古代目录学术史书写的具体内容涉及“怎样书写”的方法论、“书写什么”的本体论和“为什么书写”的目的论。

2.1 方法论：学术史的书写机制

与“直接”摅论的学术史论著不同，古典目录是通过文献考订和分类整理“间接”书写学术史的。文献整理是形象寄托，学术史梳理才是旨趣攸归。首先，通过著录范围确立主流知识的边界。如《总目·凡例》既重视“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斯协‘全书’之名”；又强调“辨厥妍媸，严为去取”以澄清学术史书写的对象范围。其次，通过著录、提要“考校原书，详为厘定”，审核“每一书”的作者、内容、篇卷、真伪等细节；再次，通过分类将“每一书”组织成类别化的“群书”，并配合类序、案语揭示各门类学术发展之史；最后，通过总序、凡例、乾隆皇帝上谕等，在“全书”的高度梳理“天下”学术的演进脉络。由此，古典目录的文献整理之“术”上升为学术史梳理之“道”，表象的文献结构直接对应于深层的学术史体系。

2.2 本体论：学术史书写的具体内容

古典目录既勾勒各门类学术史以“尽精微”，又贯通整体学术流变以“致广大”，相对完整地呈现了古代学术发展的历史。

首先，以类名为标目揭示各门类学术史。不同层次的类名，代表各门类学术的细分程度，也是古典目录学术史书写的基本单位。如《汉志·兵书略》将兵书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4小类，每小类都以时为序著录文献，呈现学术历程；再通过类序操觚发论，从“盖出古司马之职”述及“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最后“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勾勒“兵书略”的学术简史。在具体梳理中，古代目录还特别关注学术史上的主要节点和转型嬗变。如《四库总目·经部总序》“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重点围绕“六变”展开经学史的论述。《易类序》则以“两派六宗”为框架，揭橥易学史上的主要转型环节。

其次，通过分类确立“群书”结构。类目的宏观规划和细目的清晰厘定，旨在将类名所反映的“专科”学术史组织成基于“群书”的“群学”体系。如《隋志》承绪《晋中新簿》将“史”上升为一级类目，且改“子史”为“史子”以突出“史”的地位，又列“霸史”从而在维护“正史”正统地位的前提下突出地方割据政治的史实；专辟“杂传”从而将“史”的范围从帝王将相的政治中心延伸到社会精英阶层。又如，《总目》史部15小类各有历史源流，但又以“正史”为“大纲”，以“编年”“别史”等为“参考纪传者”，以“时令”“地理”等为“参考诸志者”，以“史评”为“参考论赞者”；而“纪传”“诸志”“论赞”都直接映射正史的内部结构，从而关联整个史部体系。《史部总叙》“正史体尊，义与经配”，则勾连了正史与经的关系。

最后，通观“天下”学术的意义关联及其整体流变。古典目录既梳理各门类学术史以“达一宗”，又揭示整体学术流变以“明大势”。如《汉志·总序》以“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开篇，把“天下”学术从宏观上厘为二系：一是孔门儒学的“微言大义”，二是孔门以降不复仲尼法度的大义“乖绝”。而孔门儒学“游文于六经之中”，二分体系遂可置换为“六经”与“非六经”，这也是“艺文志”中“艺”与“文”的分别。后世“经籍志”中的“经”即“艺”、“籍”即“文”，实际上继承了“艺文志”的二分体系，也回应了如何在持守艺（经）学术标准的前提下，正确认识文（籍），以维系整个学术体系的连续性与动态平衡。同样，《四库总目·经部总叙》“经禀圣裁，垂型万世”“盖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用明确的话语揭明“经”在华夏文明体系中的本原地位；“所论次者，诂经之说而已”，则确立了“经学”反复重演“六经”本原的学术特征。这就将“学术”从历史的梳理转向哲学的辨析，揭示了古代学术的总体精神格局。

2.3 目的论：建构学术秩序

古典目录通过对文献的分类整理，考察学术谱系的历史进程，并在历时性梳理中“为学术立法程”（姚振宗语），避免学术陷于无度和失序。例如，《汉志·儒家小序》在论述儒家的源起（“盖出于司徒之官”）、职志（“助人君顺阳阳明教化”）、特点（“游文于六经”“留意于仁义”“宗师仲尼”）、成就（“于道最为高”）的基础上，用一个“然”字转笔，重点强调儒家末流（“惑者”）违离儒家原旨而误入歧途。“然惑者”是转折的关键，也体现了《汉志》小序的行文体例，如《道家小序》“及放者为之”、《阴阳家小序》“及拘者为之”、《法家小序》“及刻者为之”、《名家小序》“及譥者为之”、《墨家小序》“及蔽者为之”、《纵横家小序》“及邪人为之”、《杂家小序》“及荡者为之”、《农家小序》“及鄙者为之”等等，皆旨在判定什么是“正确的学术”、什么是“不正确的学术”。这就从学术之“史”的梳理转向非时间化的变中之不变的学术秩序建构。同样，《总目》明确提出“源流正变”的观念，在把握“源”“正”学术标准的前提下，既认可“流”“变”的合理存在，又要求“流”回归于“源”，从而使“变”回归于“正”，最终为“天下学术”立则。显然，古典目录在梳理学术源流的基础上建构学术秩序，不仅揭明现实的学术“是什么”，还提出理想的学术“应该是什么”，从而将时间矢量的脉络勾勒转进为共时层面的观念呈现，完成了对学术的反思。

3 目录学的学术史价值

由上文分析可知，古代目录表面上是文献考订和分类整理，本质上是学术史表达，具有超越古代学案体和近现代章节体的独特价值。

首先，以文献为本位，避免“观念先行”。中国古代学术主要记录和反映在文献之中，而学术史研究本质上是对“学术”学理性、系统性与内在逻辑性的再认知。这种再认识，虽然最终将抽象、归纳出规律性的认知或条例，但不能离开作为学术载体的文献。例如，近现代文学史秉承西方理念，强调个性解放与文学的大众性，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在古代“诗教”理念下属于卑品的体裁，其地位都得到了人为的提升。但《总目·集部·词曲类序》曰：“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然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莫知其然。究厥渊源，实亦乐府之余音，风人之末派。”馆臣以现实的文献为本位，揭示文学史以“诗教”为圭臬“层累而降”的现实，超越了基于先验的西方理论䌷绎的结论。又如，通过《汉志》“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的著录，才能揭示“《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等文献的具体情况，考见《尚书》的流传、今古文异同、注释体例的多样化（包括章句、解诂、说义、传记）等学术内容，避免从意义期待入手刻意剪裁甚至篡改史料，确保文献整理的形象寄托和学术诉求的深层内涵之间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达成目录与学术的圆融对读。

其次，面向天下文献，回避了专科学术史的碎片化。以《汉志》为代表的史志目录和以《四库总目》为代表的官修目录，大多“范围方策而不过”，甚至“宫殿疏”“相宅相墓”等冷门绝学亦被网罗，确立了“范围天下”的学术史边界，从而也超越了学案体和章节体的专科范围，避免了专科学术史的碎片化。在古典目录中，每一个类名都是一个学术史书写的独立单元，重在“依时为序”揭示该类文献发生、发展的演化，实际上是从纵向之“史”的角度建构学术的动态发展及其演变规律，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同时，不同的类名之间注重横向的旁通关联，从横向牵连、彼此依存的角度建构学科门类之间的意义结构，具有整体性的特点。由此，各门类学术在纵横贯通的学术网络中各有攸归，文献的机械物理结构提升到了学术史有机体系的高度。

最后，历代史志目录形成系列，呈现学术史书写的连续性。中国古代史志目录包括以《汉志》《隋志》为代表的7部正史艺文或经籍志以及后人补辑的《后汉书艺文志》《三国艺文志》等约76种；明代《国史经籍有志》等国史“志”6部；政书“十通”中的《通志》“艺文略”系列和《文献通考》中的“经籍志”系列计7部。这批书目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于前后继踵形成系列，从而也确保了学术史书写的连续性。总体上，古代目录的学术史书写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如朱彝尊《经义考》、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皆设“四书类”，但强调其义理性；《总目》亦设“四书类”，但强调“务使不失其真”，价值诉求必须基于事实性的知识。两者的差异在于，前二种书目从价值论上言说，而不作事实性的知识推导；《总目》则从知识论上立论，强调从事实到义理的因果关联。这样，在个案分析代表性目录的学术史具体内容、方法路径的基础上，通过梳理历代重要书目对学术谱系的结构调整，就能整合出古代学术发生、流变的清晰脉络。

显然，从古代目录出发研究古代学术，将获得学术史研究与目录学研究的双重创获。

一方面，改变现有学术史的书写方式。古典目录以文献为本位，在文献整理中反思记载于文献中的学术流变及其观念旨趣，超越了学案体或章节体从某个预设的先验理论出发“演绎”学术的学术史书写模式，有助于建构符合中国古代思想原义的学术史书写范式，更化迪新当代中国的学术创造。综合性目录网罗“天下文献”，在旁通关联的类别设定中致力于对“天下学术”的通盘考察，从而在总体系的意义关联上完成对学术整体性演化的勾勒，也超越了学案体或章节体学术史书写的专科性与碎片化，有助于还原古代学术史的完整图像。诚然，正像古代学案体和近现代章节体的学术史书写未臻完善，单纯从目录入手的学术史梳理亦堪称得失参半。首先，目录通过文献整理之“此”表达学术史之“彼”，不免“拘拘于数度之内”，目的与手段多有凿枘。如《汉志》“《春秋》分为五”，但因“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而实际只论及左氏、公羊、谷梁三家，未能反映“春秋学”的历史图像。其次，目录是特定时期内文献的后续总结，往往不能及时反映学术史的动态变化；“以文献整理为基础”的逻辑前提也导致目录的学术表达不够直接与清晰。但在学案体和章节体成为主流体式的今天，尤其需要彰显目录在学术史书写中的价值。

另一方面，基于古代目录的学术史研究，能够将古典目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内涵系统而清晰地揭示出来，改变那种认为抓住了目录的形态特征和外在规则就抓住了其本质的认识。古典目录不仅确立了操作性的文献整理标准，还创造了一个关乎“学术”的思想体系。古典目录的文献工作背后是学术工作，学术工作也是文献工作的指导和意志体现。它对单纯文献组织和检索的超越，有助于解构和重塑当代图书馆的思想观念：图书馆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业，责任重于事功应成为图书馆的精神勖勉。

总之，古代学术与古典目录密切相关，学术因目录而得到合理解释，目录因学术而彰显本质。从目录上说，郑樵“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都提示：超越表象的文献整理，追求深层的学术表达，是古典目录的核心特征，也是评价目录质量的依据；就学术而言，六经皆史、诸子出于王官、“小学入经，其目有三”等学术史上的主要范畴和核心命题都源自目录，学术结论也只有获得目录确认才能成为共识。中国古代学术史的完整体系是由目录确立的，目录的体系性决定了它对学术秩序建构的权威性，接受一种目录就是接受一种学术秩序。